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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凯：《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走向
1842年4月至1843年3月的《莱茵报》时期作为马克思人生历程中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奠定了马克思思想变革的方向，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转折。这一时期，上承《博士论文》时期对于自我意识哲学的追随和认同，下启克罗伊茨纳赫时期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扬弃，在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中，他遭逢“现实的苦恼”。由于马克思未能在大学取得教职，开始从大学走向现实，为了彻底弄清楚复杂的社会问题，他对所处的时代具有深刻而独特的审视视角，对这一时代的文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文化问题还有自己的理论思考，并在对文化问题的深刻分析中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因此，研究《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走向对于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转变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当今世界范围内文化激荡条件下的民族文化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
文化是社会历史进程中进步与落后的表征。马克思穿过历史的迷障，在准确把握时代走向的基础上，准确回答了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把自己的个人思想融入社会历史进程。在大工业革命的滚滚浪潮造就的工业世界里，马克思文化思想成为了马克思透视时代的多棱镜，表达现实主张的理论武器，反抗压迫的精神旗帜。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莱茵报》时期正值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当政时期，由于环境和性格的影响，导致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为了迎合激进知识分子和自由派的要求，不得不打出所谓自由的旗号，但其实质是在推行专制，借自由之名推行“虚伪的自由主义”。威廉四世推行这一政策，导致这一历史时期普鲁士的文化氛围单调、闭塞。身处这一现实环境中的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政策的严重后果，于是他通过笔墨和文字表达他对普鲁士政府批判性的建设意见。从马克思一生的经历和马克思新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但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哲学必须要介入现实，实现自我扬弃，在“世界哲学化”与“哲学世界化”的双向互动中改造现实。因此，处在这种转变中的马克思强调“哲学与政治的联盟”[1]，这为他新哲学的出场和建构做了充分准备。
准确理解和把握《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既要以这一时期马克思的著作为依托，又要深入到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中，分析马克思关于文化问题相关重要论述产生的独特文本语境。总的来看，《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广泛阅读了政治、历史等领域的书籍，留下了5本笔记，主要围绕“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摩泽尔农民问题”“区乡制度改革”“等级委员会选举”“新离婚法草案”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表达了他的主张，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等。本文拟把这些文献作为一个文本群，在详细的解读中抽离出其文化思想。
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求解
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由于普鲁士长期负责宗教与教育事务的大臣卡尔·冯·阿尔坦施泰因的去世和鲍威尔在波恩大学教职的解除，使得马克思没有取得在大学任职的机会。为了“寻找一种可靠的谋生手段”[2]，马克思于1842年4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0月担任《莱茵报》主编，1843年1月，萨克森政府决定要查封《莱茵报》，马克思决定3月17日辞职，这一段时期称之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莱茵报》时期。这期间，马克思开始亲身接触各种社会问题，为他突破黑格尔哲学的局限，向唯物主义的立场转变提供了机会。也正是在对上文提到的问题的求解中，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通过亲身观察和对资本社会进行透彻分析后，马克思发现了资本社会的种种文化问题，他在深刻体会参与资本逻辑的建构，探索建立于资本之上并超越资本的文化力量。总之，理解《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求解成为把握这一时期时代问题的重要抓手。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都是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分化产生的，今天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今天已经有所区别，但在具体指向上又有相同之处。因此，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对马克思思想的分析和考察并不是以今天的文化概念涵盖马克思的文化概念，而是力求切近马克思的时代，通过对社会有机体的解剖和全面理解分析马克思的文化思想。
众所周知，文化本质上属于观念形态，在社会有机体中，经济是骨架和基础，政治是中介，而文化则是骨肉和灵魂，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并在对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对于文化问题的分析切中肯綮。理解马克思对于复杂问题的求解构成了其文化思想的主要部分，对马克思随后建立起分析问题和看待世界的独特方法做了重要铺垫。透过《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著作，观察他对于文化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切中时代命脉，分析社会的走向，深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嬗变。
第一，文化表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规模和程度。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速度的反映，是经济发展较为直接的体现，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晴雨表”，与资本主义发展相映衬。经济领域的问题会暴露和显现在文化层面，对于摩泽尔地区葡萄农问题的研究就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对于该问题的论述较为集中地呈现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莱茵报》第346和348号登载了两篇文章——《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就摩泽尔地区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篇文章虽然“语调是粗俗的”，但作为一份有责任感的报纸，“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3]358。但就是这样敢于直接表达社会问题的真知灼见，却引来了普鲁士政府的不满，总督冯·沙培尔首先发难，指责《莱茵报》，放大这一问题的社会影响，要求马克思作出答复。而马克思却并不急于答复。他发现，由于有葡萄农和葡萄种植得以发展起产业，而产业的发展却并没有给葡萄农的生活带来改善，为资本积累作出巨大牺牲的葡萄农却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摩泽尔地区的富裕同葡萄农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反差。因此，在他看来，造成葡萄农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在于，资本积累和资本迅速扩大过程中，资本运动造成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步调不一、幅度不一、水平不一，最终造成了资本对葡萄农的压迫。莱茵省政府把这个现实问题的原因片面归结为葡萄农自己，以总督冯·沙培尔为首的当政者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不以为意，把葡萄农的合理诉求看成是无理取闹，对《莱茵报》这一“掌握全部的事实”的调查给予非难。马克思痛陈了现有社会结构和官僚体系的弊端：财产占有者总是借政府利益的外衣表达自身的利益，以所谓的法律形式加强对葡萄农的剥削。通过这一问题，马克思深刻批判了“社会管理体系总是以地方政府的旗号为官僚阶层服务”[4]这种含混不清的社会利益结构。而这背后却折射出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阶层的偏见带来文化上的对抗，这种对抗如果得不到消除，贫苦农民改善自身生活的朴素愿望就难以达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于文化问题的求解已经渗透到社会结构之中，透露出一位思想家良好的致思路向。
第二，文化体现了社会生活领域的阶级性和对抗性。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文化领域中的问题，马克思从求解现实问题出发，对文化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阶级性和对抗性做了深入分析，这一分析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专门就林木盗窃法问题做了辩论，从而开始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3]1018。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身处19世纪40年代的普鲁士小农和城市居民因为贫困不得不到森林里捡拾枯枝，在小农和城市居民看来习以为常的事却受到了林木占有者的强烈反对。因为按照习惯法，在树林里捡拾枯枝是他们的习惯权利，一直延续至今，而林木占有者却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强调捡拾枯枝是一种盗窃行为，侵犯了林木占有者的权利。基于自身利益的现实考量，林木占有者向政府提出抗议，希望制订法律，严厉制止这项行为，由此，社会生活领域的阶级性和对抗性逐渐浮出水面，人们聚焦法律制度这一政治上层建筑展开了辩论。结果却是底层农民的现实诉求没有得到支持，各阶层代表均倾向于支持林木占有者。在这一现实问题面前，马克思以文化为起点开始对普鲁士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审视，并逐步对这一文化问题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思考。在他看来，普鲁士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阶层代表的物质利益迥然相悖，国家内部各样的物质利益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人们所要争取的一切都与物质利益有关。进言之，正是物质利益决定了人们对待法律的不同态度，站在不同利益所有者的立场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底层民众中造成了等级差别。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普鲁士国家的等级差别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使他看到了文化的阶级性和对抗性，为他进一步厘清各种势力背后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形成了他探索“国家之谜”和“现实之谜”的现实进路。
第三，文化彰显了意识形态建构的资源。报纸作为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和思想文化表达的平台，最能体现这一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内在理论逻辑。因此，从报纸上的文字抽离出马克思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于把握这一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构成显得尤为必要。中学时期和大学时期的积累为他鞭辟入里的分析奠定了基础，《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专门就书报检查制度和出版自由问题做了辩论。莱茵省议会表面上看是由四个等级代表组成，但实际上表达的是贵族意志，是贵族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不难看出，在上述政论文章中，马克思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曾在多处借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故事表达对现实文化环境的不满，在他看来，书报检查制度的问题在于“把正常状态即自由看作是疾病”,书报检查法作为一种拙劣的警察手段损害了自由报刊的原则，书报检察官对新闻出版的自由精神干预过多，践踏了自由的状态。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强烈批判和回应。他还针对好报刊与坏报刊的分类进行了透彻的思考，对所谓的报纸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划界，他强调，真正纯粹意义上的划分标准应该是报刊本身，而不是任何其他。基于此，他认为“泥沼上也会长出鲜花”[3]170，赞扬了能够推动时代发展的清醒的声音，对不完善的制度进行批判。他结合这一时期思想的变化历程，对呈现在眼前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积极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在不自由的环境和受压制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探寻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所在。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的存在是对自由文化制度的戕害，这种制度的存在使得书报检查制度和精神发展的关系出现错位，因此，他喊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书报检查制度无疑不负责任地给德国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3]150政治国家领域里的官吏总是从自身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出发，却谎称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不仅立法权，行政权利，而且文化权利等各种权利也都呈现出严重的等级格局，政治国家成了等级的体现，却谎称是全民的国家。马克思紧紧抓住这条线索逐步探索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颠覆性的结论。
三、《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走向
基于对上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走向予以深刻的思考，在批判中建构，在继承中创新，彰显了马克思独特的文化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马克思较之前一阶段的《博士论文》时期，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追随和认同有所不同，对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介入现实生活，呈现出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巨大分歧，昭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理论走向。
第一，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逐步走深。当时的德国处于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社会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出版自由成了整个德国政治现实中最尖锐的问题，普鲁士政府对书报检查制度做了调整，重新颁布了新的制度，较之原来表面上有所宽松，但实质上是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马克思反对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并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这就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3]110个别检察官在执行书报检查制度的过程中采取粗暴的方式，仅仅看中是否谦逊和严肃，“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3]111马克思借大自然的千姿百态讽刺普鲁士政府对文化的专制和精神的压制，较之大自然，人最重要的是精神的多样性，但却要求作家和诗人只能有一种创作形式就是对文化的压制。可以看出，这时的马克思继承了《博士论文》时期追求自由精神中阐发文化思想的逻辑思路，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彰显了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结合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做了尖锐深刻的批判。
马克思借希腊和罗马这两种在历史上具有极高“历史文明”国家的兴衰历史用以表明，“是古代国家的灭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3]213，而不是将这一观点颠倒过来，充分揭示了作为《科隆日报》编辑的海尔梅斯的观点的谬误之处，并将古希腊罗马作为最直接的现实例子说明即便取缔卢克莱修和琉善的著作，古代世界的毁灭也不可避免。同理，制定书报检查制度，控制言论自由，取缔书刊报刊自由的、有价值的评论同样不能阻挡时代前进的脚步。他最有力地批判了海尔梅斯的自圆其说的说法，“只要闭上眼睛不看新出现的时代精神”[3]213，它同样也不会消失。马克思认为，海尔梅斯是“最无能”的。
第二，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日益深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交织的社会系统中，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渗透在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中，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明显在介入现实后已经意识到了对于理论上搞不清的问题的研究必须到现实中、到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运动中去研究。黑格尔认为，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通过社会大众发挥作用，马克思则不同，他认为在社会领域，是私有财产决定了各个等级的现实活动，如果某一阶级掌握了私有财产，那么就拥有了发言权。具体到文化领域中，书报检查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摩泽尔地区葡萄农的贫困问题都是最直接、最现实的体现，忽略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就会陷入与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同样的理论困境中。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未提出实践的概念，但对于社会结构的把握、对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力量的分析已经使他看到必须要变革现有的国家制度，企图通过革命实践变革这种不合理的格局。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在志向上继续发挥青年时期立志要为全人类工作的信念，在理论上深化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解，看到了利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从而发现了国家的秘密所在。随后，伴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他意识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内隐藏着人的关系的根本问题与解答[5]，基于此，他对国家秘密的研究驾轻就熟。
第三，对精神观念的重视逐渐加深。“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3]220马克思延续了《博士论文》时期对精神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深刻揭示了他所理解的哲学与自己时代的关系，哲学与世界的关系，认为哲学不是脱离现实悬在天国的东西，必须要结合现实，通过对现实的改造表达自己的意志。精神关照世界的时候是带着观念解释世界的，世界就成了观念的对象，当带有一种价值取向与对象发生关系时，实现了对对象按照特定的观念发生的变化。因此，“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作为“文化的活的灵魂”的哲学承担着如此重要的任务。与国家制定法律制度的强制手段不同，宗教是一种更柔和更持久的心理约束，信仰某种宗教，服从某种教义能够对政治国家中的社会成员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宗教作为个人精神观念的重要来源，能够通过心理作用对社会成员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从小生活在宗教环境、改宗基督教的马克思而言，更能体会到这一精神观念的重要作用。
在随后与鲍威尔的争论中，对于宗教和精神观念的理解透露出两个人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巨大不同。可以看到，这时的马克思并不是在纯思辨的领域思考人类社会靠什么推进，而是深入到物质利益关系领域去思考，意识到了是物质利益在支配人的思想和行动，为他思考犹太人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中，马克思遭逢“现实的苦恼”，为了彻底弄清楚“历史之谜”和“现实之谜”，1843年3月，马克思离开《莱茵报》，来到克罗伊茨纳赫，带着对于故乡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在这里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和扬弃，研究国家学说、宪政史、欧洲各国历史，特别是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继续中学时期善于从历史出发的治学路向，相继撰写了一大批摘录，为我们思考这一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走向提供了宝贵资料。
四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当今世界，资本已经开辟了全球市场，参与了全球化的建构，逐渐发挥主导型的作用，此外，世界各地的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马克思通过发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过渡，预设到了这一社会的到来。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的状况与今天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莱茵报》时期，资本的力量刚刚得到显现，马克思对于隐藏于其后的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在资本日益活跃的今天，他的思考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第一，理性看待资本的运动和现实效应。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资本的两面性，一方面，资本带来了血腥、屠杀和罪恶，给人带来了现实的苦难，造成罪孽的一面；另一方面，资本也带来了市场扩大，贸易繁荣，造就了资本主义文明，一定程度上给人带来了现实的精神美感，带来了文明的一面。在“物的依赖性”阶段，举凡文学、绘画、艺术、建筑等各领域的情况可见一斑，资本造就了独特的文明，带动了文化的发展，使得文化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与人类生存幸福的重要指标。毋庸置疑，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成为一种无形的文化场。如何看待资本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成为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可否认的是，资本的运动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并与文化的进步发展相辅相成，同时，文化也成为资本发展的内在动力。理性来看，文化如果过度依赖资本，会对文化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资本逐利的本性在其现实的运动中产生强烈的现实效应。因此，资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应该成为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不能过度依赖资本，应该通过资本的塑造带动文化的发展从而使人的发展更加全面。社会主义作为超越和奠基于资本主义之上的社会制度，能够有效克制和避免资本的负面效应。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助推中国强起来，因此，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经验，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漫长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文化养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取得新进步。
第二，重视人的情感维度和价值追求。在各种复杂要素组成的现实社会中，文化与各个要素之间关系密切，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不可忽略文化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新闻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颁布后引起争端的关注表明普鲁士政府对人的情感的漠视，对普通民众尊严和价值的冷漠，因而导致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反对，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看到，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人的现代化，应该更加重视人的情感和价值，把文化发展的成果转化为民众的需要，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步伐加快，社会领域呈现出一些问题，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文化现代化的水平参差不齐，文化的共享程度不高，由此带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文化现代化的差别。（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由此观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更要注重解决文化领域发展不平衡、程度不一致的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新时代，党带领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制定了发展目标，更加注重发展的均衡性，不断提高文化的共享程度。现阶段，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就应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要补齐文化领域中的短板，提升民众获得感，重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
第三，辩证分析作为过程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谓“作为过程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指资本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过渡的文化形态，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深邃的历史视野再次得到扩展，独特的历史眼光聚焦社会领域中的复杂问题，善于从历史中找寻智慧，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社会形态变迁中看到了由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的必然性，并且逐步发现了变革旧制度，开辟新制度的社会力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公正地看，资本主义文化也有着独特的价值，为迈向更高阶段的文化形态积累了必不可少的养分，即便是到了更高阶段，也要对其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借鉴。可以看到，自文艺复兴以来倡导的人文主义在欧洲各国得到广泛传播，由这一观念奠基形成的思想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建立于其上的文化也得以传播。因此，我们要全面看待资本主义文化的成果，坚持辩证分析的态度，正确判断和利用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成果，坚持交流互鉴，兼收并蓄，发掘提炼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因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资本主义阶段有益的文化形态和成果。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更要辩证对待外来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交流互鉴中构筑中华文化新辉煌。
综上所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他早期的文化思想，并且善于借鉴历史，对文化问题的理解和研究逐步深入。在这一时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文化思想与现实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他通过《莱茵报》更多地接触社会现实，围绕“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摩泽尔农民问题”“区乡制度改革”“等级委员会选举”“新离婚法草案”，以报纸为阵地，以笔墨为武器，揭示和批判了现存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并在高度重视对“世界哲学化”与“哲学世界化”的双向互动中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渗透力、穿透力逐步增强，显现出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复杂构成有了深入把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可以看出，《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其现实批判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逐步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求解。由此，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逐步走深，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日益深刻，对精神观念的重视逐渐加深，为他在下一阶段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现实批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为我们正确理解资本主义文化，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文化的作用提供了指引。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南，新时代，我们要重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以科学、审慎的态度分析社会环境的变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方向，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滋养。
（作者系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