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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为经济范畴的需要理论

　　匈牙利学者阿格纳斯·赫勒尔认为需要理论在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中有着“隐秘的作用”，但不属于经济范畴，而是历史哲学范畴或者人类学的评价范畴，这一看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广泛地从经济学角度运用这一概念。马克思反对把人的需要作抽象化、简单化的理解，他从资本批判、社会批判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人的需要，通过考察需要与生产、分工、交换、货币、资本几个重要范畴的关系来重新理解人的需要。

　　在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关系上，学术界曾经就哪个是主导因素展开过争论。但实际上，生产和需要几乎同时出现并相互促进。马克思认为，需要是联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因为生产本身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人们需要获取食物、饮水、住所、衣物以及其他必需品。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需要是生产的第一推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

　　人的需要也是交换的动因。在分工制度下，旧有的共同体和生产方式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人们无法再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满足差异化的需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和劳动必须能够转换成交换能力，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而它［单个的直接劳动］的共同的、社会的性质——劳动作为一般劳动的对象化和作为满足一般需要的［手段的］性质——只有通过交换才被肯定。”[2]  由此可见，通过交换才能满足人类的差异性需要，它也是进入交换制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人类的劳动也必须生产出交换价值，而经济社会发展使得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交换成为一种对生产者外在的、不依赖于个体生产者的力量和机制。

　　需要理论也是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基础。综上所述，需要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

　　（二）作为社会关系范畴的需要理论

　　需要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关系范畴，这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旧唯物主义把人的需要仅仅理解为“自然的、生物的”需要，而不懂得需要是社会的历史的发生、发展和满足，从而把满足需要的过程同人们自觉的社会历史活动对立起来。毋庸置疑，人的需要是从动物的需要发展而来的，比如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和新陈代谢等功能，但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又有质的差别——人的需要满足主要依赖于能动的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获得个人需要的满足，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也要受到社会客观物质条件等方面的制约，人的需要是社会需要，具有社会性。马克思还曾明确地指出，社会关系也是由人的需要产生的，是人的需要的现实产物，“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4] 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需要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本质性规定，也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抽象的存在，它也总是在对象中，在与对象的联系中表现为现实性，来确立人的需要本身，并不断地变化发展，时时更新，日益丰富。

　　人的需要的合理性也是以社会的尺度来衡量的，而不是由个人意志来认定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5] 此外，衡量人的需要的尺度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制约，即使是人的自然需要也会由于自然环境、文化、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统一于社会需要。“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6] 由此可见，人的自然需要也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的烙印，通过社会方式加以满足。

　　（三）作为历史范畴的需要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人的需要。他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7] 换言之，人的需要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从纵向上看，不同历史时期人的需要的表现形式和满足方式是不同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需要也是简单和粗陋的，主要是满足人类的基本生理需要，实现的方式则是直接向大自然索取。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尽管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的需要也逐步丰富，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人的社会需要只能得到有限、简单的满足。在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生产水平极大提高，产品转化为商品，人的需要范围也在扩大，不再直接取之于自然，人为的需要对象越来越多。到了产品经济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异常丰富，人的需要更为多样化、丰富化。

　　从横向上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的具体需要又总是确定的，即有着历史规定性、不可或缺的需求范围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本身是历史的产物”[8]。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制约着人的现实需要，抽象的“一般人的需要”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在批判瓦格纳泛泛谈论“人的需要”时说：“‘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9] 人的需要受到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任何个人的需要都不能超越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归根结底都不能超越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和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无产阶级的需要满足的考察，充分说明了资本家的需要是追逐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满足的不平等的制度根源，并提出以制度变革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形成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高度统一的需要理论。

　　（一）制度革新是满足劳动人民需要的首要前提

　　需要满足的不平等来源于制度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的直接目的是增殖资本价值、生产剩余价值和积累资本，资本家想尽办法把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限制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除了“维持生命的需要”之外，劳动人民“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劳动人民没有因为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否定而改善自己的需要状况，他们的需要反而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和扭曲了。

　　制度革新是满足劳动人民需要的首要前提。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现实考察与论证，指向了更深刻的制度批评——要保证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就必须通过革命手段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0] 与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通过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来满足自己的利己主义需要不同，共产主义是为了满足占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劳动群众的需要服务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1]。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满足人们的广泛需要，而且会培养他们作为完整的人的本质的丰富性。马克思说得更为明确：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其全面发展的手段。

　　（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满足劳动人民需要的根本途径

　　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消除来自物质过程的物役性，使人类主体真正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解放。“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2] 生产力解放为人的解放创造了物质基础。在劳动中，通过生产力的作用将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信息转变成丰富的物质财富，供人享用，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人的解放的实现要以生产力解放为前提，只有创造出了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所以，无论如何，人的解放的实现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3]。

　　解放生产力使人从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步解放出来。一方面，人们要求提高驾驭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从自然界获取越来越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要求人们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要积极扬弃人与自然关系的负效应，增强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意识。

　　（三）实践劳动是满足人民需要的根本手段

　　实践劳动是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和唯一源泉，也是满足需要的根本手段。需要一般表现为人的一种主观的内在欲求状态，其反映的对象是客观的，即人的需要表现为对客观对象的需求。在自然不能直接满足人的需要时，实践主体根据实践客体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与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去占领、修改、改变自然物，从而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一个属人的世界，主客观的对立就达到了统一，所以只有凭借实践活动，人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另外，实践劳动的创造性和效率直接影响需要的满足程度，实践劳动的创造性和效率越高，人们获得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越丰富，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就越高。反之，实践劳动的效率低下，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实践劳动的发展可以拓展需要的满足范围。随着实践劳动的不断发展，人们生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越来越多，需要的满足范围也随之不断拓展。例如，随着工业、信息等领域的发展，人们能够获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人的价值也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实现。

　　总之，需要的满足和实践劳动之间紧密关联，实践劳动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根本手段，实践劳动的创造性和效率直接影响需要的满足程度，实践劳动的发展也可以不断拓展需要的满足范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更加关注实践劳动的创造性、效率和可持续性，共同推动人类需要的满足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需要理论对我们仍然有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研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马克思需要理论为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价值引导

　　马克思需要理论以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具有丰富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遵循，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和引领性。习近平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14]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与此同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由资本逻辑引发的人的需要的非均衡性。只有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把握新时期人民的现实生活需要，平等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推动建设美好生活的各项制度建设。

　　（二）马克思需要理论为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马克思需要理论强调了人的需要的客观物质性。这意味着我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应该立足我国国情，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建立在客观实际和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而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力和现实条件随意设想。其次，马克思需要理论强调了人的需要具有社会历史性和无限广泛性。人民的需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来不断调整和完善，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能仅仅只关注物质层面，还应该考虑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最后，马克思需要理论指出人的需要具有相对性和文化差异性。这意味着人的需要是受文化、社会和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的，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实践中，我们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个人和集体的偏好，这容易导致“需要”的滥用。历史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家长式福利制度等政治实践就是典型例子：一方面，这些国家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也体现了对社会公平和平等的追求；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资源的分配过于集中和统一，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和竞争，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分配效率低下，形式主义严重和个体动力不足等问题。所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注重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促进市场机制与社会公平相结合，确保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三）马克思需要理论为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方法路径

　　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分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需要、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其中，生存需要是指人类为了维持生命而必须满足的基本物质需要，包括食物、住房、衣物和医疗等；发展需要则是指人类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和完善自身而应该满足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包括教育、文化、社交、艺术和信仰等。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人民的生存需要得到了不断的满足。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人民的发展需要，在教育、文化、社交、艺术和信仰等方面持续地投入和支持，充分尊重宪法所赋予的休息权，避免无意义的过度竞争和内卷，让人民感到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另外，在满足人民需要的过程中，注重公正公平和均衡发展，使得各个地区、各个群体都能够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避免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后，对个人而言，应该正确处理需要和主体性的关系。当代社会，消费主义、技术主义、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人们在各种“算法”中削弱了自身的主体性，陷入物质享受、技术依赖、虚无感和短期满足的循环之中，从而难以真正认清和满足自己真实的需求。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培养自我意识和主体性，不盲从于外界的诱惑和压力，平衡和整合物质、精神、社交和情感等多个层面的需求，以实现身心的健康和全面的发展。

　　（作者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