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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概念是青年马克思借以实现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青年马克思借以完成其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概念。以往人们多将青年马克思的这一概念归入费尔巴哈哲学的范围内，将其视为一个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范畴，并多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这无疑遮蔽了感性概念本有的存在论意涵，并把马克思的新哲学降格为一种与他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的旧哲学毫无二致的具有认识论特性的理论哲学体系。毋庸讳言，青年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确实受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直接影响，但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完全的费尔巴哈派。基于对感性概念的重新审思，青年马克思不仅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而且从根本上将自己的新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界划开来。从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的博士论文到《神圣家族》（以下简称《家族》），青年马克思频繁地使用“感性”一词，不仅对其存在论含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且将感性（对象性活动）作为实践范畴的理论内核加以深刻的阐发，突出了其新哲学所内含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一、感性存在与对象性活动

　　对于存在问题的感性理解并非是由青年马克思开启的。在青年马克思之前，他的“短暂的同路人”费尔巴哈就以“感性—对象性”为武器来批判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的集大成——黑格尔哲学对于存在问题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存在被理解和领会为一种理性存在或逻辑的存在，并且对存在的理解和领会只能诉诸思维和语言。对此，费尔巴哈批判指出，这种被黑格尔哲学纳入抽象理性范围的存在，其实是一个“纯粹的幽灵”和一种“没有实在性的思想”。在费尔巴哈那里，存在被理解和领会为一种感性存在或对象性存在，并且对存在的理解和领会只能诉诸感性（对象性）直观。青年马克思高度赞扬费尔巴哈所开辟的理解和领会存在的感性路径，并且坚持以感性的原则和立场来理解和领会存在。但是，与费尔巴哈仅仅从感性的“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出发将存在理解和领会为具有动名词属性的being（存在的现在样态）不同，青年马克思从感性的“主体方面”出发将存在理解和领会为具有动词属性的to be（存在的活动形式）。具体而言，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费尔巴哈将对感性存在的理解停留于对象性存在的地方，青年马克思更进一步，将这种对象性存在指认为对象性活动。

　　与黑格尔对存在的绝对性理解不同，费尔巴哈所谓的存在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绝对性存在意味着一种没有对象的存在（对象消融于绝对主体之中），它表明绝对主体处于一种纯粹的自我关系之中；而对象性存在是一种有对象的存在（对象处于存在主体之外），它表明感性主体处于一种对象性关系之中。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和对象性不是两个彼此不同且毫不相关的东西，感性和对象性是直接同一的，它们是同一个东西。根据“感性—对象性”原则，费尔巴哈指出，存在即“存在的对象”，并且这种对象是感觉的对象、直观的对象和知觉的对象。

　　由于对感性的理解方式的根本不同，在对感性主体（即感性的人）与对象之间所存在的对象性关系问题的理解上，青年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那里，对象是一种限制和确证感性主体之存在和本质的东西。感性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是一种既定的、现成的东西，它是直观感觉的对象，并且只有在感性直观中它才是“真理和实在”。而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这种确证感性主体之存在和本质的对象性关系并不是一种现成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东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通过考察动物与人的生命活动的不同，青年马克思指出，虽然动物和人一样都是一种类存在物，都处于一定的对象性关系之中，但由于人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物，人可以将其生命活动本身变成其“意识的对象”，从而使其自身同其生命活动区分开来，并“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动物则不知其自身与其生命活动的区别，因而它与其自身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由于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介入，感性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这种对象性关系就不是一种费尔巴哈所谓的既成的、固定不变的、直观的存在，而是一种由人的对象性活动所创造的、生成的、有变化的存在。

　　进而言之，对象性本身是人所不能创造的，因为人本身是“被对象设定的”，因此人就对存在于他自身之外的感性自然物有不可遏制的需要。那种先于人而存在的纯粹的感性自然物虽然不是被人所创造的，但是它的属人的形式却是由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赋予的。以吃的需要为例，与动物单纯地茹毛饮血不同，人创造了纯粹的感性自然物的属人的形式（即食物），也创造了一种完全属人的文化（即饮食文化）。这种纯粹的感性自然物的属人的形式，就是人把自己同这种纯粹的感性自然物的对象性关系本身做成了一个感性的现成的对象。这一切都不是在抽象的观念领域中发生的，而是在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生成的。这种纯粹的感性自然物所被赋予的新的形式，也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的形式，而是对象性活动所给予它的一种能被人所直观和感觉到的感性形式。也就是说，为费尔巴哈所强调的被直观和感觉到的对象性（关系）存在是有其前提和基础的，这个前提和基础就是对象性活动。对于这种对象性活动，青年马克思明确指出，它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这种“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表明，“主体”不是一种脱离对象的纯粹主体，主体性不能脱离对象性；“对象”不是一种脱离主体的自在对象，对象性也不能脱离主体性。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对象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这种统一就体现在对象性活动中。将对象性与主体性在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是青年马克思实现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根本超越的关键，也是青年马克思创制其新哲学的关键。

　　其二，在费尔巴哈将对感性存在的理解停留于自然存在的地方，青年马克思更进一步，将这种自然存在指认为社会历史存在。

　　对自然（特别是自然存在）的研究，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对象。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存在就是感性存在，对感性存在问题的理解和领会，就是要“尽可能深入和详尽地理解人和作为一切存在之物的泉源的自然”。而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先于人而存在的纯粹的感性自然界确实是一种感性存在，但这种先于人而存在的纯粹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却是“无”。因为对于这种感性存在我们无从所知，这种感性存在对于我们而言也是无意义的，或者说只具有应当被扬弃的外在性意义。也就是说，与费尔巴哈将感性存在理解为一种与人无涉的自然存在不同，青年马克思揭示了自然存在和人的存在基础的同一性，指明了自然存在的社会现实，并将这种感性存在理解为一种与人相关的奠基于社会工业之上的社会历史存在。

　　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明确指出，感性存在的自然界是“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并且这一现实是一种活动的现实。在对感性存在问题的理解上，青年马克思并不否认纯粹的感性自然的存在，但是，他并不把这种感性存在仅仅理解为一种自然存在，而是将它理解为一种社会历史存在。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感性存在，它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生成的，是在人的社会劳动过程中生成的，是一种通过社会工业形成的“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一种“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在对感性存在的“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的考察过程中，青年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这一自然存在的社会的现实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欧洲社会的感性历史运动所带来的社会现实，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这一社会现实是整个“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全部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果。正是立足于人的对象性活动，青年马克思实现了对感性存在的重新理解和领会，赋予了感性概念全新的内涵，揭示了感性概念的实践意义。继在《手稿》中发现和提出了对象性活动这一概念之后，青年马克思在《家族》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概念的经济内涵。他明确指出，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主体，感性的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基础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诸如金钱、财富、资本和雇佣劳动等东西，它们并不是一种仅仅存在于想象中的幻影，而是一种“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东西。正是这一现实基础（即“市民生活”，亦即“市民社会”）的发现，使得青年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概念从根本上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直观概念，也使得青年马克思对感性存在的理解和领会从本质上超越了费尔巴哈，同时也使得青年马克思的感性概念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场域。这一现实场域是感性的经济活动的领域，是工业和商业感性历史的真实展现。通过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关注，青年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感性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是一种“工商业的实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马克思对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理解，主要是从一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实践的意义上来进行的，因而对其内涵的阐发也必须联系工业和商业的活动，以及工业和商业的历史来进行。青年马克思对感性概念现实场域的揭示，以及对实践范畴经济内涵的阐发，也为马克思后来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感性意识与感性需要

　　在青年马克思那里，感性本身就包含了一种主体性原则，它意味着“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而对于这种主体性本身的考察，青年马克思又提出了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个概念，揭示了意识的本源性存在和需要的感性对象性特征。他认为，感性意识是一种与感性的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意识，感性需要是人作为人的丰富而全面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全部理性形而上学传统那里，意识是一种“纯粹意识”，它不在感性世界之中，它在其自身之外没有真正的对象，因为这种纯粹意识从其自身中规定自己的对象。而在青年马克思看来，意识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而是一种“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一存在表明，意识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它与感性的物质具有天然的关联。也就是说，意识与存在不是相互分离的，意识是一种存在，而且是一种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意识本身是归属于存在的，而不是相反。这就使得青年马克思在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实现了对全部理性形而上学的颠倒。在全部理性形而上学传统中，（纯粹）意识之外是没有对象、没有存在的，或者说，存在是被消融于（纯粹）意识之内的。而在青年马克思那里，意识是归属于存在的，意识就是一种存在。青年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意识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融合在一起的，因而是一种感性意识。

　　在考察感性的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中，青年马克思又进一步批判了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对感性的人的现实生活的把握方式。青年马克思认为，理性形而上学传统是用一种范畴意识和范畴逻辑来统摄和把握感性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就曾严厉地批判过国民经济学家用一系列的经济学范畴（如工资、雇佣劳动、交换、资本等）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式做法。他明确指出，这种经济学范畴其实只不过是感性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这种由经济学范畴所建构的经济事实也只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感性经济活动的观念表达。当国民经济学家从以工资、雇佣劳动、交换、资本等抽象的经济学范畴所建构起的“雇佣劳动被资本雇佣，资本给付雇佣劳动等额的工资”这一看似十分“公平”的经济事实出发时，资本和雇佣劳动所代表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感性的现实生活过程中的真正的感性利益冲突和斗争就被深深地掩蔽了。因为在感性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资本所购买的不是工人的劳动，而是劳动力（商品），它只不过是“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依靠对工人的这种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资本获得了巨大的价值增殖和财富增长，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对工人一部分感性生命时间的支配权和统治权。青年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是要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理性形而上学基础，就是要披露这些抽象的经济学范畴，以及由这些范畴逻辑和范畴意识所构筑的“经济事实”的感性来源和感性基础。这一对政治经济学的理性形而上学基础进行批判的致思路向，一直延续到马克思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为马克思全面剖析和深入诊断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全部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用一种抽象的范畴意识对感性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进行把握不同，青年马克思主张用感性意识对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进行把握。因为这种感性意识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是在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所创造的感性对象世界中的直观，它是一种前范畴和前理性的意识，没有经过任何范畴与知识的加工和过滤。在青年马克思看来，感性意识的感性现实性是意识的本真存在方式，表征着意识的感性社会存在。感性意识作为现实生活的语言，它“具有感性的性质”，是一种在感性世界中的现实性存在，表征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除了针对和批判了“纯粹意识”概念，青年马克思的“感性意识”概念还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类意识”概念。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视阈中“类意识”的抽象性的揭露，青年马克思揭示了类意识的感性社会性本质，指明了感性意识是一种（感性的）类意识。

　　感性需要是青年马克思对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另一重规定。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作为一种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的需要不仅是一种“自然的需要”，更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因为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这种需要与其他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的纯粹的生物需要不同，它是指人的感性需要，是指人的个性丰富而全面的感性需要。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明确指出，感性需要是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这种“人作为人”的需要，是一种人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需要。

　　青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是作为一种手段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的存在。在资本世界中，人被无情地物化了，人成为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手段，并且充当着资本增殖自身的工具和物。正因如此，人作为“人”还没有成为人的一种需要，所以才有一个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感性需要的过程。这一现实的感性需要过程就是一种使人真正成为人的过程，就是一种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具体而言，（人的）这种感性需要不仅包括对物的需要，还包括对人的需要。

　　就对物的需要而言，（人的）感性需要不仅包括对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等的需要，还包括对人的生活资料、劳动产品等的需要。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等作为对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增强，是人所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劳动产品等作为对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确证，也是人所不可或缺的。在青年马克思看来，物的缺乏意味着人的感性能力的缺乏，物质力量的缺失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缺失，因而这种对物的需要就是一种人的需要。

就对人的需要而言，人不仅需要他人作为自己对象性本质的补充，而且需要他人的肯定以实现其自身。由于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或者说人作为社会的人），所以他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就需要他人（即社会）来体现和补充；又由于人的个性和独特性，每个人的本质力量是不同的和有限的，所以每个人的对象性本质的实现就需要进行相互补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马克思明确指出，人“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人的需要的实现要依靠他人来完成。所以说，这种人的需要就具有了“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此外，青年马克思还指出，感性的肯定就是对对象的肯定，而“对象为别人所肯定，这同样也就是他自己的享受”。也就是说，他人的肯定对于自身而言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自我实现，同时，他人的需要也是人进行感性生产活动的目的。

三、感性异化与感性解放

　　如前文所述，市民社会是青年马克思理解感性概念的现实场域，也是青年马克思阐释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现实基础。通过对市民社会这一问题域的深入考察和分析，青年马克思揭露了感性的异化样态。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囿于感性直观的方法，费尔巴哈所直观到的“现实的人”“完整的人”，其实是一种直接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的抽象的、片面的人，他们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作为人的人”，而是一种“作为工人、作为商品的人”；被费尔巴哈所直观到的这些“现实的”“完整的”人的“不洁的”自私自利的经济活动，也不是“人的活动”的普遍形式，而是它在市民社会中的特殊形式，即“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在奠基于市民社会发展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及其活动都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呈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青年马克思指出，这种异化了的、片面的、“作为工人、作为商品的人”是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感性存在样态，这种异化了的、自私自利的、“卑污的犹太人的”牟利行为是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特定形式。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在深刻剖析和批判黑格尔异化观的基础上，以对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审思为契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感性的全面异化（即感性异化），并指明了一条扬弃异化的感性解放之路。具体而言，青年马克思主要阐释了这种感性异化的四个表现：

　　其一，劳动的异化。感性异化的首要表现就是劳动的异化。这种异化是感性的人同自己生命活动的异化。原本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确证的对象性活动，即“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的、“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本真的、一般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变成了一种异化的、特定的劳动；原本是内在于感性的人之中的一种自然力（即劳动力），也被当成一种外在于人的商品供资本家买卖。这种异化劳动，使得原本是人的生命力量的感性确证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变成一种仅仅是“增加财富”的劳动，也使得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变成一个异己之物来奴役和压迫工人，更使得人本身沦为一种“最贱的商品”（即劳动力商品）。与这种劳动的异化相伴随的是科学技术（活动）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的使用不是用于造福人类，而是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和财富的增长。

　　其二，感觉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感觉的内在丰富性和完整性被一种占有感和拥有感所替代。这种占有感和拥有感，不是对别的其他什么东西的占有和拥有，而是对财富（即私有财产）的占有和拥有。这种对财富的占有和拥有的感觉，超越和替代了“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一旦人的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被一种占有感和拥有感所替代，人就不是在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人就会感到一种“绝对的贫困”。这种绝对的贫困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从现代劳动（即异化劳动——引者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它意味着感性的人的感觉的贫乏和异化。

　　其三，需要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感性需要发生了异化。私有制使（人的）丰富而全面的感性需要变为一种“粗陋的需要”。例如，国民经济学家就把工人视为一种“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或者仅仅认为，工人的感性需要只是一种“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的自然需要。在工人身上存在的仅仅只是一种“动物的需要”，而非“人的需要”。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这种需要不是别的，正是对（人的）感性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粗陋的简单化。在剖析了工人的需要的异化状况后，青年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这种需要的异化“也适用于资本家”，它部分地体现为“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

　　其四，交往的异化。在市民社会中，人同人的关系是一种“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社会的活动”，表征着“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青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感性的人的交往是一种以货币或金钱为媒介的交往，这种感性交往形式归根究底是以物（或者说物质利益）为基础和目的的。这种对物的需求使得每一个私有者都意识到他自己除了同其自身的所有物有一种私有权关系之外，还同“另一个人的劳动产品有内在的所有权关系”。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同人之间有一种普遍的产品交换和社会交往的需求。在青年马克思看来，私有权（或者说私有财产）意味着一种关系，它意味着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自然关系，并且意味着一种感性的关系而不是抽象的观念关系。因而这种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感性的人的交往，是一种感性的交往，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交往。但是，青年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指出，这种交往方式并不是感性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往方式，而是一种“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

　　通过对市民社会问题的深层透视，以及对感性异化的全面剖析，青年马克思阐明了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揭示了一条扬弃感性异化的感性解放之路。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囿于感性直观的理论桎梏，费尔巴哈哲学在感性异化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不懂得感性异化的历史由来问题。从对象性活动的经济内涵出发，青年马克思揭秘了私有财产与感性异化的关联。他明确指出，作为一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东西，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表征着“人的自我异化”。在市民社会，无论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还是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我们都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而展开的。在这样一种感性的物质财富领域，私有财产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矛盾的、对抗的和异化的关系。要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矛盾的、对抗的和异化的关系，扬弃这种物质的、感性的异化而重新占有感性的人的本质，进而实现人的感性解放，只有立足于比市民社会更高一位阶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才是可能的。在青年马克思那里，这种“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指的就是共产主义。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沿着这一致思路径对“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探究，详尽地阐发了其共产主义理论。

　　事实上，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径直针对的就是“私有财产”概念。共产主义不是对私有财产的平均分配，也不是仅仅把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而是指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这种人的真正本质的实现和“合乎人性的人”的达成，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和感性解放的完成。这种感性解放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由于私有财产以及人的感性生命异化不是一种观念的、思想上的存在，而是一种感性的、物质的客观性的存在，所以，青年马克思所指涉的共产主义（即“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就不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思想（或“思想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种“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或感性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这种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有其感性的经验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私有财产（即经济）的感性运动。也就是说，感性异化作为一种感性的异化，它要在人的感性生命的异化中，即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感性运动中进行理解。同样，作为对这种感性异化的扬弃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也要在这种对人的感性生命异化的扬弃中，即对这种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感性运动的扬弃中进行理解。

　　综上所述，通过对感性概念的重新审思，青年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感性存在的狭隘理解，将这种存在指认为一种对象性活动和社会历史存在。通过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关注，青年马克思揭示了对象性活动这一概念的经济内涵，指明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感性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是一种工商业实践，凸显了实践范畴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指向。立足于人的对象性活动，青年马克思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个方面出发展开了对“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探讨，揭示了感性意识的社会性和感性需要的属人性。以对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哲学考量为契机，青年马克思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感性的人的异化生存状态，并向我们指明了一条扬弃感性异化的感性解放之路，即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

　　经由对青年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细致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在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急骤转变和过渡时期，马克思的理论文本中交织着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种不同的话语，马克思的感性概念也具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双重意涵。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此一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指明。在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对感性概念内涵的深入探究，进一步肃清了自己先前的哲学信仰，并将对感性的理解融入其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中，深刻揭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逻辑关联。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