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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考察了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以及他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将俄国革命合法化的方法，展示了列宁的革命实践如何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俄国并以之为前提。对列宁的现有解释是政治的、哲学的和心理学的。本文对列宁的革命理论进行了阐释和评估，最后讨论了他的方法在当今时代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正如汤姆·洛克莫尔（Tom Rockmore）所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政治进程只提供了一个非常初步的、令人不甚满意的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将英国和德国的经验作为主要参照对象，而列宁则基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社会的观察，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行动结合了起来。通过扩展马克思的方法并将其明确地与俄国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明显的分野。

　　列宁认识到历史细节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在经验可验证的事实而非先验推理的基础上进行概括的必要性。例如，在讨论战争的性质时，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他是一名认真研究公众投票行为和罢工统计的理论家。他还通过研究各种党报的发行量来衡量它们的影响和受欢迎程度，并据此估计工人阶级对民粹派的支持。

　　列宁依靠历史唯物主义提供行动的目标和手段。就政治实践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言，他的方法是目的论的。这必然把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当作是行动的第一步。与列宁不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学者秉持“道德中立”观念，认为社会科学家应履行如下职责：对不同条件下的行动的可能后果进行分类、解释和说明，即“把行动类型分类当作解释行动的实际过程的工具”。但列宁要求，行动者应该具有一种根据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而形成的政治信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任何特定形式的实践都只有有限的适用性：这种实践在历史的变化、新的洞见、新的知识面前变成了多余而无用的知识；理论在其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就必须被取代。列宁试图设计一种实践来推进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的理论具有目的论的先见之明：人类的行动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前提的。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对此中肯地指出：在列宁的政治和经济著作中，“我们可以从中研究行动中的、‘实践’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成为政治、政治行动、政治分析和政治决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分析同俄国社会学、资本主义地缘政治、领导和行动的政治融合起来。

　　列宁使用四个实质性要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构成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第一个要素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提出的思想，即资本主义的综合的和不平衡的发展思想；第二个要素是一个政党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所体现的领导和动员过程；第三个要素是帝国主义理论，它描述了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阶段；第四个要素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夺取政权的手段。这些要素是列宁依次提出的，因而人们在列宁的著作中找不到对它们的综合性论述。他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地方，就在于他把政治经济学同地缘政治和对俄国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认识结合起来。他是一位创新性的历史和比较社会学家。他指出，不应当孤立地思考事实，事实不应当被当作个别“实例”，而是应当通过联系来把握。他还补充了政治行动的维度：社会主义政党不仅是倡导革命、还是制造革命的政党。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最发达阶段，经济矛盾才会导致其崩溃，随后（或同时）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对于列宁来说，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是由不同的、相互联系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国家形态构成的。在资本主义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列宁的结论是，世界资本主义最脆弱的地方是在它的最薄弱的环节上，而不是它的最发达的经济形式中。他认为，由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不会自发地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因此，要使俄国社会走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水平，以政党为中介的人类行动是必要的条件：首先推进到资本主义，然后再推进到社会主义。列宁把革命重心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经济矛盾转移到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运动中的社会阶级矛盾。他补充了一种社会学批判：从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分层的分析中，他推断，在正确的领导下，他们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

　　列宁的观点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前资本主义和被殖民国家的立场的重大转变。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从工业化的西欧转移到了半边缘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列宁将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之上。他认为，虽然历史发展遵循一般规律，但它并不会预先判断发展的形式或顺序。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将产生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态，在那里，经济矛盾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最严重的。对于列宁来说，资本主义是跨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上，因而应该在那些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国家中寻找机会。在列宁看来，农民是潜在的革命阶级：生产经济盈余的自耕农将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力，而贫穷的无地农民将成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盟友。

　　19世纪末的俄国遭受了两种形式的压迫：资本主义产生的压迫和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个人奴役关系产生的压迫。后者源于残存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在沙皇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有其必要性，因为它为工人阶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列宁指出了三个层次的矛盾：专制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专制制度与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同贫农结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阶级力量决定了革命性变革的可能性和范围。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其他方面也与西欧不同。在沙皇官僚体制下产生的工业化形式，既包括由国家直接拥有和控制的企业，也包括外国资本主义投资的企业。因此，俄国资本主义是伴随着比较弱小的本土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外国公司和本国公司依靠专制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专制统治则依靠外国企业家为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需求提供工业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专制统治又保障土地贵族的财产权。

　　列宁意识到，维护贵族对土地财产的合法权利会使专制制度与农民产生冲突。对于列宁来说，农民的经济分化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列宁在1890年代中期划分出三类农民：50%的农户为“贫穷”农民；20%的农户为“富裕”农民；30%的农户为中等户。他认为，“中小农民”不是出卖劳动力，就是购买劳动力；不是受雇，就是雇人。这一分析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对于列宁来说，贫穷的无地农民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盟友，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出卖劳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由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贫农构成。在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渗透程度时，列宁实际上驳倒了民粹派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发展观念。社会革命党人主张一种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农业”形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不可取和不现实的。农业劳动力发生了至关重要的阶级分化：一方是为市场生产的、不断发展的农民阶层，另一方是贫穷农民。中农具有一种模棱两可的阶级地位。

　　列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政治行动者，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总结说，在一个拥有弱小民族资产阶级并正经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无产阶级的使命是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劳动阶级争取最好的可能的结果。20世纪初期，布尔什维克的目标不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社会民主党打算立刻把社会主义变革作为自己的目标，那的确只会使自己丢脸”，“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俄国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严格要求把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同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区分开来”。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写于1916年，并受到了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金融资本》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的影响。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帝国性质及其向半边缘国家的扩张，原因在于宗主国的利润率下降、股份公司的兴起，以及银行成为资本和金融来源的关键角色。对于列宁来说，这增加了经济危机的频率和强度。资本主义的矛盾变成国际性的矛盾，这导致国家间资本主义出现竞争并引起战争。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垄断和金融化会导致危机升级，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等人则认为它们将稳定资本主义。

　　列宁的理论从经验上把半边缘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及其对“核心”和“半边缘”国家阶级结构的影响联系了起来，这就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帝国主义剥削发展中国家，这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增加了宗主国的利润。第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受益于对殖民地的剥削，支持其政府对帝国势力范围扩张的要求，这也增加了其对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归属感。第三，必须从国际视角来理解阶级斗争。世界范围的剥削超越了国界。列宁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会首先发生在其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就是典型的例子。第四，一战引发的俄国革命将成为点燃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对于列宁来说，这四个方面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政治合法性。尽管马克思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矛盾会同时导致政治矛盾，但是列宁认识到，在霸权经济核心之外，“政治”矛盾将是最大的。自觉的政治介入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它不会自发地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矛盾和动力。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导致它的崩溃，同时增强城市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但从他们的思想中并未发展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即变革的手段。正如洛克莫尔所说，马克思“没有持续地说明这种政治过程，只有一般的革命思想，只有无产阶级将如何、什么时候和采取什么手段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夺取私人财产的一般思想”。

　　列宁首先发现了工人阶级政治面貌的二重性。工人阶级的实际主观意识是一种受到制约的意识，与它的客观阶级利益并不是一回事。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列宁由此得出结论：不存在任何自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领导，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一个传播媒介被严密控制的国家中，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1901—1902年列宁写作《怎么办？》时，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高度小心，他们要清除出党内的内奸和政府暗探。党员不得不受到仔细的审查。报纸要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其角色是教育党员和更广大的群众，也是一种把孤立的党员团体和支持者汇聚成全国性运动的机制。列宁着手解决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何能够抓住群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报纸将会阐明并传播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此外，党接受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和领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它赋予党员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利，也赋予党的领袖在实施政策时的决定性角色。

　　然而，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先锋队政党都遭到了广泛的批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认为，列宁的思想将会导致“党的各级组织对中央机关的……盲目的服从”，并束缚群众的革命潜能。列宁反对“自发性”，就在于“自发性”会把革命活动从重要的结构性变革转向短期的改善。杂乱的罢工和自发的起义会导致领导人被逮捕和消灭。列宁明确指出，必须从当时的写作背景来理解《怎么办？》的思想：“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列宁指出，当1905—1906年俄国变得更开放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比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更民主。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提出了大众参与和高水平民主的前景。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列宁不反对“自治和联合”，但他认为，只有当社会主义已经到来时，才会有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创造精神。

　　列宁建议由一个组织化的、职业化的领导和集中化的政党来推动革命行动。只有在全俄国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才能提供有效的政治反对行动。列宁拒绝把暗杀和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暴力行为当作反抗统治权力的政治战略。这一主张是正确的。他还主张参加政府机构的选举。在沙皇专制的政治统治的条件下，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必然要进行组织上的集中化，具有相对封闭性，这是布尔什维克不同于欧洲其他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

　　一战造成的混乱激化了俄国的各种矛盾：专制统治同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同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同政府之间的矛盾。列宁认为，这些矛盾的结合是发动夺取政权革命的催化剂。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平、面包和土地”——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情绪，这些情绪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致的。列宁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政治领导才能，抓住了社会主义武装起义的时机。正如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所说，列宁收获了“实现其政治规划（成功的国家革命）所带来的所有后果”。这是列宁的最伟大的成就，对20世纪的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十月革命虽然确实是火种，但并未在欧洲国家点燃革命的燎原之火：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起义均宣告失败。民族主义力量之强大、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整合水平之高，都远远超过了列宁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者在一战前的预料。尽管一战带来了恐怖、屠杀和破坏，但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仍然认同本国的民族政府，寄希望于通过改良而消灭资本主义。列宁低估了西欧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参与战争的意愿，并错判了动员工人阶级反对本国政府的可能性。

　　列宁认为，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所不能理解的吸引“工人群众”的东西，将会恢复他们的“革命觉悟”，因为他们承受着“战争全部重负”，“在大多数情况下敌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1920年10月，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列宁重申：“我们就在德国和英国创建了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地带。”他认为“英国无产阶级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并相信英国将会落入“英国布尔什维克”手中。1920年4月，他毫不怀疑英国工人将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实际上错判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与民族/爱国情感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他无视或者低估了自己所不赞同的各种发展，这使他误解了西欧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渗透和从资本主义获益的程度。列宁经常讥讽那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懦弱敌人：考茨基是“叛徒”，社会主义的敌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英国独立工党出现了“变节和背叛”。然而，他的许多敌人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这些人备受欢迎，拥有大量的工人阶级追随者。列宁的坚定性阻止了他与可能的盟友结盟。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决裂。

　　列宁认为，在像俄国这样的依附性国家中夺取政权的革命，会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随后这些国家就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但它们具有高水平的社会和政治整合能力。20世纪初期，西方的工人阶级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论是一战期间承受的痛苦，还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都没有打破这种附属关系。因此，十月革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性事件，对依附性的殖民地边缘地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没有带来列宁所预料的革命的地缘政治结果。

　　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成功夺取政权后，苏俄政府由此面临着在列宁未曾预见到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困境。革命的评价标准不仅应该包括其领袖的意图和夺取政权的初步成功，而且应该包括革命的目标的实现程度。1917年后困境的症结在于俄国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列宁意识到，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人民也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要维持自己的政权，布尔什维克政府就不得不解决沙皇政权所累积的问题：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农民的不满、一战的破坏性经济后果和外国列强的敌对。在这样的条件下，与所预测的过渡政权形式相比，“工农专政”越来越持久。正如马布朗（Michael Brie）所说，它成为“脱离无产阶级成员的意志和行动的例证”。

　　中农在获得布尔什维克政府重新分配的土地后，不再支持该政府。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测，过渡时期是工人阶级镇压反革命的较为短暂的时期。由于俄国的过渡时期并非如此，布尔什维克为了继续掌政权，采取了“工人和贫农专政”，重建了沙皇专制的一些政治实践。这种国家界定了内部和外部的敌人，采取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政策。

　　然而，列宁不承认十月革命是一种失败。未来在于半边缘地区的东方。1917年欧洲的情况“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列宁认为，东方“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进入了“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这就是列宁的视野。“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对亚洲和非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民族解放政党而言，苏联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典范和灯塔。

　　列宁的世界观把革命的社会主义斗争转移到了东方的半边缘国家。在1920年9月20日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他指出，当考虑到殖民地的人口时，“只要政策对头，有十分之七的人口会站在苏维埃俄国一边”。列宁预计革命会传播到中国等东方国家。“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在这个方面，列宁是正确的：十月革命引发了东方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包括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与此同时，列宁误判了霸权国家的形势，虽然这些国家爆发了罢工、示威和起义，但是革命的尝试都失败了。

　　如果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评价十月革命，可以说它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建成了一个城市化的工业社会，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中央的经济计划，共产主义社会把经济剩余用于工业和社会发展，实现了高水平的就业和全面的教育和卫生保障；工人阶级从这些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本土化政策把领导职务优先安排给苏联各个共和国和地区的民族。在文化领域，苏联建成了世俗的文明。布尔什维克发展了苏维埃的现代化社会形态：计划经济在没有市场和资本家阶级的条件下运行，建立了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这种经济形态在性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并在许多方面比它更优越。布尔什维克推动了一场成功的文化科学革命。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成为了新兴后殖民国家的灯塔。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从西方国家转移到了半边缘地区的依附性国家。亚洲国家遵循了列宁关于农民分化的分析和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党被赋予的责任不仅是领导人民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是领导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所有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然而，列宁主义在发达经济体中没有取得成功，到21世纪初，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拒绝了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回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了。

　　为了“重塑”列宁主义的“革命规划”，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呼吁“回到”列宁。要“重塑”列宁的规划，就不能刻舟求剑。我们应当思考的并不是列宁的政策和策略是否能够进一步用来解决当代政治问题。1905年，列宁反对“盲目”照搬巴黎公社的行动。因此，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中是否有能够加以更新并对政治战略和政治有所贡献？列宁的理论和方法植根于东欧和亚洲的农业国家，而这些国家完全不具备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此外，从当代的发展来看，我们需要探讨列宁的方法中哪些需要加以修改，哪些需要加以抛弃。列宁认为：当旧的观点不再正确的时候，新的观点就应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从他的预见和政策中汲取历史的教训，并考虑到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和社会发展。

　　列宁把一定历史环境下的资本主义演进当作是生产方式的演进，并试图判定推动政治变革的社会力量和人类行动的作用。我们应当把列宁的根本方法同适用于特殊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具体政策区分开来，必须考虑到苏联共产党执政70年的成功与失败。到20世纪末，跨国资本主义从内部和外部颠覆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俄国社会主义愿景被摧毁了。那些构成苏联基础的机构已不复存在。由于这些变化，列宁主义的假设，即各个社会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遭到了怀疑。这些逆转究竟多大程度上推翻了列宁的理论、战略和实践呢？

　　当今时代不可能再现1917年10月的那种形势：世界大战和地域政治真空中的国内政治经济崩溃。由于软实力（文明价值观）和硬实力（军事入侵、经济制裁）的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完全不可能按照十月革命的方式持续下去。

　　此外，列宁的组织理论没有预见到官僚阶层的权力。列宁认为，“官僚制”是一种由从沙皇制度中继承而来的特性所造成的“功能失灵”。正如列宁所说，“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工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列宁要依靠提高教育和文化水平以及向西方国家学习，来改进国家机器。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是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的经济剥削，而不是赋予官僚控制权力的行政职务。然而，民主集中制和所继承的沙皇专制结构同时并行，导致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列宁过分依靠如下看法：权力基于经济剥削及其产生的阶级关系。欧洲的国家社会主义经验表明，经济剥削不是唯一的支配形式。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分析经济剥削产生的形式，而且需要在官僚制、族群和文凭主义等这些创造出其独特权力关系形式的环境下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消失。

　　列宁的政治战略是打破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20世纪初期，夺取国家政权是一个可行的和现实的政治目标，先锋队政党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如今被重新铸造了出来：俄罗斯回到了资本主义的链条中。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并不像一条既有薄弱环节又有强大环节的连续链。全球资本主义是一棵大树：砍掉细嫩的新枝和枯死的老枝，不会造成大树死亡，反而甚至会刺激它的生长。到20世纪末，树干长得更为强壮。在21世纪，经济、商业和媒体公司以及政治和军事组织的跨国性特征严重限制了各个国家的主权。因此，必须在跨国范围内构建一种有效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重塑”列宁需要一种打破资本主义链条上最强大的环节的战略。

　　在21世纪，列宁的先锋队政党必须代之以不同类型的工具和战略，并且以一种与此前迥异的方式加以运用。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中认为，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他认为，革命的前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它所产生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逐渐创造起来；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一样，终将对抗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发达地区，21世纪的列宁主义战略将会是什么呢？列宁在1920年讨论英国时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出：“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在地缘政治的环境下，资本主义尚未自掘坟墓：统治阶级不仅能够应对竞争性资本主义的负面后果，而且能够继续巩固自身根基并投射自己的力量。自20世纪初期以来，资本主义遭受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是统治阶级没有投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变得成熟起来；东欧和苏联的后社会主义社会重新加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

　　至于“下层”，列宁在其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谈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让步。过去的100年发生了从阶级让步到社会和平的转变。这里不去考量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其中包括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强制措施：直接的军事和警察镇压、通过法律和媒体对各种竞争性力量的间接遏制、各种反抗运动和政党的错误领导、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下层”非但没有拒绝资本主义，反而力求享受资本主义。

　　目前，批判的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内寻求社会平等。革命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运动在成员数量和影响力上都逐渐下降，身份和文化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而“占领华尔街”“白人至上”“黑命贵”“反抗灭绝”等抗议运动缺少一种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视野，其言辞风帆遮天蔽日，但理论压舱石轻如鸿毛。这些社会运动对公民权利和正义的要求的回应并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建立一种更容易接受的自由民主版本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左翼”的批判，而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批判。它们根本没有一种按照后资本主义的新方式生活的视野。

　　对列宁的第一个更新将是重塑阶级政治。这个更新将会克服当前对身份政治的强调，政治的焦点将会从文化和收入的不平等转向阶级的不平等。这种路径包括分析各种对抗性力量和阶级联盟，阐明创意阶层、个体经营者、产业工人、服务业雇员、公私部门雇员、军事和安全人员、不稳定无产者、半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不同而又常常冲突的利益。对列宁的第二个更新是采用一种地缘政治的参考框架，阐明阶级空间的地域重新划分。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不再位于单个的民族国家，统治阶级是跨国性的。工人阶级的特征也按照地理区域来划分。第三个更新是重塑把人民政治倾向从文化认同政治（意识）转向复兴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并承认电子社交媒体相当于20世纪初期的报纸。

　　经济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累积性的社会主义改良是否能够通向革命性的变革？正如列宁在1921年所指出的：“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全球性的相互依赖需要我们分析协作日益加强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而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中，经济的、媒体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精英们已经强有力地一体化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跨国协作取代了竞争性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形式。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再领土化和大分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和政治核心国家的阶级意识的发展。

　　因此，这里仍然存在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21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群体、经济和社会结构、文化完全不同于1919年的俄国。在这样一个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与列宁所知的完本不同且更具挑战性。正因如此，为了避免经济体系的完全崩溃，任何迈向社会主义的步骤都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许多经济制度在过渡时期将会持续存在。人们必须避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成本远高于预期收益的情况发生。无论如何，资本主义都不会自动崩溃，社会主义政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制定超越资本主义的政策。这就需要构建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和关于国际冲突的地缘政治学。如此一来，必须重塑政治战略，以便在国际范围内夺取社会主义民主斗争的胜利。正如考茨基所说，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不可能存在，但是，没有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功。

　　我们要从列宁把阶级力量和阶级联盟当作社会变革动力进行分析的方法中，从媒体影响和改变人们政治意识的作用中，从阶级的领土分化中，寻找列宁在当今时代的意义。列宁的政党角色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必须进行更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机器继续运用强制机构，但是，社会化的意识形态机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们要考虑到更广泛的统治机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众媒体和教育体系（大学和各种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机构）。列宁的思想拥有一个从启蒙运动中产生的信念，即人类的行动会带来进步，并会通向一个没有剥削的、完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但这一设想并未实现。“回到”列宁不是要全盘采纳他的政策，而是更新他从启蒙运动的期望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推导出的社会学视野。

　　（作者：大卫·莱恩（David Lane），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编译者：李冬梅，嘉应学院外国语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1期——《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2021年第47卷第3期，译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