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经济科学，是商业不断扩张的自然历史结果，其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标志，始于经济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就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来说，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交往活动的描述和概括，是现代资本的理论表现形式和价值折射，从而扮演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资本的形而上学，是关于资本永恒、资本正义、资本神圣的叙事话语，从而极力为资本主义现实涂脂抹粉，为资本宰制劳动进行无良辩护，并因此无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漠视工人阶级的苦难处境。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自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植根现代资本社会的坚实土壤，以科学态度发动了对现代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即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揭示现代资本社会的内在肌理及其运行逻辑，深度思考和探索人类自由解放的可能空间及其现实道路。事实上，马克思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并因此得以深入社会历史的深处，获得了打开社会历史之谜的锁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那么，马克思为何要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指向为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价值旨趣何在?本文试图从劳动正义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并给予初步解答，这对于深化和拓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对于依然受资本原则强制的现代人反思和检视自己的存在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同时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积极的价值启示。

　　由于本文是从劳动正义视角来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背景、理论靶向及其价值旨趣的，所以按照逻辑需先行对劳动正义做出必要的界定和说明。而对劳动正义的界说，则要以正义的理解和说明为前提。就总体来说，正义是一个有关利益的关系范畴，其核心要义是对社会人际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和合理裁定，使得人们在社会合作关系中获得应有的权益并承受相应的负担，实现权责一致、付出和所得相当，进而要求对非正义的行为进行惩戒与矫正，以便形成和谐有序的利益规范和交往秩序。以正义的上述理解为基础，劳动正义作为一个对劳动关系、劳动活动和劳动方式进行正义价值反思的规范性哲学范畴，是对人们在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和劳动方式中形成和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否具有正义性的价值评判和规范裁定，其要义在于劳动付出和劳动收益之间的公道、劳动负担与劳动权益之间的平衡，其终极价值旨趣在于实现劳动解放，成就劳动自由。马克思正是立足现代无产阶级利益的根本立场，深刻批判和揭露现代雇佣劳动制度的奴役性质及其对劳动正义价值的背离，努力寻求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之路，旨在实现全人类的劳动自由和幸福，这是马克思终身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内在地从属于这一思想主题。事实上，马克思发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情景和思想背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雇佣劳动侵蚀劳动正义。上文述及，劳动正义意味着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和劳动方式的公平合理，意味着劳动付出和劳动所得之间的公道以及劳动负担和劳动权益之间的平衡。然而，现代雇佣劳动奴役制在根本上背离了劳动正义价值原则，肆意侵蚀和践踏劳动正义。众所周知，雇佣劳动制以资本和劳动的根本对立为前提，是一种资本剥夺和占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其本质是资本对工人劳动及其产品的无偿占有和支配，从而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形成不公平的劳动关系和非正义的利益分配方式。对此，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指证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的非正义劳动关系以及资本无情剥夺劳动的社会现实。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商品，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是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生存、延续工人后代的生活费用。那么，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真的是一种公平交易吗?并非如此。真实的情况是，“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因此，事情的真相是，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以后，就开始强制工人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在此过程中，工人不仅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而且生产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这部分经由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超过自身价值的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资本的增殖源泉，而且这部分由无偿劳动转化而成的增殖资本，又成为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手段和力量。因此，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中，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实质上的非正义关系，劳动公平遭遇消解，劳动正义被侵蚀。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场的重要社会境遇。

　　其二，异化劳动成为大众命运。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代社会生产关系中，劳动正义价值隐没不彰，资本对劳动的无情剥夺和强制奴役导致二者之间的深刻对立，使得异化劳动成为大众的命运。历史地看，现代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萌生、确立、发展及其普遍化，是一个经由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结果，其间经历了包括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自我积累等不同的历史嬗变过程。事实上，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得以可能的重要前提是大批直接生产劳动者被迫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生产者成为除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工人”，他们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生。与此相对的则是生产资料、货币财富迅速集中在极少数的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则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工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以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来实现自己资本的不断增殖，进而不断扩大对工人的支配力量和剥夺力度。这就是现代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和真相。在现代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中，工人的劳动付出越多则自己所得就越少，工人劳动成果越丰富则自己就越变得贫乏，工人劳动的现实化则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工人在为资本家生产大量财富的同时为自己生产出深度的赤贫。质言之，雇佣劳动造成了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他人之间的深刻异化，使得异化劳动成为现代人难以摆脱的存在命运和沉重锁链。而对现代人之异化劳动命运的深度关切及其拯救努力，成为马克思发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现实根由。

　　其三，“资本正义”话语粉饰太平。当现代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无情侵蚀劳动正义价值以及异化劳动成为大众存在命运之时，作为资本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庸俗形态或因为认知缺陷、或由于价值偏颇，对资本无情剥夺劳动的社会现实采取了无良辩护以粉饰太平，把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视为一种天然合理的社会事实，将资本统治和剥夺劳动当作一种合乎理性的正义现象，进而将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劳动的现代资本社会神圣化、永恒化。事实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过宣扬资本神圣永恒、资本正义的虚假意识形态，旨在达到麻痹大众神经、削弱工人反抗意识、遮蔽资本掠夺本性的不良企图，为资本肆意剥夺劳动、贪婪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进行辩护，从而给资本家提供一切，而对工人阶级漠不关心。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发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方面指证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关于“劳资一致”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谎言，指出“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因为“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权力——资本”，从而“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质言之，只要停留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劳资一致”永远是资本的意识形态谎言。所以，现代社会中“资本天然合理”“资本永恒正义”“劳资和谐一致”等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谎言大肆盛行，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场的思想背景。

　　其四，劳动解放谋划屡屡落空。面对现代雇佣劳动制度的奴役性质以及资本对劳动的无情强制的现实，工人阶级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而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们也提出了不同的思想谋划，试图摧毁或改良现代资本生产关系，以摆脱雇佣劳动的沉重之链，从而实现劳动解放和自由。然而，从早期个别工人对单个资本家及其机器的破坏和捣毁行动，到19世纪初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无一不陷入失败的结局。在思想领域，尽管也出现了诸如此类的思想方案和行动策略，但皆难以避免屡屡落空的命运。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行了深入梳理和剖析。例如，作为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尽管它对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作了透彻分析，也指证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尖锐对立和不平等关系，但它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尺度来批判资本和替工人说话的，其内在企图依然是恢复旧的小农经济和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从而反对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宣扬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阶级合作和阶级团结，因而是一种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直接对立的既反动又空想的思潮。又如，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为既想要消除现代资本雇佣劳动的弊病，又想保留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关系，所以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并呼吁工人阶级放弃和拒绝一切革命运动。再如，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对资本雇佣劳动的现代生产关系展开尖锐的批判，对未来社会作了天才构想和美好描绘，这对启发工人觉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它不能找到实现这些构想的现实途径，所以最终依然是一种滞留在纯粹空想性质的筹划，从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如此可见，在如何从资本霸权下解救劳动这一重大时代问题上，各种思潮粉墨登场并开出各种不同的药方，但无一不落入空幻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大背景中，马克思志在驱除笼罩在工人革命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使工人阶级认清现代社会的真相并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艰难处境与历史使命，竭力凝聚和推动工人阶级推翻受凌辱、被奴役的现代雇佣劳动制度。这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场的重要社会背景。

　　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出场过程而言，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现实物质经济生活中遭遇“苦恼的疑问”经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马克思原计划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通过布鲁诺·鲍威尔的帮助到波恩大学谋取教职，但由于鲍威尔对福音书的尖锐批判及其明显的无神论立场，致使其被迫离开大学讲坛，这使得马克思到波恩大学谋职的计划完全不可能。后来，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很快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撰稿人，并在1842年10月当上该报主编。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开始介入了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斗争，并遭遇了“苦恼的疑问”。这一方面指“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主要指对当时在《莱茵报》上不时听到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评判困难。为了解决“苦恼的疑问”，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开展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由此，马克思把批判的锋芒合乎逻辑地指向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于是，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逻辑地进展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征程，而初始批判的积极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得到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最终在《资本论》得以完成。

　　上述可见，现代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对劳动正义价值的深度侵蚀以及政治经济学对现状的无良辩护，成为马克思发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缘由。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锋芒指向何方?其批判的理论靶向何在?这是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批判，顾名思义，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有效范围及其存在论基础进行哲学的批判性划界。由于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现代资本的意识形态，是关于资本永恒和资本至上的经济学话语，因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对现代资本的来历、根据、界限、趋势等内容进行历史性揭示并予以批判性阐明。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立场。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的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一门关于资本如何实现自我增殖的经济理论，因而被恩格斯视为“欺诈的体系”和“发财致富的科学”。尽管政治经济学试图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但是由于它以资产阶级私有制天然合理为逻辑预设，把私有制当作一种天然的事实，并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主要目标，以资本至上为价值旨趣，从而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属性，成为一种资本辩护论的经济学，并因此导致自身内部的理论冲突和逻辑矛盾。正如有学者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护私有制，这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因而“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以不同形式代表了私有制的利益，他们将此视为一种自然的事实，由此陷入难以解决的冲突。”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自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从共产主义的原则高度，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症结，不仅深入揭示了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永恒”的形而上学论调，而且破除了关于“资本正义”“劳资一致”的虚假谎言，同时指明了如何通过历史性的实践批判瓦解资本逻辑以成就劳动解放和人类自由的现实道路。所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靶向。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批判“资本天然永恒”的历史迷思。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以经济学的形态出现的资本意识形态，把资本当作一种天然的事实和永存的现象，以此为理论前提去探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并把资本的运行逻辑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和人类理性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但他们从来没有解释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也从未想到过要提出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因此，“这些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可见，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与生俱来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是天然合理的，从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不受时间束缚、不为空间制约的自然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绝对的、超历史的生产形式。然而，“把私有财产关系当做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国民经济学，不断地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财产——发生矛盾”。针对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家在资本问题上持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谬论，马克思给予了深入批判，指出:“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和缺点是:它把资本的基本形式，即以占有他人劳动为目的的生产，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具有永恒的属性，而是一种历史地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方才形成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机制和资本自我增殖的运行逻辑。而随着资本逻辑的不断运行和扩展，其内部会生长出一种自反性的力量，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会被更高的生产关系即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所扬弃。由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历史性存在属性的全面揭示，批判和破除了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天然永恒”的形而上学迷思，确立了在资本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

　　二是批判“劳资和谐一致”的认识谬误。由于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出发，将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视为天然事实，因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雇佣劳动关系采取了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并以此为前提去阐述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内部规律，致使政治经济学及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代表和维护资本的利益，宣扬“劳资一致”“劳资和谐”等意识形态谎言。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坚决回击，以高超的手法揭示和指证了政治经济学的二律背反。马克思指出，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原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资本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因而按照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逻辑，劳动的全部产品理应归属于工人。但是，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工资原理，工人只能得到劳动成果中极少的、没有就面临死亡的一小部分即工资，这是工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劳动动物生存和繁衍所需的最低生活资料。这说明了政治经济学包含着内在的理论矛盾和逻辑冲突，也指证了政治经济学所谓“劳资和谐一致”的虚假谎言。事实上，马克思在揭露政治经济学“二律背反”的基础上，进一步指证了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的尖锐对立关系，认为尽管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存在彼此互为前提的一致性关系，即“如果资本不雇用工人，工人就会灭亡。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资本就会灭亡”，但是由于“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从而“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所以，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深刻的对立:“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他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无须赘言，“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这就是一再被人称道的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共同性”。可见，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本质揭示，使得政治经济学关于“劳资和谐一致”的谎言不攻自破。

　　三是批判“资本神圣至上”的价值偏颇。与上述“资本永恒”“劳资一致”的形而上学观念相一致，政治经济学宣扬“资本神圣”“资本至上”的价值主张，为资本进行无良辩护，从而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把一切的优先权都赋予了资本，而对劳动及其主体则漠不关心，将劳动者视为无足轻重的存在物。在政治经济学看来，劳动不过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抽象物料，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价值的大小完全有赖于资本的裁定和度量，因而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也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和机器而已。所以，“在这里，‘无产阶级’为财富而被牺牲。在无产阶级对于财富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时候，财富对于无产阶级的存在也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群众本身——人类大众——是‘不值什么的’”。可见，在政治经济学看来，工人是微不足道的，资本才是那至上的神灵。一切以资本为准绳，一切为资本辩护，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立场。所以，对政治经济学来说，“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概言之，政治经济学把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当作天然的事实，把资本榨取剩余价值视为理所当然，将资本剥夺劳动视为天经地义，从而认为资本的神圣和劳动的鄙陋、资本的至上与劳动的低贱是一种合乎正义价值的存在，由此把一切权力和享受都赋予了资本，而把所有的负担和苦难都指派给了劳动者。这在根本上背离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社会正义原则，违反了劳动所得与劳动付出相适应的劳动正义价值主张。由此，马克思深入批判了现代社会资本至上的价值原则和资本无情剥夺剩余劳动的不合理现实，指认了现代雇佣劳动制度的非正义性质及其存在合法性的丧失，号召无产阶级推翻这种背离劳动正义价值原则、压抑自由人性和令人遭受屈辱的现代奴役制，从而实现劳动解放，成就劳动自由，努力把人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个性还给人自己。

　　由上述可见，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的意识形态，遮蔽了劳动正义价值理念，抹杀劳动正义价值原则，并极力美化资本，赋予资本以巨大的优先权。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深入剖析和深刻批判，破除了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永恒、资本正义、资本至上的意识形态谎言，进而提出了瓦解资本逻辑、拯救劳动正义价值以实现劳动解放的共产主义思想方案和实践道路。

　　马克思曾批判哲学家们仅仅满足于以无批判的态度解释世界，却无视和回避有待革命性改造的现代世界。而马克思终其一生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充满劳动异化、劳动正义极度失落的现代雇佣劳动制度。与此相一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仅满足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更重要的是经由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副本的理论批判，深入到对政治经济学之“正本”——现代资本社会——的实践批判，通过把握资本逻辑的内在运行机制，诉诸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从而历史地扬弃资本文明，以实现全人类的劳动解放和劳动自由。所以，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内在地蕴含着如下基本的价值旨趣。

　　其一，破除“资本正义”神话。正如基督教的“神正论”是通过对上帝、神的正义性的证明来为封建统治者的神圣统治及其利益提供意识形态支持一样，“资本正义”论则通过对资本正义性、神圣性、天然性、永恒性的虚假话语，来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及其利益作无良辩护，千方百计美化现代资本社会，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企图使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家剥夺劳动者的异化社会得以一如既往。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就是通过揭露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破除“资本正义”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神话，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指证资本的社会历史性及其暂时性，揭露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之血腥属性以及其对劳动正义价值的深度背离和野蛮践踏的真相。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根本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也不存在所谓的永恒正义性;相反，资本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地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且在其出生、在世过程中始终充斥着血腥和野蛮的气味。对此，马克思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的《资本论》中有全面、深入、细致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结果，它是从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的解体中历史地产生出来的，以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相分离、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是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历史而出场的，且随着资本的自我积累而日益发展和不断扩张。在资本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含着对劳动的无情强制和残酷剥夺，在此过程中，资本不仅锻造出埋葬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而且资本逻辑必然导致自身无法克服的极具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遭遇自身的极限而消亡。由此，马克思彻底破除了关于“资本正义”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神话。

　　其二，破解资本运行机制。马克思不仅批判和破除了“资本正义”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话语，而且进一步解剖资本真身，揭示资本运行的内在机制，从而实施对资本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资本的内在机制及其运行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科学阐明。马克思认为，就其内在本质而言，资本逻辑就是资本不可遏止的追求剩余价值以不断实现自我增殖的运行逻辑。就其运行机制而言，就是资本从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并经由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创造出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的增殖。同时，资本家进一步把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不断实现资本的增殖。这就是资本运行的内在机制，也是资本增殖的秘密所在。对于资本的运行机制及其内在逻辑，马克思通过分析产业资本运动的形式给予了清楚说明。产业资本的运动形式是G-W…P…W'-G'，其更为详细的形式为:G-W<Apm…P…W'(W+w)-G'(G+g)。通过这个公式我们可以认清资本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从G到G'的飞跃即货币羽化为资本，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形式和至上目的。为实现资本增殖的根本目的，资本家首先通过手中的货币G到市场上购买生产要素W(其中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商品Pm和劳动力商品A)，然后进入生产阶段P，通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生产出包含更大价值量的商品W'，然后到市场上售卖，获得了内含剩余价值g的大于预付资本G的G'。如此可见，资本的运行机制及其逻辑就是通过购买、生产、售卖三个阶段来实现资本增殖的过程。马克思历经40年艰苦研究结晶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作了深入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的运行机制及其运动逻辑，从而为瓦解资本逻辑、建构合乎人性的人类社会提供了可能的思想空间和现实道路。因此，破解资本运行机制、揭示现代社会的资本本质，进而瓦解资本逻辑、扬弃资本文明，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价值志趣。

　　其三，拯救劳动正义之蚀。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性存在关系，决定了当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资本正义话语普遍盛行之时，劳动者利益必将遭遇严重损害，劳动正义话语丧失立足之地，从而劳动正义价值遭遇严重侵蚀乃至被无情吞噬。在资本及其意识形态成为“普照光”的情况下，作为劳动者的人和作为资本的物之间发生严重的异化和彻底的颠倒，人作为物而成为非人，资本转而成为主体而对人实施统治。因此，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中，劳动正义荡然无存，劳动自由彻底无望，从而劳动的异己性、劳动者的无奈成为一种命运。而马克思正是置身在如此这般的现代异化社会中，致力于破解现代人遭遇的存在难题，竭力拯救无产阶级的劳动正义价值，力图实现全人类的劳动解放和自由。为此，马克思从未放弃对现代资本社会的批判和斗争，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它深入指证了现代雇佣劳动制度中存在的不公平、非正义的占有关系。诚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责斥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明显不公、对工人的压迫和由重复批量生产而带来的异化。他指出价值由生产某物的劳动所创造，资本家是靠无偿占有和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我们证明:“我们的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过是工人阶级的积累起来的无酬劳动!”因此，批判雇佣劳动制度对劳动正义的吞噬，重塑劳动的正义之维，创构公平合理的新型劳动关系和设计充满正义价值的劳动制度安排，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坚定志趣。

　　其四，寻求劳动解放之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志趣在于破除“资本正义”神话，破解资本运行内在机制，拯救无产阶级劳动正义价值。然而，这一切在根本上都是为了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劳动解放和劳动自由的终极目标。事实上，马克思通过对现代市民社会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去揭示和把握市民社会的存在根据及其内在机制，剖析了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劳资关系，指证了资本支配和剥夺劳动的残酷现实，找到了现代社会异化的根源，进而提出了扬弃资本文明、消除异化劳动、实现劳动解放、成就劳动自由的共产主义思想方案和实践道路。马克思认为，实现劳动解放，成就劳动自由，最根本的手段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根本的条件则是缩短工作日。所以，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消灭旧式分工，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代之以社会所有制，用自由联合劳动取代雇佣劳动，建构起全面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因此创造出丰富的自由时间以缩短劳动工作日。唯其如此，劳动解放方才现实可期，劳动自由才能真正成为现实。正如马克思指出，在交往关系日益丰富、自由时间不断富裕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的无情强制和统治必将消失，劳动的片面化与异化也将不复存在，“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在那里，狭隘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复存在，劳动的异化形式被消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劳动彻底摆脱了旧有的异化形式，成为自由生命的自我确证和呈现方式，劳动本身因此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在今天，从劳动正义的视角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背景、理论指向和价值旨趣，对于深入认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深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研究以及坚守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