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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思想理论观点具有鲜明的特色，因此为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即主张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应进行深度透视，并全面深刻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这就需要揭示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影响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探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多重现实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中东欧的历史进程、民族命运，特别是20世纪的各种历史体验”是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及其思想理论展开的关键环节。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其所面对的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对二者关系的处理直接影响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东欧社会主义的命运。

　　如果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关注现实，特别是没有关注东欧社会的具体历史状况，那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开启其思想进程时，实际上面临着复杂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其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必须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批判与重建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三个相互联系的现实问题：第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欧洲思想界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第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第三是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选择与社会主义改革。这三个现实问题密切联系，既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长的基本社会历史环境，同时也是其理论形成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从而直接影响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这些理论家和文学家所经历的是双重特殊的历史体验：一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现代西方理性文明深刻危机，即现代性危机的直接的和刻骨铭心的体验；一是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这三个社会现实问题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存在密切关联，但也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欧洲面临的一个基本现实问题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这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在现代性中有一个共同的指涉物，也就是，共有的生活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共同元素的描述与反思——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现实’。”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其成长过程中，不但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社会对战争根源反思的影响，而且很多理论家都直接经历了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过程，甚至有的理论家和他们的家人直接遭到纳粹的迫害，这使“他们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多重后果，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危机特征，对于技术理性的疯狂和失控，特别是现代性和现代大屠杀的内在本质关联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人们都有更为直接的和深刻的历史体验”。在东欧悠久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自由文化传统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理论家，基于上述惨痛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必然形成对集权主义、现代性危机、反人道主义、技术理性、官僚政治的坚决的不妥协的批判态度。赫勒在《现代性理论》的“序言”中就指出：“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对现代性本质的直觉，建立在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之上。这些经验中有些是个人独有的，有些是我与所有那些经历过大屠杀和极权主义独裁的人所共有的，还有一些我想是我与所有那些如今在反思他们的现代性经验、试图理解一般的现代生活的男男女女（不仅仅是理论家）所共有的。不妨用古老的哲学行话来表达我的意思：我融合了个人、少数人和许多人的视角。”这一方面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为背景展开对现代性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而且其思想的影响能够越出东欧的地理界限，成为重要的现代性文化的修复力量而为西方思想界所接受，并对西方思想界的现代性文化反思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也必然使其与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生矛盾与冲突，进而影响了其在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作用的发挥。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欧洲思想界面临的共同现实问题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总体背景（或者说是外在条件），那么如何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更是其必须直接面对的现实问题。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都无法否认其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无法否认其展现出的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这也是东欧各国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东欧各国是在苏联的直接影响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在1944年到1948年这段时期内，东欧各国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东欧社会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实，东欧社会主义真正照搬苏联模式始于1948年，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过渡时期内东欧各国普遍实现了共产党单独执政，这使得照搬苏联模式由可能变成现实；另一方面，冷战带来的外部压力以及苏联为应对冷战而施加的影响促使东欧各国迅速“斯大林化”。如此一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身的问题当然也就成了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面对的问题。正是为了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先后开启了改革实验和探索，这也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历史契机。

　　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进程也是东欧各国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重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过程。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强调必须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必须探索一条符合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和历史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必然会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主义发生矛盾和冲突。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社会的整体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将整个社会的建构置于克服和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造成的个体与社会的分裂和对立的基础上。但在这个社会革命及其发展进程中,个体的人下降为实现“伟大的共同目标”的手段，其结果必然是将个体逐步消融在社会整体即共同体之中，从而实质性地消解了现代性文明的积极成果——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在此历史背景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来说，社会主义都是其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对现代性文明的反思和批判，特别是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和批判又不可避免地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和批判联系在一起，成为其不得不严肃对待和处理的重要理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有结合本民族和各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在对二者的反思和批判中才有可能探索未来社会的重建问题。因此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也是基于对上述三重现实问题深刻思考的理论表现。对于上述三重现实问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对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阐释进行了深刻而不妥协的批判，这也直接影响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深入反思上述三重现实问题。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还是试图重构现代性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都忽视了人在现代性中的核心地位，并将个体消解在了集体、社会和国家之中，从而束缚了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了现代性危机。而要破解现代性危机就必须回到人本身，促进现代性的人道化。沙夫曾表示：“我们用人道主义来指代一个关于人的反思体系，这个体系将人看作是最高的目的，目的是在实践中为人类幸福提供最好的条件。”他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人道主义——始终以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然而，“斯大林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偏离了欧洲的文化传统，特别是背离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和对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回到马克思”“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主张回到真正的马克思思想之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恢复被苏联哲学教科书遮蔽的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总问题”，摆脱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化的束缚，推动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改革。为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展开了全面的人道主义阐释，为其反思和批判现实奠定了思想基础。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一是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对于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是对于理解 20 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都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问题。”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现象的批判，以及对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阐述都具有丰富的人道主义内涵，这绝不是什么马克思早期的尚未成熟的思想，而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他们通过深入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批判了不同表现形式的异化现象，揭示出现代人在非人道世界中的异化的受动的生存状态。而其关于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的认识则超越了经济学视域，在完整的意义上把人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自由的、普遍的、有创造性且自我创造的社会存在，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和人的本质的深刻把握，也深刻揭示了其思想的人道主义实质。马尔科维奇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在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这一问题中内在地包含的基本的哲学假设在于，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对人来说，实践是一种根本的可能性，但在某种不利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会受到阻碍。个人的实际存在和潜在本质之间的这种差异，即实有和应有之间的差异，就是异化。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分析，并指明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实际步骤。这就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共同基础。”

　　二是需要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其终点、目标”。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解放问题，特别是其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根本上就是对实现人类解放和幸福的条件的深刻阐释。马克思这一阐释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本质问题，而人的需要是其基础性问题。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是一种经济学批判，同时也是一种价值批判，即人道主义批判。马克思关于需要的一切判断，包括经济学意义上的需要，都是以“丰富的人类需要”的积极价值为基础来衡量的。在马克思那里，人的需要和能力是一个活的统一体，“‘被动’的需要和‘主动’的能力互为前提条件，并相互转化”，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对于现代人而言，劳动的异化造成了需要与能力之间的分裂，严重制约和阻碍了人的自由发展和人性的丰富。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意味着对异化的积极扬弃，“超越异化——人的存在彻底改变，人使人的类本质得以复归——是共产主义的别名”。作为马克思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对“人是最高目的”的表达。“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意味着，到那时人类本质将与个人存在完全并总体地和谐统一，意味着创造出一种社会条件使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都能实际地适合于它，并在他/她的生活中实现历史创造的和对象化的社会潜能（作为‘人类基本力量’的需要和能力）无所不包的全部。”而在共产主义中被反复提及的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摧毁异化的集体权威本身都不是目标，但是二者都是导向“人道化的”社会的手段和过程。

　　三是自治思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马克思关于人、历史和社会主义的论述中蕴含着丰富的工人委员会、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思想。“在表明这样一种一般的人道主义观点……的同时，马克思也谋求通过无产阶级争取新的社会关系的斗争来克服当代阶级社会。但是，由于上述理由，马克思所设想的并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或政治社会，而是它的灭亡，以树立人的尊严，从而通过其全部历史承诺使人现实地感受到自己就是其历史世界和生活之真正唯一的创造者。”因此，它强调马克思早就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这一历史问题制定了组织上的解决方案，即生产者的自治和工人委员会。通过“生产者的自治”来克服阶级的分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劳动组织，一个人民自己直接管理生活和社会的组织。这实际上是“引入了一种新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基础是‘生产者的自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思想就是关于人的思想，是迄今为止对人性最为深刻的理解。“它是关于人的这样一种思想：人从同他异化的经济领域（私有制、雇佣关系）、政治领域（国家、等级制度、官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神秘化）中，找到了克服这些异化的可能性，因为人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历史命运。”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对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阐释为基础，对上述三重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人的普遍异化进行了深刻批判。他们立足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批判了现代性的同质化和抽象普遍性，主张现代性应当是多元的，并且具有包容性和反思性，能够为个性的发展创造条件。赫勒指出：“现代性不应被视为一个同质化和总体化的整体，而应被视为一个有着某些开放但并非无限制的可能性的片段化世界。”无论是一味追求资本增殖的资本主义，还是进行种族灭绝式大屠杀的法西斯主义，抑或是实行同一化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无疑都是强制性地推行一种单一化的现代性模式，正是这种单一化的现代性模式导致现代社会陷入了文明危机，即现代社会普遍的异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多个维度剖析和揭示了这一现代性危机：从历史维度追溯极权主义的根源，从日常生活维度反思现代人的异化的受动的生存状态，从伦理道德维度剖析现代人的道德冷漠，从政治哲学维度揭示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政治异化的本性等。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对摆脱异化劳动的整个人类历史时期来说，起着一种革命的作用。它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切当代形式的积极的和战斗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它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现代性，而是要拯救现代性，认为应该历史地理解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将现代性理解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进而探究现代性幸存的可能。同时，它也不曾放弃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事实上，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而言，拯救现代性与改革现存社会主义模式以实现共产主义是一致的。因为在它看来，只有当人类社会向着人道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时，这个世界才能够作为有意义的安排而存在。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需要维度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束缚。它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即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形成的精英统治形式，但其最后演化成一种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通过对社会需要结构的控制实现对人的控制。赫勒将其称为“对需要的专政”。赫勒认为，现存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社会，整个社会的控制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的，而政治权力控制的主要对象正是人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一方面，国家声称通过计划模式来保障劳动人民的就业和消除竞争，但实质上却是用这种方式剥夺了劳动人民自由择业的权利，人民只能服从国家的安排与管理，从而彻底失去了对个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权利，人民成了完全依附于国家的雇佣劳动者。国家严格地掌控着人们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将它们同质化、齐一化，人们的生活也因此采取了共同的样式。国家为劳动者提供最低限度的物质保障，但其在保障劳动者进行再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同时也阻碍了新的需要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背离了唯物史观，颠倒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权力控制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依附和统领关系的社会，它通过“对需要的专政”而阻碍了个性的解放和发展。

　　最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自治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自治的改革理念。马尔科维奇指出：“只有根据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人们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有一种全面的批判观点，而且只有比较当今的现实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方案，人们才能完全把握前者离后者有多么遥远，以及现在的官僚主义和马克思的自治观念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重要权力机构都具有国家的特点，并为了维护既定的社会结构而使用它们手里的强制力，工人参与国家政权的机会过少，因而抑制了生产效率，影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要克服现存社会主义的这些弊病，使之向人道主义方向发展，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关键就在于发挥民主制在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为此，它主张通过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形式克服现存社会主义的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在组织形式上建立工人委员会，重塑社会结构。它认为，“在马克思的意义上，自由是自决的能力，是合理控制自然和历史的各种盲目力量的能力”。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自治则是实现自由的唯一途径。这里的自治具有双重涵义：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治制度实现自由的制度化，彰显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另一方面，通过自治训练人民的自决能力，克服人民的被动状态，解放和发挥其创造性，为向自由王国飞跃提供必要条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违背唯物史观，无视群众，否定群众的创造力，以庸俗的历史决定论为最高裁决者发动的政治运动提供论证。在它看来，现存社会主义要克服依附性的雇佣关系，扬弃经济和政治中的异化，恢复个性的自由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走这样一条自治道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教育为社会主义的社会自治提供技能和意识的保障：一方面，实施更高水平的一般性教育以不断提高工人的技能，帮助具有决策权的明确自己职责的工人开展先进技术变革，从而巩固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对社会的掌控；另一方面，推进大众教育以促进人民的民主意识，而家庭是对个体进行大众教育的基础领域，因此需要进行家庭的民主化变革，使日常生活人道化，推动社会主义变革，从而促进共产主义变革发生在社会每一个领域中。

　　总而言之，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它以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始终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反思和批判现代社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人类处境，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反抗和消除各种压迫人、统治人的不公正的、异化的、物化的东西，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问题，也是他们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最大的、最根本的思想遗产”。尽管作为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和“设计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其生存体验和理性反思而设计的改革方案和构画的理想社会愿景最终未能成为现实，但是他们关于现代性问题和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性反思仍然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都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上是伴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建设开启其思想进程的，他们直接面对的问题并不是革命而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基于理论的理想性对东欧社会主义的现实展开批判，其直接后果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东欧社会主义是借助外力开启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其自身缺乏基本的理论和组织准备。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来说处于落后状态，经济上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普遍的发展，思想领域里个体启蒙也没有真正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倡导的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虽然从理论上说对于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探索替代资本主义和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社会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缺乏个体独立主体性的社会里，所谓自治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他治，即被领导或带领之下的“自治”。换言之，这种“自治”与现代大工业体系所要求的高度组织化是不相适应的，此时如果将企业或社会的管理权交给工人是不可能真正达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目的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如果因自治而削弱了国家的统治功能，那么其严重后果可想而知。

　　其次，在反思和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探索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仅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之间发生了冲突，而且与本国的政治精英的现实要求也存在一定矛盾。对现实的批判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政治精英陷入两难境地。在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政治精英都认为必须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严重弊端，但在如何进行改革以及改革的具体目标等方面二者存在争论。究其原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近乎理想化的社会改革理念，以及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使政治精英推行改革面临诸多困难，承受着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其直接后果就是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日益走向分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剥夺了发言权，这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东欧社会主义失败是应该负有某种程度的历史责任的。

　　最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上的理想性及对现实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与东欧特定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气质密切相关。历史上东欧人民不断与外来征服者和压迫者进行抗争，这种独特的历史境遇培养了东欧理论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批判意识。也正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越出了东欧的地理界限，与欧洲思想界逐渐融合，最终成为20世纪世界性的现代性反思潮流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与政治精英分裂之后，部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出走使其学术影响扩展到欧美各地，但在东欧各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总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是与其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及不妥协的批判态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对其面临的三重现实问题的不妥协的批判态度，成就了其理论体系的独特性及世界性影响。由于其在处理理想性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时没有把握好理论与现实之间必要的张力，不仅使其理论最终脱离了东欧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而且对东欧社会主义改革造成了严重影响。坚持理论的理想性固然重要，但使理想性的理论变为现实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以理想性为目标，同时也要认识到变革现实需要各种客观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理论的理想性与现实的具体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推动变革现实并最终实现理想目标。

　　（作者简介：隽鸿飞，男，哲学博士，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思楠，女，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3BKS08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赫勒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3SJYB0192）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