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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提供传统的“守夜人”服务，还发挥着总需求管理和社会福利供给等功能，是市场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国家经济治理远未形成一致意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新自由主义者再次重申国家职能最小化的传统主张，而多数左翼学者则要求国家在平等方面实施更有力的治理措施。厘清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依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解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及其弹性结构，准确辨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基本取向及其制度性失灵。

一、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解析“现代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进步色彩的制度安排，以法律、规章、政策等手段改善无产阶级福利状况，资本主义经济在劳资矛盾缓和的条件下实现了20年的黄金增长。但面对接踵而至的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重新为资本主义国家划定经济治理的界限，这些具有进步色彩的制度安排遭到全面清算。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质是向保守主义起点回归，是“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这一重大变化验证了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保护劳工利益的福利制度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主动恩施，而是在力量受限时应对无产阶级斗争被迫做出的退让，一旦其力量强大就会着手消解这些制度安排。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眼中，美英等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则是国家经济治理方式的重大进步，无论是重建劳动市场弹性机制还是破除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神话，其目标都是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改善社会公众福利。时至今日，在美英社会公众的眼中，力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依旧头顶杰出领袖的光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国家经济治理的转向会获得社会公众的接受和认可?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西方学者不断重申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和公共性，据此论证国家经济治理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致性。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同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是通过公共权力联结起来的组织，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处理公共事务为目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西方社会中的权力是分散的、碎片化的和相互竞争的，竞争导致权力处于分散和均势状态，没有哪个利益集团能对国家形成强大压力，因此不存在一个掌握统治权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尽管在经济、社会、政治、行政以及其他专业领域的权力金字塔塔尖普遍存在着精英集团，但这些精英缺乏把他们转变为居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内聚力度。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另辟蹊径，通过论证“现代国家”的自主性来为其公权力性质提供论证。哈佛大学教授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比较早地提出有关国家潜在自主性的理论假说：“任何国家都要首先并主要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只要这些基本的国家组织存在，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迪特里希·鲁斯迈耶(Dietrich Ruesche)和彼得·埃文斯(Peter B.Evans)更明确地强调：“一致性的国家行为将是国家精英们的考虑，其目的是为动员外部支持，而这种考虑也可能会使国家精英们甚至在没有主导性利益的情况下，也要在冲突之中保持中立。”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国家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组织，是凝聚社会共同体的必要因素，它拥有基础权力和专制权力。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以集中的、辐射全境的方式组织管理社会，这种组织管理是各种社会群体所无法替代的，这导致社会群体无力对国家实施控制，其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随之形成。因此，国家，更准确地讲，国家精英，都具有某种独立于各社会群体权力影响的“优越”地位，它具有明显的“自主性”。

不难发现，尽管这种国家公共性、自主性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统治工具论，但它以肯定利益集团间的对立关系为前提，这或多或少地折射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斯考切波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阶级关系概念——阶级关系是由根植于生产资料的控制和非生产者对直接生产者的经济剩余的榨取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识别社会内部的一种基本冲突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阶级关系常常是千姿百态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在成功的社会革命转型中，阶级冲突和阶级关系的变迁实际上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如果我们沿着阶级分析的路径展开讨论，那么，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性、自主性的理论分析，就必然建立在对阶级分化赖以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基础上。换而言之，作为上层建筑综合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基础的历史产物，所谓的“现代国家”的公共性、自主性特征，必然寓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规定性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沿着这个基本线索，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补充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结构性强制力，驱使政治人物形成合乎资本主义制度的偏好，由此决定了政党和政府按照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符合资产阶级意愿的方式运作，国家雇员的观念及其行为不是中立的，国家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归根结底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而且，借助于对工业、商业和国家财政资源的控制，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有能力对国家职能施加压力，以便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总之，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更加多元化、民主化、文明化，但这绝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

乍一看来，关于阶级统治工具的结论似乎与“现代国家”的公共性、自主性特征相互矛盾。作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资本主义国家为何会采取民主普选、福利制度等形式来保证无产阶级权利，从而呈现出维护社会共同体存续的公共性、自主性特征呢?通常的解释是：无产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让渡一系列权利和利益，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表现出公共性和自主性。然而，与其说这种解释提供了一个答案，不如说它只是揭开了问题的冰山一角，为什么公共性和自主性构成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奴隶制国家或封建制国家的特征?显然，答案不在于阶级斗争本身，而在于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特殊性，从而使其能够容纳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经济权利和利益。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在更为成熟的《资本论》著作中，资产阶级被视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成为单个资本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目标就是这种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批判到：“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

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续的角度认识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公共性和自主性论述就不是证伪而是证实了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论断。斯考切波强调：“国家自己在维持充分的物质秩序和政治和平方面的根本利益，可能会导致它——尤其是在危机期间——对被支配阶级的需求做出让步，这种让步有可能是以支配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却并不与国家本身在控制人民、抽取税收和军事录用方面的根本利益相冲突。”然而，这里的“物质秩序和政治和平”,指向的难道不正是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存续吗?对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以总资本家面貌出现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它放弃某些资产阶级的个别利益或短期利益时，往往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指出：“所谓‘人民’的普遍利益这个观念是一个意识形态观念，里面包括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活动在内，它表达了一个真实的事实：那就是说国家通过其本身结构，对某些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给予保证，这种保证甚至可能有悖于统治阶级的短期经济利益，但却和它们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的霸主统治地位是一致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直接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这种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中心，是组织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媒介”。

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意味着真正的问题开始浮现。笼统地谈论国家阶级性和公共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不负责任的解答。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出发，解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弹性结构，才能认识其经济治理所具有的公共性和自主性。按照这个逻辑，具有公共性和自主性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就不是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偏离，而恰恰是这种统治在现实矛盾运动中所采取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一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继承发展，也是对波朗查斯、杰索普(Bob Jessop)等学者关注焦点的回应，它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关键环节。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重弹性结构

国家自主性理论折射了对还原主义国家观的担忧：把国家还原为各种社会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结果，无论这种结果是基于共识的正当权威抑或强制的暴力统治，都有可能是武断的、片面的。但问题在于，放弃还原主义分析，人类的思维只能停留在对混沌整体的感性认识层面，无法上升为反映本质的理性认识。米格代尔(Joel S.Migdal)反思道：“(新的)社会科学的著作中往往太容易把国家当作一个主要行动者和分析单位，因此国家往往是给定的——自主的、不可渗透的——是最终的自变量。”“国家……可能会是一个寻求支配的残废的巨人……更有意义的首创精神和更连贯一致的行为可能来自其他社会力量。”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还原，而在于如何还原。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还原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据，不是个人理性行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出发，才能辨识资本主义国家的弹性结构。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具有明显的自给自足性，相对固化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导致阶级统治呈现为坚固的结晶体，被统治阶级不仅遭受经济剥削，而且无法逃避人身依附。适应这种阶级关系，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成为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定义的“绝对主义国家”,它作为政治权威和惩戒权力支配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运行，国家因此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融合体。也正因为如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被统治阶级的一项“经济”要求，如废止一项法令、义务或特权，往往就是直接威胁“公共权力”体系的一项政治要求。

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呈现出相对疏离状态。艾伦·伍德(Ellen M.Wood)指出：“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功能、剩余榨取和占有，以及社会劳动的安置，可以说都被私人化了，并通过非权威主义的、非政治的手段来实现……国家——尽管它干预经济，但它是与经济分离的——在表面上(最显著的是通过普选制)属于所有人，不论他是生产者还是占有者，而无须剥夺占有者手中的剥削权力。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使某些政治权力不再是榨取剩余的直接必要条件。”由于这种相对疏离，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特殊的弹性结构，能够有效容纳无产阶级的部分经济权益，有效驯服其行动放弃革命诉求，从而消解那些威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续的破坏性因素。波朗查斯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本身结构中具有一种灵活性……给予某些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国家的目的正是要从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有时这正是维持统治阶级霸主地位所不可缺少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向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提供保障，不仅不会威胁到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而且甚至还会为创立这种关系提供一种要素。”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独有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逻辑，刻画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展开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表现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四重特殊规定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一重、也是最抽象的规定性，是资产阶级榨取无产阶级剩余劳动的剥削关系，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建构这一关系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较具体的第二重规定性，是单个资本间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形成的对立统一关系，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化和斗争是这种关系的基本内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更具体的第三重规定性，是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引起的社会总资本的多维矛盾运动，生产过剩和经济失衡是这些矛盾运动的基本内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具体的第四重规定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性辩护，“现代秩序”成为合理性辩护的基本修辞形式。

依据上述四重特殊规定性，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组织、运行和话语四个方面渐次表现出四重弹性结构，因此获得了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虚假形式。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化形为现代市场经济，通过保护社会个体的私有产权和契约交易自由权，能够有效维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这种制度规范赋予了资本主义国家以第一重弹性结构，任何社会斗争都被纳入资产阶级宪政的统摄范围内。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从静态结构看，两次产业革命推动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快速成长，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独占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包括劳动资料和雇佣劳动者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日益发育成熟，这往往被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从动态循环看，资本是一个自我增殖的循环，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资本必须在其货币职能形式和商品职能形式之间不断完成变换，其增殖运动不仅要间歇地采取商品流通的形式，而且还会通过资本积累不断扩展商品流通的时空边界，这往往被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表现特征。

即便从现象层面看，要构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离不开国家有目的的强力干预行为，因为它能有效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非竞争性地区贸易和远程贸易的分割，为建立竞争性国内市场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从更深层的制度基础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和契约交易自由为前提，这要求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宪政法治的方式保护私有制和契约交易自由。然而，与简单商品经济不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私有制，已不再是小商品生产者的个体私有制，而是资产阶级独占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契约自由，也不再是商品生产者间的劳动产品契约交易自由，而是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间的劳动力商品契约交易自由。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以宪政法治方式所保障的关键内容，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支配地位，以及资产阶级雇佣剥削无产阶级的契约自由，这当然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国家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公共职能，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的，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持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能有任何利润。甚至连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也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建立各种有利于资本的“游戏规则”,并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对这些规则做出有利于资本的变革。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含着不同资本的分化竞争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体系的构成主体因此是变动不居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相应地采取了民主选举和党派竞争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赋予了资本主义国家以第二重弹性结构，任何社会斗争都被资产阶级的权力体系所驯服。

资本的分立及其相互竞争构成了每个资本家行动的外部约束，单个资本的价值增殖必然服从于利润平均化的客观规律。“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这种经济权力的分布格局反映到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上，要求后者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选举原则，并通过资产阶级的党派政治斗争来达成国家行动的具体内容。显然，斗争的结果取决于不同资本集团的力量对比，而这种力量对比在技术变革和市场竞争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变化。

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不是通过世袭身份而是通过价值增殖行为来确立其社会经济地位，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成员的边界是不固定的，个别资本家可能因竞争失败沦为无产阶级一员，个别雇佣劳动者也可能一跃成为资本家。经济领域的竞争是一个连续过程，资产阶级的人员构成随之不断变化。根据社会成员的既有阶级身份来有差别地赋予其民主选举权，无疑违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规律，合理的民主选举原则必定是开放的，权利主体的范围存在不断外扩并涵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可能。一旦达到这一点，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就转化为“社会公众”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也就表现为代表“社会公众”意志的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选举和党派竞争体制，有力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体系中新旧力量的更换。借助于这种制度性新陈代谢，资产阶级的精英集团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控制者，它们保证了国家行动符合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相应地，资产主义国家因此被赋予“现代化”身份，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也被描绘为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得到合理性辩护。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采取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变迁模式，这要求资本主义国家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并尽可能地降低由此引发的失业、阶级分化等破坏社会稳定的问题。这种运行方式赋予了资本主义国家以第三重弹性结构，任何社会斗争都必须以资本积累的展开过程为前提条件。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是没有止境的，资本积累是增殖动机和竞争压力双重作用的必然产物。在积累过程中，单个资本为获取超额利润而开发或使用新技术的努力，客观上会节约商品生产的劳动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当技术进步作用于生活资料部类时，消费品的贬值有助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深化，这能够同时提升无产阶级生活福利水平和提高资本盈利率。无论对于单个资本还是社会总资本，推动技术进步以促进经济增长，都是符合价值增殖目的的理性选择。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公共品属性，资产阶级早已习惯借助国家力量完成科技创新。自18世纪以来，“政府干预……一直是一个惯例而不是……偶尔行为；其在许多产品发展和技术革新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尤其是在航天、电子、现代农业、原料技术、能源和运输技术等领域”。

技术进步通常表现为机器替代活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会引发失业问题。同时，技术进步深化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会引发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要维护社会稳定，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把失业率和贫富分化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保障失业人口和极度贫困人口的基本生计。依据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成反比的规律，技术进步会大幅度降低社会救济品的价值。以社会福利方式保障失业人口和极度贫困人口的基本生计，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有能力操作的政策选项，这当然有助于消除威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潜在因素。从形式上看，资本积累过程不仅内含着技术进步，而且也能不断提升无产阶级的福利水平。作为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维护者，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被罩上了公共福利守护者的外衣。

第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借助于意识形态教化才能表现为“现代秩序”的外在形式，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巩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支配地位，从而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由强权向霸权的转换。这种话语建构赋予了资本主义国家以第四重弹性结构，任何社会斗争都只能采取和平的“现代文明”方式。

军队、警察、监狱固然是解决阶级斗争的终极暴力手段，但以道德、传统、习俗等方式存在的意识形态教化活动，在遮蔽和缓和阶级斗争方面的功能同样不容低估。而且，由于后者采取了日常的、和平的表现形式，因此其作用方式更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其作用效果也更加持久深远。作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会忽视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它是确立和捍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重要行为主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用以描述区别于行使暴力垄断权的强制性国家机器，非强制性国家机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在维持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平行互补的作用。波朗查斯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当然还包括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职能，包括有建立在‘认可’基础上的权力形式，这种‘认可’是以一种特殊方式为被统治阶级安排和对付他们的。”

为了培育这种“认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立法规范、行政管制、财政资助等方式介入教育、文化和传媒等领域，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灌输、渗透到社会大众的思想中，使他们认同资产阶级“霸权”的合理性。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要求：“新闻机构成员要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不是把职业的需求放在首位。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进行工作，就是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一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发挥作用，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同，资本主义国家也更容易被公众视为公共事务管理者。相应地，资产阶级被矮化为参与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之一，其利益和行动服从于共同体的普遍利益和集体决策。借助于这种意识形态转化，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被淹没在眼花缭乱的利益集团纷争的现象中，个人不再质疑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行动框架内谋求个人及其所属团体的利益，这有效抑制了对资产阶级霸权地位及其赖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潜在冲击。

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四维取向

西方主流经济学或者把资本主义国家简化为外生因素，或者以黑箱方式处理其结构和作用机制，对国家经济治理的态度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的两极来回震荡。鲁施迈耶、埃文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斯考切波等学者重视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效能，试图解释国家结构差异性与经济治理效能分化的因果关系。米格代尔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具有强社会弱国家的特征，国家结构缺乏协调性和灵活性，难以调节社会关系、提取和配置资源，因此无力推动经济现代化转型。

借鉴这些研究思路，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重弹性结构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基本取向和形式特征，分析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合法性的作用机制。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重弹性结构看，资本主义占用规律取代商品所有权规律，资本流通支配商品流通，劳资间对抗性矛盾成为破坏市场流通稳定性的主要根源。在不动摇劳资雇佣关系的前提下，实施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去商品化”来稳定市场流通体系，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第一重基本取向。

从历史上看，资本对商品交换活动的改造离不开国家暴力的助推，其核心内容是击碎小农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者私有制，从而仅仅借助于契约交易自由就能够实现劳动力的商品化。正如佩罗曼(Michael Perelman)指出的，雇佣工人的产生根本不是和平牧歌式的自发进化的结果，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国家权力的粗暴干预，如果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血与火，那么要想把自然经济中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工人，将异常困难而且历时久远。伴随着这种改造，雇佣劳动者日益无产阶级化，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日益从属于资本增殖运动的需要，并因此造成了财富累积与贫困累积的两极化趋势。从社会再生产循环看，无产阶级的贫困不仅影响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而且还通过抑制消费需求的方式阻碍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其结果当然是对商品交换关系稳定性的破坏。

为了对冲这一破坏效应，资本主义国家以法律、规章等方式限制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推动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去商品化”。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劳动力市场……对社会的冲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马上、并且在没有任何事先的观念变化的情况下，强有力的保护主义反向运动就开始了……由于干涉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生活及其环境，在于给他们一定程度的地位保障，所以它必然要求减少工资的变动性和劳动力的流动性，稳定收入，持续生产，引入对国家资源的公共控制以及通货管理，以求避免价格水平的无休止变动。”“事实上，只有在工资、工作条件、标准和规则能够保护‘劳动力’这种所谓商品的人性特质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才能发挥其功能……社会立法、工厂法、失业保险，最重要的是工会等……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干预人类劳动力的供求法则，并使其从市场轨道中脱离出去。”形式不一的劳动力“去商品化”举措，无论是工会组织的集体工资议价，还是福利制度提供的救济和保障，抑或员工持股形成的间接所有权，都会促进雇佣劳动者经济收入状况的改善，由此形成的稳态社会结构当然也就有利于商品交换关系的稳定。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重弹性结构看，分化竞争的不同资本为争夺剩余价值展开不可调和的利益斗争，资产阶级的内部撕裂日益成为破坏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民主选举和党派竞争的制度框架下，平衡不同资本的权力边界，维护产业资本价值增殖对经济运行的主导地位，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第二重基本取向。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从产业资本循环中独立出来成为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它们的剩余价值来自对产业资本运动中价值增殖的分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基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产业资本循环构成了社会总资本运动的重心，其价值增殖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发挥着支配作用。但对于单个资本而言，资本的分化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到底是采取产业资本、借贷资本抑或商业资本，取决于哪种资本的盈利率水平更高。事实上，竞争机制调节形成的资本分化格局，不能保证产业资本循环始终处于社会总资本运动的重心。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单个国家的资本分化方式日益从属于世界格局，借贷资本或商业资本的重要性有可能超过产业资本。作为总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综合使用产业政策、科技政策、金融政策等经济治理手段，维护产业资本对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主导地位。

不仅如此，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垄断价格的形成改变了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垄断资本通过主导市场定价权来保证垄断利润，其实质是对非垄断资本剩余价值的剥夺。现在，利润分配格局不仅取决于资本在价值增殖中的作用，而且更取决于资本对市场竞争的否定程度，这是对优胜劣汰的新陈代谢机制的背离，极大削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总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实施适度的反垄断政策，规制那些有可能激化资本间矛盾的构筑市场壁垒的垄断行为，降低掠夺性剩余价值再分配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体系的负面冲击。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重弹性结构看，技术进步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深化，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加剧了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引起部类间、部门间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衡。在不断容纳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保证宏观经济平衡以便为资本积累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第三重基本取向。

马克思指出，随着分工的深化，商品生产日益分化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部类Ⅰ和消费资料部类Ⅱ,只有两部类的产品同时完成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社会再生产才能不断循环畅通。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保证两部类产品的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不仅要求生产资料总供给等于两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总需求，而且要求消费资料总供给等于两大阶级对消费资料的总需求。在新古典经济学者看来，这一关系指向的是总供给与总需求间的均衡，而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之等于总供给。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打破了人们对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迷信，无法摆脱的危机折射的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长期失衡。继起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平衡总供求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推行总需求管理，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以“看得见的手”来推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在实践中，美欧各国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力度和周期远超紧缩性经济政策，刺激消费与投资以缓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旋律，这显然是为了缓和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间对抗性矛盾而采取的必要手段。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问题让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陷入两难困境，这更加清楚地表明，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及由此引发的宏观经济失衡，是贯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始终的基本议题。为了缓和这种失衡，在全球范围内输出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自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经济治理的衍生职能。纵观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可以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动谋划的身影，它们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全球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政治和物质条件的保证者。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第四重弹性结构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非强制性特征，这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获得社会公众“认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必须遵循科学分析的规范。在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同时，确保经济治理的理论依据呈现为无涉利益的纯粹经济学分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第四重基本取向。

“边际革命”后，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对交换关系做形式上的数学化处理……(因为)从交换的角度进行的经济分析在遮盖利益冲突方面似乎相对更有效一些”。相应地，所谓的“实证的纯粹经济学”逐步取代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基本研究取向。在他们看来，研究理性行为的实证经济学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它在原则上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场或价值判断，其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用来对环境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做出准确推测。这些学者并不否认规范经济学中的伦理立场或价值判断会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治理实践，但他们坚信，作为经济治理决策的理论依据应当是客观的、科学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即多方博弈中各种备选方案的成本—收益分析清单。当然，受限于实证经济学的可证伪性质，某一种实证经济学推论可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由此会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失灵。然而，这种推论谬误及对应的治理失灵是科学进步的必要代价。

从理论变迁与治理实践的关系看，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权威学者，相继以智囊专家的身份深度介入美欧国家公共决策过程，实证经济学在证伪中实现的“进步”似乎已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治理不仅要发现各种经济问题，而且要依据成本—收益准则分析各种可能选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应对方案。

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制度性失灵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资本价值增殖运动中实现存续的，无数单个资本的价值增殖运动组成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循环运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依赖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循环运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续的维护者，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主线当然是保证社会总资本的循环运动。只要社会总资本能够循环运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能被不断再生产出来，资产阶级霸权统治就能得到持续性捍卫。但问题在于，破坏社会总资本循环运动的根源，正是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矛盾，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消除破坏性根源等价于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显然超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能力范围。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只是把对抗性矛盾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把经济问题转化成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本质规定了其弹性结构的限度，也同时划定了其经济治理的制度边界。一旦矛盾的累积超过经济治理的制度边界，国家行动的失灵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正反馈循环往往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限性的典型表现。

资本雇佣劳动的实质是以资本主义占用规律取代商品所有权规律，它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第一重经济治理陷入制度性失灵。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劳动力“去商品化”,有利于平衡商品市场的总供求，从而在形式上稳定市场流通体系；但代价是削弱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劳动者对资本的隶属程度。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维护市场流通体系的稳定性，还是保证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稳定性，最终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因此，在劳动力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之间寻找平衡点，注定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胜任的经济治理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治理之所以具有浓厚的劳动力去商品化色彩，关键的前提在于“黄金增长期”这个历史条件。要从一片废墟中实现复苏和增长，弹性较弱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恢复和稳定，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也有利于社会总产品价值的实现。就此而言，劳动力的去商品化不仅不妨碍，而且还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然而，随着经济从复苏走向繁荣，劳资矛盾及由此派生的其他对抗性矛盾也随资本积累而不断深化，并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加剧的困境。为了摆脱滞胀泥潭，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迅速转向新自由主义，无论是里根主义还是撒切尔改革，其核心内容之一都是恢复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通过逆转各项劳动力去商品化举措来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权。历史一再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商品交换关系的公共治理职能，始终从属于其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治理职能，后者不仅为前者划定了不能逾越的边界，而且从根本上造成了前者的阶段性失灵。

作为更抽象的范畴，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远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具有贯穿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跨度。商品交换关系的实质，是彼此对立的商品生产者比较与交换劳动的关系，其中价值规律承担着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调节功能。显然，这种关系的架构只要求作为一般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契约交易自由，而并不要求作为个别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力商品契约交易自由。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看，不能武断地认为，资本对商品交换关系的改造就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力商品契约交易自由就是私有制和契约交易自由的终极形态。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重心划定商品交换关系的变迁界限，这样的国家经济治理满足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诉求，但却剥夺了其他市场主体建构新型所有制的可能选项，限制了契约自由向激发各类主体主动精神和创新动能的扩展潜力。当这些市场主体逐渐意识到上升通道已被关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面临合法性挑战，这反过来限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动空间，其经济治理因日益严重的权力内耗而陷入失灵。

金融垄断资本日益占据资产阶级权力体系的塔尖，这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第二重经济治理陷入制度性失灵。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塑了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赋予其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保证了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流向中心的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掠夺性的剩余价值再分配日益成为破坏一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动荡源，资本主义国家在治理这些超级资本时暴露出捉襟见肘的短板。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资本的特点在于其灵活性和兼容性，它总是力图克服专业化分工对其活动构成的局限。这个判断更适合于金融垄断资本的运动方式。依据社会总资本矛盾运动的展开规律，技术进步推动剩余价值生产的深化，积累与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造成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双重过剩，垄断资本采取金融投机和资产泡沫的方式争夺剩余价值再分配份额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新主线，金融垄断资本因此成为社会总资本运动的支配者。无论是早期的希法亭和列宁，还是当代的福斯特和拉帕维查斯，都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基本判断：金融垄断资本凌驾于专业化分工之上，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的真正支配者，其价值增殖更多地来自掠夺性剩余价值再分配。被金融垄断资本俘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治理无力消除或逆转这一变化，而只能对这一变化的灾难性后果予以象征性的补救。以美国经济为例，自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后，金融垄断资本对美国经济的支配能力不断增强，其瓜分的剩余价值份额不断提高。1965—1980年间，金融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比重的均值仅为17%,但在2000—2015年间快速飙升至28%；相比之下，制造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比重的均值则从49%跌至22%。

事实上，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转换，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掠夺性剩余价值再分配时的治理失灵。正如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指出的，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更迭的标志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转换，以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为实质的物质扩张在新中心蓬勃展开，而旧中心则日益转向以剩余价值再分配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扩张。尽管这种变化必将造成旧中心的衰落，但由于金融垄断资本可以通过资本输出获得海外盈利，而且还能借此强化对国内经济的支配地位，因此，旧中心的国家机器却既无愿望也无能力来改变这一历史变迁进程。

资本对盈利和积累的无止境追求必然引起供求结构性失衡和普遍生产过剩，这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重经济治理的制度性失灵。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根源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抗性矛盾，矛盾的激化是资本尽可能攫取剩余价值的客观结果，化解这一矛盾要求限制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这意味着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超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限度。

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指出，作为机器大工业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包括“一连串的有联系的生产部门，这些部门之间彼此相互提供市场，它们遵守着由整个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经济的连续性决定的某种秩序。但是，这根链条到了消费资料的生产就截止了，因为它再也不以物质形式，即作为使用价值，直接进入任何生产过程而是进入个人的消费过程”。正是在这里，在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中，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破坏作用显现出来。伴随着技术进步而深化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工资增长慢于利润增长，无产阶级消费因此落后于资本积累。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其积累行为优先于消费行为，资产阶级消费因此也落后于资本积累。社会消费增长的相对缓慢直接引起消费资料部类的生产过剩，在两部类比例平衡关系的约束下，生产资料部类迟早也会出现生产过剩，这就是商品资本的普遍过剩。商品和货币是市场流通的两极，商品资本的普遍过剩导致货币资本从产业资本循环中析出堆积，进一步引起货币资本的过剩。显然，造成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双重过剩的直接根源是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累积，而这又是资本和雇佣劳动间对抗性矛盾的派生产物。

化解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供求失衡，治本之策当然是让资本有节制地剥削和积累，从而使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增长符合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这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进步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间设置隔离墙，降低国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程度。这是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否定，也是对资产阶级普遍利益的背离，它不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备选方案中。既要保证资本在收入分配的优先地位，又要缓和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过剩，资本主义国家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拉长资本循环的时间序列，以赤字债务方式扩张消费规模，或以金融泡沫方式为名义资本积累另辟空间；第二，拓展资本循环的空间范围，对外输出资本，从而将过剩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第一种选择面临信用上限且有可能触发信用危机，第二种选择意味着积累与消费间对抗性矛盾在全球范围的蔓延深化，其最终结果都是供求失衡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累积和暴露。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遮蔽性背离了经济治理的科学准则，这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第四重经济治理的制度性失灵。从科学哲学的判断标准看，西方主流经济学新旧理论的更迭不过是在个人主义静态分析范式内部打转，这种修修补补的证伪折射的是实证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从属和依赖，这也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治理从根本上背离了科学方向。

很多研究者指出，经济学研究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承认：“不管社会科学家是否接受和是否知道这些，甚至是否和它们做过斗争，但他对研究领域的选择、提出的问题、不愿提出的问题、他的研究框架、他的用词方式，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西方主流经济学信奉个人主义静态分析范式，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矛盾或者被简化为个人利益冲突的结果，或者被归结为外部因素的冲击，其结论总是指向了市场均衡的“神话”,如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市场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等。凭借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资产阶级左右着“从业资格筛选”环节，将那些信奉个人主义静态分析范式的经济学家树立为主流学者，从而以科学之名确立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曾任美国国防部首席经济学家的阿兰·安瑟芬(Alain Ansephine)坦承：“我们(在国防部)运用的经济理论，是那种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在大学二年级时学的东西。之所以需要博士加盟，只是因为直到他们经历了研究院生涯并(通过流行经济理论)获得了既得利益之前，许多经济学家并不相信他们所学过的经济理论。”

“神话”毕竟不是“科学”,略过了真实矛盾和问题的纯粹经济学分析，尽管可以不断精致化其表现形式，但既无法理解更无法指导现实的社会经济运动，以“神话”为指南进行经济治理的资本主义国家注定将吞下系统性失灵的苦果。正如施罗德(Susan Schroeder)指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未放弃新古典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始终致力于求解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般均衡理论，这种研究范式无法完全捕捉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当然也就无法为国家经济治理提供正确的指南。只要经济学研究从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要个人主义静态分析范式依旧统摄经济研究方向，那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就只能停留在治标层面，充其量研发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新止痛药。

五、启 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规定性赋予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弹性结构，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基本取向。相比于以往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弹性结构及其对应的经济治理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治理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越界的结果必然是经济治理的制度性失灵。人类社会总是在扬弃中不断进步的。以资本主义国家弹性结构及经济治理为对照系，借鉴其合理因素，超越其历史局限，才能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为新征程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从借鉴合理因素方面看，国家的弹性结构规定了国家经济治理的基本取向，只有统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政治建设、科教文卫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才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在完善制度规则、优化结构秩序、增强动力活力等方面的效能。从超越历史局限方面看，只有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依托党的全面领导推动经济与政治的有机融合，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服务于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