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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构建一种可以应对当代文化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面临的一个时代挑战，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如何建设一个文化强国?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聚焦新文化使命的文化议题就成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为了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的文化观入手提供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当然，马克思生前并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文化理论，而仅仅是在诸多著述中使用过“文化”“文明”“观念”“文化初期”“文化斗争”“文化史”“文化意识”“文化状态”“文化生产”“精神生产”等概念表述。显而易见，马克思在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论及过诸多文化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文化观念及其精神活动的重要作用。今天进一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困难在于，我们需要从马克思的文化观出发，但又只能从马克思那些散见的文化论点中去挖掘其文化观的内在逻辑。本文首先是大致梳理出马克思使用过的相关文化术语的基本含义，然后从中把握住马克思对于人类文化精神活动的一些基本论断，最后从这些基本论断中把握其社会整体论的方法论原则。

一、马克思文化观的基本内涵

　　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进程中，马克思从未忽视过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紧密相关的文化问题，这可以从他在其大量著述中多有提及和论述文化现象得到证明。有国内学者专门做过统计，在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直接和单独使用“文化”一词的地方并不多见，他主要使用了诸如“文化教育”“文化水平”“文明”“文化初期”“文化斗争”“文化状态”“精神生产”“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等概念，这些与“文化”相关的用语大约出现有320余处。从《莱茵报》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理论著作，再到晚年留下的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多有使用与“文化”相关的词语概念，也比较多地直接使用“文明”一词。他有遵循当时流行的文化概念而不带评价的一般性使用，有从文化史意义上的学术性使用，当然也有与论敌在进行论战时带有揶揄口气的使用。

　　从马克思使用过的文化相关词来看，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狭义和广义的文化含义，有思想观念之意也有文明状态之意。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文化观的基本内涵。

　　第一，马克思在使用“文化”一词时大体指向知识水平和文化教养。在论述到德国、英国、法国等无产者的知识水平时，马克思显然是将文化(Kultur)与教养(Bildung)等同起来使用的。在他留下的许多相关表述中，“文化”与“修养”“水平”“素养”“程度”等词语是组合起来使用的。在一封给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说到，“英国的无产者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及法国人”。此外，马克思在评价德国工人运动理论家魏特林时写到，“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文化、知识的水平或者他们的接受文化、知识的能力，那我就提醒读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的技巧方面如何不如蒲鲁东，但在理论方面有很多却胜过他”。文化与知识教养等同，这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思想界也是比较通行的看法。所以，文化在马克思的一般性论述中并不是一个理论性的用语，而只是他在谈论到工人阶级或者一般人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教养程度时而采用的普通词汇。

　　第二，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时，提及了人类劳动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其精神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其生命活动本身就是自由的和有意识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生产劳动不仅仅是在创造生活所需的物质财富，而且也是在创造各种富有意义的文化生活方式，这就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千姿百态的精神财富。从古老的人类文化遗产如舞蹈、音乐、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化创造的精神特性，即体现了人类对于宇宙及其自身存在的意义追问。相比生活资料等物质性财富，文化财富代表了一种非物质性的精神活动。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在进行文化生产，这些文化活动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马克思的文化概念大体上是与文明概念等同的。这也是当时欧洲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当时新兴的文化人类学的基本主张，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将人类的类特性与文明社会的特性联系起来。在《资本论》等论著中，马克思明确使用了“文化初期”“文化进步”和“文化状态”等概念，而且“文化”和“文明”是合并使用的。比如，马克思强调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而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马克思论及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区分，强调历史可以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来考察。自然史是人类改造控制自然而形成的发展史，更多地体现为人类的物质文明演化过程。人类史是人类不断地建立和改变社会现实而展开的过程，比如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教育以及风俗习惯等精神文明的演进过程。文化或者文明代表着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尤其代表着人类的自我完善化进程。这里论及的文化完全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概念。对于马克思而言，文化或者文明不仅可以当作人类社会进步程度的评判尺度，而且也可以作为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评判尺度，通过文化或者文明可以对于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进行更为具体深入的理论辨识。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关于“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的思想就是在使用这种文化概念。

　　第四，马克思在讨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时，强调要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社会发展的文化形态。这里的文化形态含义就指向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活动。文化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生产形式，构成了人类创造性的思想观念活动，也就是普遍存在的社会意识生产。“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实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精神生产的意义和功能就是尽可能地将具有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塑造出全面发展的人。人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双重作用下的产物。不仅如此，精神生产过程还充分体现出人类创造文化形态的能力。在精神生产中，不但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在改变着，而且生产者自身也在改变着，这是精神生产所形成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带来的变化。

　　第五，马克思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是与当时兴起的“文化史”“文化学”“文化科学”等关联起来的，而且主要针对当时流行的唯心史观。马克思对于文化科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诸多思想的吸收绝不是照单全收，而是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建立过程去批判性地吸收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转述了别人对他的一段评述：“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某种外部的现象”。这段转述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唯心史观的基本立场。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第六，马克思的文化观还具有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含义。文化或者观念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就开始关注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文化现象都是现实物质利益斗争在观念上的表现。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来说，他们在文化观念上也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又总是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现，因而总是造成一种无阶级对立的假象。“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在与唯心史观进行论战时，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这些理论家的唯心主义文化观，而且还要揭露其背后所隐含的阶级立场。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总是带着一些揶揄的语气在使用诸如“意识形态的歪曲”“意识形态的胡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白痴”“意识形态的阶层”“意识形态的代表和发言人”等语词。从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看来，文化总是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或者说文化总是某个阶级的文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显然具有多重复杂的含义，也反映了马克思所处那个时代的普遍性认知。匈牙利理论家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的文化观可以称之为是“教育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和形而上学-文化学的文化概念”。马克思的文化观一方面接受了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也包括当时流行的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从唯物史观出发对若干文化现象进行探讨，从广义和狭义的维度上对文化概念有所扩展。可以说，在马克思对文化现象的生产性、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等内涵的简要论述中，已经初步确立了进一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线索和方法论原则。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线索

　　马克思在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更多地聚焦在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经济规律上面，这是一个不争的理论事实。为了清除唯心史观的理论谬误，马克思特别强调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基础性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就是轻视甚至否定文化的历史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多有论述，而且还提出了“精神生产”这一重要概念。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往往是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文化活动及其思想意识形态的历史意义的。第一个视角是明确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个视角是同时肯定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是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问题；第三个视角是看到了思想观念等文化因素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关键性作用，甚至在评价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论及了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我们下面就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出发，并从这三个视角来把握和认识马克思的文化观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涵。

　　首先，马克思是通过批判唯心史观而逐渐地确立了唯物史观。为了反驳和纠正各种观念至上论和意识决定论的谬误，尤其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各种历史唯心主义及其文化观，马克思提出只有经济现实才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什么是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此有一个十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确实将经济活动视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存在及其国家制度，因而也决定了社会成员的立场和观点。总之，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马克思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研究者正是依据这些表述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甚至认为唯物史观完全否定了思想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们似乎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对于唯心史家来说，观念是第一性的，是历史的最终原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来讲，观念则是第二性的，它是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如果对作用的因果系列究其最终原因的话，那最后人们还是发现经济结构是真正的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很容易将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完全等同起来，然后给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戴上一顶经济主义的帽子。那么，马克思真的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去阅读并深入分析马克思留下的各种思想论述，就会发现“马克思的概念所告诉我们的要比我们认为它们告诉我们的更多(通常情况),更少(有时)和非常不同(总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没有将所有的社会现象及其历史变化都归结为经济原因，或者归结为物质利益动机。恩格斯就针对各种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歪曲进行了理论纠偏。恩格斯曾经检讨自己和马克思最开始过于强调从经济事实中推断出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事实与观念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说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在致约·布洛赫和弗兰茨·梅林等人的一些书信中，恩格斯明确提出，如果我们认为在经济事实与历史事件之间有着直接的甚至自动的联系，那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论断。历史事件的发生大多是由某些思想观念而引发的，其中的经济条件并不是自动发生作用的，而是通过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形式发挥其作用的。人类的宗教信仰、道德追求、艺术活动、科学创造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并左右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物质追求。马克思所创建的唯物史观看到了社会存在及其历史发展都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绝不仅仅只有一个经济原因，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互相交织在一起。除了经济原因，其他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原因也是起作用的。除了明显的物质因素之外，文化观念等精神因素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按照德国学者亨利希·库诺的解释，“思想，原则，动机，一句话，意识形态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和所谓经济因素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只不过是后者在观念上的概括；是后者的思想形式，是后者向观念的转换；或者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在意识形态的形式内意识到经济事实及其变化。只有在这种观念的形式内人才把握住经济事实，才能将历史中经济冲突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方面，马克思强调经济事实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强调观念意识是受到社会生活制约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承认只有当经济事实在人的头脑中化为思想动机，经济事实才会驱使人去采取行动。换言之，“马克思之所以称其历史理论为唯物主义的，并不是因为在他看来人只是受到物质动机的驱使，而是因为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基础。一个人的看法和行动仅仅受到物质利益的推动，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然而并不总是如此”。马克思已经看到并且指出，为了完善唯物史观还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什么是精神生产有过这样的论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从《资本论》等相关论述来看，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大体上是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有时又特别指向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科学活动。精神生产或者精神劳动显然属于文化范畴，是人类对于自然的人化过程，而且同时也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改造过程。在论及劳动分工时，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精神劳动”这个概念。“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实成为分工”。“精神劳动”的概念集中显示了马克思文化观的基本取向。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马克思显然是受到了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那就是对人的理性能力及其主体性的肯定和确证。对于康德而言，文化就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创造。作为一个具有理性的存在者，人类拥有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当康德将主体性原则开辟为理性批判的核心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突出了人类的文化创造能力，这也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所在。黑格尔认为，文化是人类得以从动物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前提条件，因为文化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产生的，而且还是以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为目标的。虽然康德和黑格尔对于文化的定义坚守着德国观念论的思想逻辑，其唯心史观阻碍了他们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进一步认识，但无论如何还是为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物质生产和经济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思想观念等文化现象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到社会生活现实制约的，但也不能按照它们所起作用的先后来排列出一个固定不变的出场顺序。观念文化及其精神生产往往是由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成正比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精神生产及其文化产品就能达到一种就是现代人也难以企及的水平，如古代希腊文明留存下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人类的文化创造当然是在特定历史形态下进行的精神生产，但却遵循人类精神生产所特有的活动规律。作为整个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精神生产受制于生产的普遍规律而又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因此具有一种自身内在的“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

　　诸如思想观念、精神生产、文化演化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在思考和批判现实问题过程中所关注到和论及到的。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文化观是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上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创造不是空穴来风和天马行空，更不是独往独来的自由漂浮的精神活动，而是受制于现实的和物质的社会生产过程。社会的精神生活世界依赖于社会的物质生活世界。但是，马克思并不否认而是肯定思想观念的历史作用，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简言之，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社会整体生活的变化发展。

　　三、马克思文化观的整体论原则

　　在马克思有关文化问题与精神生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将一切文化视为经济活动的反映或者产物。相反，在总体性概念和社会有机体概念这些方法论原则中，马克思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结构逻辑。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将文化放在社会整体生活中来考察的。“马克思勾勒出了一种解释的方法，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把可以自动打开一切文化之门的精准钥匙”。这个研究结论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唯物史观是一种超越了经济还原论的总体性方法论，这种总体性的分析方法既可以说是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性的方法。马克思初步建立起了这种总体性的辩证方法。第二，限于马克思当时的着眼点在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并没有专门去深入研究观念文化及其精神生产等问题，因此我们无法从马克思那里找到现成的文化理论。这就是为何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文化转向”的原因所在。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是以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全部体系的兴衰就取决于这个原则；革命是占统治地位的总体性范畴观点的产物”。自卢卡奇提出了这个总体性原则之后，总体性方法和社会有机体概念就成为诸多复兴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思想基础。在总体性原则的视域之中，社会发展被看作是一个部分与整体、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其中的各种社会要素通过多种中介进行互动。经济决定论者之所以把历史研究看成是一件“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的事情，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和复杂性。

　　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显然不存在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似乎它们之间只是一种简单对应起来的反映关系。我们对于社会存在和历史事件的分析不能采取一种简单的还原论的方法，即将一切变化归结到一个经济事实上面去，而是必须寻找各个要素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恩格斯为何让布洛赫去看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因为他认为这是马克思运用总体性方法的典型例子。在对路易·波拿巴的分析中，马克思给读者呈现出一幅真实而复杂的历史画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斗争，等等。真实的政治斗争面对着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群体到个人的多重关系。显然，在这个历史分析的文本中，马克思采取的分析方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交互式的。这种交互式的分析立足于总体性范畴，即力图通过各种“中介”将主体和总体联系起来。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原则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个原则在确立社会整体性存在的前提下给予了主体更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从而将唯物史观变成了一种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

　　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人类社会是由整个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组成起来的，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马克思论述过每个社会结构所包含的三个基本结构，即社会现实的经济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现实的政治结构(法律和政治等上层建筑)和社会现实的精神文化结构(多种多样的社会意识形式)。这些基本结构又可以呈现为两个最为基本的演变过程，即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物质生活过程和精神生活过程。但是，人们往往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划分出发去认识社会生活，由此而造成了割裂式的社会观，经济的归经济，文化的归文化，它们之间似乎是分离的，或者说是界限分明的。自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就是如何改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人为分割。葛兰西提出了“历史集团”和“文化领导权”等概念，试图呈现经济活动与观念文化的一体化。卢卡奇和葛兰西开启的“文化转向”,尝试着通过文化这个缝合性的概念去揭示人类社会的整体化规定，使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文化的中介作用下得以结合起来。在法国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看来，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机械分割会带来认识上的偏颇，以至于让人无视文化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习性”“场域”“文化资本”“文化再生产”等概念，旨在补充和完善唯物史观的社会整体论。其中，“场域”可以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缝连接起来。根据他的实践理论，社会空间并不是一个简单地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的线性化构成模式。社会存在是一个所有要素相互作用的空间结构，正是通过“场域”这个结构化的社会空间概念，可以对社会结构做出关系化的解释。其实，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表达出这样的想法，“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对于一个相互依存的社会有机体，只是依照机械理解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公式来认识，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本意的。当代社会发展引发的一系列矛盾问题，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都面临着文化重建的时代任务，更是进一步说明了社会存在因素的相互依存性，显示了文化观念及其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复杂性。

　　从马克思的文化观出发去回应时代的文化议题，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总体性方法论去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这是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面向，当然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时代的文化使命和理论使命，也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任务摆在了理论工作者面前。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明了时代化中国化的先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深入发展，奠定了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面对新时代的新文化使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坚持守正创新，才能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文化观及其方法论蕴含的深入探讨，可以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内涵。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