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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以及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第二国际和受苏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共产国际争论的焦点问题，这一争论缘起于对西方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争论。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西欧共产党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在西欧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但相继失败，这引发了西欧共产党内的理论家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相比俄国的没有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二分，以及政治暴力统治就是一切，西欧社会存在着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二分，其统治是包括政治社会的政治暴力统治和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在内的“总体统治”，这就意味着西方革命应当采取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他们批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阵营立足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的立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忽视人及其实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批判功能的发挥，不注重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培养，使得工人阶级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市场经济物化意识的侵袭，从而造成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淡化的危机。他们的上述主张曾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对此指出，正是由于他和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西方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主张与共产国际的观点不同，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形成了“以考茨基的旧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他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的争论。由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受政治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场争论不是采取平等的理论争鸣的方式，而是采取政治强力的方式，致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一个流派变成了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同时，关于西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争论进一步引发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产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在当时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其具体结论还是其方法论的争论。针对当时共产国际要求其所属共产党各支部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差异照抄照搬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革命理论，稍有不同就被指认为“修正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的做法，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这实际上是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革命模式普遍化、绝对化和唯一化，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归结为具体结论。对此，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在于具体结论而在于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在他看来，“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照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全部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这种“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加以改造，以变革现实为目的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卢卡奇要求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的“双重断裂点”上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卢卡奇之所以强调应当从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断裂点上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即“总体性辩证法”和近代理性主义方法，并把上述两种哲学方法论的区别归纳为总体性和非总体性、历史性和非历史性、批判性和非批判性三个方面。

　　所谓总体性和非总体性的区别是指“总体性辩证法”坚持总体高于部分，强调部分的意义只能在总体中得到把握，要求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趋势；而近代理性主义方法则受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结构和物化现象的影响，或者把总体看作部分的机械相加，或者把总体看作不科学的东西予以抛弃，它不是从总体出发研究部分，所以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质和发展的基本趋势。

　　所谓历史性和非历史性的区别是指“总体性辩证法”不仅坚持把人类社会看作伴随着人类实践不断生成和展开的过程，而且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永恒的存在，要求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历史性原则下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近代理性主义方法则非历史地看待它所研究的对象，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表面矛盾，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化。柯尔施对此也指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历史性原则不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从事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它把这种社会关系或多或少无所顾忌看作一切社会生活的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当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者在谈论历史的发展时，一般地说他们不会超出资产阶级社会魔力范围”。

　　所谓批判性和非批判性的区别是指“总体性辩证法”本质上是改变现实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对研究对象保持批判性是其根本理论原则；而近代理性主义方法则拘泥于实证主义的立场无批判性地看待它所研究的对象。卢卡奇由此反对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基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和近代理性主义方法，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以探讨整个世界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的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指出这种解释既没有揭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实质，又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化解释，从而钝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同时，虽然马克思也赞成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但只有立足于与旧唯物主义的断裂点上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才能凸显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与意义。

　　与旧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自然” 和“物质”，注重物质世界对人的决定作用胜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的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不是变革世界不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既批评旧唯物主义不是从主体和实践的角度理解对象和现实，忽视人的实践的能动作用，又批评唯心主义抽象地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从能动的、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要求立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立场，在科学解释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变革现实世界，换言之，“马克思的哲学属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也即意味着富有行动指向的哲学”。卢卡奇由此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是如何把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贯彻到底，超越近代直观认识论哲学，创立历史生成论和主观客观辩证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并强调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在哲学形态上属于现代主体论哲学，而且在研究对象、功能和使命上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存在着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像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那样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人类社会历史和进入人类实践领域的自然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其哲学研究的功能和使命也不单纯是揭示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而是通过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路径，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是创造人本身的劳动还是构成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都是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分离与统一的关键要素。”柯尔施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本质作了与卢卡奇相同的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在于：“ 马克思以双重的对立，即一方面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相对立，另一方面同费尔巴哈的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对立，而阐明的如下尖刻的反题是适用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也就是说，与费尔巴哈抽象地谈论“自然”不同，马克思虽然承认“自然”的优先性，但马克思强调与人类实践和人类历史相联系的“自然”并不直接影响人类社会历史，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探讨的“自然”是处于人类实践和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自然”，探讨的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基于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恩格斯和列宁是秉承实证主义的立场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突出地体现在他们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思想上。

　　学术界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大致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与核心，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适用于社会历史。上述观点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但都可以称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上述观点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的相关论述密切相关，并最终形成了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的理论体系。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中国部分学者基于对“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和反思，提出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由此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问题域，其核心是认为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而应理解为探讨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形态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恩格斯和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化的重要代表。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批评列宁忽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的结果，把认识看作意识对客观存在被动消极的反映，是一种破坏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葛兰西则认为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立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有关论述，他指出：“实践哲学是以格言和实践标准的形式产生的，这纯粹出于偶然的原因；它的创始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对其它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些实践标准和格言中暗含着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即一种哲学。”这种哲学的特点是既反对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是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种独创性的哲学，不应当像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那样脱离实践和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机械地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加以论述。卢卡奇则批评恩格斯和列宁看不到“人及其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与核心地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种实证主义的解释，并由此对恩格斯的实践概念、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反映论提出批评。

　　卢卡奇认为，恩格斯和列宁没有正确地理解“实践”概念的内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与核心地位，错误地坚持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的理论主张，没有揭示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卢卡奇援引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论述，强调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其实质在于改变现实，如果忽视这一点就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理解，并批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立足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对辩证法和实践作出的理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把辩证法理解为“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用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这意味着未能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这实际上是立足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对辩证法作出的解释，其结果只能使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装饰品”，而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实质。此外，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据这一问题从本体论上把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从认识论上划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认为驳斥不可知论，否定“自在之物”存在的哲学怪论在于“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对此，卢卡奇批评恩格斯把“实践”归结为“实验和工业”实际上是在直观和实证意义上理解“实践”，从而误读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概念。卢卡奇进一步批评恩格斯脱离人及其实践谈论自然辩证法，强调“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恩格斯所主张的“自然辩证法”看不到辩证法不可能离开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单独存在于自然界中。

　　坚持反映论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和列宁都作过系统论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反对黑格尔把认识看作概念的自我认识，并指出：“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批判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波格丹诺夫的经验批判主义否定物质的客观存在、坚持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时强调，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指出“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关于为什么要反对反映论，卢卡奇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对认识是反映这种观点的拒绝。这有两个根源。首先是我对机械宿命论的极端厌恶，在机械唯物主义中，宿命论总是同反映论休戚与共。我思想中当时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关于实践优先的观点都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种抗议又不是完全错误的。其次，我知道劳动怎样成了实践的起源和根基。最原始的劳动，例如原始人挖掘石头，就包含着人对他所处理的现实的正确反映。因为，如果没有对他所处理的现实的客观现实的映象，无论这种对象有多么粗糙，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是无法进行的。只有基于对现实的正确反映，实践才能使理论得到实现并成为它的检验标准。”卢卡奇认为，反映论的本质是把认识看作主体被动地接受客体作用的结果，看不到在认识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因而是一种被动、消极、直观的认识论。卢卡奇强调把认识看作主客体双向互动和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这就意味着“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就不是说它们是相互‘符合’，相互‘反映’，它们是互相‘平行’或互相‘叠合’的（所有这些说法都以隐蔽的形式包含着僵硬的二重性的思想）。它们的同一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现实的和历史的辩证过程的环节”。卢卡奇之所以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反映论，是因为一方面他把他们的反映论理解为消极、被动、直观的反映论，认为他们没有凸显人及其实践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正如他所说的，他从理论上厌恶机械决定论，在实践上厌恶宿命论，认为这些都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无法科学地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道路和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

　　与在哲学上反对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不同，卢卡奇在政治上高度肯定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和突出的历史地位，并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不断地向列宁主义靠拢，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之所以出现偏差，主要就在于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和基本主张。上述观点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以及他晚年的《民主化进程》等著作中。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认为西欧革命的关键在于培养无产阶级的成熟的阶级意识，并强调只有借助一定的中介才能把这种成熟的阶级意识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进而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中介在卢卡奇看来就是党组织，即无产阶级政党。卢卡奇高度评价列宁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为了说明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贡献，卢卡奇分析了机会主义、经济主义和罗莎·卢森堡“自发论”各自的缺陷。

　　在卢卡奇看来，机会主义仅仅要求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因此他们厌恶和回避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经济主义认为经济必然性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崩溃，既不需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斗争，也不需要发挥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不理解无产阶级政党培养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极端重要性；卢森堡既要求注意工人运动中党组织、群众和工人运动的有机联系，又反对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主张，要求在注重群众自发性行动的基础上，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卢卡奇在高度评价卢森堡上述主张的同时，认为她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与列宁是一致的，但又指出她的问题不仅在于过高地估计了群众自发性行动的意义，而且违背了列宁要求用党组织来解决工人运动内不同意见的分歧，坚持政治问题与组织问题二者不可分割的原则。结果便是他认为卢森堡不可能真正解决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与功能问题，只有列宁既认识到了由经济必然性规律支配的资本主义的崩溃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同时又强调要使这种革命形势导向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就必须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和功能，发挥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

　　在《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一书中，卢卡奇称赞“列宁是从马克思以来由革命的工人阶级所造就的最伟大的思想家”。针对机会主义者和斯大林对列宁的两种对立的评价，卢卡奇展开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机会主义者认为，列宁是俄国伟大的政治人物，但他对俄国以外的先进国家缺乏深刻了解，因而不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则完全否定列宁思想的民族性特点，要求无条件地用列宁的思想指导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卢卡奇指出上述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因为与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工厂制度的具体研究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一样，一方面，列宁从探讨俄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出发，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他从没有把俄国的经验普遍化、一般化和绝对化，而是始终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哲学表达，强调只有在无产阶级受压迫的苦难中看到摧毁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这一个革命因素，并把握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才能将无产阶级革命提上议程。“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现实性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个时代客观基础以及认识这个时代钥匙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构成马克思主义起作用的核心。”列宁进一步把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性放到工人运动的现实议程中，使之成为时代的基本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朝着具体化更进了一步。可以说，列宁是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造就的与马克思并驾齐驱的理论家。

　　列宁明确把无产阶级看作俄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系统探索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围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列宁和孟什维克争论的根本问题在于：由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俄国是重蹈西欧资本主义的悲剧，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跳过这一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哪个阶级才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卢卡奇把上述争论归结为两个层次的问题。“争论俄国是不是处于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发展的过程中——俄国资本主义是不是能够发展——进而，在理论方法上争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一种社会发展普遍妥当的理论，以及最后，把讨论集中在社会中要派定哪一个阶级使它成为俄国革命的真正动力。”卢卡奇认为，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运用历史辩证法，根据俄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际状况和人民群众要求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强烈愿望，揭示了俄国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形势，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并对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和功能展开了系统性论述，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中最具革命意识的先进分子的组织，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党的活动必须以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为基础，并反复强调政治问题不能与组织问题分离。“党必须准备革命。换言之，它一方面必须试图以行动加紧促使这些革命趋势成熟（通过它对无产阶级和其它被压迫团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必须使无产阶级对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中必然产生的思想、策略、物质和组织任务作好准备。”指出党的功能和作用就在于既能够预见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又要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作好知识、物质和组织上的准备。

　　卢卡奇在晚年的《民主化进程》一书中，高度赞扬了列宁不仅坚持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看作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总体所决定的，克服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理解，而且坚持揭示历史发展趋势的战略高于处理具体历史发展问题的策略，策略服从和服务于战略的科学方法论，成功地解决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俄国如何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了可贵的探索。

　　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首先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但它们发展经济基础的目的与结果存在着根本区别。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济基础是为了维护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其结果必然是经济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经济；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基础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结果是人支配经济，而不是经济支配人。由于俄国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这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社会主义应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基础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 “非典型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在俄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此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等于“苏维埃加上电气化”的主张。但列宁同时又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基础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过上合乎人性的生活，这就要求社会主义俄国必须在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等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生产和国家管理中的积极性、主动性，确立他们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地位。对此，卢卡奇批评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列宁后继者违背了列宁的上述方法论和基本观点，导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等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现象，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他强调克服上述危机的根本方法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和列宁的战略高于策略的原则，把社会主义教育的外在灌输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党内民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复兴。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卢卡奇对列宁思想的态度是，一方面质疑和批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充分肯定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卢卡奇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反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和理论思潮。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学学者洛克莫尔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和政治的双重维度。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是基于一种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解读，这是由恩格斯所开创并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所捍卫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实现了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突破性解读。……从政治视角看，凭借他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接受，卢卡奇是一位政治的而非哲学的列宁主义者。”因此，只有科学地揭示卢卡奇质疑和批评列宁思想的真实原因，才能正确认识卢卡奇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

　　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中国学术界以来，对卢卡奇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充满争论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具体而言，在1986年之前，我国学术界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唯一正确的解释模式，并以此作为评判卢卡奇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学术和政治标准，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被看作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异端”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1986年至1990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深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献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入“教科书改革时代”，涌现出多种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引发了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次大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派”“ 肯定派”和“具体分析派”，虽然当时“否定派”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次争论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

　　1990年以后，学术界转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任务、流派和理论问题的研究，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特别是为了规避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意识形态风险，部分学者提出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纯粹地域性的概念代替具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2005年，国务院学位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标志着学术界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转变。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问题，但这并不表明这个问题不存在或不重要，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所以造成了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诸多思想混乱。这种思想混乱具体体现为：一是部分论者依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导致在编写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科书时，或者回避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仅仅以附录的形式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就割裂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之间的本来联系，无法完整地反映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全貌；二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不利于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间的有机互动。部分论者不能正确处理20世纪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或者依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者基于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增强学术性的目的，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把它看作学术版的马克思主义，把苏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政治版的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出现了“以西解马”的现象，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学术性和现实性关系的讨论。

　　上述各种现象说明，重新认识和评判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思想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我们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和搞清楚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探索的目的两个维度入手。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维度看，其核心问题是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归结为革命导师、革命领袖的思想“一线单传”的发展，还是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民族化的发展过程。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时，学术界流行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归结为革命导师、革命领袖的思想“一线单传”的发展，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和固化为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此作为评判其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非得失的唯一标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反思和批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以此为标准必然会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引进和介绍其理论观点之后，全面揭示其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对立，这当然不可能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实质与理论价值。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之一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辩证统一，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是在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发展道路的，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由于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各不相同，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世界化与民族化进程中，一方面形成了包括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具有不同形态和理论个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形成争论。这些争论和不同理解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问题在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系统地传入中国时，中国学术界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革命导师、革命领袖的思想“一线单传”的历史，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为几条原理，以此作为评判其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非得失的标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丰富历史与内容简单化、机械化了，因而既无法真正把握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图景，又无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在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克服错误、修正理论的历程，进而把凡是对革命导师、革命领袖的思想提出疑问和不同意见的理论家的观点，一概斥之为修正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并予以批判和否定，这种做法当然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因此，只有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民族化的发展观，才能正确评判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是非得失，才能正确处理不同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

　　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是建立在他们所处的社会运动、哲学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基础上的，他们质疑和批评恩格斯、列宁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这是因为：以理性主义的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指导的西方现代化已经完成，使得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处于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西方现代化不仅没有实现现代性价值体系关于自由、平等和富足的承诺，相反是贫富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加剧，物的价值上升，人的价值下降。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基于价值中立的原则，把西方现代化归结为工具理性的现代化而非价值理性的现代化，并称之为“现代化的两难”。西方由此出现了反思现代化，反思现代性价值体系及其理性主义哲学基础的热潮，也促使西方哲学与文化实现了从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尽管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其共同点是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把整个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把哲学的功能和使命归结为运用哲学理性透过现象世界去把握由哲学家建构起来的所谓本体世界，并把这作为人类追求崇高意义的体现，它们主张哲学应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探讨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探讨知识增长的方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运动、哲学运动和文化运动决定了其不可能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立场，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从反思理性、批判理性的立场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不同，俄国社会则处于从前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在哲学文化上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反对封建主义哲学与文化、树立理性主义哲学与文化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列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是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它们都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积极成果。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是在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断裂点还是联系点上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揭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点还是揭示其本质差异，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卢卡奇质疑和批评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层次原因。

　　从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探索马克思主义真谛的目的的维度看，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探索的根本目的是探讨适合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讨如何实现西方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他们从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统治方式和文化传统出发，既反对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又充分肯定了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强调应当走适合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建立适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尽管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西方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有别于共产国际的理论主张，但其本意绝非反对列宁主义，更不是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如果仅仅因为他们质疑和批评过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就把他们的思想理论归结为反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思潮，进而将他们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或修正主义，这既不符合其理论的实际，又不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和看待其理论探索的价值和贡献，所以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做法。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立足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的宏大历史视野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结合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图景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结合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揭示他们是如何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在探索适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如何回答和是否正确回答他们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考察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才能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思想资源，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才能真正实现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