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问题，向来存在“另一条道路说”与“第二提琴手说”。长期以来，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角色被定格在他本人所说的“第二提琴手”的形象上，而其理论上的独创性被遮蔽了。本文通过研究恩格斯青年时代最重要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世170多年以来的理解史，为“另一条道路说”正名且作新解，旨在说明，恩格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晚年对马克思学说所做的系统化和通俗化说明，而且在于他青年时代独立探索的另一条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之路的原创性意义。更重要的是，青年恩格斯的另一条道路对于理解21世纪的城市化、全球化发展现实，对于拓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视野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与价值。
一、青年恩格斯究竟开辟了怎样的“另一条道路”？
关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道路，学界往往只聚焦于他与黑格尔或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但实际上，青年恩格斯的思想经历了较为复杂且急剧的演变历程，包括：（1）批判虔诚主义、钻研黑格尔哲学的不来梅时期（1837年7月—1841年3月）；（2）反对谢林启示哲学、捍卫黑格尔辩证法的柏林时期（1841年9月—1842年9月）；（3）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转向费尔巴哈的柏林时期；（4）把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超越费尔巴哈，完成世界观飞跃的曼彻斯特—巴黎—巴门—布鲁塞尔时期（1842—1845年）。其中第四个时期又包括：批判卡莱尔唯心主义泛神论，走向共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世界观转变，创立新世界观；换言之，从哲学共产主义（从接受赫斯的影响到研究英国的状况以及接触空想社会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1842—1845年期间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其青年时代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其一生中最具创造性的著作之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在曼彻斯特进行调查研究、准备材料、形成观点；1844年8月底至9月初，在巴黎与马克思二次会面、统一思想观点，计划分头写作《神圣家族》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在巴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版刚刚出版就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甚至当时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察官也称赞此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德文书”。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1）以《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代表，青年恩格斯所开辟的独特的思想道路，既是启发马克思走出思辨哲学王国、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也是恩格斯后来放弃的道路。“1844年之后恩格斯似乎已经完全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交给了马克思，并且从未表示过遗憾或进一步独立研究的兴趣。马克思似乎也以一个四十年工程所必需的充满活力的狂热担负了这一理论重担。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经验研究而恩格斯却放弃了经验研究以回应马克思的理论影响。”
（2）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苏联和东欧学者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均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部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一致”、但又是完全独立完成的、通过转向无产阶级立场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例如，Н.И.拉宾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经历了一个急剧而深刻复杂的转变过程。其中第一个阶段（1842—1844年，《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的内容是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革命民主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第二个阶段（1845—1848年，布鲁塞尔时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确定。其中第二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个时期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个时期始于《哲学的贫困》的写作，而终于《共产党宣言》的完成。照此来看，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而不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开始。捷·伊·奥伊则尔曼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始，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神圣家族》并驾齐驱，均进一步阐发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初次表述的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思想。他还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首先是一本社会调查方面的著作，是对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是思辨哲学”这种指责的最好反驳。总之，“恩格斯通过英国的经济现实和他的政治实践取得了马克思通过哲学和历史的推理所得到的成就”。当然，恩格斯也因此在抽象思维方面长期不如马克思精密，但他在实践经验和广泛的社会联系方面又超过了马克思。
（3）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思想道路转变方面的不同，比较传统的看法认为：“马克思转变成为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道路，是同批判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德国政治、经济相联系的；恩格斯的转变，则是对一个比较发达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研究的结果。”虽然“他们有着相同的哲学起点，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然后他们接触到了英法社会主义，但是，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成了借以整理关于他所处时代的斗争与前景的思想的方法，对于恩格斯来说相同的角色则由英国的工业来扮演”。
也有学者认为，他们共同走过了一条从宗教批判到哲学批判、从哲学批判到国家/政治批判、从国家批判到社会批判，即从政治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杂曲折之路。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又经历了从对“一般的”人类私有财产的抽象哲学批判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科学批判的发展。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的哲学批判中，还没有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之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认识。严格而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还算不上一部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其中的无产阶级概念和共产主义概念，与其说是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逻辑中产生的，不如说是从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逻辑推导出来的。
实际上，恩格斯刚到英国时，还对英国人“利益观念至上”表示了讥讽，认为这是执迷不悟的落后表现。但是，从其给《莱茵报》所写的文章、通讯以及一些书评来看，他正是在英国状况的影响下迅速摆脱了赫斯的空想而伤感的共产主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不再像“真正社会主义者”那样使用一些魔术般的公式，如“人”“真人”“人类”等，而是相信“现存制度的不完全性，必然会由内在的必然性，生出一个更好的制度来”。由于对英国状况的研究，他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而是无产阶级实践运动的需要和表现。马克思不是像恩格斯那样直接转向共产主义的，而是按照其习惯把一切做得更加彻底，即首先批判地审查自己的观念。“他的观点的改变不是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内，而是发生在哲学政治领域内。这种出发点的不同，说明了他们对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不同态度。”
综上所述，青年恩格斯所走的另一条道路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与马克思殊途同归，实际上，同期寓居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也不是单靠哲学政治批判就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他与恩格斯一样，主要还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新的世界观；其意义还在于恩格斯引导马克思从哲学走向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关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不过，问题在于他只是启发了马克思毕生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但这项任务几乎是马克思独立完成的。这说明青年恩格斯所走的道路虽然独特却不成熟，因此，后来他自愿放弃了这一道路，也就不难理解了。进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在1845年开始的世界观革命只是初步的、不完全成熟的。两个伟大发现不是在截然分明的前后两个阶段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交错重叠、穿梭进行的复杂而漫长的曲折过程。
（4）还有不少学者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角度和方法来评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它是环境科学、生态学、能源史研究的著作，认为它涉及心理学、法学、统计学、工业史、技术史、交通事业史、英国工人运动史、文学和医学等众多领域。
他们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开拓了一条在社会学研究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其中包含着恩格斯毕生坚持的在全面联系中把握社会现象本质规律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同时又体现出一种高度自觉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他为了获得关于事实的完整概念，探究了一些非常复杂但往往不被重视的现象和细节。例如，他在曼彻斯特首先聚焦整个城市和各个地区，研究了城市的布局、房屋的建筑方式和建筑材料、街道、空气、水质以及院落和小巷的情况，就连最偏僻的人居角落他也没有放过。他对工人的住宅尤其感兴趣，认为这里的所有细节都有价值，包括房间的数量、大小、精确的居住人数、布置的方式、家具情况、卧室的数量和状况、卫生设备情况和房租的高低，等等。他用这种方法深入观察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的影响，这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5）在西方学界还存在一种解读模式，那就是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视为“城市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中的第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通过城市问题研究开辟了另一条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只是后来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而放弃了城市哲学研究，但它毕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城市问题的发轫之作。第二种观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既关注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导致的问题，也体现出用工业化社会理论模式排挤城市化社会理论模式的倾向。我们要从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著作中重新发现一种城市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通过城市现代主义哲学反思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书。第三种观点主张，当年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在对世界早期工业革命的城市中心所开展的高度浓缩的讨论中，“照亮了一条令人遗憾地既没有为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为城市研究者所游历过的路”。今天，马克思主义若要形成其城市理论，就必须回到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当然，还有学者认为，青年恩格斯比起世界上第一个城市社会学派芝加哥派的文化方法早了80多年就提出了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城市哲学的方法。
二、青年恩格斯“另一条道路”的经典意义
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与马克思一样结论”的说法，首见于马克思。他认为，恩格斯从研究工业革命出发的现实批判道路与他自己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道路可谓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但是，关于这一点更详细的描述则见于晚年恩格斯对其青年时代的回忆。他在曼彻斯特异常清晰地发现，经济事实是现代世界中“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是形成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还是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而马克思当时是在理论层面上从经济关系发展史的角度理解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因此，恩格斯与马克思从“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
（一）青年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和典型的工人阶级状况的田野调查与现场经验，走向了追求共产主义、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征途，这也使他突破了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现代性哲学批判范式。这段思想历险与同期马克思在巴黎、布鲁塞尔的书房中广泛深入地进行的欧洲工业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理研究，为他们清算德意志意识形态信仰、创立新世界观共同奠定了基础。
与同期马克思通过彻底而艰难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自我批判以摆脱德意志意识形态强大的思想束缚不同，这种现实的科学研究方式是恩格斯克服抽象的哲学人本主义的“解毒剂”。他对英国的发达状况的全面了解，消除了神秘思辨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道德伤感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他思想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毒害。他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最紧张时刻曾表明，他决意通过这种现实社会研究战胜施蒂纳的貌似“唯物主义”实则极端唯心主义的“唯一者”的诱惑，认为要使思想，尤其使“人”成为真实的，就必须经验主义与唯物主义地从个别事物中引出普遍物，而不是从虚无中引申出现实。当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有些地方还是基于“一般的”“纯粹的”人性基础，宣称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事业，而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事业。这是一种在理论上正确而实践中无效的措辞。“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
恩格斯对产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形成进行了透彻分析与理论概括，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运用哲学，更突破哲学，深入德国哲学家包括青年黑格尔派从来不屑一顾的领域，一个所有旧哲学家都瞧不上、也不敢触碰的广阔的物质生产领域，而恩格斯却从中发现了历史新大陆。与黑格尔在绝对精神王国逻辑地演绎人类历史或鲍威尔从普遍化的自我意识出发寻求人类自由之路不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工业革命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第一推动力”的观点出发，对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了分析，用完全独立并区别于马克思的方式，也是后者无法替代的方式，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用活生生的、详细的、微观的社会调查和亲身感受，验证了后来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经典论断的精髓与真谛。“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做出结论并且再用这些结论和实际情况互相印证。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
（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仅是现实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而且是运用黑格尔辩证法对大量事实材料进行抽象概括以把握住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著作。
但是，恩格斯这种用历史辩证法研究社会现实、发现历史规律的深刻思想在当时并未得到理解，从而被遮蔽了。“当恩格斯的书问世时，它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它所包含的纯属事实的内容”，而实际上，“这部书的目的在于指出，大工业怎样产生了现代工人阶级，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失去人的资格的、降低到一般动物水平的、在生理上备受摧残的种族；以及现代工人阶级怎样由于历史的辩证法（他分别地阐释了历史辩证法的各个规律）而正在成长并且必然要成长到能够推翻自己的创造者的地步。但是，只有使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为自己的血肉并且能够把它从头足倒置的状态搬正过来的人，才能做出这种研究。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这部书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而这也正是作者的意图”。“这本书的要点，是指明大工业怎样创造了现代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怎样发展了起来和它为了推翻自己的创造者应当怎样按照个别规律已被作者阐明的历史辩证法发展下去。”总之，他眼中的工人阶级，既非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眼中的低端人口，亦非实证客观的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商品，也非满腔道德怜悯的道德思想家心目中的苦难深重的庶民大众，而是历史性产生的“被抛弃的存在”、因此反过来必然颠覆历史与现状的革命阶级。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最著名的观点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推动了无产阶级的诞生，这是其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由于机器的大范围使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工厂的劳动力需求急剧增长，于是成批的劳动力开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随着大工业中心的出现，商业中心也产生了，居住在那里的多数是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大工业之所以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业，用工厂代替了作坊，这样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了工人无产者，大商人变成了工厂主，同时也排斥了小资产阶级，于是居民中的一切差别都归为两大阵营的对立，即工人与资本家。这种分化过程同样在手工业和商业中发生了。从前的师傅与帮工，一部分变成了资本家，另一部分变成了没有任何希望的贫困工人。工人逐渐发展为一个稳定的阶级，因此，现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起自己的独立运动。
总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主客体矛盾统一的历史辩证法角度，揭示出英国工业发展引起社会矛盾、导致社会革命的原因，进而得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必然导致两大阶级对抗的结论。这就开创了一条不同于从抽象原则出发而是从研究社会不同阶级生活状况出发认识历史的道路，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历史主体、实践归宿、微观视野。同一时期，马克思相对抽象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工业社会实践的产物，相比之下，恩格斯基于英国社会的具体范例，更清楚地揭示出生产力发展决定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状况。与后来《资本论》基于“从本质抽象上升到理论具体”的内在逻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辩证叙述方法不同，《状况》则是通过辩证地透视英国无产阶级实际生存处境的本质成因，历史科学地把握住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恩格斯以研究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间的必然联系为突破口，把握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实质，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三）青年恩格斯独特但不成熟的思想道路的最重要的经典意义在于，从考察工人阶级状况入手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研究同现实实践问题研究的结合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既用以解释世界也用以改造世界的现实科学途径。这一关键点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历史层面走向唯物主义，而且在政治方面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就使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真正的阶级基础、实践力量和现实目标。恩格斯从作为现代社会矛盾冲突的典型地带的曼彻斯特开始详细研究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他在哲学上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了取代资产阶级革命主体的新历史主体概念——无产阶级。这一发现既在哲学上具有严密性，也在因工业革命而诞生的工人阶级中找到了社会学上的对应物，并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潜在的革命力量，因而具有现实确定性和能动的实践可能性。恩格斯把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产业工人，即对工业原料进行加工的工人；第二类是开采原料和燃料的工人，即煤矿工和金属矿工；第三类是农业工人。其中，产业工人又被分成了工厂工人（受工厂立法保护的大机器工业工人）和其他工场手工业类型部门的工人。正是他带领马克思一起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把无产阶级从一个抽象的历史哲学主体概念转变成为具有特殊时代内涵和国情特征的现实社会主体存在以及面向未来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主体形象。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汤普逊将工人阶级具体划分为从完全自在的到半自觉的再到完全自觉自为的四种类型：由经济结构塑造的阶级、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阶级、具有各种政治文化价值倾向的阶级以及集体行动的政治阶级。这就充分展现出无产阶级概念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哲学等多方面具有的综合而丰富的内涵。
必须承认，在后来的理论传播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概念内涵越来越丰富，而其外延却越来越宽泛和模糊。例如，兰德尔·柯林斯认为，青年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现实在今天已转化为他晚年所关注的妇女压迫和性别解放问题。迪佩什·查卡拉巴蒂认为，毛泽东的“农民”、葛兰西的“庶民”、法农的“世界上受苦的人”、列宁和卢卡奇的“政党”之类的概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严格的无产阶级概念相比，既有重复性，更有差别性，不具备哲学或社会学上的精确性。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哲学概念不断被“第三世界化”的过程相对应，其“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概念实际上被当成“西方”或“欧洲”的同义语。洛威尔则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经历了从观念的到政治的再到经济的过程，但仍然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因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上升为自为的革命阶级最终推翻资本主义’，这样的信念只不过是马克思所精心编织的一个神话。”此断言肯定不恰当并且有误。实际上，正是在马克思把德国古典哲学抽象的观念主体概念改造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哲学思想之后，恩格斯通过把“无产阶级”概念转变成更为社会科学化的“工人阶级”概念，即通过对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从而使他和马克思从人本主义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当代的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远没有消失，且愈发复杂严峻，无产阶级主体的表现形态已经从单一产业工人阶级转变为更加多样的社会弱势群体，产生了诸如从发达国家的非物质劳动者和知识阶层的无产阶级化、少数族裔的贫困化、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到第三世界的城市贫民窟化、失地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和生态气候难民等问题。由此可见，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并未过时，并且还有新篇。因为19世纪工人阶级的状况并没有在21世纪消失，所以有必要重新发掘青年恩格斯“另一条道路”的当代意义。
三、青年恩格斯“另一条道路”的当代意义
综上所述，青年恩格斯所走过的“另一条道路”的独特性和当代意义实际上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原因一方面在于这条道路被恩格斯本人所放弃，另一方面也由于它长期被教条式理解。因此，我们要证明恩格斯“并非第二小提琴手而是一位原创思想家（甚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破晓时分居于显赫地位），为他的名声辩护，如此做法并不会使这种思想变得贫困。相反，这是在与教条主义及学院派的贫困作斗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一部虽视角多元，但在理论、方法、逻辑上不完美和欠成熟的著作，就像一座富矿，为后世学者留下了丰富的研究现实问题的经验方法和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概而言之，青年恩格斯不但留下了有关19世纪早期工人阶级状况的宝贵文献，而且为21世纪提供了研究现代城市社会和无产阶级的空间辩证法思想的若干片段，并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奠基人。其思想精华有三点：一是带有人本主义痕迹的城市空间交往异化批判理论，凸显了人际交往冷漠与城市拥挤之间相互加剧的空间性矛盾；二是在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作为无产阶级贫困化特殊表现的贫民窟问题的空间化批判，进而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规划的弊端展开批判；三是在初步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把握现代性城市空间生产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形成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从城市空间交往异化批判到都市空间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
1844—1845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分头写作《巴黎笔记》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都受到了赫斯的交往异化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如是说：“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此类思辨概念，但他仿照卡莱尔的笔调描述了同样的社会现象，即城市空间中人际关系的冷漠与活动空间拥挤形成的矛盾状况：“像伦敦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样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从而把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这种以空间方式表现出来的交往异化形式与同期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描绘的货币导致共同体瓦解与个体原子化的异化现象具有相映成趣、异曲同工之妙。换言之，青年恩格斯研究视域中的异化主题从来不是以抽象的（孤立的）形式出现的，他总是从具体中去理解和把握异化。虽然他的哲学概念并没有出场，但其在哲学方面的研究证明他对此非常熟悉。“他是在生活中说明异化，在社会实践中把握异化的。”其研究的异化不是发生在劳动过程中，而是发生在都市街区的人类原子化生存状态中。人际交往的冷漠和孤独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双重集中化趋势，即伴随着资本集中的人口集中所造成的结果。它同时掩盖了剥削及其带来的后果。恩格斯出色地论证了“秩序与混乱的这种奇怪的混合如何解释了都市空间，以及这种空间如何揭示了社会的本质”。
正如恩格斯所说，“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后来列斐伏尔将其提升为都市集中化形式与内容的空间辩证法。都市，“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形式，是全部社会生活的要素汇合与集中的形式”；“都市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是遭遇、对抗、集会同时发生之所。该形式并无特定内容，但所有事物都会在这里聚集和存活……都市既是形式又是容器，既是空的又是充实的……它与形式的逻辑相关，也与内容的辩证法（内容的差异和矛盾）相关”；“都市空间积聚着拥挤的人群、市场上的产品，各种活动与符号，都市空间将这些集中并积累起来。说到‘城市空间’就是说集中与集中化……一种辩证的集中化”。
（二）从城市社会空间的区隔批判到现代都市社会不平衡发展的辩证法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仅从空间角度研究城市社会的人口集中化问题，而且研究了现代社会学家们所说的城市阶级分裂和对抗问题。类似于20世纪帕克与伯吉斯发现的芝加哥社会分化的“伯吉斯环”，恩格斯图绘了19世纪的“曼彻斯特环”。在曼彻斯特，“工人区与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除了这个商业区域……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曼彻斯特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眼睛的和神经的东西都掩盖起来”。“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见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
恩格斯所描述的城市特征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城市空间的“隔离”及“中心的解体”。这种隔离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甚或有意而为之，但都是泾渭分明的。它同时标志了“具体的城市”和“城市的形象”。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直到今天的几十年来，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及人类学等专业所进行的都市研究都充分证明，当年恩格斯通过曼彻斯特这个样本或典型现实所观察和想象的“区域隔离与分崩离析”现象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实。该现象后来被皮埃尔·布尔迪厄称为多重意义上的空间区别或“区隔（分）”：它“使得行动者无法从整体上且在多种关系中体会的各种位置同时存在于在一眼就可觉察的一种全体性中”，在这个区隔化的社会空间里，“需要保持或强调距离，邻人可能比陌生人还要疏远”。
多年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上述阶级在城市空间中分裂或区隔的现象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资产阶级出于私利需要和安全借口而推行的各种糟糕的“城市规划”所造成的恶果。资本主义最早的城市规划之一“欧斯曼计划”，始于第二帝国时代巴黎市长欧斯曼对旧城市的美化改造，后泛指现代世界各国政府以公共卫生、城市美化、市中心商业化以及公共交通等需要为借口，把工人街区，特别是把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区从中隔离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的办法。表面上，这一办法让那些令政府和上层官员头疼或丢脸的“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解决住宅问题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
从微观上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部关于城市阶级空间性区隔的著作，从宏观上看，它又是一部关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书。其核心观点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是一种大规模集中和两极分化的过程，其趋势是在日益城市化的社会中创造出人数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和人数越来越少而财富却越来越多的资本家阶级。恩格斯用“集中化、两极分化与城市化”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当时英国的社会发展过程，这无疑是极其精辟的。其最大贡献不仅在于发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与无产阶级兴起之间客观的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且在于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影响的分析。“这是现在也无法超越的贡献，我们必须认真阅读。”
（三）从在大城市空间中认识无产阶级革命到展望未来人类文明共同体
青年恩格斯不仅关注城市化所导致的人口集中化、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精神生活孤独化问题及其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消极影响，而且辩证地发现城市化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形成积极能动的政治革命意识。人口集中的大都市空间成了无产阶级整体意识形成的场所。“人口的集中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以更快的速度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首先开始考虑自身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首先出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也只有在这里，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感情和意志表达方面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而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大工业与大城市。
必须承认，青年恩格斯只是为了了解工人阶级的状况才去研究城市的，并非为了专门创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更谈不上是所谓用城市总问题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总问题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把城市当成历史活动的中心和前台，而仅仅将其视为历史活动的背景和舞台。有时，作为历史背景的城市会突然移向前台，但它从来都不是“根基的”东西。恩格斯没有把工人阶级的状况问题归结为都市问题，而是诉诸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他认为，应该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负责的不是城市，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说城市化自身锻造了革命的工人阶级，还不如说城市化创造了贫困、肮脏和疾病。”“想要超越表面现象去探寻内在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不会把城市作为分析对象，而更愿意着眼于探讨那些内在联系和决定因素在城市之中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后来便放弃了这条从马克思主义通向城市问题研究的道路。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具有的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即揭示了工业化、城市化与工人阶级的形成三者之间的历史和空间辩证法，也就是机器革命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产生现代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急剧壮大和集中促成了工业大都市的出现。其中蕴含的更深刻的辩证法在于，大都市空间反过来又强化了工人阶级的整体革命意识，从而促进历史的进步。“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悲惨会愈加强烈，阶级分化更加势不两立，小打小闹的游击战如同星星之火，将凝聚成严肃的组织、严密的战斗；一场雪崩正在上演，它不可遏止。这将赢得一个城市，赢得一个世界。与孤立、冷漠和粗鲁相伴而生，集体的热情也明显与日俱增。大城市正在变成工人运动的温床（也是试验场）。”恩格斯把城市空间和社会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的爆炸式增长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及政治可能性的形成之间的关键调节器。他“表明马克思主义如何有可能为创造一种对不同类型的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解释而将城市整合到其社会理论之中”。实际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如何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城市空间生产和劳动阶级的形成三者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这部书最早研究了城市空间组织的变化如何影响阶级内部以及阶级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社会地理学与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痛苦和意识的出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功劳并不是发现城市无产阶级，而是前无古人地发现了由于资本和劳动的集中形成的新型城市空间，而这种城市空间又生产出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这就如同今天知识、技术、数字信息等资本要素的高度集中化、流动化和层级化形成的网络世界所造成的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所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蕴含着某种需要“重新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研究议程：宏观空间层面资本主义城市发展问题，中观空间层面资本积累系统与过程中的城市形式和作用问题，以及微观空间层面城市空间形式对于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影响以及后者的反作用问题等。
对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青年恩格斯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是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且在于他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都市社会革命预言家，是今天全球化城市、智能城市、网络社会与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和理论的奠基人。例如，阿伦·斯科特就把城市化历史概括为三次浪潮：18世纪晚期，英国和欧美国家出现的传统式工厂与手工业的作坊体系，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工业城市，恩格斯笔下的曼彻斯特便是其中代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批量生产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形式，其城市形式是北美和西欧的制造业大都市；从20世纪末开始，一种以数字技术和高技能知识型劳动力为基地的新型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形成，其城市形式为全球化网络。
总之，170多年前的恩格斯因为关心工人阶级的疾苦而研究城市问题，把城市当成了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法律上受欺凌、道德上受污辱、文化上受愚弄、躯体健康上受摧残的悲惨世界，同时把城市视为无产阶级觉悟阶级意识和团结组织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自由王国。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则不仅仅在于用更加先进的数字化社会调查手段来“图绘”远比恩格斯时代复杂得多的城市社会现实、阶级矛盾、大众疾苦，进而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其中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城市何以成为理解工人阶级形成阶级意识、成为人类未来希望的视野和空间，而是必须看到，问题的复杂、任务的艰巨、逻辑的悖论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把城市变成压迫、磨灭、涣散无产阶级革命斗志并牢固统治无产阶级的政治工具；问题不仅仅在于像恩格斯那样把城市理解为无产阶级践行革命的历史使命的空间场所，而且在于研究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获得美好生活的城市权利问题。进而言之，必须把城市空间理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城市文明提升为未来人类新文明形态。这才是19世纪的恩格斯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城市问题域在21世纪的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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