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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实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整合，从高悬于社会之上的理性回到市民社会，并从人的理想本质出发探索超越于市民社会的哲学理性，达到了其早期思想的制高点。

　　大学时期的马克思，其思想经历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转变，以鲍威尔为中介的青年黑格尔主义，是大学毕业后的马克思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案时的理论基础。自由的理性，可以说是马克思一开始面对社会时的思想内核。（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是在针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自由理性并不能真正地面对社会问题。在物质利益面前，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国家，往往成为维护利益的工具。这推动着马克思从学理上展开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则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写出来的。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以国家学为内容，“把国家作为其自身是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①。黑格尔认为，要理解国家，既要摆脱以卢梭为代表的契约论，又要摆脱弗里德里希·冯·施雷格尔的浪漫派观念，前者把国家看作自由的对立面，后者把国家看作心情的对应物。在黑格尔看来，作为伦理的国家是理性的自由意志在现实的实现。这里的理性，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内在相互承认基础上的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并经过市民社会的中介而在国家中得以实现。

　　在具体论述中，国家是伦理的最高体现，是对市民社会的理性修正。黑格尔充分吸收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成果，以劳动与需要体系作为市民社会的第一要素，正是在现代劳动体系中，需要得到满足，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以获得财富为中介的相互依赖关系。黑格尔所说的劳动，已经是斯密所论述的现代意义上的劳动②，这是以理性和自由为其内核的劳动，虽然这种理性和自由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劳动体系中还没有充分地实现出来。也正是看到了现代劳动体系的内在问题，黑格尔在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其他两个要素之后，转向国家领域，以国家理性来修正市民社会中的问题，以实现人与自由、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矛盾和解，以便在国家理性的协调下实现市民社会的良性发展。在笔者看来，这构成了其《法哲学原理》的根本意图。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集中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部分，并没有深入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但正如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深入批判市民社会，但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观、卢格的政治异化观和赫斯的金钱异化观等的影响下，他开始从异化出发来建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架，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整合费尔巴哈、黑格尔、古典经济学、社会主义等思潮，形成了以“异化劳动”为核心范畴的新的理论构架，实现了其大学毕业后理性史观向异化史观的转变，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建构关涉到如下方面：第一，从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提炼出劳动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内在关系。在第三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描述从重商主义、经重农学派到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发展过程，指出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学说将私有财产从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发挥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它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④。马克思的论述表达出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私有财产的本质是抽象性的劳动，即现代工业所代表的劳动，从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来说，这是将财富的本质回到了人的本质规定性；另一方面，这种看起来体现了人的本质的私有财产实际上却是“敌视人的”，私有财产外在于人的存在，它“既使人成为本质，同时又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成为本质”⑤，这表明“劳动”已经成为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东西，这种劳动就是“异化劳动”。

　　第二，“劳动”与黑格尔哲学的经济学基础。在《精神现象学》第四章“自我意识”部分，黑格尔谈到了劳动与自我意识建构的内在关系，在这里，自我意识并不是单纯反思的结果，而是在社会劳动与交往过程中对他人、对自己的意识的承认，这里的劳动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即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斯密、李嘉图所说的劳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正是以这种劳动分工体系作为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并没有对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展开讨论，因为要理解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方面需要理解古典经济学的进路，另一方面要理解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吸收，这是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还没有进入的问题。通过阅读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才进入黑格尔哲学的经济学语境，或者说才能把经济学与哲学融为一体：“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⑥对黑格尔的这一理解非常重要：一方面确认了劳动与人的本质力量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果按照第一条的论证，这种劳动是“异化”的，这就需要对黑格尔的劳动思想进行批判；另一方面，黑格尔的劳动思想还与市民社会分析联系在一起，虽然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并不认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劳动体系是一个完美的体系，但他仍然强调这一体系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这也正是现代市民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比古希腊社会更为稳定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才能借助于黑格尔的劳动理论进入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与批判，这正是马克思后来的理论进路。

　　第三，从马克思当时所接受的共产主义思潮来看，对劳动的双重理解是他们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的理论基础。在魏特林看来，“劳动和享受是人类生活，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两个重要条件；最完美的社会共同生活就在于，在隶属于社会、按照自然法则和基督之爱的法则行事的全体成员之间平均分配这两项条件”⑦。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劳动是一种负担，但在未来组织良好的社会，“将使劳动变成一件愉快的事”⑧。这是对劳动的两种不同的理解。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对于从劳动出发来固定所有权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洛克从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所有权出发认为，“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⑨。因为劳动使这些东西同公共的东西区别开来。以同样的方式，洛克确认了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土地的所有权也是和前者一样取得的。一个人能耕耘、播种、改良、栽培多少土地和能用多少土地的产品，这多少土地就是他的财产。”⑩蒲鲁东指出，人们可以占有劳动产品，但劳动并不能作为所有权的根据，原因在于：“1.劳动没有使自然财富私有化的固有能力。2.即使我们承认劳动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不论哪一类劳动，不论产品多么稀少，也不论劳动者的能力多么不平衡，人们都将被引导到财产的均等。3.在正义上，劳动是摧毁所有权的。”⑪如果劳动是所有权的根据，那么当一个人不再是劳动者的时候，就不再是所有人了。相比于所有权，劳动更为根本。人为了生存，需要劳动，这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同时还是一种使命，因为“劳动是平等的起因和方法”⑫。在蒲鲁东看来，只有平等的生活才是正义的生活。在这一论述中，劳动无形中与人的本质生活联系起来。

　　第四，人本学的理论构架作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为马克思整合上述不同理论思潮提供了一种理论构架：首先，将劳动与人的类本质联系起来，从而为人的自由自在的类本质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其次，与这种体现类本质的劳动相比，现实的劳动就是非人的劳动，即一种异化劳动，正是在这种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才形成了现代市民社会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的存在方式。再次，扬弃劳动异化，通过对象化回归到人的类本质，这是一种摆脱了外在束缚的自由自觉的状态。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异化劳动理论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理论，马克思以人本主义的构架整合了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实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融通。在这一理论中，虽然外表的构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内核是经过政治经济学的黑格尔，指向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体现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高峰。

　　从异化劳动理论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逻辑的确立，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第二次重要转换，即从人本学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面对社会存在的新的解释逻辑。

　　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存在一种相互论证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是人的理想本质，即人的类本质；另一方面则是具体体现这种理想本质的个体，但却是在异化状态中体现的，即被异化了的人。类的本质在个体中体现，个体应以类本质为理想，这既体现了以先验本质为前提的唯理主义，又以经验主义补充了唯理主义，反映出理论逻辑的内在矛盾。当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不是一个逻辑上完全自洽的论著，虽然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非常强调类本质的异化，但在第二、第三手稿中，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这种类本质是如何异化的，以及如何实现从异化状态中的复归。在这一思路上，马克思在三个层面展开自己的讨论：第一，劳动、工业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意义。正如他在第三手稿中谈到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于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⑬从工业出发，才能理解自然，理解非个体化契约组合意义上的社会，才能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⑭第二，在现代劳动和工业的基础上理解当下哲学的本质。在第三手稿中，马克思通过讨论从重商主义、经重农学派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劳动价值论是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洞察，这意味着劳动价值论是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反映。有了这样的意识，马克思才能提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站在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把劳动当作现代社会的本质这样的论断。第三，从工业出发来探讨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在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了几种共产主义思潮后强调，共产主义是对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占有，是人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同时也是人和自然、人与人、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的解决，但这一解决的现实基础恰恰是工业的发展。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矛盾与新的探索，推动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即从带有先验性理论构架的异化逻辑转向了从历史出发的生产逻辑。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要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仅从先验逻辑出发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研究的是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回归到现实的社会存在、实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分析，成为此时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核心主题。这一主题经过《神圣家族》《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中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推动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变。

　　在马克思的讨论中，生产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物质生产是社会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在传统的哲学讨论中，特别是在黑格尔哲学中，人类历史是绝对观念的现实体现，“‘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⑮，“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的领域”⑯。在这样的总体思路下，人类历史展现为精神的现象史，精神构成了历史的本体。（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时，同样先验地设定了历史的本体。这样的思路看起来是深刻的，实际上却是停留在现象界。当哲学家们直观地面对历史时，看到的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并直接从这种有意识的活动中去揭示历史的本质，这时就会将精神看作历史的本体。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变革在于：物质生产逻辑上优先于人的意识与理性。这是一次重要的哲学视野的转换，将过去哲学所忽视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前提。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时所说的：“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⑰这不是简单地以物质颠倒精神，而是从精神看到了决定着精神的现实基础。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通过劳动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这里社会关系的含义指的是人们的共同活动，这种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在对生产力的具体分析中，马克思吸纳了斯密的分工思想，并从分工出发来讨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他在讨论乡村的解体和近代以来城市的兴起时，就是从分工出发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讨论了分工带来的社会矛盾，比如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个体的家庭利益和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矛盾，以及从这些矛盾中形成的阶级矛盾。马克思沿用之前的异化逻辑，以异化来指称分工带来的这些结果：“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⑱但相比于异化逻辑，这里的异化更多是一种描述。马克思指出，只有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能消除异化：一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二是普遍交往的形成，这样才能使共产主义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具有普遍经验的人才能替代地域性的个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表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且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应矛盾提出了国家的社会定位问题。青年马克思一开始崇尚民主制，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认识到不管是民主制、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其实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但在现象层面，这些政体形式却又表现出共同利益的假象。“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⑲这些讨论将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矛盾，延伸到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上，逐渐形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经典表述。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等的产生最初都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相关联，甚至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因此，“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⑳。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改变了传统哲学中思想、精神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传统哲学中，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们对于社会历史的看法都是一样，即都强调从思想、观念出发来理解，把历史看作是思想、观念的外在表现。费尔巴哈同样如此：“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与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㉑如果把费尔巴哈的历史观与黑格尔的历史观相比，后者更为丰富，也更为现实。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讨论了意识独立性的内在逻辑。他以统治阶级思想的统治性地位的形成过程为例，结合评论黑格尔《历史哲学》，指出了三个重要环节：一是将统治者个人的思想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将思想或幻想看作历史上统治的力量；二是将前后出现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联系起来，把它们看作前后相继又有差别的思想，这样思想的发展就具有了概念的自我规定和自我生产的特点，这正是思想的逻辑建构和其相对独立特性的表征；三是将这些思想、概念变成某些人的自我意识，将代表这种自我意识的哲学家看作历史的制造者，由此“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过这一过程，历史变成了思想或精神的历史，这正是唯心史观在思想认识上产生的根源。“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㉓一些社会主义者也因为同样的思维方式，即把现实的运动看作是思维中抽象运动的表现，从而同样没有摆脱唯心史观。从社会存在出发，“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㉔。因此，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精神表象为历史，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从历史中生长出精神。

　　第四，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历史的发展不是精神的自我更新的外在表现，而是源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自原始社会之后，这一矛盾运动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马克思具体展现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这些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着现代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具体分析了路易·波拿巴上台过程中的阶级力量对立及其作用。在1852年4月20日致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在评论了以往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㉕到《法兰西内战》时，通过巴黎公社这一实例，马克思更为清晰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采取的措施及其历史意义。

　　如果说在传统的历史观中，历史的主体具体表现为个体或人的话，那么在马克思哲学变革后，历史中的主体具体化为阶级，这是主体理论的重要转换。当个体或一般意义上的人成为历史主体时，对这种意义上的个体与人的追问，就会还原到精神或观念上，从而陷入唯心史观。通过生产逻辑，马克思颠倒了唯心史观，从而实现了对历史主体问题的重新思考。在新的历史视域中，历史主体不再是个人或观念，而是社会中的阶级，这是现实的个人观念的具体化，也是社会变革的具体主体。

　　生产逻辑的确立与展开，是对异化逻辑的根本性变革。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从抽象的理性转向历史自身，形成了从历史出发的逻辑构架，实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第二次逻辑转换。

　　第五，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性的个人。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使个人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个人，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中，才能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前提和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㉖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摆脱了孤立、封闭的状态，形成了广泛的交往，从而消灭分工，形成人的自主活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这里，自主活动与分工意义上的劳动相对立，是对现有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这种转换，是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转向世界历史性的交往相一致的，只有在自主活动中，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才是未来社会中实现了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个人。这是有个性的人，而不是偶然性的人。这种偶然性的人，是近代以来社会契约论所倡导的人，这种人只是反映了市民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

　　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导致了个体存在状态的变化，同时推动着共同体的形成。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非常强调共同体对人的存在的意义，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㉗。马克思区分了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在他看来，阶级社会中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如在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个人只有作为阶级的成员才是自由的，国家作为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每个个体是在自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而获得自身的自由的。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当前生产方式中人们所无法把控的异己力量将成为由共同体所能控制的力量，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力量。

　　对于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思想发展，一般都认为马克思将新发现的历史观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具体分析，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批判考察，形成了《资本论》，因此，《资本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和确证。笔者曾经论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存在着重要的转换，即从生产逻辑转向资本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思想以资本逻辑为支配性构架，生产逻辑受到资本逻辑统摄㉘，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第三次重要转变。

　　在《资本论》第一章关于商品的讨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商品生产最为根本的不同在于：后者只是区域性的，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非主导性地位；而前者则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在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与之对应的则是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通过劳动二重性的区分与讨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的独特性：即非物质意义上的价值形式生产统摄着具有物质实体意义上的生产，这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奥秘所在。在《资本论》出版前的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指出：“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关于“商品”的讨论中，马克思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㉚在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再次谈到劳动二重性理论的意义，认为由于不能理解劳动的二重性，才导致斯密、李嘉图等人只能单纯地分析劳动而必然处处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㉛。如果把劳动二重性理论与异化劳动、生产逻辑联系起来讨论，更能看清马克思思想的转变。

　　在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是从人的类本质的设定来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的，但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同时也在讨论工业是一本打开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那么工业中的劳动就不应该是异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同部分的手稿中论述的这种“矛盾”性，表明了马克思此时思想中的双重性：一方面想通过异化逻辑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另一方面对工业劳动的重视又决定了不能无差别地否定资本主义的劳动。如果想从工业出发来揭示人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那就必须回到历史本身，从历史出发来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与可能路径。正是在这种问题转换中，马克思从异化逻辑转向了生产逻辑：一方面从生产逻辑出发来描述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过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论证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定位中，马克思才能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环节。但在这样的讨论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其他社会的生产到底有何差别就无法反映出来。《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的区分与讨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价值形式占据主导地位的特点，物质生产则是这种价值形式生产的载体与表现，这就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与其他社会的物质生产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在商品中讨论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关涉到生产逻辑的定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生产逻辑更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视角来界定的，这种界定如果换成《资本论》的语言，主要涉及到使用价值的生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载体，使用价值的生产并不是生产的目的，这一生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交换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生产才是资本决定的主导性生产形式。这样一来，传统研究中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出发的生产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它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更为根本的逻辑，即资本逻辑。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商品属于资本逻辑的现象界，在现象界中，交换价值或价值是本质，使用价值则是表象。交换价值或价值与资本逻辑相关联，资本逻辑则与追求剩余价值相关。在剩余价值生产中，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相关联，前者受到后者的制约，而后者则体现了资本逻辑的指向。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逻辑在这里受制于资本逻辑，这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变革，只有进入到资本逻辑中，马克思才能真正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方式、运动过程、特殊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可以说，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转换，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发展中最为深刻的一次转变。

　　第一，资本逻辑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是资本的欲望逻辑。如果说在自然经济社会，生产是为了消费，或者说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直接需要，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增殖，即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资本的这一欲望通过资本家表现出来，资本家从而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㉜。

　　资本的欲望通过资本家表现出来，这带来了双重效果：一方面，通过资本家的发财欲，推动着社会生产，从而为建立未来社会创造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这也易使资本的本质流于现象层面，即以资本家的欲望掩饰资本的欲望，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资本家是通过节制自己的欲望而推动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发展的，从而将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问题转变为资本家个人的道德问题，以道德评价来取代历史评价。这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经常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时经常出现的理论立场。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从道德视角来评价资本主义或资本家，都刚好陷入资本逻辑，即使看起来是非常激进的批判，也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解释或补充了现存世界。

　　第二，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普照的光。在《资本论》中，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同时存在，但生产逻辑从属于资本逻辑。就像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载体一样，生产逻辑也是资本逻辑的载体，将资本逻辑现实化和具体化。“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决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的总和。”㉝这决定要将“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㉞。价值的增殖正是资本生产的目的。

　　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改变了传统研究的思路，即从生产逻辑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路。按照笔者的理解，从资本逻辑出发来理解生产逻辑，与从生产逻辑出发来推导出资本逻辑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是一次重要的思路转换。这些年从资本逻辑出发重新理解马克思，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一些学者仍然是从生产逻辑出发来理解资本逻辑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思路。如果我们将这一传统思路往前追溯，卢卡奇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就是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本体论来理解资本逻辑的。国内一些学者由于没能真正区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在批评卢卡奇时，实际上运用的是与卢卡奇同样的逻辑，这样的批评当然是无法厘清问题的本质的。

　　第三，资本逻辑的矛盾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变化。马克思在不同层面揭示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比如在商品生产与消费上，生产出来的商品能不能变成消费品，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大矛盾。当商品无法出售时，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就是惊险的一跳，跳过去了可以继续再生产，跳不过去就意味着可能破产。又如在资本的追求与利润率下降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以获取最大利润，但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变资本的增加会带来利润率的下降，这一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不再基于先验的设定与现实的状态之间的对比关系，而是资本的运转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再是从先验设定的本质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空间出发，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是一部以现实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面向未来社会的著作，这个未来社会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

　　第四，自由王国与资本逻辑的颠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而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㉟。在自由王国，资本逻辑被超越了，但这一超越本身以资本逻辑的充分发展为条件。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充分发展下，一方面为自由王国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才能导致自身的矛盾无法解决，而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

　　从资本逻辑的崩溃与自由王国的建立这一目标来看，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差异就体现出来了。在黑格尔那里，其哲学说到底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自然历史前提。黑格尔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优越性，其意图在于通过体现共同体精神的国家来修正仅从个体出发结成相互关系的市民社会，在他看来，只要达到了这一点，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圆满发展。马克思则指出，资本逻辑的矛盾无法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和解来解决，只有颠覆资本的逻辑，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走向自由王国。

　　从异化逻辑、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发展的三个重要环节。在每一次的思想转换中，马克思一方面加深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解，另一方面又在更深的逻辑中建构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特别是到资本逻辑阶段，（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才能更为清晰地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历史性和独特性，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的可能空间。通过对马克思哲学中制约着其思想的深层逻辑的揭示，才能更好地展现马克思哲学的问题意识及其历史意义，也才能更好地面对马克思同时代及其之后的各种相关思潮，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