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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勇担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任，带领中国人民一路披荆斩棘，改变了过去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走上了通往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康庄大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1)1在这一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对经济现代化的认识，丰富并拓展对经济现代化目标、内涵和实践路径等问题的理解，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形成了蕴含着中国经济成功秘诀的经济现代化思想。

目前，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现代化议题，已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聚焦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现代化历程，阐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目标内涵、战略路径、理论创新等问题，或是将经济现代化视作中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进行阐述。这类研究偏重社会历史进程，虽会从时间维度梳理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主张，但较少从深入层面总结思想的演变逻辑;或是对某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现代化认知与主张进行剖析，但关注的时域相对有限，难以呈现长时段的演化图景。第二类是基于人物思想研究的视角，聚焦于毛泽东、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对经济现代化的阐述，总结其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内涵、特征及形成过程，抑或是对不同时期中共领导人的经济现代化思想进行比较。囿于讨论对象的局限，这类研究同样难以呈现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全图景。也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进行长时段梳理，但这些研究并非以经济现代化为主题，关于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内容被细分到不同话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出发，发掘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现实基础、理论渊源、形成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并从中汲取相应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实际上，“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都是宏大概念，学界尚未就二者的含义完全达成共识。一般而言，“现代化”内涵有如下四类:一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二是强调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三是对科学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各领域变迁的统称;四是强调人类社会心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尽管这些说法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在强调以工业化为典型表征的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经济现代化”指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即工业革命以来经济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集中表现为传统农业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工业化的完成和经济发展程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传统经济现代化完成的重要标志。如今，随着技术与观念的更新，信息化、绿色化等正成为新一轮经济现代化的趋向，这意味着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动态发展的。由于现代化是“器物、制度、观念等方面进步的综合过程”，经济现代化在实践中又与经济观念、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产生关联，因此经济现代化思想可被视为与经济现代化相关的认知理解和战略构想的开放集合。从这一视角看，研究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对于拓展已有经济现代化思想理论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实践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凝结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探索经验和智慧。深入探索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还能为新时代走向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并为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渊源

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和思想理论渊源。它传承着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探求救亡图存道路的诉求，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独立富强的追求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对经济现代化的一系列阐述。当然，西方传统经济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本土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也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创新提供了思想素材。但整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最重要的理论渊源始终是马克思主义。

(一)现实基础

鸦片战争后，传统中国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下，逐渐被卷入经济现代化浪潮中。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不断加深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探寻救国救民之路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在早期经济现代化探索与实践中，中国人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如何像西方一样走上经济现代化道路，成为摆在时人面前的难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接过民族复兴的历史重担，开启了对经济现代化的思考与探索。

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一穷二白的贫困落后局面以及日趋严峻的冷战形势让党中央意识到加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共产党开始按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不过，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尽管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仍处于贫穷落后国家的行列。1950年前后，中国大陆与周边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1978年前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快速接近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缩小了与当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国大陆的人民生活水平却仍远低于当时的发达国家。这一现实极大地激发了党中央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决心。

在四十余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重要经济体。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社会中，党和国家意识到，虽然我国的经济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但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正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难题，经济结构、质量、效率、自主创新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仍有一定差距。在我国尚未全面实现高水平工业化之时，西方发达国家已开启了信息化、绿色化的新一轮经济现代化。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尚在进行时，经济现代化依旧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人民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乎着“中国梦”的实现。

(二)理论渊源

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未曾用“经济现代化”的说法，亦未曾对落后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行系统性论述，但是他们对于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和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的考察和阐述多少透露了他们对经济现代化的思考。

在对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的观察中，马克思注意到，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社会现代化开启的重要前提，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助于突破传统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对市场经济的限制。而经济现代化的真正历史起点是以大工业生产为表征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由此拉开人类社会变革的序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道，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来替代自然形成的城市”。在这一过程中，诚如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资本主义对利润和社会效益的不断追求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动力，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从而让“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将人类社会带入经济现代化浪潮。马克思已意识到生产力快速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本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是这一阶段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而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充分利用一切能够实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方式与手段，包括提高人的素质、使用先进科学技术和实行社会化的分工协作等。现代世界市场的形成表明经济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共产党宣言》也指出，资产阶级将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对西欧之外的非工业国家而言，西欧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将是它们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突出贡献的同时，还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基本矛盾，预判社会主义将是经济现代化的最终趋向。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谈到，“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进步。按此说法，经济现代化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两个前后递进的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启动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恩格斯在给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景象描绘道，“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这一阶段经济现代化所解决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阶段中的“机器排挤工人”问题以及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考察世界市场形成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中的角色与地位。马克思在讨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曾谈到，西欧资本主义殖民者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存在双重使命，即一方面是“破坏的使命”，消灭旧的社会，另一方面是“重建的使命”，即为当地构建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当然，马克思也意识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播散下经济现代化的“种子”，另一方面又通过军事和经济侵略阻碍当地的经济现代化。他在剖析印度问题时指出，在英国尚未进入无产阶级专政，或印度尚未强大到能摆脱殖民统治时，“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落后国家只有彻底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才可能具备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即“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7)12不过，面对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对那些落后国家而言，如何与世界市场一同步入社会主义成为关键问题。俄国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考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重要关注对象。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提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能性，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

整体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经济现代化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但其在更多情况下仅限于对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观察，对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特殊性问题还缺乏系统讨论，也尚未充分论述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并开展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此外，他们虽谈及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但对缓解自然与社会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亦缺乏系统探讨。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民族国家的自主独立性、注重物质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趋向、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等主张都是百年中国共产党认识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武器。

三、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演进逻辑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寻找富国强民的建设道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阶段的自主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深化，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发展动力、建设原则、发展路径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认识与思考，由此构成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经济现代化的认知重点和内涵表述存在差异，但其认知和探索过程是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现代化的认知经历了从依附借鉴到自立探索的转变;嬗变动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动态调适;经济现代化的动力认识存在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的转变;“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思想的历史发展方向。

(一)认知变迁:从依附借鉴到自立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现代化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层层递进的过程，即从新民主主义时期遵照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与经济现代化结合，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效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到改革开放时期吸纳西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化、信息化、绿色化趋向，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主探索融合经济现代化传统模式与新发展趋向的综合模式，其发展的逻辑主线是从依附借鉴不断走向自立探索。这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反过来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经济建设经验有限，中国共产党只能参照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将经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愿景结合到一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比较各种学说理论的基础上，认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主张中国走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就经济问题而言，共产党人主张中国须“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要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不过，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未阐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只能在革命实践中探索经济现代化建设路径，由此成为其自主探索经济现代化的萌芽。1940年前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提出新民主主义主张，阐述了其对经济现代化的初步设想，即构建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合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中共七大前后，党中央开始将现代化、工业化及相关说法引入党的文件材料。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了工业、交通、贸易、金融等的发展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意义，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实现后，国家须采取切实措施，“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进而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党中央已意识到，工业化是社会生产力实现巨大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决定社会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共同纲领》的通过标志着以工业化为核心、计划与市场并行、工农商业协调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现代化构想的最终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考虑到由轻工业向重工业拓展的西方经济现代化模式难以在短期内帮助中国应对内外危机，中国共产党吸纳国内思想界对现代化的争论以及苏联快速实现工业化的经验，选择效仿苏联模式，衍生出以工业化为核心、对标苏联模式、强调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经济现代化观念。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文件《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在于发展国家重工业，实现大机器生产，以奠定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说法，由此形成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雏形。随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交通运输业归入工业范畴，提出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新说法。不过，随着冷战形势的严峻，党中央重提国防现代化问题。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明确了用15年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争取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走在世界发展前列的“两步走”战略。四个现代化目标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指引，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无论后来如何调整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次序，二者始终位列四个现代化说法的前两位，这充分表明了经济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中的主体地位。

在经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挫折后，党中央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放弃依附苏联模式。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由此将社会主义与经济现代化本质统一起来。考虑到当时国民生活水平较低、生活物资匮乏的困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借用传统“小康”一说，提出了锚定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和生产力水平等方面论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此外，邓小平还提到，“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方针。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社会化、开放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现代化的新认知。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需“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为主转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为此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富强、民主、文明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的描绘。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党中央注意到西方国家兴起的信息化、绿色化等趋向正形塑新一轮经济现代化的形态，因此于21世纪初将信息化、绿色化纳入经济现代化的认知框架内。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前20年的建设目标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28此时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现代化的认知已不再限于对经济增长速度及体量规模的关注，而是延展到对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的重视。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将关注焦点由传统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延拓到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国家自立自强能力的提升。中共十八大报告阐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有别于西方模式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四个现代化目标。这标志着我国全面开启了对融合传统经济现代化模式与新经济现代化趋向的综合经济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当前我国所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已不再是对西方或苏联传统经济现代化模式的移植或糅合，而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经济发展质量及其结果的普惠性，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逐渐积累起对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进而强化了对经济现代化认知的自立探索，并将之凝结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二)嬗变动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动态调适

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现代化认知与其相应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是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曾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二者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必须科学判断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因此，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在时间纵向维度上对经济现代化内涵和目标的认识，并在时间横向维度上促成经济现代化实践沿“目标设定———体制设计———政策设置”路径的调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于落后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故而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侧重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推动经济现代化。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升面临着帝国主义、垄断官僚资本主义和传统封建主义的束缚。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阶级斗争的革命推动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必要的条件的“两步走”思路。在20世纪4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一个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新生产关系构想，即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提出了市场与计划并存、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设想，确立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方针，由此明确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践行路径。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确立先进生产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侧重于从生产力的角度推进经济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聚焦于国家工业化的目标，认为重工业是快速完成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的突破口，由此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更好地集中建设资源并将之进行高效配置，我国仿照苏联模式，通过宏观上扭曲价格、行政上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实行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城乡户籍制度等政策举措。特别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际，中共八大提出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也指出，我国的工业化目标是建立一个能生产各类必要原材料和消费品、独立制造机器、基本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需要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遗憾的是，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并未在后续工作中得到贯彻。面对国内外形势的风云突变，党中央将社会主要矛盾误判为阶级矛盾，忽略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超前的新生产关系对落后生产力的反作用力反而形成消极影响，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随之遭遇重大挫折。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重新聚焦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在建立先进生产关系的同时，还需适时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邓小平提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要求我们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主张，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尤其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构想，试图在保持有限的国家计划调节的同时，以市场的价格信号、优胜劣汰和激励机制来激发生产力活力，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破解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的经济主体积极性不足的问题，由此将改革与经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到一起。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正确认识及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随之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党中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5的想法，突破了计划与市场对立的传统观念，逐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体制改革。中共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科技进步、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改善人民生活等途径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4)36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5)37其实现难点在于速度和效益的结合，这要求我们须转变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落实的着力点则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在法治建设、政策实施、规划制定等方面落实配套措施。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胡锦涛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调整经济结构“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6)38;而消除体制性障碍是破解结构性矛盾的必然要求，深化改革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内在动力和体制保障”。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焦点已由生产力数量进一步转向生产力质量。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中央继续着眼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结合生产力投入产出效率、生产力结构效率和生产力组合效率综合提升的要求，提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最终导向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要求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指出坚持发展仍旧是解决我国一系列问题的关键，为此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经济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该决定调整了自中共十五大以来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定位，将之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求政府要善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成为这一阶段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策抓手，其目标在于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优化我国的需求结构和供给能力，切实增强高质量、有效率、更公平、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同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问题，强调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体制协作效应，由此奠定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要素配置和成果共享新格局。

(三)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到更加注重创新驱动

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在时间横向维度上的演绎实际上彰显了对应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念和思路，表明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现代化动力的认知。由于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现代化动力问题也就与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相关联。按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认识，资本积累、劳动分工、人口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从生产技术和创新的视角关注经济增长问题。整体而言，根据早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资本、劳动力、技术和知识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扩大要素投入规模、提升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都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更新，技术创新、制度变迁、结构变化、需求因素等成为解读经济增长动力的新视角。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现代化动力的认识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过程，即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

在早期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视角认识经济现代化动力问题，认为可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投入，为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创造必要条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早期中国共产党在观察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活动时就注意到，外资企业积极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并在财政金融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由此“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迨至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要素投入规模和经济效率问题相当重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采用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方式，以合作化、集体化方式增大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规模收益，“依靠全国人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增加生产，实行严格的节约，贯彻经济核算制”，“提高技术，加强计划管理和技术管理”(1)43，努力扩大社会主义内部积累，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原料投入，克服市场投资可能存在的盲目性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粗放式发展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尽管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现代化的内涵认知逐渐由工业化延展到市场化和社会化，但其在较长时间内仍奉行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的发展思路，即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导生产要素和社会要素的优化组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方式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以此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随着粗放式发展的弊端不断凸显，党中央自20世纪90年代起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主张，要求遵循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中共十七大确立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对在新世纪之交所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回应和指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中央对经济现代化认知重点的转变带来了发展理念的更新，即力图从技术创新、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要素升级等供给侧方面培养和塑造经济现代化的新内生动力，转变此前对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侧的过度依赖。习近平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聚焦于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即变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创新驱动，通过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全方位创新来“拓展发展新空间，创造发展新机遇，打造发展新引擎”。有鉴于创新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协调发展侧重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做好对区域、城乡、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等关系的调整，以避免以往过于注重经济增速而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绿色发展注重对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的解决，通过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在对能源、水资源、建设用地等实施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的基础上，我国于2020年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并在2021年将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由此预示了下一阶段生活方式改变、产业格局重组和经济版图重新定义的经济现代化新形态。开放发展关注内外联动问题，希望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基础上提高我国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党中央为此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区战略，力求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走不同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海外殖民进行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张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2020年4月，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而理清了内外联动发展问题，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及培育高水平自立自强能力的目标。共享发展则立足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以切实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避免传统经济现代化模式只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的不足。诚如习近平强调的，“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1)47，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致力于做好基础性和兜底性的民生建设，并于2020年赢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这为我国迈向更高层次的经济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历史使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发展还与其承担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将经济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结合到一起。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离不开对应阶段历史使命的指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对应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进而决定了不同时期经济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历史方向，由此彰显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传承性与递进性。

“站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核心问题。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将经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愿景结合到一起，这意味着我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就必须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让近代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危机，真正赢得国家自主与民族独立，进而才可能为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两步走”构想在精神与内涵上与“站起来”的历史使命相对应。

“富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民族独立后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其核心目标是让国家和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现代化的关键诉求是创造更多的物质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围绕工业化的核心问题展开一系列探索和实践，由此形成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现代化思想，并概述成四个现代化目标。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同样是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标准，重在解决温饱问题，追求达到小康状态。邓小平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强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背景下所肩负的新历史重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的“两步走”战略，将第二个百年目标分解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战略阶段。我国已在2020年完成了脱贫攻坚工作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高度评价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全面描绘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继续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党中央将充分统筹发展与安全问题，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大力支持工业化、信息化、绿色化的新融合，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加快促成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完成，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探索经验与启示

百年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现代化的认知与探索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显著不同的问题导向和关注重点。百余年的认知与探索过程蕴含并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而开展的一系列有益的创新思考与有益尝试，积累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助于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思想理论成果，为我们在新时代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继续前进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首先，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必要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在过去百年的经济现代化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与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引领作用。这启示我们，在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我们更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与深化走向更高层次经济现代化的思想与理论。

其次，无论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具体内涵与阐述话语如何发展，其精神内核都是人民本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百年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和追求。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始终遵循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实现人民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有机统一，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启示我们，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新时代的我们更应坚守人民本位，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关怀与效率质量兼顾的综合经济现代化新模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再次，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过程，有其内在的演变逻辑。这启示我们，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本就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特征，“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2)50即使近数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发展规律，提出超越当前发展阶段的战略构想，而是要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善于将宏伟的战略蓝图进行分解，分阶段完成。这也为我们指明了思想创新的潜在路径，即结合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要矛盾，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发，探寻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发展思路。

最后，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借鉴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经验教训与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发展亦是如此。这启示我们，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发展与创新既要做到符合中国国情，也应保持开放包容心态，不断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智慧，如此方能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理论成果。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经济科学》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