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雅克·比岱和热拉尔·杜梅尼尔为代表的当代欧洲左翼学者似乎牢记着当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宣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们始终记得马克思的告诫：从改变世界的革命性维度出发解释世界，并且科学地解释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变世界。以《替代马克思主义：为了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出版为标志，西方左翼思想界不仅掀起了一股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分析当今社会基本性质的理论热潮，而且还就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革命斗争的战略问题展开了争论。在比岱和杜梅尼尔看来，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途径就是融合当代各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进行理论上的重新阐述。大体而言，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阐发了其“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观。首先，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中梳理了“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分别指明了它们各自面对的特有的理论问题，并着重强调三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次，他们重点考察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对组织范畴的重视，指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体现出组织权力因素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因而强调要从资本和组织的双极性出发把握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最后，他们基于对当代“世界—国家”范围内的结构性矛盾的分析，提出了“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该理论关注的是“终极现代性”时代的基础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战略选择和具体措施。
我们要追问的是，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使得比岱和杜梅尼尔认为必须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并提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另一方面，“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到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理论品质？它在基本立场和哲学方法论上是否真的对其有所超越？概言之，真的存在当代欧洲左翼学者所谓的“为了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吗？本文试图在剖析比岱和杜梅尼尔“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基础上，回答上述问题。
一、“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到“另一种马克思主义”
作为西方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左翼批判理论家之一，比岱反复申明，自己的全部理论工作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为马克思主义重新奠基”。在作为其哲学研究起点的《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比岱通过强调《资本论》中各经济范畴的社会政治内涵，试图打开一条以“具体对象的具体逻辑”解读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独特路径，其目的在于为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供一种复杂性视角。到了《现代性理论》和《总体理论》，比岱以自创的“元结构”理论来分析现代性问题。他一方面从《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中看到了“抽象上升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又指出马克思的科学起点具有单一性，进而强调要在市场与组织、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联结中把握现代社会的运转法则。如果说，在上述两个阶段比岱思考和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那么，在他形成了自身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后，再从“元结构”视域出发重新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有了双重意义。其一，自觉地将自身的理论工作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脉络中，继而表明新马克思主义与“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其二，在承认上述立场的基础上，明确指认新马克思主义与“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和出场路径，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中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方向。
在《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开篇，比岱和杜梅尼尔花了很大的篇幅肯定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他们指出，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从来没有以描摹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这一形式来阐发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关于共产主义形态的分析和论述都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内在运动规律的探索的基础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贡献在于，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来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将革命实践和共产主义运动奠基在科学探究的基础上。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科学与革命、理论观点与政治实践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不论是以“历史科学”为主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旨的《资本论》，都突出体现了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坚实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深远，而且还拓展到政治实践领域，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然而，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当人们以为社会主义正沿着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道路大步迈进时，一系列事件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名进行的历史性项目失败了，至少是部分地失败了”。其中主要包括，苏东剧变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危机，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在全世界范围内强势崛起，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工会组织持续萎缩，以及“历史终结论”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大行其道。比岱和杜梅尼尔认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的危机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当下，左翼理论和左翼运动恰恰是要“回到马克思”，这是因为，一旦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我们就会在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方面犯下严重错误并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但进一步而言，“仅仅自我满足于‘回到马克思’的提法是天真的”，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需不需要马克思，而是以何种方式“回到马克思”，或者说，我们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什么样的理论遗产？
比岱和杜梅尼尔继而指明了新马克思主义和“另一种马克思主义”重建的两个理论要点。第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适用范围，允许其展开自我批判，即对自身学说体系的历史前提和理论界限进行反思。与之相对的是教条主义，它自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体系，从来没有作过自我批评。第二，不能肢解马克思主义，即以一种机械化、零散化、碎片化的方式拼接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理论，而是要回归一种对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总体性分析。正确的做法是，一开始就从马克思的科学抽象出发，重新梳理现代性的“元结构”，即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本质依据和运行法则，根据20世纪新的社会历史条件进一步改造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循着上述思路，比岱和杜梅尼尔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和“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探讨从来没有脱离具体的社会政治语境，阶级主体间的斗争因素始终受到关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是从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维度出发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奠基者。然而，就《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和阐述方法而言，马克思只是从商品关系或市场逻辑一个维度来构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态趋势，而把组织的因素归结为资本逻辑的自然延伸。20世纪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误都恰恰证明，组织权力因素之于现代社会而言是一个与资本逻辑有着本质不同的社会统治形式，尤其在阶级统治和阶级建构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与学界的一般界定不同，比岱和杜梅尼尔视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是指从组织权力维度探讨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凡是在经济维度之外强调社会政治维度的，或是把组织权力因素提高到与资本因素同等地位的理论学说都可以被归为“新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实际上，对资本主义合理性问题的探讨贯穿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比岱和杜梅尼尔也确实是在接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往下说。但说到底，他们在这里指认的“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实际上就是指自己以“元结构”理论为基础阐发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即在“市场/资本”逻辑之外强调“组织权力”逻辑之于现代社会阶级建构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新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社会阶级理论主要还局限于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话，那么“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则对应于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国家”。比岱和杜梅尼尔认为，他们之所以提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其目的不是为了表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仅仅是因为它们各自面对的具体历史条件以及所处的问题域有所差别。“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而且还自觉地以前两者为基础。只不过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适用于构想“世界—国家”范围内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而后两者仅仅适用于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就其本质而言，“另一种马克思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阶级理论和革命斗争学说，它主要探讨的是基础阶级如何在人类政治的统一性层次上实现自身解放。
二、“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斗争性质的分析
就理论旨趣而言，《另一种马克思主义》是一部“战斗宣言”。它的主要目标不在于从学理上推进作为“总体理论”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也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学术性的回顾，而是寄希望于在既有思想的基础上解决当代社会革命斗争的具体策略问题。比岱和杜梅尼尔指认说，他们之所以提出新马克思主义和“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是为了寻求一种“总体的政治路线”，为基础阶级的自身解放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他们此处的主导思路是，作为基础阶级的绝大多数人的解放不仅是一个历史观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既然“元结构”理论已经奠定了对复杂现代性进行科学分析的抽象基础，那么从“元结构”视域出发阐明具体的革命斗争策略便顺理成章。一方面，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现代社会处于市场与组织的双重统治之中。在资本家、组织权能者与基础阶级的“三方游戏”中，基础阶级只有将自身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继而与组织权能者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家，才能获得自身的真正解放。另一方面，就“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析而言，“世界—国家”时代的到来为基础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机遇。当前基础阶级的解放斗争既是为建立“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也是为反对“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摆在左翼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就是，在世界性“元结构”前提的质询下找到革命主体，并且致力于推动一种“终极现代性”时代共同的行动原则。
（一）联合、联盟与自我革命
比岱和杜梅尼尔之所以从“元结构”视域出发揭示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目的就是要在对当代经济与政治的结构性分析中寻求基础阶级自身解放的科学依据。既然新马克思主义强调要从市场与组织的双重中介出发把握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当代社会的阶级斗争是资本家、组织权能者与基础阶级的“三方游戏”，那么接下来要阐明的是，基础阶级如何能够在这场“游戏博弈”中取得胜利？为此，比岱和杜梅尼尔以“新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名义制定了“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是联合，即基础阶级的联合或统一。比岱和杜梅尼尔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要点在于，“历史的运动既不能从开明精英的观点中去理解，也不能从随意的个体行为与其影响的纯粹的相互作用中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普遍的视角，这个视角只能从作为绝大多数人的‘诸众’的力量出发，他们每天的工作给世界带来活力”。马克思曾把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而诞生的工业无产阶级视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革命主体，工人阶级事实上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工人阶级在当代社会的中心地位已经丧失。“虽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工人的数量并没有减少，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已经失去其中心地位并且逐渐消失。”比岱和杜梅尼尔作此判断的理由有两点：其一，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更广泛、更多元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一部分；其二，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在新的技术、金融和政治环境中被破坏，甚至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因此，当下阶级革命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更广泛的雇佣劳动者。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雇佣劳动者处于市场与组织的双重统治之下，说得更明确一点，他们包括市场上的自由劳动者、私有企业的雇员、政府部门或公共组织的雇员等。
进一步而言，基础阶级不仅包括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还应当包括当代双重资本统治下的其他社会斗争人群，譬如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社会边缘群体等。在比岱等人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包含着双重矛盾：第一重矛盾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矛盾，资本家榨取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体现出资本的掠夺性特征；第二重矛盾是资本家与全人类之间的矛盾，“资本竭力追求抽象财富的欲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人类和地球都走向了不可逆转的生态轨迹”，这体现出资本的破坏性特征。其中第二重矛盾不仅关系到传统的劳资矛盾，而且是资本与居住在地球上的整个人类之间的矛盾，因而是资本与作为绝大多数人的基础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安东尼奥·内格里从神学政治传统中发现“诸众”在“帝国”时代的革命意义不同，比岱和杜梅尼尔则是在对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找到基础阶级的团结基础和斗争方向。因此，当代社会革命斗争的第一步便是基础阶级的广泛联合，即将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一步提升为“全世界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被排挤者联合起来”。
第二步是联盟，即基础阶级与组织权能者达成联盟以对抗资本家阶级。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政党问题的高度重视，即强调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重要作用，比岱和杜梅尼尔对此问题的论述比较模糊。一方面，他们的确也提到基础阶级的团结和联合有赖于建立统一的政党，但另一方面，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基础阶级同组织权能者联盟才是对抗资本家阶级的有效途径。
比岱和杜梅尼尔指出，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欧洲，资本家通常掌握着根本性的社会权力，作为基础阶级的人民大众往往与组织权能者达成联盟以对抗资本家阶级。这一联盟的必要性源自下述事实，即“资本家将组织生产运作的权力逐渐让渡给权能者”。换言之，组织权力因素在现代社会生产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础阶级只有广泛联合组织权能者，才能真正掌握社会生产。至于联盟的可能性，或者说组织权能者阶级之所以愿意同基础阶级进行联合，一方面是出于他们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即从原则上反对所有权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即“对于组织权能者而言，基础阶级是革命斗争的历史主体与物质力量，而对于基础阶级而言，与组织权能者联盟可以获得组织性的力量”。组织权能者虽然也构成了当代社会统治阶级中的一极，但与资本家不同，他们是在所有人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契约关系以超越个体之间的单纯理性关系。在基础阶级与组织权能者形成联盟后，联盟的斗争围绕着两条战线展开：其一，以民主化的组织形式节制所有权资本（包含金融资本），在保留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国家需要对就业条件和公共服务制定标准，以消除市场的任意性弊端；其二，反对专业知识的垄断以及一切官僚等级特权的生产和再生产，向普通大众开放组织管理的职位，以保证机会的平等以及权力的透明公开。
第三步是自我革命，即新型组织内部不断地自我革命以消除阶级结构产生的条件。在比岱和杜梅尼尔看来，对于基础阶级而言，不论是自我联合成为统一的革命型政党，还是同组织权能者联盟进而构成新型的革命组织，摆在他们面前的共同任务是，如何处理新型组织内部的阶级结构与统治权力问题。这是因为，根据“元结构”理论，组织也是催生阶级因素的人际协调形式，20世纪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就是现实的例证。在革命胜利以后，基础阶级仍然需要对既有的组织权力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以杜绝新形式的阶级结构的形成。从“元结构”理论立场来看，基础阶级的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元结构”向“结构”的辩证转化意味着阶级结构与元结构、统治形式与共同宣言的历史循环。正是在作为现代性之共同宣言的“元结构”的质询下，基础阶级通过阶级斗争不断实现自由、平等、理性等价值诉求。
（二）构成“世界—国家”范围内的斗争
在《总体理论》中，比岱不仅从“元结构”视域出发剖析了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而且还强调要站在当代世界的总体性高度去理解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变化，即在从“结构”到“体系”的逻辑推演中把握当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到了《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这里，比岱和杜梅尼尔基本上继承了上述思想阶段中“元结构—结构—体系”的分析思路。在他们看来，如果说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立足点是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分析，那么“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则不再只考虑单个的民族国家，“它的着眼点是全人类居住的地球，它力求从世界的整体性出发分析当代世界的具体构成和发展趋势”。
比岱和杜梅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剖析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视角，但他们都只是站在市场普及和资本动态扩张的层面来理解全球化进程，没有从理论上充分考虑地理和空间因素的重要性。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则把市场经济的统一性与国家政治的多重性联结了起来，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视为一种具体的历史整体性，但它依然不足以用来观察当前时代。“元结构”的分析框架则为揭示当代世界体系的客观现实提供了终极视角，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央性与“世界—国家”的中央性之间的矛盾，即“元结构”的现实形式与普遍要求之间的矛盾，而我们应当由此来思考“世界—国家”范围内的斗争。
可以看到，比岱和杜梅尼尔在此提出的一个重要判断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正在催生出一个“世界—国家”，全人类正在步入“世界—国家”的时代。“世界—国家”的出现意味着，原先潜藏于民族国家内部的两极逻辑，即市场与组织，越出地域的疆界，成为居于全球之上的社会逻辑和运行法则。“世界—国家”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区别是，前者被赋予了世界性的“元结构”，宣布现代国家之间是自由、平等与理性的关系，并且全球性的统一市场由相应的政治经济组织来支撑。
由此出发，“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性并非只是由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所表征，从根本上说，它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与“世界—国家”混融交替的产物。他们强调，尽管帝国主义依旧存在于当今世界，但是它的存在方式却不同以往。帝国主义霸权国家不能再以直接纯粹的暴力手段对殖民地或外围国家实行统治和控制，它必须要与后者一道接受“元结构”的明言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矛盾是“正在生成的‘世界—国家’与原先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矛盾”。因此，当代全球范围内的斗争应当结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国家”范围内形成一种新的、具有现代世界“元结构”宣称的人类政治共同体。
比岱和杜梅尼尔提出“世界—国家”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既没有从意识形态的维度出发，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客观意义，也没有像一些左翼政治学者那样，天真地以为超民族的国际公民社会的建立可以解决多数矛盾和问题。他们是将“世界—国家”的出现视为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并且把这种发展趋势理解为“基于特定历史阶段之价值诉求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比岱和杜梅尼尔强调，一方面，对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而言，正在生成中的“世界—国家”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决不可高估后者的人类解放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世界整体性层次上的两极统治逻辑的生成。当前基础阶级的解放斗争既是为建立“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也是为反对“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斗争。另一方面，“世界—国家”时代的到来为基础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机遇，为此，摆在左翼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就是在世界性“元结构”前提的质询下找到革命主体，并且致力于推动一种共同的行动原则。
（三）“终极现代性”时代的共同行动原则
从《现代性理论》开始，比岱就反复强调，他所理解的“现代性”是“元结构”视域中的“现代性”。换言之，在他的理解中，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市场与组织的双重中介相互蕴含且共同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因此，在如何理解当下我们所处时代之基本性质的问题上，比岱的判断是，它没有超出“现代性”的范围，因而“后现代”的指称并不可靠。当今我们依然处于被市场与组织的双重中介所支配的现代社会。但进一步就现代性的内在发展阶段来看，我们正在逐步迈向“终极现代性”时代。后者意味着市场与组织的双重统治逻辑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世界整体性层次上达到统一，即一个真正把全球连接成一体的“世界—国家”正在生成。在比岱和杜梅尼尔看来，作为一种客观趋势，“世界—国家”的出现没有宣告“历史的终结”，更不代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胜利。恰恰相反，它的到来不仅为人类选择自己的未来命运提供了新的契机，而且使基础阶级重新获得了整合自身力量、选择斗争方向的机遇。
首先，“世界—国家”的出现有助于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政治主体，即“世界人民”，这意味着人类在政治共同体中崛起。比岱和杜梅尼尔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技术条件的进步，作为社会形式和阶级关系的资本主义需要更广阔的空间：从原先的“城市—国家”到后来的“民族—国家”，从现今初具规模的“大陆—国家”到正在生成中的“世界—国家”，在市场与组织的双重中介不断扩展自己的运作范围的同时，基础阶级也在不断地统一和联合起来。同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相似，“世界—国家”在直接意义上也呈现出所有权资本和资质资本的两极统治，与此同时，“世界—国家”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转变为类似于民族国家内部的“三方游戏”。如果说“新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在民族国家内部，基础阶级联合组织权能者以对抗资本家——还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话，那么针对“世界—国家”时代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则体现出基础阶级的国际性联合。
其次，既然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矛盾仍旧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与“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那么当前“世界人民”的斗争也应当融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使被压迫民族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构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比岱和杜梅尼尔看来，帝国主义是既源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二种统治和剥削形式。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可以实现对外围国家和殖民地的统治与剥削，而它的所有阶级几乎都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直接受益者（尽管不同阶级依据其所处的地位，受益程度有所不同）。在此情形下，“经典马克思主义曾设想的国际联合方式——各国工人阶级彼此团结一致，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先在本国发动革命，然后实现国际联合——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在“世界—国家”的背景下，帝国主义制度很容易被辨别出来。其中的关键在于，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对抗是不同于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的对抗，它反对的是帝国主义的霸权形式和强权政治。
最后，“终极现代性”时代的革命斗争应当秉承团结大多数的原则，积极联合多元社会运动，在人类政治的层面上推动一种共同的行动原则。比岱和杜梅尼尔指出：“‘世界人民’不仅是一种道德主体，也不仅是一种理想参照，他们是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催生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主体。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是所有人共同意志的体现。”具体而言，比岱和杜梅尼尔视域中的“世界人民”一方面以基础阶级为主导，同时反对所有权资本的经济剥削和资质资本的官僚统治，另一方面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等多元社会运动相结合，反抗资本积累给全人类造成的威胁。“世界人民”通过工会组织合作生产，以联合占有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市场和组织的阶级因素，使之为全人类服务。比岱和杜梅尼尔由此总结说：“‘世界人民’是从地区到国家、从大陆到世界的公民，他们团结和联合的过程就是‘世界—国家’范围内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基础阶级走向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政治主体的过程。”
三、“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与局限
比岱和杜梅尼尔之所以提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一方面是出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深层理解有关。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政治诉求是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它的特征是消灭任何剥削和压迫，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然而，时至今日，曾经在一个多世纪前激动人心的革命口号已经不再回响，取而代之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宣告——在无法言说之处，人必须沉默。历史难道终结了吗？一个区别于当下、真正实现了自由与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难道真的无法被构想吗？比岱和杜梅尼尔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摆在当代左翼学者面前的紧迫任务就是“回到马克思”，即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科学方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制定切实合理的解放斗争策略。
与厄内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极力推崇多元社会运动不同，从“元结构”视域出发构想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将碎片化的多元抵抗力量联合为统一的政治行动主体，并且把以雇佣劳动者为核心的基础阶级置于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坚力量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比岱和杜梅尼尔确实是通过分析当代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推演出现实的解放路径和革命策略。他们强调，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只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双方之间的对抗，而是资本家、组织权能者与基础阶级的三方博弈。进一步而言，在当下以“世界—国家”为特征的“终极现代性”时代，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基础阶级也应当团结并联合多元社会运动，“团结并联合一切因资本追求抽象财富而被剥削、统治、异化、排挤的社会群体”。在比岱和杜梅尼尔看来，当下语境中的共产主义意味着一种“终极现代性”时代的斗争可能性，即基础阶级应当联合组织权能者以对抗资本一极，进而改造市场和组织中的阶级因素，最终形成属于全人类的政治共同体。
通过分析“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与内在逻辑，我们不难看出，其一，比岱和杜梅尼尔在“元结构”视域中解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作出了贡献，但也存在局限。他们旨在提出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资本主义自身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放弃，转而从经验主义视角探究现代社会的复杂构成情况。“元结构”辩证法与其说是唯物辩证法，倒不如说是披着辩证法外衣的形式逻辑推演。其中的关键在于，比岱和杜梅尼尔不是在社会历史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中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是在同一个平面结构中，通过要素之间的归纳与演绎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具体政治经济形式。他们无法穿透资本创新逻辑的历史表象，达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矛盾展开分析的层次。
其二，与之相关联，比岱和杜梅尼尔是从单纯的政治斗争线索去理解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的，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革命作用的论证是从自由、平等、理性未能得以实现这一角度展开的。他们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深入社会历史内在矛盾运动的层面去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基础与现实途径，反而以相对外在的异化批判作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基石。
其三，同西方大多数左翼学者一样，比岱和杜梅尼尔尽管重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但忽视甚至反对经列宁主义中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成功离不开先进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列宁在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理论的同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任意的、无条件的，而是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继而产生全国性的危机时，革命才是可能的。比岱和杜梅尼尔无视列宁主义所强调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作用，反而赋予了基础阶级的自发性以崇高的地位，并且过分注重多元社会运动的抵抗作用。
其四，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组织问题在比岱和杜梅尼尔的解放路径中是缺位的，基础阶级联合组织权能者以对抗资本，其更多依靠的还是基础阶级的自发性。在“元结构”理论中，比岱和杜梅尼尔虽然充分关注了构成现代社会统治阶级之一的组织权能者，但这仅仅指涉居于统治阶级的组织形式，他们没有对基础阶级的组织形式、政党问题予以充分关注。这是因为在比岱和杜梅尼尔的观念中，组织是催生阶级因素的两大经济协调形式之一。实际上，此“组织”非彼“组织”，比岱和杜梅尼尔正是由于把市场和组织看作超历史的因素，因而会从抽象的“元结构”视域出发探讨三项组合的可能性以及革命斗争的具体策略问题。上述问题都体现出“元结构”方法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差。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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