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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资本论》的空间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强烈关注，形成了世界性的理论效应。无论是列斐伏尔、卡斯特尔，还是戴维·哈维、爱德华·W·苏贾、多琳·马西等，都将空间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视角，链接着《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之相对，对于《资本论》的时间研究相对较少，这无疑削弱了《资本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功能和对未来社会的建构能力。故我们亟须对话《资本论》的时间哲学，将之纳入至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野。

一、问题的提出：何为时间及马克思的回答

　　时间是什么？有三种代表性的看法：第一，时间的物理性内容。时间是处于自然物质变化视角之中的自我存在，标识着世界的线性发展线索。如，牛顿的经典时间观，“绝对的、真正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在均匀地，与任何其他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1]26，那么人与这种时间的关系，表现为人的时间意识是对世界的体验，“人的时间意识并不是先验的，而是人对世界体验的漫长演化过程的产物”[2]23。

　　第二，时间的自由性内容。西方观念论坚信时间是否定物的哲学反思过程。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马克思也有过这样的看法。其《博士论文》强调时间是自我意识的展开过程，即时间不再束缚于物理世界，而是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展开过程，是主体运动的时间，“时间被规定为偶性的偶性。偶性是一般实体的变化。偶性的偶性是作为自身反映的变化，是作为变换的变换。现象世界的这种纯粹形式就是时间”[3]52，偶性是一般的实体，而偶性的偶性是自为的主体，它体现着自性的变化，并展示为时间。

　　第三，时间的社会性内容。博士毕业后，马克思的记者生涯使其遭遇“物质利益的困惑”，并初步触及时间概念。随后发现生产时间与生活时间之间的对峙：资本社会是将时间转化为生产活动的载体，变成了控制生活时间的社会权力。换言之，现代时间是由资本逻辑所推动的，即资本塑造了现代时间的内部紧张对峙，不断压缩着时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建构起现代时间的社会性内容。《资本论》的研究逐渐转向了对时间的社会性内容批判与反思。同时，《资本论》还从时间的社会性内容这个视角，提出未来时间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进而，马克思详细考察现代时间的生成机制，意在澄清现代时间的本质内容。

　　一方面，时间的整体性逻辑与社会同质化的定位。由于资本逻辑的确立，时间是社会同质化的加速器与推动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过追问，即把人类的发展归结为抽象劳动的作用，“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4]124，此时马克思隐约察觉到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即抽象劳动的本质就是社会时间的对象化，它以抽象的社会关系表述出来。因而，古典经济学完成了必要劳动时间形成价值的科学论证。这种抽象劳动论证出资本对世界的统摄，即通过社会生产时间内容，同化出商品型世界；证实了劳动对资本增殖的重要意义，因为整个生产表现为资本如何节约生产时间、积累剩余时间的过程。这是一个资本通过生产时间高度同质化社会的过程。

　　《共产党宣言》专门讨论资本如何将世界同质化为一种整体性结构，时间是这种同质化行动的最为关键性环节，如历史布展的整体性，生产时空的整体性、消灭空间的时间节约性等内容。那么，《资本论》将这种反思直接诠释为，现代资本塑造出一个同质化世界，它由商品、货币及资本构成，因此现代时间直接同质化为生产时间；论证了资本如何将无产阶级的生命时间转化为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间。很多现代思想家在此迷失了方向，诸如海德格尔、马尔库塞、萨特等思想家都对此作出回应，但他们没有上升到时间同质化的高度，因而不能真正批判现代社会。

　　另一方面，时间的主体性逻辑与生产世界的关联。现代时间激活了人类创造世界的主体性内容——人类不再局限于宗教世界的时间体悟，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注入主体的现代内容，创造出属于人类自身的时间系统，即人类赋予世界以主体性时间。换言之，人类的现代性活动不再以神性规定为内容。如，宗教活动是以耶稣降临为中介，划定了非宗教世界与宗教世界的界限，“历史分期观念的提出归功于早期的基督徒们。他们不得不把历史看作这样的历史：它具有普世性，按照上帝的意志运动，以一件神学事件（即耶稣基督的降临）作划分，然后再以一些划时代的事件做进一步的划分”[5]20。显然这样的划分被现代资本增殖逻辑所击溃，因为现代世界是以现代资本为核心规定时间，以服从资本统摄世界的发展框架。

　　围绕资本时间问题，马克思宏观把握了资本的主体性内容：其一，资本塑造了物化世界的过程，即时间的社会化与物性化。资本通过社会生产时间创造出符合它的世界。其二，两大从属关系的主体性转换。在形式上从属时期，生活时间与生产时间相对独立，绝对剩余价值时期至少还保持着工人的身体界限与道德界限，保证生活时间的独立性；而到了相对剩余价值时期，这是实质上的从属，由于机器的自动化生产，生命时间完全从属于生产时间。其三，资本生产世界的标准化。马克思准确提及，“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6]201资本生产的标准化就是抽象劳动的准确计量，其计量标准就是物化到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那么，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表现的价值形式就是人类劳动时间；围绕着劳动时间，资本建构起一个标准化的社会交往世界。

　　纵观《资本论》的时间批判，它内在孕育着这样的理论向度：强调广义的哲学批判宏大叙事。时间是一种生产的意识形态内容，聚焦为物化世界的生产，并形成消灭空间的社会结构；注重狭义的经济学批判权力转变。时间是统治与征服世界的权力建构，生成出现代资本的历史内容；彰显面向未来社会批判的解放逻辑。这是从物的生产系统到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将自由时间作为未来世界的根本刻度。这三大维度共同建构起《资本论》的时间批判谱系。

　　那么，什么是时间的批判谱系呢？它是以生产时间为内容直观现代社会发展，并对资本主义生产加以批判。黑格尔认为时间是实际存在着的概念自身[7]33，即对时间的认识，需要舍弃外在的行动或反思形式，只要回归至概念就可把握它的实质，无疑是抽象的外部批判。与之相对，《资本论》提供了完全迥异的批判路径，即资本时间的现象学考察，以现实资本时间为研究对象，拓展至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

二、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资本论》对现代时间的复调式批判

　　《资本论》以何种方式不断书写着自己的时间哲学？《资本论》通过时间维度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涉及许多时间概念。如工作日，“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6]266，它的两大构成是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如何衡量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需要回到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流通时间，包括流通、休止、停滞、转移等时间；生产时间，包括劳动时间、休止时间与准备时间等；自由时间有两方面表述，一是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外的生活时间，显然这个自由时间还是被资本所控制，二是消灭资本后的自由劳动时间，属于人类解放路径上的时间范畴，等。就整体性而言，《资本论》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揭示出现代时间的内在秘密，以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与社会批判等形式对之展开复调式批判，以凸显资本主义时间的特殊性与本质性。

　　第一， 哲学批判：时间哲学的宏大叙事诠释。《资本论》从宏大叙事层面交代了现代时间的生成起源，将劳资关系的紧张对峙直接转换为资本如何通过工作日剥削无产阶级剩余时间的大历史维度，体现出一种生产意识形态的内容。詹姆逊的观点无疑是悲观的，“我们不敢肯定《资本论》会提供任何对‘普遍’资本主义的时间性的总体解释”[8]74，因为由于复杂性的资本生产，资本社会的时间线必然复杂多样，故微观性时间无法承载批判的重任。同时，由于现代时间内在结构复杂多样，故无法勾勒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时间性问题。我们以为，詹姆逊看到了资本时间的多样性内容，但是这种批评本身并未抓住它的宏大叙事本质——“用时间消灭空间”及其世界历史意义，通过时间维度把握现代资本的生成和发展规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已意识到保障社会生产时间的重要性。正如他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假如没有感性活动的持续时间，只要中断一年，那么整个感性世界就消失了[4]529；《共产党宣言》直接从资本时间的维度，提出了时间如何消灭空间问题，它表征为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过程；《资本论》及手稿从宏大叙事维度提出了资本时间的多样性，等。

　　资本时间性与全球化运动的内在链接。《资本论》从世界全球化的维度直接追问资本存在及其自身规律——资本主体性起源于对无产阶级生产时间的控制，对流动时间的把控；同时，《资本论》诠释了一个高度商品化的世界结构，这个结构主要体现为商品生产过程——商品结构吸附着无产阶级剩余劳动时间，以实现价值增殖的全部内容。那么，整个世界就简单化为以商品结构为中介，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以分割剩余价值为内容的整体性视域。其核心在于，商品结构作为整个世界的运动核心，蕴藏着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的社会机制。

　　资本时间与阶级剥削的本质关联。资本主义生产时间是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时间，物化为支配无产阶级的权力系统。故只要批判工作日的剥削时间，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似乎就此找到了出路。很多蒲鲁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以工作日作为斗争内容，这未能涉及到人类解放的原则高度，因为工作日斗争只是争取生活时间或必要时间，而非革命斗争的全部内容。如，尤尔的《工厂哲学》看到了劳动自由与资本剥削之间的矛盾，但他只是关注了工作日中的劳动自由。故尤尔未能理解资本是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控制，因为劳动自由的标志在于，包括剩余劳动时间在内的自由时间的全部实现。

　　第二，经济学批判：时间哲学的合理性追问。资本通过时间塑造出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权力：资本通过控制工人的劳动时间以完成自我增殖。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建基于这样一种事实：资本不断缩短生产时间，生产时间的构成是劳动时间、休止时间与准备时间，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9]141。资本生产的实质就是获取剩余劳动时间以及其物化劳动。

　　一方面，时间形态变化决定了现代性发育过程。现代性发育需要新的时空，它们共同定制出现代世界的运行轨迹。具体而言，资本通过生产的时空塑造，形成了现代时间意识。它有很多特征，如习俗社会的静止时间向动态的世俗时间转换，经验时间向科学时间的变化等。正如戴维·哈维所言，现代社会建构基于现代性的时空结构转换，“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社会构造物并非无缘无故产生，而是各种时间和空间形式塑造的，人类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遭遇它们”[10]239，显然这种生存世界完全脱胎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但与后者保持着本质性间距。那么，现代性发育的两大内容：资本逻辑与现代唯心史观，都与现代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一，资本逻辑主要是资本增殖的社会化逻辑，表现为资本控制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的社会权力关系。《资本论》及手稿共同彰显出现代性时间的基础命题：现代时间本质上已成为资本控制生产时间的社会权力；资本通过控制剩余劳动时间，完成对无产阶级劳动能力的剥削，塑造出资本统治的现代性社会。其二，现代唯心史观是从观念学意义上对资本时间建构的社会加以合理性演绎，以哲学观念、科学观念、道德观念等内容表达出来。现代唯心史观破解现代世界的时间结构，以期获得资本社会的永恒性存在，表现为历史终结论的理论话语。弗朗西斯·福山就是这种理论话语的论证人与阐释者。

　　另一方面，时间的社会构序与权力机制的互动生成。物质生产与社会权力通过时间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德意志意识形态》详细交代了实践时间的生产过程：种群生命的繁衍时间，物质生活的生产时间。赫斯就认为，“生命是生产性生命的交换”[11]137，在时间的框架内，个人活动才有可能，“个体的生命活动之间的相互交换、交往，个体力量的相互激发，这种共同的活动，是个人现实的本质，是他们的现实的能力”[11]139。那么，这种共同体活动，变成了一种社会化权力机制，即分工与交往方式。《资本论》以分工（剩余价值的两大维度）与交往方式（资本生产关系）为内容：详细勘察了资本通过社会的剥削性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对无产阶级生命时间的控制，形成资本权力机制。《资本论》通过诸如工作日、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资本运动环节和形式，详细交代资本作为经济权力控制与剥削工人时间的事实，从政治经济学批判高度破解了资本增殖的时间设计。

　　同时，这种权力机制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完成。这彰显出资本抽象化世界的时间进程。这体现为时间打破必然性机制，诠释出历史进步原则。《博士论文》尝试以原子偏斜运动打破空间的必然性。这种否定空间的内在原则就是时间，“那个与空间的外在性相对立，维持自己于自身之中的坚实性即强度，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原则才能达到，这种原则是否定空间的整个范围的，而这种原则在现实自然界中就是时间”[3]33，最早提出时间消灭空间的议题。当然这种消灭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初步尝试，未深入至现代资本生产的时空现实，但为《资本论》及手稿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向度：资本生产不是僵化的机械性反复，而是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即以时间否定空间的社会形式，凸显出历史进步原则。

　　这还聚焦为资本通过时间不断抽象现代世界，完成时间消灭空间的进程。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用劳动价值论抽象了资本生产的全部过程，那么马克思则从资本发生学视角，提出了时间如何抽象化世界的全部过程，主要表现为计量化、经济性与工具性等特征，完成了时间同质化世界的过程。如，《共产党宣言》提到资本全球化的空间革命与时间节约之间的内在关联；《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详细交代资本主义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缩短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不断消灭空间，将空间压缩为时间的运动过程；《资本论》诠释资本如何变成一种同一性的力量，不断用时间消灭空间，形成资本时间的统治性进程。如，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周转速度提高，包括机器、原材料的周转速度提高，使原材料到产品的时间缩短，进而提高了资本的增殖速度，推进工人规模与数量的更迭加速，扩大资本增殖过程中的剩余劳动生产等，这些都反映资本如何通过时间抽象世界的过程，以完成时间消灭空间的进程。

　　第三，社会批判：自由时间的解放向度。《资本论》以时间线索审查资本主义的发展秘密，提出消灭雇佣劳动与超越资本逻辑的操作路径。这聚焦为如何实现自由时间、完成人类解放，实现整个社会的自由时间生成。《资本论》交代了这样的议题：工人生命的生产时间部分提供资本积累与扩张发展的基本动力。故需凸显时间哲学的两大批判向度：批判资本的生产向度；瓦解资本的解放向度。

　　一方面，是批判资本的生产向度，体现为生产逻辑的社会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决定着抽象劳动的数量，决定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规模。资本生产时间从习俗世界的客体化、静态化的内容，直接转化为主体性的物化趋势，将劳动时间转化为商品、货币与资本的过程。这种趋势的目的就是通过生产时间控制雇佣劳动，实现资本的增殖，同时，通过相对缩短工作时间，资本完成社会权力的自我建构——资本对工作日即工作时间的绝对控制，完成对社会权力的塑造控制，以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等为自我的社会建构。如，经济权力就是资本对生产时间的精准控制，淘汰那些不符合节约时间的产业工人，使之沦为产业后备军，故资本通过生产技术的发展，相对压缩劳动时间，完成控制与组织生产的全部过程，聚焦为资本支配社会的经济权力的自我构建。因而在此过程中，资本对工作日的控制，会不断突破着社会道德的界限与身体的极限。马克思通过生产逻辑对时间的控制，详细说明了工人的生命时间如何高度从属于资本生产。诸如，资本侵占人体生长时间（使用童工等）、克扣生活时间，将生活内容转化为生产的附庸（“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6]306）、挤压休息时间，牺牲工人的寿命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6]307

　　生产逻辑的社会批判包含着两大历史追问。大时间尺度的阶级斗争追问。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时间以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同时，还诠释出这种剩余时间的剥削随着历史变迁而发生着质变，为未来社会提供了自由时间的实现可能。如，“三大社会形态”中，对人的依赖阶段，由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关系，导致了劳动时间与生产生活的高度融合；以物的依赖阶段，资本生产来临之后，劳动时间特别是剩余劳动时间通过物化的商品，表现了时间作为社会尺度，衡量着资本剥削的增殖计量程度；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形态中，由于阶级斗争的历史终结，自由时间占据着历史发展的基础位置，成为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探索资本生产时间的特殊运动法则。很多技术决定论者，要么完全抛开社会发展程式，完全以技术为内容；要么过度彰显人的欲望在技术中的位置，走向了欲望决定论。前者以约翰·罗默为例。约翰·罗默提供了技术决定论的历史说明，企图以此取代阶级斗争的规律。他将技术作为历史激进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划定阶级斗争的变化与技术决定论的界限——“导致这种演变发生的原因却是深层次的，演变的发生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水平超出了成为其障碍和桎梏的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12]112，但他并未真正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决定因素核心——劳动时间问题。换言之，技术直接提供了资本占有剩余时间的程度，但并非提供诠释资本运动的特殊法则。后者以罗伯特·布伦纳为代表，他提供了封建社会生产的“再生产规律”——封建生产结构是由农民共同体决定的，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个体地主和个体农民就采取最能维持和改进他们处境的经济战略”[12]117，但恰恰是这种规律导致了封建社会的持久存在。现代资本主义就成型于突破封建结构、选择价值增殖的生产渴望，这种渴望表现为以生产时间为内容的自由竞争与盈利欲望。显而易见，这两种历史演进的诠释方式，并未真正击穿历史发展的时间说明。故只有马克思的时间哲学完全超越出技术批判路径，深度剖析资本如何以生产时间作为剥削手段，通过消灭空间方式，最大限度地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如，优化生产空间，减少生产时间，整合空间资源、压缩流通时间等。

　　另一方面，瓦解资本的解放向度，彰显为资本批判的解放逻辑。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人的解放，即高度人身依附下的劳动时间被占有的部分解放。正如汤普森所言，这是一次从人身依附的工匠大众到自由择业的闲散乱民的转换，“相当大部分的劳动力实际上从他们日常工作的纪律中变得更自由了，更自由地选择雇主、工作和闲暇”[12]196，“自由劳动造成了旧的社会风纪的削弱”[12]196。就此而言，资本有一定解放时间的功能。但资本只是将无产阶级的生命时间解放为资本增殖的生产时间。与之相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实质就是要超越时间剥削，实现自由时间的解放。马克思详细诠释了资本如何通过生产时间剥削工人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通过资本——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时间是资本控制工人的工具，同时也是自然时间转化为生产时间的中介。《资本论》第一卷诠释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时间的核心作用。第二卷交代了剩余价值的流转过程中时间的界限，如产业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等。第三卷澄清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时间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9]44。这种剥削方式的目的就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缩短劳动时间与流通时间，增强社会剥削效率。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才提出真正面向自由时间的解放逻辑：瓦解资本主义与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对自由时间的全面占有，最终完成人类解放之重任。

三、《资本论》时间批判的新时代启示

　　《资本论》时间批判的重要启示在于，未来社会中异化生产时间不断缩短，自由时间不断延长，为人类解放提供了自由时间的实现维度；同时，这种自由时间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人民的美好生活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与现实意义。

　　第一，劳动时间不断创造出社会财富，是自由时间的实现前提。就现实运动而言，资本主义推进了“时间消灭空间”的历史进程。资本生产时间通过社会权力建构出现代世界的物化体系，被分割为两大部分：生产时间与生活时间。生产时间为资本增殖而生产的时间；生活时间是工人生存的必然时间，两者之间的矛盾彰显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内部对峙。

　　因此，生产时间的经济学批判，从社会运行规律层面勘破了现代资本的增殖本质，澄清了生产时间在资本世界的重要位置。如，机器自动化与时间节约的关系。机器成为劳动时间缩短的关键，宣告了劳动资料离开工人，变成对后者控制的技术力量；同时，机器可以提高工人生产的时间极限与生理条件，吸附更多类型的产业工人，如儿童、妇女等。因此，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在无限延长工作日的同时，打破了工人人数与剩余价值率之间的矛盾，以消解工人对资本生产的抵抗。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生产本身不断形成游离于工厂之外的“剩余工人”，他们隐含着无限剩余时间的劳动能力，被资本任意支配。

　　与之相对，未来社会中劳动时间就是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它直接标志着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实现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即劳动生产时间与生命自由时间的内在统一。它建立在消灭以控制别人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私有制形态，或者说建立在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内容的社会形态，即消灭商品、货币、资本等现代生产关系，以实现保障自由时间的人类解放。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着力思考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社会制度整合这三者，从而激活了这样的设想：必要劳动时间是消灭异化生产形式下的自由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也不再附属剥削权力的自由时间。这种自由时间是一种生产的权利（right），而非生成出控制阶级的经济权力（power），提供了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之路。

　　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壮大社会财富的生产能力，缩短社会劳动时间，为人民享有自由时间提供基础。主要表现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管理效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节约社会劳动时间；加强流通建设，缩短流通时间与消费时间；创造大量财富，相应地缩短工作日，使得人民有更多的时间自由从事自我的全面发展，享受更充裕的休闲时间与自由时间，总之，市场经济的功能仅仅在于缩短劳动时间，为人民提供更多的休闲与自由时间，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时间基础。

　　另一方面，从顶层设计与人民共享的维度，规范市场经济的增殖逻辑对人民生活时间的控制与占有。诸如在非物质化生产、后消费主义、虚拟空间时代中，数字资本如何通过各种虚拟游戏占据着休闲时间；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加速的经济模式，从而强迫人民牺牲休息时间，从事消耗生命的变相生产。如，拇指经济、数字经济与休闲经济等将休闲的自由时间潜在地变成了网络生产时间，即从现实生活的时间控制走向虚拟空间的时间控制等。国家需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规范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法律法规，诸如保障人民群众休息与休闲的权利，防止市场经济对生活时间的无限度剥削；引导好休闲时间的质量，以防止资本逻辑对休闲时间的强制规训等。人民群众能够共同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积极参与自由时间的共享发展，合理利用好生活时间，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全面自由发展。

　　第二，自由时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保障，为美好生活保驾护航。新时代提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迁时，直接洞穿人民对自由时间的追求、实现美好生活的新内容：劳动时间如何嵌入中国新时代发展的过程，成为自由时间的美好生活内容。自由时间需要物质条件的保障，这也是引入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言，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还要防止市场经济的增殖逻辑对人民群众的时间掠夺，如数字资本通过电子设备与虚拟空间，剥削劳动者的休闲时间等。因此，推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要设计出以人民为发展中心的时间哲学。

　　防止资本逻辑或生产逻辑对民众自由休闲时间的入侵，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强化劳动者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利用，仍然不会避免市场逻辑的形成，如利益最大化原则、资本统摄原则、加速消费原则与拜物教原则等，它们要么通过各种途径占有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要么通过各种方法加剧分割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一是通过国家法律层面与社会教育层面，保障人民自由时间的享受与支配；二是在全社会广泛树立正确的休闲娱乐观、消费观，防止自由时间变成了劳动时间之外的市场逻辑统治区域。

　　在此基础上，通过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辩证关系，提升人全面发展的自由空间。马克思的自由时间讨论，根本目的是如何通过压缩劳动时间，提高自由时间，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我发展。但这绝不意味着压缩劳动时间，就是不劳动状态，而是消灭那种以资本增殖的私有制生产体系——因为在这样的生产系统中，劳动是异化的雇佣劳动，高度服从于资本的生产方式与积累方式，体现为劳动者被剥削的过程。与之相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倡劳动光荣，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不再局限于资本增殖的模式，而是体现为创造更多自由时间的生产工作；劳动时间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强制时间，而是生产全面自由的休闲时间，为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总之，《资本论》对现代时间的详细批判，澄清出现代时间是资本剥削劳动者的生产时间与生活时间。这样的判断对于现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利用市场经济的目的是节约生产时间、提供大量的剩余时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人民的美好生活建构提供自由时间保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