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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唯物史观之后，就像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本中所做的一样，恩格斯在1850年夏秋之际所写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一文本中，恩格斯不仅找到了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状况在德国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得以呈现出来的中介形式，即各种等级围绕着宗教政治思想而展开的斗争，而且还在梳理德国农民战争之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致力于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性，进而把德国16世纪的农民革命与1848～1850年作为欧洲大革命之一部分的德国革命联系起来，并洞察了后者的发展前景。在以往的研究中，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只是被当成历史学（用阶级斗争史取代了宗教改革史的新历史阐释思路）或宗教学（强调了宗教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等）的著作来看待，而没有被置放在恩格斯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进程的角度来加以深入探讨。这不仅导致我们弱化了对唯物史观具体化这一特定问题域的研究——仅用唯物史观在具体政治或宗教问题剖析中的运用来取而代之，从而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恩格斯在历史学或宗教学领域中的理论贡献上——而且还导致我们无法有力地回击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所制造的马恩对立说，例如有学者指出，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把政治斗争视为一种超历史的现象，把它直接归咎于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则更多地看到了政治主体及现代国家的自主性。正因为如此，准确地界定《德国农民战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唯物史观具体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一、德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的复杂性

尽管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指出，除了他的这部著作外，马克思在同时期撰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两部著作中同样也清晰地呈现出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就这三个文本的阐述风格来说，《德国农民战争》显得更加清晰，或者说，更像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具体问题分析时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其实，他在1844年9月开始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已经初步运用了这种方法论，他正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及市民社会变革史的角度来剖析工业无产阶级在身体和精神状况上的糟糕状况，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工人运动展开史的。只不过那时恩格斯面对的是英国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他没有或者说也没必要考虑生产方式在特定语境中的展开形式问题。而当他在1850年思考16世纪中叶的德国农民战争史时，这一问题便突出地呈现在他面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是直接沿着政治斗争史的线索来展开论述的。尽管他在不少地方的确强调了政治斗争的社会关系基础，譬如，在谈到波拿巴所代表的法国小农阶级时，他清晰地指出了法国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人数众多的小农始终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他们无法代表自己，因而需要一个权威来成为他们的主宰，这就是他们拥护波拿巴的原因。但就此文本的一般情况来看，马克思在论述1848～1851年的法国革命史时的确把较多的笔墨放在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政治自主性即相互的钩心斗角上。譬如，在谈到上述革命史的第三个时期即立法国民议会时期时，马克思对各政治派别之间的相互矛盾及政治斗争性进行了很详细的描述，“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存在着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因此，我们阅读这两个文本时要格外注意从呈现出来的政治斗争史描述中，揭示出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的决定性。

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却没有这种情况，他在第一部分中就首先分析了16世纪初期德国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恩格斯指出，尽管就德国本身来说，其工商业在14、15世纪就已经相当繁荣，但如果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相比，则明显处于落后的状态。“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尼德兰，工业远远落后于意大利、佛兰德和英国，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稀少。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就是这几个中心，利益也极不一致，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点。”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发展上的落后性，使德国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的把居民的一切差别简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的情形没有也不可能在德国出现。16世纪初期的德国只是围绕着一些地方中心而形成了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利益上相互冲突的各个不同的等级或阶级，其中主要有诸侯、下层贵族（骑士）、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反对派、平民反对派、农民等。尽管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有时也用阶级概念来指称这些不同的等级，但其实他只是把这些等级当成极其杂乱的人群来看待的。“可见16世纪初期帝国的各个不同等级——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了一种极其杂乱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同所有其他等级进行不断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斗争。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目前在最进步的国家中正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但是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还指出即使是在同一等级内部，事实上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利益诉求。譬如，僧侣等级中就有两个不同的派别，包括大主教、修道院长、高级教士在内的贵族阶级不仅拥有大片土地，而且还残酷地压榨属地上的人民；而由农村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僧侣中的平民阶级因无法分离教会的财富而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因而实际上与市民或平民具有相似的思想感情。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等级也是一样，它是由很复杂的成分所组成的，因而其党派倾向非常不稳定，在农民战争之前，这一等级甚至还无法作为一个政治派别来出现。

这个第一部分文本的重要之处其实不仅仅在于恩格斯对当时德国社会中不同等级之间的相互对立性的揭示，而且还在于深刻地阐明了如下这一重要的理论观点：在16世纪初期的德国这样的工商业发展的落后阶段，即与英国相比较而言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典型阶段，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在政治等上层建筑层面上并不是以阶级政治的形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必须通过某种中介形式而呈现出来。这种中介形式是由当时的特定实践语境所决定的。看到这种中介形式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对生产方式之决定作用的忽视。相反，这恰恰是对这种决定作用之展开形式的深度解读。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并不是通过类似一张白纸似的个人而直接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个人即生活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宗教等现实条件中的个人而展现出来的。这就势必会出现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如何通过政治、宗教等中介形式而呈现的问题。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典型国家，社会革命即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迁，已经成功地重构了其政治、文化的特征，使它们表现为对阶级的经济利益的直接反映。而在譬如16世纪初期的德国这样的特殊发展阶段，政治、宗教等中介形式依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就是为什么自1842年11月到达英国后就开始研究英国社会问题的青年恩格斯并没有太多地关注上述这种中介形式，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经济基础之决定性的阐述上的原因。而这次对德国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则是他首次面对经济基础决定性在私有制生产方式的不典型发展阶段的复杂呈现形式问题。这也是恩格斯在此文本中能够推进对唯物史观具体化问题的思考的原因。

二、宗教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德国语境中的具体表现

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部分的一开始，恩格斯就明确地指出，16世纪初期德国四分五裂且相互对立的各个等级，凭借着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斗争的线索而得到了归并，形成了三个大的集团。“由于存在着地方分权以及地方和各省的独立地位，由于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绝，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当时那么多的等级几乎不可能归并成较大的集团。这种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随着革命的宗教政治思想的普遍传播才开始出现的。赞成或反对这些思想的各个等级把全民族集结成（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或反动营垒、路德的市民改良营垒、革命营垒。”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在德国特定的语境中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围绕着宗教政治思想而展开的宗教斗争这一中介形式呈现出来的。能否把握住这种中介形式，直接关系能否正确地理解德国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及内在本质，同时也关系能否正确地理解把唯物史观推进到具体对象研究中去的科学方法论。

恩格斯尽管清晰地看到了宗教斗争作为16世纪初期德国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像同时期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那样，把关于宗教政治思想的斗争直接认定为德国政治斗争的本质内容。当这些唯心主义思想家把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仅仅认定为只是对于立宪君主制是否优于专制君主制的思想辩论，把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仅仅看成关于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思想争执时，恩格斯指出，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存在着的，不是思想斗争而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外在表现而已。同理，16世纪德国宗教战争的历史如果像19世纪中叶大多数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宗教改革史的话，那就真的把宗教政治思想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看成其本质内容了。恩格斯之所以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学家戚美尔曼在1841～1843年出版的《伟大农民战争通史》感兴趣，并且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中公开地承认“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他那本书虽然有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这本书里到处表现出来的那种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的最优秀代表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戚美尔曼突破了当时德国史学界流行的只从宗教改革或宗教斗争史的角度来诠释德国历史的做法——在这种解读视域中，德国农民战争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也是不被重视的——明确地赋予了德国农民战争以史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并从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的视角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对恩格斯来说，戚美尔曼的贡献在于颠覆了宗教斗争史的史学叙事逻辑，并用阶级斗争史的叙事逻辑来取而代之。也就是说，他看到了宗教斗争并不是德国史的本质线索。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了。但在恩格斯看来，戚美尔曼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宗教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联性，也没有看到阶级斗争与现实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性，因而还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进程。“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和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么，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的错误。”而恩格斯超越戚美尔曼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简单地撇开宗教斗争的叙事主题，而是把宗教斗争视为基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在德国特定语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并致力于从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在德国特定的语境中阶级斗争必然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这种新的阐释视域就是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视域。基于此，恩格斯不仅清晰地阐释了德国农民战争史上各党派用来言说自己的立场的那些宗教、政治理论的本质，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农民战争历史进程的必然性。

恩格斯指出，德国的阶级斗争之所以必然通过宗教斗争的形式而表现出来，那是因为在自中世纪以来的德国社会中，教会、神学的力量不仅在政治、法律等领域占主导地位，而且在知识活动的其他所有领域也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全面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和政治的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了有可能触犯当时的社会关系，就必须抹掉笼罩在这些关系上的灵光圈。”于是，在上述三大营垒中，不仅路德派市民改良营垒对保守的天主教营垒的斗争是通过宗教斗争的形式而展开的，譬如，路德在刚开始反对天主教会的时候是通过重新翻译圣经而给平民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的，而当农民和平民的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他又是通过从圣经中拼凑出赞美诗来歌颂当权者并以此来反对农民革命的。而且，上述营垒中的第三大营垒即农民和平民的革命营垒反抗保守的天主教营垒的斗争也是围绕着宗教斗争而展开的。譬如，闵采尔的政治主张就是与他的革命性宗教观直接相联的，“他利用基督教形式宣讲一种泛神论，这种泛神论同近代的思辨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接近无神论。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是理性，这种启示曾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现在依然存在”。

恩格斯的深刻之处不止于指出上述这一理论层面，而且还在于阐明了这些宗教斗争背后的阶级利益及其阶级斗争本质，阐明了这些不同的宗教理论实际上只是不同的阶级或党派表达自己立场的形式而已。譬如，在谈到平民等级作为革命派营垒的重要力量时，恩格斯首先谈及这个等级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真实地位，然后再去谈论它在宗教斗争中是站在闵采尔一边的。“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摈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他们既没有特权，又没有财产；他们甚至不如农民和小市民，连一点带着沉重税负的产业也没有。……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只有像恩格斯这样从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来理解特定社会等级之深层内涵的人，才可能敏锐地把16世纪初德国的平民阶级界定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先驱者，这种结论对于只从宗教改革史的角度来解读德国史的学者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正是从这种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解读视角入手，恩格斯对当时的德国平民阶级在以宗教斗争为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中的具体表现做出最为深刻的诠释。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一阶级必然在反封建斗争的理念上冲在最前列，这个完全无产的社会等级甚至提出了对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内涵的质疑与批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甚至说它至少在幻想里“已经超出了当时刚刚萌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又准确地指出平民阶级的这种激进思想不仅超越了现在而且也超越了未来，因此，在对私有制的攻击和对财产公有制的诉求等方面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

这种深刻的解读思路也体现在恩格斯对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思想家路德和闵采尔之间的思想对立及前后相继性的解读上。尽管恩格斯的确是从宗教思想的变迁的角度来诠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但他并没有拘泥于这一阐释思路，而是深入这种思想变迁背后的阶级利益关系的层面上。这不仅使恩格斯看到了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尽管引发了全体德国人民的斗争激情，但它其实只代表了德国温和的市民改良派的立场。只是因为德国市民阶级仅凭自身的力量无法抗衡反动的封建势力，这才使他不得不在宗教改革思想上不排斥其他的任何一种激进思潮，包括比其思想本身更激进的思潮，在政治上也不得不把一切反对派力量团结起来。而正是这种由德国生产方式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市民阶级的复杂的党派立场，决定了路德在宗教改革上所释放的思想闪电必将既推动所有德国人投入反封建的斗争，同时又决定了这种貌似统一的反封建斗争必然是内部诉求分裂的思想及政治运动。“农民和平民认为向一切压迫他们的人进行清算的日子来到了；而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剥夺僧侣的权力，摆脱对罗马的依附，废除天主教等级制度，并且没收教产而大发横财。两派势力壁垒分明，并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代表人物。”再进一步，恩格斯指出，宗教改革思想背后的阶级利益争斗也决定了作为市民改良派代表的路德，不管怎样试图在上述两大营垒之间进行调和，但最后必然走向对农民和平民革命派营垒的背叛和迫害，这是由他所代表的市民阶级的阶级利益特点所决定的。而农民和平民后来选择了闵采尔作为自己的思想代表，其原因不仅在于闵采尔的宗教理论更接近于无神论，而且也在于他的政治纲领更接近共产主义。当然，闵采尔思想的这种特点虽然给予当时的革命派营垒以很大的推动力，但因其与现实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的脱节性而必然使其具有空想性，“对于一个激进派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而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得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

三、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进程及必然结局

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视域入手对德国农民战争即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德国阶级斗争史的研究，不仅使他在对德国不同营垒或派别的宗教斗争背后的阶级利益冲突的解读上比别人更胜一筹，而且还在对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进程及结局的必然性的理解上达到了其他理论家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即准确地抓住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国外学界很多喜欢从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独立性的角度批评马克思生产方式决定论的学者，往往只限于对某种特定历史现象的产生进行解读，而没有涉及对这种特定现象的历史进程的解读。这不仅是由于特定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而非历史观）的解读视域限制了这些学者在研究对象上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跟他们看不到在现实历史过程中文化、政治等社会要素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直接相关。譬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森由于专注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他没有拓展到对这一阶级的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上），因而这种研究对象上的特点使他的文化历史学研究视角不容易得到应有的提醒与深化，这是他在英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上坚持政治史、文化史与经济史相并列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批评的深层原因。“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不是工厂制的自发产物，也不应当想象有某种外部力量（即‘工业革命’）作用于某种难以形容的、混沌的人类原料，从而在另一端生产出一种‘新人类’。……他们是民众宗教信仰灌输的对象，又是新政治传统的创造者。工人阶级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上把解读视域拓展到对其历史进程及结局的研究，也是体现了他在唯物史观具体化视域下所具有的深厚的学术功力。

恩格斯指出，16世纪初期的德国农民战争其实在15世纪70年代就具有最初的征兆。当时仍处于萌芽状态的德国农民的革命运动同样也是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这不仅体现在作为思想推动者的汉斯·伯海姆是以宗教预言家的身份而出现的，“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这个新福音。这位预言者即‘圣母使者’很快就名扬四方。……人们辗转传述他所创造的奇迹；人们跪倒在他面前并向他祈祷，就像向圣者祈祷一样；人们争相拔取他的帽子上蓬乱的绒毛，就仿佛得到了圣物和护身符。”而且，这种早期的农民密谋活动还都具有禁欲主义的特征，主张斯巴达式的禁欲式平等，以此来推动农民的革命热情。在恩格斯看来，这绝不仅仅是可以从单一的文化维度来加以解释的现象，而是必须放在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的角度来加以说明。当时德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由此而导致的不典型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状况，使德国农民既散居四方且习惯于顺从，又与当时的封建制度残留着某些关联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以禁欲主义来作为农民运动的道德规范，那么，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最底层民众事实上是很难被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底层要展示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同其他一切社会成员处于敌对的地位，要使自己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一开始就彻底抛弃自己身上还能同现存社会制度和平相处的一切；就必须放弃那些使深受压抑的生活有时尚堪忍受的一点点乐趣，放弃连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的一点点乐趣”。

更进一步，恩格斯指出，德国早期农民斗争的这种禁欲主义特征也必将随着其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失去革命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将不断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再以禁欲式的平等来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显然是不现实的、多余的。同时，随着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本身日益革命化，因而他们也无须再接受任何禁欲式的说教了。这就既解释了“吹鼓手小汉斯”用预言式说教来推动的农民密谋活动必然走向失败，也解释了在这之后德国农民的其他密谋组织如鞋会、穷康拉德等所推动的农民斗争也必然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但德国农民早期的这种密谋式活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德国农民斗争的彻底终结，因为导致这种斗争的生产方式矛盾性并不是消失了，而只是发展了而已。

正因为如此，当路德站在市民改良派的立场上通过对圣经文本的新解读而抛出其革命主张时，他所引发的响应并非仅仅来自于城市的市民和贵族，而是来自于社会的几乎所有阶层。他的思想像点燃了火药桶一样，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但恩格斯也指出，虽然当时德国几乎所有阶层都反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反动营垒的统治，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阶层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恰恰相反，其利益诉求区别很大，而且往往还是相互对立的。譬如，当时的贵族和市民的确是团结在路德周围的，但农民和城市平民虽然也跟着路德的思想旗帜进行革命运动，但他们的利益诉求与贵族和市民是不同的，因而实际上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革命反对派。这两派之间事实上是存在着直接冲突的。“这种直接对立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闵采尔在出版物中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诸侯、骑士和城市的军队（绝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倾向于路德派的分子组成的），则击溃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当然，农民的队伍之所以被击溃，除了在整体力量上弱于诸侯和平民的队伍外，还与他们自身的弱点直接相关。恩格斯指出，当时德国农民的军队在性质上其实是很复杂的，尽管闵采尔派的农民在各个地方的队伍中都是核心和骨干，但在人数上只是少数派。大多数农民群众只是希望用威胁的手段来迫使贵族就范，“可是当事情一拖再拖而诸侯军队又日益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厌战情绪，那些生怕失去自己拥有的一点财产的农民，多半都会跑回家去。此外，当时还有到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帮人败坏纪律，瓦解农民士气，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些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农军一开始就到处采取守势，而且各营寨士气普遍低落；这些情况还说明，即使撇开农军战术不精和良将奇缺这两点不谈，他们也绝不是诸侯军队的对手。”在恩格斯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受闵采尔宗教改革思想影响的农民和平民的队伍，也终究难逃失败命运的原因。德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发展水平还没有把农民建构成一个真正的革命阶级，即使是产生了闵采尔这样的在宗教哲学上接近于无神论、在政治纲领上接近于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家也无济于事。

在对闵采尔的分析上，恩格斯充分贯彻了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解读视域。闵采尔是通过对宗教教义的重新解读即大力宣讲关于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财产公有的教义，来推广他的政治革命主张的。但随着农民斗争的推进，他不得不越来越把自己打扮成旧约中的先知，越来越煽动起自己曾经批评的那种宗教狂热。对于这一现象，恩格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宗教思想变化的层面上来加以谈论，而且深入基于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发展水平的层面上来加以分析。在他看来，闵采尔之所以必须这样做，那是因为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起来，而对他的思想一呼百应的那些阶级事实上又与他的原则和立场相矛盾。“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在当时运动中进行统治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那个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维护一个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一些空话和谎言来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搪塞，声称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本阶级的利益。谁要是陷入这样窘境，那就无可挽回地要遭到失败”。

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解读视域不仅使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进程及最终结局，而且还使他准确地解读了16世纪初期的这场农民战争与1848～1850年的德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本来就是他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恩格斯首先承认，在这两次革命之间的确存在着较多的类似之处，譬如，在这两次革命中都存在着反对派各阶级的利益相互冲突及其在革命过程中自行其是的问题，“1525年在农民中表现出来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地方狭隘性更严重。成百次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发生的成百次横行无阻的地方性反革命，小邦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想入非非地谈论什么联邦共和国，那么他就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入疯人院”。其次，恩格斯同时也明确地指出，这两次革命虽然很相似，但也有本质区别。从1525年革命中得益的是诸侯阶级，站在这些诸侯背后的只是城市小市民阶级，他们没有把革命运动继续推向前进的动力，因此，作为一次德国地方性事件的1525年德国农民革命很快就结束了。但1848年革命则不同，从这场革命中得益的是现代大资产阶级阶级，而站在这些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现代无产阶级。这个新的阶级不仅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成长起来，“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是到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的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而且，它还具有推动席卷整个世界的一场运动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指出，1848年的德国革命并不仅仅属于德国，而是一场世界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因此，1848年的德国革命绝不会像1525年革命那样轻易地结束，而是会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形式而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说，曾经作为此次革命的舞台的那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所起的作用恰恰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没有意识、没有意志的原料，将在目前席卷整个世界的一场运动的进程中受到改造。这场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归根到底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1848-1850年的革命就不可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解读视域对此时的恩格斯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当他在50年代初面对德国农民战争这一具体对象的分析时，不仅轻松地超越了当时德国主流历史学界基于宗教改革维度而展开的德国史阐释思路，而且也超越了戚美尔曼等持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的左派历史学家的思路。更为重要的是，从整个《德国农民战争》的文本路径来看，它颇有点马克思后来《资本论》的阐释风格。强调唯物史观具体化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重要性，是为了把学界以前谈论的唯物史观在具体对象分析的运用这一理论维度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对“运用”维度的强调往往会把阐释重点放在对具体对象之内在结构或逻辑理路的说明上，学界以往在对《资本论》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方面。这首先是应当高度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论》因其阐述的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逻辑，因而它事实上未碰到在特定的具体对象分析时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局面，就像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碰到的一样。而当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问题时，我们所面对的恰恰是具有不同国情的特定历史语境，因而，我们所要重点关注的，正是像恩格斯在这个文本中所做的那样，发现并把握住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特定实践语境中是通过何种中介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并且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是如何通过上述中介而决定着具体对象的历史进程及未来发展样态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恩格斯的这个文本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史地位，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当代理论意义。（注释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思想理论战线》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