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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重要的力量正在推动这一大变局的演进，并将在塑造新的世界格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大变局是对原有大格局的改变，这个原有的大格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所讲到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持续了上百年的近现代世界格局。如果考察近现代世界格局的演变过程就会发现，近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与演进同中国自身的变革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不仅在近现代世界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在推动近现代世界格局朝着未来的演变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与世界格局之间的关系，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始终处于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状态。因此，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格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从理论上把握两者之间的规律特点，进而指导中国在当下大变局中的定位与发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关注中国问题时，对处在巨大历史变革中的近代中国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许多重要的论述，尤其是这些论述是在近现代世界格局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阐发的，这对考察中国与世界格局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普遍联系的视野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认为这一历史变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的门户开放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华文明对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进而从欧洲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当欧洲资本主义大力地向外发展，积极地建立全球市场时，中国却关上了自己的大门，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旁观者。从全世界范围看，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虽然由多种原因造成，但是在欧洲资产阶级看来，闭关锁国就像万里长城一样阻碍了自由贸易，中国成为了世界最保守势力的代表。虽然中国关上了对外交往的大门，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并没有放慢扩张的步伐。欧洲列强通过坚船利炮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使世界成为了欧洲的殖民地，由此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是不可能允许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没有进入到欧洲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来的，资本主义列强最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的门户是被动打开的，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中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运动方向，而且影响世界。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进入到世界中来，这本身就是一件重大的国际事件，特别是对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来说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生产方式，从欧洲走向世界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作为最后的、最大的、最顽固的国家的门户被打开后，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也更加坚定了欧洲资产阶级全球扩张的信心。因此，中国的门户开放标志着资产阶级建立全球市场的目标终于画上了句点，完整统一的人类世界首次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

　　在经济方面，中国的门户开放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活动联系更加密切，而且巩固了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后，中国经济就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近代世界经济体系是由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中国的加入促使中国与欧洲之间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例如，在货币流通方面，中国的门户开放后，中欧之间对金和银的需求的相互影响更加显著。近代中国以银作为唯一的对外支付手段，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出现了“银贵钱贱”的情况。但是中国与欧洲之间巨大的贸易往来又必须用银来结算，以金和银作为主要货币流通手段的欧洲，只能将大量的白银输往中国进行支付结算，这样就造成了本国的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失调，银的价值相对上升，而金的价值相对降低，最终逐渐使金成为唯一货币流通手段。马克思写道：“由于印度和中国需要银，同银相比，金的价值暂时略微低落，结果在法国大规模地发生了上述现象：银被输出，被金逐出于流通之外。”中国与欧洲密切的经济联系，促使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进入到了一段历史繁荣时期，尤其是中国门户刚开放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欧洲的工业生产活动和投机活动迅速地转向了中国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在1843-1845年的繁荣时期开始的投机活动，……随着英国侵入中国市场而来的投机造成对东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的投机。”因此，中国的门户开放为欧洲提供了新的机遇，带来新的动力。而最先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国，不仅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巨大利益，还凭借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取得了世界工业生产的垄断地位，并且通过举办大型工业博览会，展示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形象。恩格斯详细介绍了英国在众多工业生产领域的统治地位：“在日用品生产方面，英国独占优势；……在铁的生产方面，德国和美国并驾齐驱，仅次于英国，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英国的大规模生产的水平……在机器制造业(除机车外)方面，领先的是英国和美国。”因此，中国的门户开放一方面密切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另一方面还进一步巩固了欧洲特别是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

　　在政治方面，中国的门户开放促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近代世界格局的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在世界各地区推广，能够立得住脚，只通过经济活动是很难实现的。历史地看，政治和军事活动从来都与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张相伴随。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中使用武力，一方面是由欧洲扩张性的历史文化传统造成的，另一方面落后国家和民族的顽强抵抗也是客观因素，不通过武力，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很难进入到这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又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其军事能力远远超过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军事防御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成为了欧洲列强的习惯。欧洲列强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武装侵略，实现了欧洲资本主义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因此，通过军事手段实现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和政治价值是近代资本主义历史的主要特征。为了鸦片贸易通过舰炮打开中国大门，“用武力为西方产品扩大中国市场”,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特征的具体体现。资本主义通过军事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的政治秩序，东亚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藩属政治体系，只要中国没有被资本主义所征服，那么欧洲资本主义就不能成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也不能建立起来。与资本主义积极进取的活动相反，中国已经成为了最保守的势力代表，成为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确立统治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障碍。因此，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还在中国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秩序。“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巩固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资本主义征服了中国就使中国丧失了在东方世界的原有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政治格局，最终确立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统治地位。恩格斯在1864年写的《英国军队》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英国兵力的全球部署情况，客观地展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地位。恩格斯写道：“截至今年2月5日，英国步兵在印度有58个营，在中国有3个营，在毛里求斯岛(弗朗斯岛)有2个营，在好望角有4个营，……”可以看出，作为19世纪资本主义第一工业强国的英国，在世界各大洲的关键要地都有驻军，英军在中国只有3个营的步兵却能制约中国，两国军事实力的差距可见一斑。

二、中国市场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巩固国内统治的重要依托

　　中国的门户开放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以欧洲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生产形式上，经历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和大工业时期；在生产关系上，经历了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两个历史阶段，这两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历史时期表现得最集中、最显著。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主线，大工业从欧洲扩展到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形成后的最初的历史时期，世界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欧洲的工业世界，一个是欧洲之外的农业世界。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就是农业世界服从于工业世界的格局，欧洲之外的农业世界为欧洲工业世界提供原料和市场，欧洲工业世界为欧洲之外的农业世界提供工业产品。中国大门被打开的时间正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历史阶段，处于完全由市场决定欧洲工业生产活动的历史时期。中国门户开放提供的巨大的市场，对处于自由竞争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积极信号，对欧洲的大工业生产带来了积极导向作用，进一步提高了欧洲资产阶级建立世界市场的信心。因此，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使中国市场成为全球市场一部分，巩固了欧洲在世界中的工业主导地位，促进了欧洲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的门户开放不仅推动了世界资本主义取得长足进展，而且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在本国的政治统治地位。虽然从国际政治看，欧洲列强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和统治总体上是顺利的，但是在欧洲国家之间特别是欧洲各国内部的政治统治却并非如此，资产阶级在本国的政治统治并不稳固。出现这样的反差现象的原因在于，处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其进步性和矛盾性表现得非常突出。这种进步性体现在极大地提高了大工业生产力，推动了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这种矛盾性在于破坏了生产力并且对创造的物质财富造成了巨大浪费，同时造成社会多数人的贫困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

　　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不仅欧洲工业国家内部的工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处于无政府状态，工业生产活动完全由市场左右，完全受市场竞争机制和供需规律的影响。因此，这就造成了各工厂之间以及各工业国之间盲目地相互竞争。由于生产完全由市场需求主导，当有市场需求时就加大生产供给，由于竞争的存在，单个的工厂或工业国家在无法完全地、随时地、准确地确定需求的绝对数量的情况下，为了占领更大市场获取最大利润而扩大生产规模，使生产力迅速提升。但是当生产力提升的速度超过了市场扩张的速度，供给超过市场需求时，就引发了生产过剩危机，不仅生产的产品和生产资料过剩，而且参与生产的劳动力也过剩，这样生产活动不得不停滞。生产活动停顿必然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过剩的物质财富遭到浪费，更重要的是对工人的生存带来严重影响。工厂主为了维持其生产成本，要么降低工人工资，要么让工人失业，而失业的工人在经济危机时期不会轻易地找到新的工作，因为其他的行业部门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不仅造成大工业生产力周期性的破坏，同时还必然产生大量的失业工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满足工人的生活需要，因此无法维持生计的工人们必然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必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给他们带来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工业资本家的统治是密切联系着的”,斗争的对象必然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资产阶级在大工业发展时期的国内政治统治并不稳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影响着资产阶级的统治。以英国为例，虽然英国大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成为19世界的“世界工厂”,但是仍然掩盖不了其自身的危机和矛盾。恩格斯指出：“英国是这种危机的策源地，这种危机的麻痹性的影响必然会波及世界市场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角落，在各处都使大部分的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遭受破产。这种危机非常清楚地向英国社会的各部分人表明了它们对厂主的依存关系。”

　　经济危机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危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导致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会始终存在，这个斗争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兴衰而此起彼伏，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总是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因此，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成为了资产阶级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恩格斯指出：“要避免这种危机只有一个办法：或者依靠夺取新市场，或者依靠加剧剥削旧市场来扩大销路。”对于欧洲资产阶级来讲，不断地寻找和夺取新的海外市场是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主要办法，开辟中国市场就是夺取新市场的办法的体现。中国市场的开辟“对生产过剩起着排水渠的作用”,在经济上对经济危机暂时起到了缓解作用，进而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得了暂时的稳固地位。以英国的棉纺织业为例，中国市场的存在为英国的棉纺织业暂时避免了经济危机。恩格斯写道：“中国的市场在逐渐扩大，看来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它能够再一次地挽救棉纺织业。……从此，这里再次情况大变，人们又加油猛干起来。”中国市场的扩大挽救了棉纺织业，工厂又开工生产，工人们因为中国市场而又能工作，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就相对地缓和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得到了一定的巩固。因此中国市场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在国内统治的重要依托。

三、中国革命的火星将引爆欧洲社会的普遍危机

　　中国市场的开放标志着资产阶级建立世界市场的目标已经完成，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而且还对欧洲资产阶级在本国的政治统治起到了稳固作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在广大得多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从近代世界历史趋势来看，中国市场的开放推动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这个作用是长久的、显著的，但是中国市场对资产阶级在本国的政治统治所起到的稳固作用却并不长久。虽然中国市场与欧洲工业生产具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中国市场开放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带来了新的生产动力，成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依托，但是中国市场的作用不是无限的。因为，一方面任何市场在一定的生产周期内，只要生产力速度提升，都会相应地导致市场的饱和，中国市场也会有饱和的时候；另一方面中国市场虽然已经开放，但是还没有彻底地开放，而且中国市场的开放过程本身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样必然会对依赖中国市场的工业生产带来阻碍。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详细地研究过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状况，认为中国市场开放后实际上并没有带来资产阶级所预期的结果，甚至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与美国向中国市场出口的增长是假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主要是鸦片贸易和中国传统生产方式这两方面因素的阻碍导致的。由于鸦片贸易并没有消除反而还进一步扩大，这就很大地限制了中国市场对欧美生产的其他的商品的购买力，因为“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同时，中国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也极大地阻碍了欧美工业产品进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因此，多方面因素影响着中国市场的发展，这对欧洲工业国家的生产带来不确定性。

　　在影响中国市场的众多因素中，中国革命是其中最能引起剧烈变化的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在经济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关系，使得依赖传统生产方式生存的广大农民破产，清政府软弱无能，不仅抵御不了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无法解决广大农民的生存危机，因此必然会引起广泛的革命起义运动，革命的对象也必然指向清王朝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斗争此起彼伏，整个中国政治局势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因此必然会导致中国市场急剧变化，进而对欧洲的工业生产带来剧烈的影响，最终导致欧洲发生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

　　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首先影响的是中国自身的经济，进而影响到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联系。革命运动必然带有激烈的斗争与对抗特征，因此客观上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与破坏，继而必然会引起经济的动荡。一方面，在社会动荡不稳定时期，中国民众对生活的不安而产生恐慌，在经济行为上就会采取“藏钱”的传统，这样会导致“许多白银被埋起来和藏起来”。由于白银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支付手段，白银被藏起来后用来购买外国商品的银钱就会减少，对欧洲国家的工业生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革命运动影响了整个市场的正常运转。由于革命起义运动在多个地区发生，这会在不同的时间上和空间上阻断原有的贸易联系，造成整个市场的混乱。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欧洲关于中国贸易情况的新闻报道，描述了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市场产生的影响：“现在《观察家》告诉我们：‘中国发生的起义正在产茶地区不可抑制地蔓延；’……根据广州最近的消息，‘起义运动广泛地蔓延于全国，贸易有完全被破坏的危险；工业产品几乎全都跌价，有时跌得很厉害。存货数量很大，而且越积越多，……’”因此，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对中国自身经济带来了影响，也破坏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进而对欧洲的工业生产带来巨大影响。

　　中国的革命运动对欧洲经济的影响是剧烈的，中国市场的动荡对欧洲的工业生产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并且“使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更加尖锐化和更快地到来”。马克思恩格斯以英国为例，介绍了中国的革命运动对欧洲经济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危机的到来必然导致市场的萧条和工商业的普遍停滞，马克思描述了经济危机在英国的表现：“曼彻斯特市场上的普遍萧条仍在继续。来自奥地利和中国的消息以及关于东方纠纷的消息越来越坏，棉纺厂主、工厂主和商人也越来越心慌”,“随着粮价的上涨和营业的普遍停滞，外汇行市正在变得不利于英国，黄金开始流向大陆”。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市场的开辟为欧洲工业生产提供了排水渠的作用，缓解了生产过剩危机，进而稳固了资产阶级在本国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只是起到了暂时性的作用，过多地寄希望于中国市场来解决欧洲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最终还是被中国事件引发出经济危机。马克思强调：“政治事件对商业停滞的漫延起过显著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中国的政治革命已经显示出具有世界性的作用，能够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中国的革命运动是由欧洲引起的，并且运动的范围在中国内部发生，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却不能控制中国的革命运动进程，反而还被中国内部的革命运动所影响。中国的革命运动引发了欧洲的经济危机，必然再次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进而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此，正是由于欧洲列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进入到欧洲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来，已经与欧洲的社会经济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得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与欧洲之间的连锁反应：中国革命引起了中国市场的动荡，中国市场的动荡造成欧洲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最终导致欧洲普遍社会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联系和重大作用，认为中国革命的火星将引爆欧洲社会的普遍危机，最终引发欧洲革命运动的再次兴起。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中国革命还进一步加深了列强之间的内部矛盾，各列强之间的冲突将会加剧甚至走向战争。

四、中国历史变革影响了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发展

　　中国历史变革的世界意义不仅体现在推动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上，还体现在影响了广大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地域性的，而是一种全球性的现代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表现出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性，在对外关系上则表现为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压迫和殖民掠夺。不管是欧洲的无产阶级还是落后国家的广大人民，都会受到资本主义广泛地压迫和剥削。因此，在受资本主义压迫这一方面，中国人民与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

　　“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压迫必然引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必然激起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革命运动。恩格斯指出：“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只有首先在政治上实现民族独立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因此，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了广大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任务。而同样深受资本主义列强压迫的中国，其自身的历史变革运动影响了广大殖民地的民族独立革命运动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对欧洲列强的军队起到了牵制作用。广大殖民地人民要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必然要与欧洲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国力相比，殖民地国家人民的革命的力量是弱小的。殖民地国家要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除了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之外，还必须有外在的条件支持，而外在的条件也是存在的。以英国为例，英国作为最大的殖民帝国，在各大洲的殖民地都有驻军，但是英军的总兵力是有限的，如果各殖民地国家同时对英国进行反抗，那么英国是应付不过来的，中国的革命运动就起到了这样的外在的牵制作用。中国之所以没有沦陷为完全的殖民地，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恩格斯认为，中国人民发起的战争“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的斗争，不仅没有使自身沦为完全的殖民地，而且还牵制了西方列强对其他殖民地国家的作战行动。例如，英国为了维持在印度的统治，需要花费大量的开支，“由英国人民口袋里支出的花在印度身上的陆军和海军费用，随着印度领地的扩展在不断增加”。当印度发生针对英国的起义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殖民地国家也与英国发生了战争。马克思指出：“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军内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面对印度和中国等多个国家同时发生的起义运动，英国最后不得不将自己的军队，“原定派往中国的数千人到锡兰后便被截住，转派往加尔各答”。而战争的开支不仅花在印度上，还要“加上缅甸战争、阿富汗战争、中国战争和波斯战争的费用”,这样就对英国的殖民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此，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是中国的华工将推动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崩溃。中国的社会变革对广大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革命运动的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还体现为中国广大移民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危机。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瓦解了养活中国亿万人口的传统生产方式，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人口，由于“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因此这就导致“过剩人口将急剧地、不断地增长——被赶走的农民涌向沿海，到别的国家去谋生”,出现了“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的现象。中国大量的人口流向世界各大洲，包括美洲、欧洲、亚洲的印度、澳洲的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华工的身影。一方面华工在国外对当地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马克思在批判英国的新闻报道时曾经写道：“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但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的华工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恩格斯指出，由于中国的华工具有廉价而又吃苦耐劳的特点，所以“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许会波及到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因此，中国的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大量的流向海外的华工，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的华工将影响到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的工人的命运，进而会推动不同民族的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运动，最终将动摇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总结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在近现代百年世界格局确立的过程中扮演了最后的角色，即近现代世界格局形成于旧世界格局的瓦解，标志就是中国在东方世界的主导地位被打破，中国由一个强国变为弱国。“亚洲弱国——中国、波斯、中亚细亚、土耳其等国”衰落下去，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由此最终确立。同时，这一过程也推动了人类历史首次实现了统一，各国家、各民族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推动下，相继迈入了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而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成为统一后的世界历史下的大格局演变的第一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世界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规律已经显现出，内在机理已经初步形成。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可以看出，这样的关系规律初步包含了几个维度：一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关系，表现出中国与世界相互作用、塑造彼此、共同发展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中国带入到世界历史的统一进程中，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又推动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中国与西方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下中国与西方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引起中国的反抗，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运动，而中国的变革与发展又产生了西方对中国的依赖现象。在这一现象中，中国市场的作用机理凸显出来，影响到了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统治与无产阶级运动。三是中国与殖民地国家的共同命运关系，表现出中国与殖民地国家遭受相同的压迫、面对共同的历史任务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中国人民与各殖民地国家人民一同遭受着西方的殖民侵略与压迫，共同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共同的命运关系产生了影响西方殖民统治的作用。这三个维度构成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框架。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历史变革的世界意义的理论总结。

　　从理论上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规律特点的总结，最终目的在于探索历史前进的逻辑，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定位与发展。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当下世界格局正处在加速演变的进程中，中国作为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力量，必须要把握好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在这一进程中，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世界格局演变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一历史进程的趋势性和前进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论述给予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最重要的一条在于，要以普遍联系的眼光、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从欧洲的视角认识中国的变革对欧洲的影响。中国的门户被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打开后，确立了欧洲主导的世界格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认为中国在这个格局中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也没有把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仅仅看作是一种欧洲主导的单向度的关系，而是以普遍联系的眼光，提出了中国与欧洲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即由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形成的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却使欧洲自身受制于这一联系带来的矛盾中。这就是历史发展成世界历史后的一个重要的规律特点，各国家、各民族处于普遍的联系交往中，并且每一具体的联系都是矛盾着的、变化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揭示出了这一规律，而且这一规律不仅贯穿了近现代百年世界格局全过程，在新的大格局的演变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普遍联系不是抽象的联系，不是意识形态的联系，而是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物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没有从意识形态上认识中国，而是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从中欧之间的贸易交往中认识中国。贸易交往是真正的现实的活动，是能够发生矛盾作用的“物的联系”。而这一“物的联系”之所以能够形成，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源于资本的增值，如果没有市场，资本的增值无法实现。因此，为了资本的增值而不断地开拓市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性。西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逐利性和政治上的掠夺性都是由这一特性决定的。因此，“资本-市场”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进入世界历史时就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拥有着巨大的市场。中国市场对欧洲资本的吸引力，最终使得中国与世界真正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这个“物的联系”就是中国市场的联系。

　　中国市场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时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市场的开放是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人类社会统一的世界市场最终建立完成。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不仅具有联系世界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能影响世界政治的发展。尤其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下，中国与西方对立统一的关系规律，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的特点，正是通过中国市场的作用表现出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都与中国市场的作用密切相关，其内在的作用机理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来。因此，中国市场对西方乃至世界的作用规律，在近现代世界格局形成之初就已经产生。

　　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中，以及持续地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转化为巨大的市场优势。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发挥矛盾作用的“物的联系”的枢纽。习近平指出，“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场规模巨大、潜力巨大，前景不可限量”,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因此，充分发挥中国市场的作用是中国在当下大变局中所要运用的重要手段。从19世纪的“排水渠”到21世纪的“引力场”,中国市场影响西方乃至世界的作用将更加显著。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3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