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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毕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证明，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二人为这一著作所撰写的七篇序言和跋（以下将“《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和跋”简称为“序言和跋”）也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然而，当前学界对于这些序言和跋的研究仍然较少，其学术价值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这些序言和跋蕴含着许多对自身治学历程、思想体系的总结与反思，后人可以从中读出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体系的要领。本文希望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七篇序言和跋的分析，展现这一研究的潜力。

　　长期以来，七篇序言和跋往往被认为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导论”，其意义主要被认为是在介绍《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构体系和历史意义[1]3-12[2]1-17，虽然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了这些序言和跋“阐明了《资本论》研究所得出的理论结论”[3]，但这仍然未能突破对这些文本的“导论”定位，无法赋予七篇序言和跋独立的研究价值。

　　与此同时，学界也存在一部分专门针对序言和跋的研究，呈现出了这些序言和跋更为多样的学术价值。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内容研究和主旨研究两类：在内容研究上，有学者[4]关注到了马克思在序言和跋中表现出的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也有学者[5]研究其中一以贯之的“苦难”情怀，还有学者[6]关注其中蕴含的民族思想等；在主旨研究上，近年来也出现了关于序言和跋的主旨是“把握时代的问题和趋势”[7]还是“宣告共产主义必然胜利”[8]的学术探讨，此类研究和探讨开辟出了部分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然而，现有关于这些研究所关注的材料大多只局限在马克思所撰写的四篇序言和跋，并未将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独立撰写的三篇序言考虑在内[9]1-19，这无疑是一种缺憾。恩格斯作为“第二小提琴手”、也是马克思《资本论》写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支持者，其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为《资本论》第一卷所独立撰写的三篇序言有着同样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应当将这七篇序言和跋视为一个整体，在研究这些文本的时候，需要充分认识这些序言和跋在写作形式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若干特殊性。第一，这些序言和跋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之作，带有对自身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反思性，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对自身理论与方法的成熟思考。第二，这些序言和跋包含两个视角，一个是马克思自己的思考，一个是恩格斯的独立视角，由于有着二人的相互印证，因此从中可以相对完整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某些具体方面。第三，这些序言和跋大多直接服务于《资本论》的介绍与传播，有很强的与读者对话的意识，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读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后人所寄予的希望和教导。

　　基于以上这三点，《资本论》第一卷的七篇序言和跋的学术价值有必要得到更为充分的重视，尤其需要注意其相对的独立性。对这些文本进行深度耕犁，我们会发现，这些文本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的系统概括。通过马克思本人的思考与恩格斯的旁证，这些文本面向读者进行对话，呈现出马克思的阅读、研究与写作的心路历程，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以此为依据展开分析，探究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因此，根据现有研究进展和这些文本的特殊性，本文尝试研究《资本论》第一卷七篇序言和跋所展示出的关于治学方法的内容和主旨，初步勾勒出马克思主义阅读方法、写作方法与研究方法的要点，为当下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治学方法提供思路，并为现实学术研究提供科学的指引。

　　阅读是研究的基础、写作的前提，但“如何阅读马克思”一直是国内外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阅读《资本论》时提出了“征候阅读法”，即“不断从科学的阅读回复到哲学的阅读，在从哲学的阅读回复到科学的阅读”[10]79。这种阅读方法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探讨，有学者据此总结出三种阅读马克思的方法：朴素式阅读、征候式阅读、互文式阅读[11]，也有学者提倡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12]，这一问题重要性可见一斑。但是阿尔都塞似乎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七篇序言和跋中便已经为“如何阅读《资本论》”乃至“如何阅读马克思”提供了思路。事实上，马克思高度重视读者对于自己著作的阅读感受，在1873年所写的第二版跋中指出，“《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13]15，并竭力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引。同时，这些序言和跋还蕴含着“马克思如何阅读其他作品”这样的学术典范，足以从中挖掘出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中的“阅读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和跋中启发读者，在阅读《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有必要做到将文本结论与论证过程相结合、将文本思想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将理解作品逻辑与还原研究过程相结合，而这恰恰也是可以广泛应用的阅读方法。

　　首先，马克思强调在阅读的时候要注重结论与论证的整合。在法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3]24。这句话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对研究者的寄语，但是在其语境中，这句话同样蕴含着对阅读者的指引。马克思在这版序言中首先表达了对于法国读者的关注，他认为“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因此担心《资本论》第一卷抽丝剥茧的分析方法难以被接受，因此强调“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13]24。而正是在这句话之后，才有了将科学研究比喻为攀登山路这一表述。科学的阅读方法是探寻真理的有力支持，因此，这里隐藏着马克思对于法国读者的期待，马克思提供的其中一个阅读方法便是要将“光辉顶点”与“攀登山路”相结合，也就是既要关注文本结论、又要注重论证过程，这样才是一种科学的阅读训练。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读者在阅读时有必要将文本思想与现实需求有机结合，以现实激活文本、解决时代问题。恩格斯在1886年英文版序言中，启发读者将马克思的理论与英国的现实状况相结合。彼时英国正经历着生产停滞与经济衰退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不少工人失业，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得到指引。恩格斯强调“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13]35。这也是鼓励运用《资本论》第一卷的思想来分析英国问题，从而寻找解决之路。从这个意义来看，马克思所评价的法国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13]24的阅读习惯亦有可取之处。带着现实问题进入阅读，才能够激活文本的生命力，对于力图“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说，这种阅读思路更是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有利于释放文本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三，马克思也在与读者的对话中提出要将理解作品逻辑与还原研究过程相结合。在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提醒读者，《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最难理解。但他同时也强调：“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13]8也即是说，读者有必要以接受新事物的心态、带着思考进入阅读之中，去理解作品的叙事逻辑，而不是单纯试图去用某种固有的眼光审视这一著作。但是除此之外，更充分的阅读还应该做到还原研究过程，马克思在1873年第二版跋中区分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认为研究必须从感性材料出发，而经过研究之后，叙述却可以做到从理性框架入手，如果忽视了研究方法、只看到叙述方法，就会出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3]22这种错觉。因此，要能够充分掌握文本的思想，就必须将作品的逻辑结构与作者的研究过程结合起来分析，这样也更能体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科学性。

　　除此之外，这些序言和跋还通过展现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们、对黑格尔的阅读态度，来启发读者。在阅读经典著作的时候需要区分作品的思想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突出理解作品对现实历史的反映，区分思想外在形式与思想核心内容、突出理解方法而非体系。马克思在阅读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的时候，有意区分了这些作品的思想史意义和现实历史地位。任何思想都有两个逻辑，一个是思想本身具有自洽性，另一个则是思想会不自觉地反映作者所处的时代状况，马克思的阅读方法是将这二者区分、并坚定相信现实世界才是思想生成的源头，这种阅读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方面，马克思给予这些作品以客观的呈现和评价。据恩格斯回忆，马克思的引证许多时候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来确定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13]30。这种引证方式的前提是马克思在阅读的过程中需要有意地思考这些作品的经济思想史价值，但同时也将这种思想史意义置于对真实历史的反映程度中来评价。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强调，需要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来理解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13]16，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熟、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就会沦为一种虚伪的辩护。正确区分作品的这两个逻辑、两种意义，有利于确立阅读的重点，也就是要突出把握作品对作者所处现实历史、阶级立场的反映。

　　除此之外，马克思在阅读黑格尔的时候，注重区分思想的外在形式与核心内容，并确立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外壳的扬弃和对核心内容的接受。黑格尔哲学曾经一度是德国学界追捧的对象，但是等到马克思开始撰写《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思想界的地位却辉煌不再。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强调“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13]22。可以看出，马克思区分了黑格尔思想的形式与内核。一个思想的内核在于其对于事物本质的独特见解，黑格尔哲学对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揭示、对于现存事物发展过程的动态理解，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方法，与其他哲学有很大不同，构成了其本质。但是，黑格尔哲学将世界运动、变化的源头设定为理念，并由此构建起自己脱离现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这是需要批判和扬弃的。马克思启发我们，一个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它的方法而不是体系，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需要把握方法、据此来客观评价一个思想的得失。

　　阅读是治学的隐形根基，写作则是治学成果的集中展现。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不仅包括科学的阅读方法，也包括若干关于写作的要点。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写作方法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有学者强调“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应该放弃诸多的无对象写作，多作有对象的学术写作”[14]，也有学者关注马克思笔记文本群中的写作方法[15]。此类研究启发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重要文本中挖掘出马克思主义写作方法。事实上，这七篇序言和跋立体展现了马克思创作并完善《资本论》第一卷的历程，不仅有马克思的自述、还有恩格斯的旁证，对后人理解马克思的写作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写作要点提供启发。

　　在概念界定上，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写作隐藏着以术语革命引领思想革命的意义。在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提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3]32，以此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赋予某些概念术语以新的意思这一做法的意义。真知灼见的表达往往需要载体，思想家如果一味地跟着旧有的术语体系来走，往往难以呈现出自己独创的思想的原貌。但是，术语革命本身不是为了“造词”，而是强调要界定清楚概念的意义，并在概念新的意义中呈现出一套思维方式。比如，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对“商品”“劳动”都做了二重性的界定，区分清楚“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这种术语革命其实是为了引出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古典经济学家在设定概念的时候往往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永恒的、理所当然的东西，马克思虽然同样是要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但是却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来看待的，并且着重强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并未过多地创造某些新词汇，但是他注意区分自己的用语与古典经济学家们所使用术语的含义差别，这种经济学术语使用方式与内涵呈现的差异往往是更为根本的，正如近来有研究指出的，“马克思对传统哲学观念的改造，是其政治经济学（术语）改造得以可能的基础”[16]26。相应地，政治经济学术语的改造又可以呈现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展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推动思想界的整体革新。

　　在内容叙述上，马克思坚持抓住本质、呈现一般、保持客观的叙述方法。在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13]8提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也即是将写作的重心放在本质规律的揭示上面。当然，马克思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也涉及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下社会反抗的提及，但这种提及是为了服务于本质的揭示。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里，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资本家延长工作日与劳动者争取正常工作日之间的斗争，但是这仍然服务于对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的整体分析。为了揭示本质规律，马克思就必须在纷繁复杂的表象和个例中找到普遍的、一般的关系，马克思在这版序言中还强调，自己不是为了攻击某个个别的资本家、具体的个人，而是为了对阶级关系和利益进行历史性的分析和批判，因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3]10。比起“个人”，马克思更愿意分析“个人”背后的关系。社会是一个处于变化之中的有机体，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这个有机体的表象描绘出来，而在于要呈现出一般的社会关系、从而探索变化的规律。最后，为了做到对一般关系的呈现、对本质规律的揭示，马克思在写作中也必须保持客观科学的态度。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很可能会遭遇资产阶级团体的非难，预见到了这些人将“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3]10，但是仍然表达了对科学的批评意见的欢迎以及对科学研究的坚定。这种客观不完全是“中立”的，马克思从不掩盖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事研究的立场，但是有立场不等于不客观，只要做到全面把握对手的论证和观点、并用扎实的材料加以反驳，才属于客观科学的研究。马克思在熟练掌握古典经济学观点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事实材料加以反驳，这充分体现了其叙述的客观性。

　　在材料引证上，马克思做出了严谨、扎实的引用典范。恩格斯在第三版序言和英文版序言中都花了一定的篇幅对马克思的引证方法进行了介绍。恩格斯区分了马克思的两种引用，第一种是用材料来支撑论点，第二种则是仅仅用材料来表现某些经济学观点的思想史意义来使用。恩格斯强调“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13]30。两种不同的引证思路使得马克思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更具说服力，一方面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充分掌握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积极用经验材料和相关研究佐证自己的观点，从而清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理论贡献与论证过程。马克思行文的引证是扎实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在第四版序言中，恩格斯介绍了此前爱琳娜对马克思这部鸿篇巨著的引文校对过程和工作成果，并指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13]37，这直接反映了马克思引证工作的扎实。同样是在这版序言中，恩格斯还讲述了某匿名作者对马克思引文正确性产生怀疑并引起争论的事件始末，将这一事件写入序言，其实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在写作时对待引用的严谨态度。事实证明，马克思在引用的时候往往力图还原真相，并不被某一片面的材料所遮蔽，而是在多方比较中形成合理的判断，这样的引用本身也是一种研究。恩格斯认为这个事件的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13]44，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除此之外，七篇序言和跋也体现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不断完善的修改过程，这里面蕴含着作品修订应有的目标与思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提升表述清晰度、严谨性、增强材料说服力为改进目标不断进行修改。马克思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想要“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13]28。恩格斯继承了这种思路，但是基于对马克思原文的尊重，大多是以补充注释的形式完善作品，最终目的与马克思一致，都是为了增强写作的严谨性与说服力。写作的成果直接面向着读者，看起来是学术研究的最后环节，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自身作品问世之后仍然坚持不断修缮，这也体现出其写作的精益求精。这种完善的思路有两个：一方面是根据自己对作品的重新审视来进行，另一方面则是吸取了读者的反馈来针对性调整的，比如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曾经提到库格曼的建议使得他在讲述价值形式时采用了双重叙述[13]14。这些修订方法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写作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作品能够历久弥新、充分展现出科学性。

　　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可以被认为是广义的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所界定的研究是指在作为基础的阅读与呈现成果的写作之间的治学状态。科学的阅读使得研究者得以掌握大量的感性材料，并能够充分把握这些材料的内涵与意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需要对一些材料进行选取，确保之后展开研究的准确性。之后选取合适的视角确立研究的起点和参照物，以这种视角将材料串联起来。研究的核心是理论的建构，只有构建出能够解释现实甚至能够指引实践的理论，好的研究才能算是完成。有学者指出“《资本论》是科学方法的宝库”[17]4，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七篇序言和跋可以说是“宝库的钥匙”，因为里面蕴含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研究的材料选取、视角切入与理论建构等问题的解答。

　　马克思写作时严谨引证的背后，是在研究中对待有争议材料的严谨甄别、对所需材料的详实记录，这种筛选主要是通过多方比对、力求完整地占有材料以完善作品。在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提出了对德国政治经济学家使用材料方法的反对，“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13]15。这里蕴含着马克思对研究所选取材料的态度：必须选取与研究直接相关的、能反映真实情况的材料，而这也是他在阅读古典经济学著作之余，摘抄大量历史材料和社会统计材料的原因。马克思晚年被病痛缠绕，但仍然想要将《资本论》第一卷必须修改完善，希望“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13]28。可见其对于材料的收集并未因为作品的完成而止步，这体现出其精益求精、希望充分占有材料的态度，也体现出了他追求真理的学术品格。而在自己的引证遭遇质疑的时候，马克思也耐心地回应，恩格斯在第四版序言中记述了马克思与布伦坦诺论战的故事，马克思对待材料的态度可见一斑。他不仅找到了《泰晤士报》的权威报道，而且还找出了同一天《晨星报》与《晨报》的有关报道，并将这些材料与《汉萨德》进行对比，确认了自己的引用是更接近真相的。可以看出，在面对质疑的时候，马克思将之作为不断完善作品的动力，并充分展现了自己严谨的学术态度。

　　马克思选取英国为分析例证、以商品为分析起点，启发我们，研究必须以最典型的东西为参照、从最基本的东西切入。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而理论的建构需要从现实中获得资料、到现实中去检验准确性，这便离不开对“参照物”的寻找，也就是对典型事物的把握。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13]35。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发达地方，而且其社会统计工作比较完善，可以为研究提供较多的经验材料。英国可以被认为是《资本论》研究的“参照物”，因为它本身就蕴含着资本主义各种关系的生成与展开的历史。马克思初到英国，便深刻体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18]，而经过进一步观察，他认识到，只要受到资本逻辑的主宰、其他一切国家也同样会走上英国的路，因此以英国为参照系更能掌握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路径的本质与问题。同时，英国每天都循环往复地展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也可以时刻成为《资本论》理论的检验场所。另一方面，马克思选取了商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最基础的现象出发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的切入无疑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13]8，但是又是无比重要的。从基本的东西出发，才能够把握复杂整体的底层逻辑，正如细胞学说成为了生命科学研究的突破一样，马克思从商品出发也促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突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将商品视为一种必然的、永恒的前提，因此不愿意花费过多精力展开研究，反而是去寻找“人口”“国家财富”这样较大的切入口。但是这样一来，各种解释整体经济运行的规律就成为了一种纯粹的相关性而非真实的因果性，经济世界变成了“黑箱”，市场被神化、各种市场法则成为了人们不明所以但又深信不疑的对象。马克思想要打破市场的神话，就必须从最基本的现象--商品入手，达到对市场经济底层逻辑的理解，这样所找到的各种规律不再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而是具备科学的必然性。

　　在理论建构上，马克思时刻注意避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的缺陷，采用了科学的抽象方法，建构出能够反映事物真实联系的理论。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3]8任何研究都需要从感性材料、具体材料出发，但是仅仅从这些材料中抽出某种一般性并不足以建构出科学的理论，因为这些一般性很可能与具体材料的特殊性相脱节、导致这种抽象的不可复归，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所在。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混淆了一般与特殊，他们总是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是人类历史的一般状态，总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产物说成是人类历史共有的。与之相对，科学的抽象方法则是需要牢牢把握所要研究的问题，剔除与问题无关的非本质要素、保留与问题相关的本质要素，以此达到科学的分析。马克思时刻注意自己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与其他社会形态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经济现象、雇佣劳动这一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便从商品出发，将商品与劳动相联系，一步步建构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合理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并科学评价这一社会形态的历史地位。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只是为了揭示现实规律，而不是为了“预测未来”。在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还回应了一些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与质疑，并认为自己并没有必要“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13]19，因为这样就超出了研究的科学限度。事实上，只要规律能被合理地揭示出来，理论就具备了引领变革的作用，马克思相信，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13]23，现实是对理论建构是否成功的最有力检验。

　　研究可以被理解为是将阅读转化为写作的中介过程，这虽然是主要发生在思维领域的活动，但是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而是与阅读、写作息息相关。研究的基础仍然是阅读，并且时刻以写作为目标进行，马克思对材料进行科学完整地选取，前提是需要依托于对经验材料的广泛收集与阅读；另一方面，判断研究的视角是否合适，也是需要考虑到写作的对象性。同时，研究者在进行理论建构时也需要兼顾自己所能利用的材料与希望呈现的论证目标。因此，完整的治学方法应该将阅读、写作与研究都包含在内，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的科学性也从这三个方面依次展现。

　　《资本论》第一卷七篇序言和跋中蕴含着的阅读方法、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成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为后人留下的重要治学方法启示，即阅读、研究与写作是研究者从事治学工作不可或缺的“三步走”，阅读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本身又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研究者首先需要通过阅读来掌握大量的感性材料、并充分把握这些材料的内涵与意义、进行甄别与筛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需要选取合适的视角，确立研究的起点和参照物，将材料串联起来，构建出能够解释现实甚至能够指引实践的理论；并在最后以写作的形式将自己的思路与所收集的材料客观、准确地呈现出来，在成文之后仍然保持不断修订的热情、赋予作品更持久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是一个整体，各个方面一以贯之的目标在于追求真理、揭示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马克思采用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策略，这也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的精神。一方面，治学需要广泛阅读、全面思考、并在写作时将各个方面完整地呈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阅读过的大量材料必须加以筛选和甄别，并选择合适的视角切入研究，并在写作中按照一定的逻辑次序呈现。

　　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被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充分继承与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反面：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者往往过于相信感觉材料、不愿意对大量的材料进行甄别与深入思考；教条主义者则相反，过于相信“本本”，并且把“本本”看成是恒定的、不可变更的东西，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来源与不断完善的指向。毛泽东希望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将“阅读”扩大为对社会的调查，要求将收集材料、分析判断、呈现成果相结合，并将理论成果继续放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这其实就还原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发展。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域，这与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发扬息息相关，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治学方法，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具体现实问题将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作者简介：林修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