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做出了四个“面向世界”的庄严宣告。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到今天应该被置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加以认识。因此，探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及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历史是由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的，还是由人类之外的“超自然”的力量创造的？世界历史的规律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通向和平的，还是走向毁灭的？这几个问题构成了世界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本文从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以下简称“古典哲学”）世界历史观的批判、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核心要义以及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当代价值三个方面讨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尝试为21世纪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一、马克思对古典哲学世界历史观的批判
有什么样的世界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就会为世界历史提出什么样的价值诉求。因此，世界历史观决定了人类应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战略和重大选择。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其中之一是“唯物史观”。正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完成了对古典哲学的革命，从而确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观，进而完成了对古典哲学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马克思对古典哲学世界历史观的批判集中表现在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其一，谁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其二，世界历史规律是否可知？其三，世界历史是否应该通向永久和平？
（一）谁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世界历史是由谁创造的，这是世界历史的主体论问题。在康德看来，世界历史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而这里的“大自然”是指在人类之上，但却不能被人类所认识到的某种力量，它支配着人类的活动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尽管康德意识到了人类在世界历史中应当具有“目的”，避免把世界历史看作“玩偶”，但在根本的世界历史观问题上，并没有真正把人类视为世界历史的主体，毋宁说把“大自然”视为世界历史的主体。
黑格尔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集大成者，他把一切事物都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外化”。他的哲学体系也是按照这一逻辑建立起来的。逻辑学是其哲学体系的灵魂。而后，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就形成了“自然哲学”；外化为历史，就形成了“历史哲学”；外化为人类的思维，就形成了“精神哲学”。因此，绝对精神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本体”。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本体”就是一切事物的原因。由此便可以推出，本体也同样是世界历史的原因。也就是说，绝对精神创造了世界历史，而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返回自身的一条道路。“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光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黑格尔承认世界历史有客观必然性，但是，这一客观必然性是由绝对精神所掌控的。
可见，黑格尔在这一点上和康德是一致的，即都承认世界历史是由人类以外的力量创造的。康德把世界历史的主体交给了“大自然”，黑格尔交给了“绝对精神”，两者都没有在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中发现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因此，古典哲学总是跳出“世界”看世界，跳出“历史”看历史，站在人类以外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历史，而不是站在人类的视角审视世界历史。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世界历史观必然是“神的目光”，而不是“人的目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典哲学的世界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观。
马克思对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展开了批判。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一条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古典哲学那里，世界历史仅仅是哲学家们的“直观对象”，而根本没有把世界历史看作人类的“实践结果”。因此，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恩格斯之所以评价《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主要指的就是，马克思发现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仅仅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不是站在人类之外审视世界历史，而是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因此，古典哲学在理解世界历史的时候，总是试图从世界历史之外去寻找一个更高的“主体”，并把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理解为人类之外“高高在上”的神秘力量。对此，马克思在《提纲》中进一步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世界历史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当中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区别于古典哲学的根本所在。世界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就是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其他什么规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为了批判黑格尔等人唯心论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明确宣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劳动创造世界历史，到“改变世界”的宣言，这些都表明马克思把人类看作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从而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主体论。
（二）世界历史规律是否“可知”
世界历史是否可知，这是世界历史观中的认识论问题。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这是世界历史观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古典哲学的世界历史观，可以被概括为站在世界历史之外看世界历史，总是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历史。康德站在“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高度来审视历史，把世界历史解释为受某种神秘力量支配的过程。虽说世界历史不是杂乱的和偶然的，但是世界历史的规律对于人类来说却是不可认识的。康德是以二元论著称的哲学家，他提出了“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并且建构了“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体系。“凡是我们称之为外部对象的，无非是我们感性的单纯表象而已，其形式是空间，但其真实的相关物、亦即自在之物却丝毫也没有借此得到认识，也不可能借此被认识。”在他看来，“物自体”是不可知的。从这条认识论原理就能够推出以下结论：世界历史仅仅作为“现象”才能被人类所认识，而世界历史的“本质”或“规律”则属于“物自体”领域，因而是不可知的。所以，康德的世界历史观由于他在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就必然把世界历史划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两个世界，从而把世界历史的规律和本质推到了“大自然的隐蔽计划”这一神秘的世界里，而人类自己是无法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这是康德世界历史观的一个根本特征。世界历史虽说不是杂乱的，但这一目的对于人类来说却是“不可知的”。简言之，在康德看来，世界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是不可知的。
古典哲学以黑格尔为代表，主要表现为对待世界历史的“宿命论”态度。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历史规律）交给了“绝对精神”。他明确提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摇摆不定的，也没有裁判官来调整这种关系，唯一最高裁判官是普遍的绝对精神，即世界精神。”这是典型的宿命论观点。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否进步、世界历史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不是人类所能够把握和掌控的，甚至世界历史规律也无法被人类所认识。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如果说人类能够认识世界历史，那也只能在世界历史已经发生后，在“事后反思”中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人类所能做到的仅仅是“解释”世界，根本无法“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谈到世界历史问题时使用了经典的比喻：“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这个比喻的寓意就在于，人类（哲学）无法“改变世界”，只能在世界历史完成之后“解释世界”。但作为对世界历史的“事后反思”，只是对世界历史的“概念”（本质）的认识，而不是对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世界历史究竟通向何处，是进步还是倒退，其最终的“裁判官”只能是绝对精神，而人类根本没有先行认识世界历史客观规律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是宿命论的和不可知论的。其本质是把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完全从世界历史的运动中排除出去，把人类的命运全部交给了绝对精神。
针对以上古典哲学的不可知论，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可知论。在他看来，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有其客观规律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剩余价值、无产阶级革命等规律。这些规律运动的结果就是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更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论证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两个必然”的规律。发现世界历史是有目的的，不是马克思的首创；而发现世界历史是有规律的，却是马克思的首创。因此，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毕生有两大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唯物史观。虽然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本人还是很谦虚地把这一贡献归功于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是马克思的功劳。因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和理想显然不是从马克思开始的，“社会主义500年”的判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纷繁复杂。但是，无论如何，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一种“历史科学”基础之上，却是马克思的功劳。那么，“世界历史规律是否可知”这个问题在世界历史观的意义上，就表述为“世界历史是否是有规律的”。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人类盲目的、但事后能够反思到的、而只有绝对精神才能把世界历史的一切环节都收到自己的“必然环节”的名下这一思辨哲学的做法，从而把世界历史的必然性重新确立在科学规律基础之上了。
（三）世界历史是否应该通向“永久和平”
“永久和平”是关于世界历史“怎么样”的问题。哲学史上大部分哲学家都认为，人类应该追求并实现永久和平。这是世界历史观的重要议题之一。康德哲学尝试以契约论的思路给出通往永久和平的道路，即通过契约的方式形成“各民族联盟”，建立一部“世界宪法”，培养“世界公民”，进而实现永久和平。然而，他给出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却是无效的。因为这一契约论是基于纯粹理性的立场，康德遗忘了纯粹理性离开人们的现实社会生产就是“存在着的无”，唯有进入“历史科学”，人类永久和平的价值承诺才是可能的。这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康德虽然提出了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但是却认为对抗是大自然操控人类的一项隐蔽计划，“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这是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所在。
进一步而言，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各个国家和民族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世界历史对人类来说是一部国家和民族间的斗争史。黑格尔并不反对战争，甚至认为战争能够激发一个民族的活力。“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一个民族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容易导致麻木，因此，通过战争可以激发民族活力。至于世界历史是否能够趋向永久和平，黑格尔是不抱有期待的，他甚至明确指出，永久和平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仅仅是一个“理念”而已。“永久和平这一要求往往是作为一种理想而被提出的。”这就是说，黑格尔根本没有指望它能够变成“现实”。“黑格尔认识到，没有一种理性的方式可以从世界上消除战争的可能性。”世界历史是争夺利益的过程，而不是通向永久和平的过程。这意味着，对于世界历史来说，人类没有选择和平的权利。这无疑是对人类生死存亡不负责任的宿命论的态度和立场，这一点构成了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最鲜明的唯心论观点。
永久和平在本质上是关于“世界历史怎么样”的“价值判断”。黑格尔认为，即便在理性中人类存有先天倾向，即实现永久和平这一价值承诺，但在现实中它却是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古典哲学把人类的世界历史封闭在了一个“必然王国”之中，永远无法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因为，只有绝对精神才处于“自由王国”，人类只能在追求各自民族国家利益的“必然王国”中生存。
人类追求物质利益，是由自然生存法则所决定的。但是，永久和平作为一种价值承诺，则包含着双重逻辑：其一是自然生存法则，其二是理性生存法则。作为自然生存法则，人类不愿意自我毁灭，而是希望永久地生存下去，这是由生物学法则决定的。而作为理性生存法则，人类在其理性中承诺“应当”永久和平，而不应当自我毁灭。但在事实上，当黑格尔把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理解为“本民族的利益”时，他已经放弃了理性生存法则，即在现实中放弃了通往永久和平的价值承诺，而仅仅把永久和平视为“理念”。因此，古典哲学世界历史观的结果就体现为如下的二元论：理念归理念，现实归现实。实际上，这是把“现实世界”和“应然世界”割裂开来，并且抹杀了人类有通往“理想世界”的能力和权利。
与古典哲学不同，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无疑不仅“应当”通往永久和平，而且必然能够“实现”永久和平。他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可谓是全部共产主义的初衷，即消灭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作出的相对于古典哲学的颠覆性判断。古典哲学没有找到在现实中通往永久和平的历史科学道路。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中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此，他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主体、意义、过程和本质，从而实现了世界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阶级斗争，人类才能够真正实现永久和平。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蕴含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一切思考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论述“世界历史观”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也没有专门论述世界历史观的理论内容，但是，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论述当中，能够清晰地呈现其世界历史观的核心要义。
（一）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概念的界定
马克思本人没有明确使用过“世界历史观”概念，但他多次使用了“世界历史”概念，比如“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等等。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梳理，归纳总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概念的基本内涵，是讨论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逻辑起点。
“世界历史观”这一概念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关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在关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学者已经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其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揭示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历史科学”，而且也包含着马克思的“历史观”（历史哲学）。因此，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这一概念，很容易被放在上述讨论的语境当中来加以理解。当然，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性关系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世界历史观”的提出，一方面已经超越了这一讨论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对上述讨论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这一概念所标定的全新的理论意义加以探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在全人类历史即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上的具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作为历史科学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其二是作为历史哲学所揭示的马克思所特有的历史观。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历史科学”和“历史观”两个层面。关于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界已经有集中的讨论，多位学者均对历史科学和历史观做了区分。而且，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就是马克思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就是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在“世界历史”高度上实现的统一。因此，“世界历史观”不是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以“世界历史”作为平台而实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基于这种考虑，从语词的构成上来看，“世界历史观”是“世界历史”和“观念”两个概念组合而成的偏正词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其内涵是指对人类命运的总体性观照，而非对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命运的观照，因而是对“世界历史”的总体看法。总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根本态度和根本看法，是对世界历史的存在方式、价值目标、发展规律的根本看法，本质是对世界历史根本性质的理解和解释，具体来说，是对“人类命运何去何从”这一重大世界历史问题的根本观念。
（二）世界是用来“改变”的而不仅仅是用来“解释”的
关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这一问题，马克思与古典哲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从根本上来说，古典哲学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讨论，全部被马克思归结为“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马克思则提出了他自己所特有的“改变世界”的哲学。这是一个根本的“世界历史观”问题。
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用来“解释”的，而不是用来“改变”的。这里隐含着的世界历史观是人类只能把已经发生过的世界历史作为“反思”对象，从而对世界历史作出某种“解释”。人类虽然参与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人类并不能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更不能“创造历史”。实际上，古典哲学的世界历史观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世界历史观，仅仅是“反思的世界历史观”。而在马克思看来则完全不同，人类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人类可以凭借实践的能动性（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强调的），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或进程，至少是“减轻分娩的痛苦”。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改变世界”才是马克思“实践的世界历史观”。这样，我们从根本上首先区分了古典哲学的“反思的世界历史观”和马克思的“实践的世界历史观”。
在古典哲学那里，人类站在世界历史之外，把世界历史看作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支配的历史，这是古典哲学的世界历史观的根本立场，其实质是唯心论的世界历史观。我们进一步还可以把这两种世界历史观区分为“唯心论的世界历史观”和“唯物论的世界历史观”。关于这两种世界历史观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过集中的论述。马克思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一个是：“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提出这一论断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古典哲学对待历史的观念论（唯心论）而提出的。另一个论断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可见，马克思对古典哲学关于世界历史的根本态度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
马克思是在对人类未来命运的观照中来讨论世界历史发展趋势问题的。他为人类提出了“自由和解放”这一共产主义理想。他把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世界历史”看作通向自由和解放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变革。因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以生产关系作为基础而确立起来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观念。世界历史的运动和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规律的。因此，马克思赋予了世界历史以人类自由和解放这一“目标”，并且把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动性交给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关系变革。总之，世界是用来“改变”的，而不仅仅是用来“解释”的。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从社会生产关系角度看待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历史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扩张形成的“普遍交往”。
（三）世界历史开始于资本扩张形成的“普遍交往”
14—16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阶段。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等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开始了大规模的世界性扩张。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形成，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确立起来，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上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同时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开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接着举例来说明这种世界分工带来的新变化：“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也就是说，生产、交换、分工、消费等全部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已经打破了原初民族国家地域的限制。由于这种资本逻辑的运行打破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界限，因此便形成了跨国家和跨民族的“普遍交往”，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历史”等同于“普遍交往”。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古典哲学所认为的那样，即从自我意识、世界精神领域中诞生的，相反，世界历史只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这一现实条件下才形成的。马克思剥去了世界历史的神秘外衣，为世界历史的发生找到了物质生产关系基础。当马克思发现因资本扩张导致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基础的时候，深有感慨地批判了黑格尔：“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四）无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创造主体
诚然，资本主义扩张才开启了“世界历史”，资本“到处安家落户”，把一切民族都卷入资本的漩涡之中，从而形成了“普遍交往”。然而，世界历史的主体却不是资产阶级，相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认为，人类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人类创造了世界历史。而且在现实中，这一创造主体具体地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因而无产阶级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掌握人类的命运，而不是依靠人类之上的某种神秘力量。正是这种“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决定了马克思的新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明确强调了人类基于实践的“能动性”，并把实践看作“改变世界”的能动性。这一哲学原理也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最为革命的因素，即改变人类世界的意志。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同时立即发生才是可能的。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而是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事业。因为，资本的扩张已经把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卷入其中。“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自从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以来，人类形成了“普遍交往”，这是世界历史的开端。马克思明确指出，因为资本的扩张导致了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再是封闭的，而是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普遍交往”的局面。因而，人类的命运早已被资本捆绑在了一起。然而，资本的本质反过来又必然导致人类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因为，资本逻辑的天然趋势就是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普遍阶级”。
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历史的创造主体？马克思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不是一个“特殊阶级”，而是一个“普遍阶级”。以往的阶级斗争都是一个特殊阶级对另外一个特殊阶级的斗争，因而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代表人类普遍利益的阶级。正是因为这一点，无产阶级才能够充当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和创造者。那么，无产阶级引领人类创造怎样的世界历史？归根结底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创造“自由王国”。“自由王国”是马克思对人类提出的理想生存状态。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多次强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处在“阶级斗争”的状态之中，处在利益分割之中，“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些都意味着，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人类无法成为“命运共同体”，只能处在利益纷争、不断发生阶级冲突的斗争之中。因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国家只能是“虚幻的共同体”。同理，世界也只能是虚幻的共同体，而不是真正的共同体。私有制是导致世界历史内部冲突的总根源，因此，必须消灭私有制，世界历史才能实现和平。这一思想所承载的巨大价值在当代仍然十分鲜明地呈现出来。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回顾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目的不仅仅是了解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总体看法，而是要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进而为当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主题
今天，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历史进程，仍然没有把消除战争当作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价值承诺。马克思对古典哲学世界历史观的批判，其中一点就是反对黑格尔放弃永久和平的承诺。黑格尔曾经指出战争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如可以激活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活力。而康德也把战争视为“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这些都表明，古典哲学把人类的命运当作某种受动性存在，这种世界历史观显然是对人类命运的主体性逃避。马克思虽然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但是马克思的目的是：用最后形态的暴力革命来消除一切阶级对立和冲突，最终实现永久和平。因此，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和平。大概只有马克思所主张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才是实现和平的道路。而黑格尔则认为，战争的本质是各个国家或民族之间为了争夺自己的利益而必然导致的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之间关系的第一法则就是利益法则，即“福利是一个国家在对别国关系中的最高法律”。因此，黑格尔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否定了契约论的理想主义色彩，即通过契约达成和解而避免冲突，形成康德意义上的“民族联盟”。另一方面，黑格尔根本不把消除战争理解为战争的目的，而是把战争视为不可避免的人类有限性的冲突，把永久和平仅仅看作“理念”。
当今世界仍然充满局部战争和冲突。美国发动的各种战争表明，资本逻辑在其扩张中根本不把战争当回事，这实质是对人类永久和平的挑战。“美国优先”不是国际关系的普遍性法则，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说“本国优先”。就其直接性来看，“本国优先”是出自保护自己国家优先地位的利益观，但也表达了对人类和平的蔑视。这种蔑视人类和平的做法中包含着黑格尔的影子。因为黑格尔直接揭露国际关系的第一法则就是本国利益优先，而永久和平仅仅是一个“理念”，在其现实性上根本无法实现。马克思的认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世界历史的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就不会消除战争，就无法实现永久和平。显然，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秩序对人类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人类当作世界历史的主体。
今天看来，黑格尔的这种对待战争的态度，显然不利于人类世界通向和平。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仍然坚持“冷战思维”、对抗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原因在于，资本逻辑必然导致世界历史的内在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主张。追求人类的和谐是马克思毕生的信念，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努力就是要建构一个没有阶级斗争的人类世界，从而消除以往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开辟出人类历史新纪元。习近平也提出：“尽管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期盼永久和平，但战争从未远离，人类始终面临着战火的威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捍卫人类和平，推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题。
（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仍然任重道远
上述古典哲学世界历史观所带来的危害就在于，把人类从世界历史中排除出去，这意味着人类对世界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世界历史对于人类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而这种把人类和世界历史割裂开来的做法，其结果就是最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是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观的集中表达。或者从更深层次上看，唯心论的世界历史观本身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唯心论的世界历史观中，人类既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历史的评判者。世界历史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人类无法知晓，只有绝对精神才是世界历史的“裁判官”。言外之意，人类可以不对世界历史负责。而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对人类来说绝不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就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展开。马克思把这一人类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概括为“自由和解放”。因此，世界历史是人类通往自由和解放的过程，这是马克思对人类和世界历史作出的重大价值承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在根本上承认世界历史对人类来说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虚无的。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行为，赋予历史虚无主义以种种新的历史特点。这就需要继续与历史虚无主义展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放弃人类的永久和平，在本质上是一种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它隐含的观点是：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因此，战争和资本扩张等一切行为都是可以被允许的。既然人类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更无法通往“命运共同体”。这种虚无主义再进一步向前追问，实际上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自古以来，东西方哲学家们都把追求人类的永久和平作为世界历史的目的，旨在探索使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能够实现美好生活、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世界秩序。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则在根本上否定了人类这一终极性价值承诺，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才是“历史的终结”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为人类提供的共产主义理想，仍然构成了当代批判资本主义的重大着力点——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世界历史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代资本逻辑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彻底的批判。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就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仅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科学规律，而且为人类确立了自由和解放的共同价值理想。这一点带来的启示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要在利益关系上探讨合作共赢的共同体经济规律，而且应该有“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基础。因此，确立代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方向、能够充分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础。近年来，西方鼓吹“普世价值”，其实质是把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当作“普世价值”，从而为资本扩张打掩护。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强行“说成”“普世价值”，因而它必然是资产阶级虚假的意识形态。而与此不同，只有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及其在当代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人类在面对世界各种挑战的背景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能消极被动地适应世界，而是要发挥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人类的命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是世界历史的主人，因而人类有责任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宰者，有责任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者，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人类持久和平的捍卫者，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者，这些都需要全人类共同付出努力。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改变世界的思想理论，是对马克思“改变世界”这一世界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构建”体现了当代人对待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确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础。
世界历史观根本上是一种价值观。马克思之所以努力发现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其背后隐含的价值关怀就是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包括人类的永久和平这一价值预设。这就涉及世界历史的意义问题。所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包含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一重要的当代启示就在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客观规律的当代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价值承诺的延续传承。而当今资本逻辑主导的“零和博弈”是对和平目的的破坏。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放弃和平，因而不把永久和平作为世界历史的价值承诺，而仅仅把本国的利益作为优先原则，是无法实现命运共同体的。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规律和价值相统一”的世界历史观给当代带来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6期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