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性质及其与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关系对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及其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他的一般形而上学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即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历史批判性质进行阐释，既可以为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一个清晰的线索，也可以为阐明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提供理论依据。
一、一个思想史的回顾
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性质，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局限于现代学科门类的划分，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从经济学的视角展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
首先，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各个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思想时，更多关注的是其经济学思想，特别是他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展开的经济分析。尽管恩格斯晚年不止一次地强调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历史地继承下来的政治、法律制度、宗教、哲学等思想意识因素都会直接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甚至会直接影响历史变革进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但由于在批判自己的论敌时他们“不得不强调被他们(论敌——引者注)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这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形式上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将经济因素摆在首位。
同时，由于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涉及其哲学革命变革、决定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定向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巴黎笔记》《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文本很晚才陆续为马克思主义学界知晓，此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没有看到这些著作，自然也就无从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一般形而上学批判之间的关系，以至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进而否认马克思思想的哲学基础。
其次，基于现代学科门类的划分，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这既根源于《反杜林论》一书结构的影响，也源自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为了批判杜林，实际上是按照杜林的哲学体系来安排该书的结构的。因此，尽管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是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编来安排全书的结构，但并不代表恩格斯将马克思思想分为这三个部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同样是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来划分马克思思想的，并且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后来发展中，这一划分就成为一个基本原则。这导致了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分割开来。
这种状况在我国一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逐步发生改变。自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探讨的中心问题。此时主要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入手，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社会人的问题的分析，并没有真正将关注的目光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哲学界则突出地表现为由对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深入到对人、对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等问题的研究，进而形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但对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及其引发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为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及至20世纪90年代末，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第一，自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逐步摆脱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整个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此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已经不再停留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蕴含的唯物史观思想的研究，而是通过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力图阐明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作用问题，另一方面在重新阐释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探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性质问题，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如何理解“《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问题。
第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对现代性社会的文化批判必然地转向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一批判是在双重维度上展开的：一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通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批判分析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束缚，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二是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探究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性社会发展模式的内在困境，以此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
第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和全球市场的形成，如何借助资本推动的全球化进程来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如何在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理解和阐释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危机，同样需要回到马克思思想，回到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及其理论逻辑。这是因为当今的时代依然是资本主义时代，也是资本所主导的时代，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及伴生的激烈的反全球化，都根源于资本逻辑。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深入研究，不仅仅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而且对于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阐明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
因此，无论从理论方面来说，还是从现实的人类社会发展来说，都需要回到马克思，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理解和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地位及其当代意义。为此，必须突破对传统的学科门类的划分，真正站在人类的、时代性问题的高度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二、马克思学说的总体性
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必须从重新阐释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入手，因为只有从思想的总体性入手，才能打破传统的学科门类的界限，真正阐明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关系，才能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位置。
如果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及其当代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及其文本似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各门不同的社会科学都可以从它那里获取相应的理论资源，用以解答自身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构成了极为庞大而繁多的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图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以“改造世界”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便彻底地影响和改变了现实的世界历史进程，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以至于任何以现实的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都不可能绕过或忽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性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路径，从而使任何对现代性人类问题的研究都可以从根源上溯及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来都没有执着于学科门类的划分，而是从不同学科领域去理解和阐释其面对的“总问题”——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
首先，学科门类的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源是日益充分的社会分工及其造成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分裂。不同的学科门类分别以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为研究对象，并逐步形成、发展出一整套的话语体系、理论逻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科门类。学科门类划分的优势在于，使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细致，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阐释系统，但其同样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即割裂了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正如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趋势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也同样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仅表现在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观点的相互交织，更为深入的则是提出理论系统的深入融合的要求，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及其世界的存在是整体性的。马克思提出的“总问题”也正是建立在对人与世界分裂和对立的批判基础上的，其根本的目标则是消除这种分裂和对立，重建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思想虽然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法学等诸多的学科领域，但马克思并不是分别研究了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不同的问题，而是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入手，深入揭示了现实的人的分裂状态及其后果，从而形成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的总体性理解和把握。因此，马克思思想是总体性的，是超越学科门类划分的。这种总体性和超越性就体现在他对人类性的“总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之中。
其次，马克思的“总问题”是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批判地分析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之后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确立了其理论面对的“总问题”。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因为政治解放的直接后果是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这种自我分裂和对立通过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的形式体现出来。在现实中表现为个体与社会、公民与法人、无产与有产、劳动和资本的分裂和对立。因此，消除这种分裂和对立，重建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实现人的解放，就成为马克思面临的根本问题。“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人的解放问题作为马克思的“总问题”,其得以实现的方式同样是总体性的。这种总体性不仅表现在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人的总体性的恢复，而且表现在革命的方式上，即彻底的、全面的社会结构的变革。从理论角度来说，只有彻底的革命理论才能带来彻底的革命。而理论的彻底性就是要把握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真正的解放就是要将人的世界——人的全部关系——还给人自身，恢复人的全部本性，而且这种恢复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即通过人自身的活动来实现的。任何真正的解放都是人的自我解放。因此，人的解放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任务，而且还是一个现实的任务，而这个现实的任务的承担者就是无产阶级。
因为无产阶级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而形成的一个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从一出生就被锁链彻底地锁缚着的阶级，一个标着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因为无产阶级在传统社会的解体过程中获得的“自由”是一无所有的自由，是选择饿死或者选择接受资产阶级剥削的自由。无产阶级所遭受的普遍苦难使其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领域，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切人的权利。因此，无产阶级不仅同整个现存制度的结果相矛盾，而且还同整个现存制度的前提相矛盾。无产阶级不解放自身，也就不能解放一切社会领域；无产阶级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也就不能解放其自身。无产阶级的产生虽然是根源于这个社会制度，但他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现存的社会制度的解体，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本身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只有通过革命彻底地消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才能使无产阶级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再作为资产阶级，从而全人类的解放才是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明确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简单地掌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根源。换言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开始，而此后必然进入一个漫长而艰苦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时期，如果没有社会结构性的变革，真正人的解放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人的解放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必须面临的永恒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一“总问题”的理解，基于对解放的总体性和全面性的阐释，马克思的思想触及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马克思成为资本主义时代寻求人的解放不可绕过的思想家。
最后，马克思思想是总体性的。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思想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构成的有机的整体，但如果深入到马克思思想的这三个构成部分的基底，就会发现这三个部分并不是同一思想的三个构成部分，而毋宁说是同一思想的三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无论是从理论实质还是从这三个部分的相互关系来说，都直接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对于人的解放问题的解答，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总体。对于三者的统一，必须结合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变革来分析。
三、以人的解放为指向的哲学变革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确实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直接来源。但是无论是从面对的问题还是解答问题的理论逻辑来说，马克思哲学都不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续，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对哲学研究的创造性转换，开辟了完全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新的哲学传统。
首先，马克思实现了对哲学问题的根本性变革，即从“对思维和存在统一性的思维”转向了对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解答。“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如实地思维各个对象，而在于思维那个对于这些对象的思维和理解，即思维这个统一本身；这个统一，就是假定某一客体的进入意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果说康德实现的“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确立了从主体出发解答这一问题的基点的话，那么费希特则完成了康德的哲学。在费希特由知识学的基本命题“自我设定自我”直接得出“自我设定非我”的过程中，实质性地消解了非我的自在性，使康德的主体成为真正的绝对者。因为对于费希特来说，这个“非我”并不是自在的，它存在的根据是自我的“设定”这一活动。这样，费希特就使自我超出了康德的感性直观而达到绝对，“但他并没有超出绝对者这种主观形式”。与费希特相反，谢林则是走到绝对客观的那一面。
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自我意识出发，将思维的运动理解为一个通过辩证的否定而自我实现的历史过程。但是，“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不是别人，正是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他同时也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正是借助费尔巴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并完成了对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开辟了新的哲学研究传统。
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不过是实体的异化，即自我意识成为无限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成为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这不过是宗教神学。“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自我意识通过外化设定的物性，对于自我意识来说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性的东西，而是自我意识的创造物，因而这种设定并不是要确证被设定的东西，而是确证了“设定”这一行动，即确证自我意识本身。因此，外化的扬弃就不仅具有否定的意义——对对象的否定，同时也具有肯定的意义——对自我意识的肯定。自我意识通过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而返回到自身，不过是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异于自身的他物、感性、现实、生命，因此在现实中这种扬弃并没有触动自身的对象，只不过对象在自身的现实中被思维看作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因此，通过否定的否定最终确证的不过是自身异化的本质。这个自我异化的人，也就是本身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其实是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不过是市民社会利己主义个人的抽象存在，不过是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在观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œuvres incomplètes],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œuvres posthumes]——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即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直接指向了时代的根本问题——以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元分立为表现形式的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自笛卡尔直至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通过批判宗教神学，实现了现实世界的祛寐，揭示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而使其在人间的存在暴露出来，因此，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就必然转向对宗教得以存在的世俗世界的批判。通过批判现实的国家、法和市民社会“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也就成了哲学的迫切任务。
其次，通过对黑格尔和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人作为社会历史性的存在的基本的生存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抽象性，即用“自我意识”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将整个现实的运动及对这一运动的认识过程理解为绝对主体的自我运动。在思辨哲学体系之中，全部的现实的存在都失去了其独立的外观，而成为精神运动的环节，全部现实存在都消溶于精神的运动之中，从而成为绝对主体的自我运动。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绝对精神、主体的显现形式，是绝对精神存在的环节，因而成为这个隐秘的、非现实的人和非现实的自然界的宾词。绝对精神——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既是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主体，又是这一外化成为现实并最终回到自身的能动的主体，同时还是这一整个运动过程的承担者——过程的主体。也就是说，主体在自身内部纯粹地、不停息地旋转。但是，无论这个思辨的主体如何转来转去，也无法走出自身而通达那个对象的世界。因此，必须将这一封闭的体系炸开并抛到一边，这样才能释放出其中包裹着的合理内核。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作为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完成，囊括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全部内容。黑格尔的贡献在于以绝对精神实现了斯宾诺莎的实体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统一，从而完成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即“对统一性的思维”。因而，作为这种统一的最高成果的合理内核就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即人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着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在黑格尔那里被形而上学地改装之后以“绝对精神”的形式体现出来。而绝对精神的运动方式——辩证法——不过是以异化的、抽象的形式展示出来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的生成运动，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由于黑格尔是通过异化的形式把握自我否定的积极意义，因而黑格尔把人的失去对象和现实性、把人的自我异化外化理解为人的本质的表现，把对象化现实化理解为人的自我获得，因此，也就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本质的关系，也就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其实质就是把异化的人的存在形式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人的神灵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纯粹的、与人自身有区别、绝对的本质自身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颠倒了黑格尔思想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是剥去其思辨的外壳使黑格尔体系中包含的真实的东西——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呈现出来。而辩证法，不过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作为现实的人的生成运动的形式。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了唯物主义——那个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批判之中。
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仅仅把对象、现实理解为客观的存在，而不是从主体出发将其当作“实践”“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理解，因而根本无法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对于现实的人及人类世界存在的意义，从而仅仅将事物、现实、感性视为人的活动的客体。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是在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现实的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的生活世界——根源于人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创造性活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因此，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以及在这一批判基础上展开的对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已经彻底地超越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将哲学的研究指向现实的社会生活，通过批判现实的法、国家、政治和哲学，为人的解放提供理论基础。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历史批判性质
如果说马克思面对的“总问题”是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并且通过批判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确立了现实的人及现实的人类社会这一基本的出发点，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展开的对现实的国家、法和政治的批判，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解剖市民社会的钥匙，而市民社会则是法、政治、国家得以存在的根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从根基处展开的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是现实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那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形态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历史。两者是处于同一层次的，是从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言说方式表达的现实的历史。因此，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具有同等的意义。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表明，政治解放完成之后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问题是全部问题的实质。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揭示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现实的表现形式及其消除的可能路径。
首先，在《巴黎笔记》时期，通过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等基本范畴，马克思一方面阐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地租之间本质的同一趋势，及其必然带来的土地的资本化；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以及资本竞争必然带来的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非人的生存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不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只是将私有财产作为其当然的前提，他们并不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历史根源。因此，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对私有财产本质的追问。
其次，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即私有财产并不是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从而实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换，即由政治经济学对物的关系的研究转向对人的关系的研究。在马克思看来，创造私有财产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异化活动，因此作为物的私有财产与工人的关系是一种异化关系。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工人的劳动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劳动，而只是一种可能的劳动，因为工人既不拥有劳动的对象也没有劳动的工具。一方面，工人只有通过出卖劳动力才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工资，才能作为工人获得生存的权力；另一方面，工人只有通过出卖劳动力，才能使自己的劳动成为现实的劳动——获得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而根据私有财产相互外化的原则，工人出卖后的劳动就不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被出卖后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同样不属于工人。因而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感性自然界，感性自然界就越来越不属于他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同时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他就越是在双重的意义上失去生活资料。因此，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同工人的生产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宰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和这一外化的实现，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在私有财产关系中表现出的不过是异化的人的关系，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物的运动规律背后掩盖着人的活动关系。这不过是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经济的表现形式。
再次，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关系，揭示私有财产本质也就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现实的基础。私有财产关系既包含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含着资本家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因此，可以借助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因而，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入手展开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不再局限于经济学领域本身，而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的自我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批判，是对人的现实的异化的生存状况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
最后，通过对私有财产本质的揭示，为人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诉诸无产阶级以寻求人的解放，还缺乏对现实社会的深入研究的话，那么在《巴黎笔记》时期马克思则通过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揭示，阐明了诉诸无产阶级的现实社会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才能使人、社会从私有财产中、从普遍的奴役制等中解放出来。普遍的人的解放就包含在工人的解放中，工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的一部分进行革命来解放自身，而是通过变革全部的社会生活结构而实现的全人类的解放。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完成之后，现实社会的一切奴役关系不过是工人与生产的关系变形和后果，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只有以无产阶级的武器的批判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彻底变革现实的人的生存结构，真正的解放才是可能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马克思一方面揭示了私有财产存在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存在的历史性，为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奠定了现实历史基础；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在矛盾的揭示，为批判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现实基础，开启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一般形而上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始终是统一在一起的，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绝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理论，即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展开的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体系的全面批判。正如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真实进程中，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始终没有分离的整体，各种理论研究之间是相互渗透和包容的。所以，我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进行研究，不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不行，哲学分析完全离开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也同样不行，这两种研究脱离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目的更不行。”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202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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