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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而要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更好地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必须重视话语体系的建设。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体系的构建并非无章可循，而是有法可依，即以特定的哲学观为基础的特定的方法论原则。我们要建构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首当其冲要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原则，找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创新发展的路径。

一、从现实生活世界中提炼概念

不同于纯粹思辨哲学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逻辑推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来提炼概念的。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的“概念王国”，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话语体系发展到黑格尔，就已经走向了巅峰，也走到了最后的最完善形式。

何谓现实生活世界？这始终是哲学家们思考的一个问题。纵观整个西方传统哲学，从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到黑格尔的“概念王国”，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到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西方传统哲学一直高悬于现实世界之上，远离人们生活本身，停留于纯粹的观念世界。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试图将概念抽象化，从抽象概念出发，通过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建构一套思辨的话语体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按照黑格尔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思想、观念、概念变成了现实世界的基础。在思辨的话语体系中，哲学就变成了以“词的形式”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概念王国——抽象语言的王国，此时，哲学话语的特点就是将现实生活世界悬置，单纯追求概念的推演。

那么，如何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呢？马克思通过引进“实践”，把生活世界“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找到了回归生活世界和理解生活世界的道路。现实生活世界不是某种开天辟地就已存在着的世界，而是由人的实践创造和生成的世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现实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人的实践生成了现实生活世界。这个现实生活世界既是过去人的活动的产物，又是未来人的活动的基础。

所谓从现实生活世界提炼概念，就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也是概念提炼的原则。就是说，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总结和提炼出哲学的“一般”。与思辨哲学概念的自我规定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来自现实生活世界，建立在社会事实基础之上，它“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中，概念可以抽象地被把握，但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作为从某种他物中得出的抽象并且只作为这样一种抽象才有意义。但是，这种抽象又不同于实证科学，实证科学仅仅是对具体活动的一种描述，是“开始”，哲学概念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具有普遍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真正取代思辨哲学范畴的不是实证科学范畴，而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是对历史发展的最高抽象。以“社会存在”为例，这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的概念，既包括一切现实活动，也包括一切现实的社会关系；既包括一切社会实践，也包括社会环境的一切因素。社会存在就是对一切社会现象的高度抽象，包括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

其实，从现实生活世界提炼概念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似是而非”。熊彼特说：“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的论证是根据社会事实的，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都不出自哲学领域。”柯尔施更是指出：“在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严肃考察中，必须不考虑这种纯粹术语学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述中，我们很难找到诸如“实体”“自我意识”“理性”“类”等所谓的“哲学”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质”“量”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大多是从无产阶级的实践中抽象而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中，概念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加持之下，变得更加丰满，也更加有“质感”。

然而，当前的学术研究却存着在象牙塔里制造“伪概念”、似是而非地套用“洋概念”、为概念而概念进行“炒概念”等问题，貌似深不可测的概念，实则空无一物。这样一来，人们就沉浸在文字游戏中不可自拔，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如何提炼标识性概念呢，当然应从关系国计民生、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回答中得出，从中国经验、中国实践的概括总结和理论升华中得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在全球问题上“缺席”和“不在场”，将直接造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失语。“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无不是结合时代发展、世界发展、中国实践提炼升华而来，都经得起历史检验。反观“新自由主义”这一被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概念，建立在“抽象的人”基础之上，根本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这是因为没有现实生活世界的参与，必定基础不牢！概言之，现实生活世界赋予话语以生命力，只有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将中国经验符号化、概念化，形成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创新。

二、让哲学说“大众话”

诚然，哲学话语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哲学的语言表达却可以通俗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与其他哲学话语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普通”二字。作为一个普通人研究现实，应当将抽象的语言还原为普通人的语言，以一种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深入浅出阐明深刻的哲学道理，普通人的普通语言教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大众话”。

要让哲学说大众话，首先就要“跳出哲学的圈子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研究现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其实，“普通人”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了与以“哲学家”自居的青年黑格尔派划清界限的自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哲学家”总是把映射在镜片上的影像当作真实世界本身，他们所谓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只是停留在思想领域，因而总是陷入概念的推演而不能自拔。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开除”出“哲学家”的行列，以非哲学家的身份和“哲学家”们对立。他们离开哲学基地，用一种异于“哲学家”们的眼光去观察现实世界，教会了哲学说大众话。诚如阿尔都塞所说，“马克思哲学存在着，但它却没有被当做哲学来生产”。我们是否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存在着，但它却没有被当做哲学话语来生产？答案是肯定的。跳出思辨哲学的圈子，用普通人的视角去观察和言说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过多地探讨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而是去关注“人民现实的幸福”；从不试图建构宏大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话语体系，而是去言说“改变世界”的哲学；从不为“现实世界”做“哲学家”式的辩护，而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对现实世界做革命性变革。

要让哲学说大众话，还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思辨哲学将哲学语言神秘化、虚幻化，指出：“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这种“神秘”是由于“哲学家们”从人们所说、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从人的“应然”状态去理解人的“实然”；这种“虚幻”是由于思辨的哲学话语用颠倒的世界观来表述现实世界，“概念”取代了现实，用抽象的符号取代普通的语言，一切实际问题都变成了虚幻的词句。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将颠倒的世界观重新颠倒回来，基于现实世界的观察，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解释事物，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现实基础并能被社会经验所验证的概念、范畴、命题，将原本抽象的语言还原为普通人的语言，彻底否定了西方传统哲学提问方式，摒弃了那些非历史的概念，如“存在”“绝对精神”“唯一者”“类本质”等，而是以“现实的个人”“人的现实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等取而代之，使抽象语词回归经验事实，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富于感召力和吸引力的语言进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现实熔铸到理论当中，使哲学话语从深奥变得浅显、从抽象变得具体；根据经验的事实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不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现实的描述来终止“意识的空话”，将语言降到生活，让哲学从“词句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未否定哲学语言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它所否定的是，把哲学语言变成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神秘的独立王国。

固然，哲学话语有其特有的话语形式，公众理解起来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但是，那种并没有超出读者理解范围的知识，被作者讲得云遮雾绕，让人不知所云的调子则不可取。简单为了“在语言上貌似深奥”是低劣的话语“创新”。学术话语的通俗化绝不是庸俗化，任何只在话语形式上做文章的人，都是舍本逐末的表现。我们要尽可能作为一个“普通人”去说“普通话”，真正让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所说，“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通俗易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追求。王国维曾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言兼具了通俗与智慧，做到了既可爱又可信。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堪称可爱可信的典范，他将深邃的哲学理论，用朴实、鲜明的语言表达出来，并闪烁出话语创新的光芒。他的《反对本本主义》《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新民主主义论》，这些“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习近平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用日常的语言、生动的案例讲述深刻的道理，真正把理论落实落小，让思想深入人心。不管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出，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问世，都是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来说出深刻的道理。

总之，我们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多些面向“现实生活”的“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少些基于“思辨”的宏大叙事；多些“经验事实”的朴实话语，少些“哲学家”们的神秘主义色彩；多些“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少些“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尽量用最朴实的话语说出最深刻的道理。

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话

不同于语言符号本身的客观中立，话语是按照某种价值观组织起来的语言符号系统，总是代表着一定的价值立场。话语立场决定话语体系的构建。正如马克思所说，“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任何话语都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都维护了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资产阶级哲学家生产着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概念，无产阶级哲学家为无产阶级锻造“精神武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立场的真实写照，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这一物质力量，马克思就无法建构起真正“改变世界”的哲学话语体系。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哲学话语形式发生了数次变革，但是终究没有逃出“解释世界”的窠臼，一直停留在“解释世界”的自我满足之中。“哲学家”们并不是没有改变世界的欲求，而是因为没有找到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无产阶级”这一革命的物质力量，而总是试图通过创造新概念、新范畴，把改变世界变成了“空洞的废话”，他们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编造新的词句来解释现存的世界。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上，不断总结工人阶级、人民大众革命实践的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科学理论，构建起了无产阶级改变现存世界的哲学话语体系；列宁、毛泽东等更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从哲学高度对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战略策略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索，通过对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提炼出一系列新理论、新概念、新范畴，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在具体实践中得到发展。

同时，“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从诞生之日起，代表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诉求，列宁就曾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话语体系为无产阶级锻造了一把改变现实世界的利剑，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心脏；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的考察，为无产阶级描绘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解放的美好前景。话语作为思想和语言的综合体，是人类使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产物，一经形成就要接受群众的检验。因此，要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就必须从话语形式到话语内容，都符合无产阶级的需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从话语内容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无产阶级的哲学家也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阶级立场，公开承认自己的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从话语形式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力求说得简单和通俗，用工人阶级都能听得懂的话言说哲学，让哲学真正变成工人阶级的批判武器，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以此为指导。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曾说：“语言不是一个实体，或已完成的事物，而是行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话语就是一种实践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武器。

其实，任何一种话语表述都代表着一定阶级立场和价值诉求，或多或少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哲学话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这样写道：“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质言之，话语的背后是利益的驱动。在阶级社会中，哲学话语的言说无不代表着一定的阶级，为了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取之于无产阶级，又用之于无产阶级，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任何超越阶级的哲学话语都是虚假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哲学话语宣称其超越了阶级，只能是一种虚幻的说法。话语即权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话语权力都给了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而反观资产阶级哲学家，不管资产阶级的民主说得多么美妙，新自由主义话语描述得多么动听，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他们的话语只是为资产阶级辩护，因为资产阶级掌握绝对的话语权。

在今天，“以人民为中心”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主旋律，习近平明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也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只有聚焦人民的实践创造，才能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新篇章，脱离了人民，哲学话语不仅会失去吸引力和影响力，也将背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根本方向。

四、在批判“旧”话语中创造“新”话语

话语具有一定的传承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不是一次“断裂性”创造活动，也不是西方传统哲学话语的继续，而是在批判继承中的一次革命与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中，“实践”“辩证法”等概念都不是首创，“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术语也绝不是第一次出场，但它们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接受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的洗礼。只有通过对旧概念、旧范畴的改造以及学科之间的对话进行哲学话语的创新，才能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新话、说中国话。

用“实证（经验）内容”充实旧哲学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哲学话语体系之初最常用的方法，特别是在对形而上学概念术语的批判继承中，他们沿着唯物主义路线从“根”上对概念进行了改造，用“实证（经验）内容”充实旧哲学概念，将原本抽象的哲学概念还原、重置到社会历史的具体语境之中，剥除其先验和抽象的一面，以具体的经验内容来充实、说明它，并使之焕发出革命力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而不应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我们以“实践”为例。“实践”概念是德国古典哲学广泛使用的术语，但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对其的理解都存在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马克思认为，实践首先表现为人对自然界的能动的物质生产活动。再比如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改造。他将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倒过来，使其获得真正的、科学的内涵，即“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毛泽东、邓小平更是在实践中批判、清理、摒弃不合理的，特别是包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术语，代之以科学的、适合本民族的术语，形成了新的术语群，构建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概念、新理论。

在对概念的改造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术语也常常被“拿来”，以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水土不服”，使其变得更加形象，更易于为人们接受，比如对“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等概念的引入。“实事求是”本是指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思想，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无不是结合时代发展，赋予旧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用中国哲学的概念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一些概念，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构建初期，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对话也是常有之事，这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而来的哲学与经济学“视界融合”的研究方法。对经济学范畴进行哲学改造，并在哲学话语与经济学话语之间保持辩证的张力，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一种继承和超越，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的方法原则。正像马尔库塞所说，“马克思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经济学的和社会的范畴，而黑格尔的经济和社会范畴都是哲学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资本等这些原本存在于经济学中的概念被马克思置入唯物史观的新语境中，进行了一次哲学的“洗礼”，具有了一定哲学意蕴。马克思、恩格斯借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说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内在动力，并用这些范畴的逻辑关系来表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通过劳动二重性学说改造劳动概念，从而发现剩余价值规律；批判和消解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本质的“物化”理解，揭露了“资本”的真实本质其实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其适用的话语体系，超越了这个话语体系，其意义就会发生巨大变化。而打破学科壁垒和思想藩篱是实现话语建构的“视界融合”的前提。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就需要吸收其他话语资源的有益养分，为我所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为例，如何实现三者的对话、沟通与融合，发挥各自学科优势，对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作出哲学的回答，首先就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再进行交流、对话，找到学科之间的契合点，以此来丰富和补充自己的不足。在面向现实问题时，找到“马、中、西”三者之间的结合点或交汇点，找出三种哲学形态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并在哲学话语的不可通约性与兼容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样十分重要。当然，要打破学科壁垒，破除国家界限，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在世界舞台上，进行“马、中、西”的对话，寻求适宜的自我身份和表达方式。其实，打破学科壁垒最关键还是在人，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打破学术研究的单一向度，变单调的学术生态向多样化发展，形成学术共同体，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需要争鸣，更需要共识。

话语创新不是在既有话语体系之外开辟处女地，也不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就如习近平所说，“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要在批判中创新。

五、在书斋与社会相互促进中推进话语创新

话语体系创新不是一个纯粹理论思辨问题，也不是“概念考古学”，更不是游离于时代的遐想，而是在同时代的互动中不断创新，在文本与现实的交织中逐渐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从来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不仅是概念的创新，更是对现实的改造。在书斋与社会之间来回穿梭，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完成了哲学话语革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在文本与现实的互动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

“书斋”和“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生成和创新的两大“场域”，二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书斋和社会既是一体，又非同一场域。回到书斋：根据新实践总结概括出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或者不断修改已有的结论和判断，对原有的话语进行创新、完善；走进社会：结合时代问题，在对时代问题的回答中创新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初期，马克思就经历了“走出书斋——社会实践——回到书斋——社会实践——回到书斋”的话语构建历程，一次次由书斋走向社会，又一次次从社会回到书斋。1841年博士毕业后，马克思走出书斋供职于《莱茵报》，这一时期，由于接触到更多的社会现实，马克思认识到思辨哲学的虚幻性——“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进行现实的批判是何等荒谬，“理性”“自由”“国家”法等概念在利益面前显得是那么“平庸”。马克思开始把焦点聚焦到现实问题上，现实问题扣动了其哲学话语革命的弦，一场革命即将到来。此后，马克思多次往返于社会与书斋之间，并完成其哲学话语的革命性转变。其实，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更是将书斋和社会作为自己革命事业的两大阵地。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那里不仅是其吸收知识养分的地方，更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阵地。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随时随地都在阅读，其书斋不限于图书馆，更是其革命事业的广阔天地，书斋与社会融为一体。毛泽东“矛盾普遍性”概念的提出，正是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分析，也是在通读哲学书籍尤其是在通读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发现书中只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而没有提出“矛盾普遍性”，对此进行批注、阐发，并提出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等重要概念。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读经典、读原著，从经典中汲取知识，他自己也将读书作为生活方式，并结合其治国理政经验，提出“两山”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蕴含哲学原理的原创性概念，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

在话语创新中，如果马克思只停留于书斋，在概念王国中来回走动，像施蒂纳、鲍威尔等人那样玩弄辞藻，是不可能完成其话语革命的；如果他只注重社会实践，而不去进行哲学理论的提升，那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一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的“源”，具有指导性意义，因此在话语创新过程中，书斋是必不可少的。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躲进书斋成一统，不闻窗外事，话语创新变成了自说自话、玩概念游戏，脱离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失声、失语。创新不是“口号”，不是停留在书斋中进行所谓的话语创新，当今学者应走出书斋，回答好时代之问，发时代先声。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既离不开书斋，也离不开社会，是在书斋与社会的相互促进中不断向前推进的。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