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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自由”问题是当代世界范围内资本逻辑框架下最基础的政治哲学问题。马克思最初从“异化劳动”入手批判资本逻辑，直到对“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构想中，马克思再一次回到劳动，提出了“劳动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①这一关于共产主义的标志性论断。进入21世纪，尽管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劳动自由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从世界历史理论审视劳动自由问题，也是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劳动自由问题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开辟了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新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其内涵来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应该被落实在“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②这一世界历史性观照之中。本文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目的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劳动自由问题，对21世纪批判资本逻辑进行初步尝试。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目的论的“劳动自由”落脚点

　　通常来说，世界历史目的问题可以表述为“人类的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以往哲学家都试图在“人”之外确立世界历史的发展目的，而把“人”看作实现世界历史目的的“手段”。比如，世界历史目的在康德意义上被理解为“大自然的隐蔽计划”③。众所周知，康德在自然领域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范畴是一些给现象、因而给作为一切现象的总和的自然界颁布先天法则的概念。”④该命题旨在强调，人类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认识所形成的“规律”，不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具有的规律，而是人类思维自身所固有的“规律”。世界之所以对人类来说具有“客观规律”，乃是因为人类只能用“先天范畴”(包括质的范畴、量的范畴、关系范畴、模态范畴)来认识世界，从而认识到的规律不过是思维自身的规律。而在道德领域，康德提出了“实践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的原理。“纯粹的、本身实践的理性在这里是直接立法的。”⑤康德的意思是，道德不是由于外在的目的(质料)决定其动机，而是由实践理性自己直接颁布法则。因此，道德领域的立法原理是实践理性的纯粹自我立法原理。

　　康德以上两个领域的立法原理是人们关注最多的。但是，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康德的世界历史理论中，他彻底改变了自然领域和道德领域里的两个立法原理，甚至将其颠倒过来。在历史领域，康德主张“自然为人立法”。在康德看来，人类历史不过是大自然实现自然目的的“手段”而已。这不同于自然领域的“人为自然立法”，也不同于道德领域的“实践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观点。世界历史仿佛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而人类是实现这一“隐蔽计划”的“手段”。这里我们看到了康德在世界历史目的上的宿命论。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在黑格尔看来，全部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返回自身的过程。绝对精神通过自然和世界历史两个环节返回自身。不过，绝对精神在自然中只是显现其自身，但自然本身却不知道自己是绝对精神的内在环节。正如谢林所说：“自然的僵死的和没有意识的产物只是自然反映自己的没有成效的尝试，不过所谓僵死的自然总的来说还是一种不成熟的理智，因而在它的现象中仍然无意识地透露出理智特性的光芒。”⑥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则不同于自然，自然界没有发展，而历史才有发展。“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而它的种种现象的五光十色也不过徒然使人感觉无聊。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⑦基佐在《欧洲文明》中也指出，“文明这个词所包含的第一个事实(这是我向你们匆匆展示的一些不同例子的结论)是进展、发展这个事实”⑧。对于世界历史目的，黑格尔指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⑨世界历史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结果，绝对精神在世界历史中意识到了它自身，因而绝对精神返回自身的终极环节就是世界历史。黑格尔有一个比喻：“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⑩这一比喻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是指，哲学总是在世界历史已经发展过去以后，才能自觉到世界历史的目的。因而哲学不是用来预测世界历史的未来趋势的，而只是在世界历史已经完成之后的“反思”中来自觉到世界历史的目的。在这一目的论思维中，才能看到世界历史的一切运动都是向着绝对精神这一最高目的发展的，因而世界历史是“合目的”的。黑格尔指出：“‘世界’不是落花无主、随风漂泊的，而是必须在‘自知的观念’之下表现它自己。”(11)世界历史的全部过程都在“必然性”之中，而全体的必然性构成了绝对精神的自由。

　　以上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目的的理解。马克思对上述世界历史目的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从而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目的理论。施韦卡特曾指出：“我想把马克思主义表征为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对现状(即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是对未来(特指共产主义)的一种预见，也是一种历史理论，一种解释历史如何进展并从而探知未来的理论。”(12)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的目的看作是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不是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和绝对精神的自由。“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3)马克思是把“人”作为世界历史的出发点，因而是人本学立场的。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实现自由和解放。如果离开这一目的，人类没有意义，因而都是偶然的存在。那么，马克思是如何改造世界历史目的的？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把世界历史引入资本逻辑视野

　　世界历史被康德置于与大自然相比较的视野，因而世界历史呈现为它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则把世界历史置于它和绝对精神之间的关系视野，世界历史呈现为世界历史与绝对精神的目的和手段关系。而马克思眼中的世界历史，则是人类社会内部的自我解放的运动过程。具体说，世界历史乃是因为资本逻辑的扩张才出现的。世界历史既不是“大自然的隐蔽计划”，也不是“绝对精神”的环节，而是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第一次促成了人类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普遍交往”。纵观人类交往的历史可见，无论是宗教的传播还是艺术的传播，都没有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同一种宗教或同一种艺术的漩涡，只有资本的扩张才“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4)。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乃是资本逻辑扩张导致的结果。

(二)把世界历史的目的落脚在“劳动自由”上的三段论推论

　　马克思把世界历史引向资本逻辑视野以后，进一步把世界历史的目的锁定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一共产主义关怀之中。进而，世界历史的目的最终落脚到了人类的劳动自由。可以通过以下逻辑推论得出这一结论。

　　资本逻辑诞生的秘密乃是发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资本逻辑是因为发现了一个特殊商品，才支撑了资本逻辑的运行，这一特殊商品就是劳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并进一步追问，剩余价值来自何处，最终得出来自剩余劳动的结论。“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件事构成了全部资本逻辑的秘密。所以，可以作如下的三段论推理：劳动是资本逻辑的秘密(大前提)；资本逻辑促成了世界历史(小前提)。所以，劳动作为资本逻辑的支撑，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直接创造者(结论)。

　　按照上述推论，我们可以明确提出一个命题，即劳动创造了世界历史。麦克莱伦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作了这样的概括：“人控制着自身的自我创造过程和他与自然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组成部分。”(15)（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然，这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内涵。而创造世界历史的劳动则具有了特殊的内涵，即这种劳动一定是资本逻辑下的劳动，亦即异化劳动。世界历史的形成就是一部异化劳动的普遍化历史，也是资本扩张的历史。因此，世界历史的目的就是摆脱人类异化劳动的历史所实现的自由和解放。世界历史的过程就表现为异化劳动转变为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过程。

(三)世界历史目的下“劳动自由”的理论内涵

　　世界历史的目的是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那么，什么是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的答案是：人从资本逻辑支配下解放出来。资本逻辑对人类的奴役集中落实在“异化劳动”上。马克思的逻辑十分清晰，生产劳动是把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6)。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性规定。可见，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明显不同。西方传统哲学把人的本质概括为“有理性的存在者”(17)。“理性”构成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马克思则不然，他把“生产劳动”看作人与动物的本质性区别所在。

　　这样，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归根结底就应该落实在“生产劳动”这一最本质的规定上。而且，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的逻辑起点上也是这么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入手的。“异化劳动”批判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因而，对“自由自觉的劳动”的承诺是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前提。然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异化劳动的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高兹和哈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已发现，劳动已经不再仅仅是物质生产性劳动，而是出现了“非物质生产的霸权”。哈特和奈格里把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称为“生命政治生产”(18)，于是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时，是在量化计算的意义上批判剩余价值的，而“生命政治产品则倾向于逾越这些量化计量”(19)，这样的非物质生产无法通过量化加以计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无论劳动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对劳动自由的追求是没有改变的。人应该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这种状态就是自由和解放。那么，是什么破坏了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呢？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进一步在《资本论》中揭露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秘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目的王国中才能最终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

　　由此可见，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在马克思那里是有特定含义的，这一特定含义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特别强调，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20)。此时人类实现了自己驾驭自己的劳动而不是被迫劳动的劳动自由状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抽象地说，自由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理由，而不是受制于他者。解放是从奴役中摆脱出来，是从资本逻辑的奴役中摆脱出来。因为资本逻辑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反过来，又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扬弃，人类全体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这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世界历史因而是一部劳动异化的普遍化过程和扬弃异化劳动的历史过程的统一。

　　 二、世界历史目的下“劳动自由”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认为废除私有制是实现劳动自由的根本出路。那么，废除私有制以后，劳动自由的基本内涵是什么？用马克思的话来概括最为精准，即“劳动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一)劳动自由作为“谋生手段”与“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和解

　　理解“劳动自由”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破解什么是“生活的第一需要”。首先要清楚最容易引起歧义的一个理解来自马克思的文本。马克思明确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1)。劳动是为了解决吃、穿、住的问题，即谋生。因此，我们很容易凭借这一点把“谋生”理解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诚然，无论是在资本支配下的劳动，还是在非资本支配下的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它必然都是谋生手段。但区别在于，资本支配下的劳动作为谋生手段，乃是因为这一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但马克思的“劳动不仅仅是谋生手段（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了双重属性：既是谋生手段，同时也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劳动具有了双重属性，但后者则是使人成为人的决定性的规定，因而，只有在后者的意义上而不是在谋生的意义上，劳动才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实现了谋生手段和生活第一需要即本质规定的统一。

(二)“劳动自由”的四个纯粹逻辑原理

　　首先，“我愿意劳动，而不是被迫劳动”。我们必须假定在正常的生存状态下，人类自然会把“求生”当作第一个生命活动。因此，只有在“求生”不成为问题的情况下，劳动才彻底摆脱了它的“被迫性”。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下，劳动之所以是“被迫的”，是因为工人如果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活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就成了“被迫的”而非“自愿的”。这也说明，在作为肉体求生的活动之外，才能有“人”的存在。

　　其次，“在劳动中对象化自己，在对象中欣赏自己”。劳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就是把主观的能力投射到对象当中。比如，人有怎样的技术能力，就会创造出怎样的劳动产品；人有怎样的审美能力，就会创造出怎样的审美对象；人有怎样的需求，就会创造出怎样的消费品，等等。在劳动对象中“映现”的是劳动主体自己的智慧、技能和审美，因此，只有当劳动主体把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自己智慧、技能和审美对象来审视的时候，劳动主体才能从中获得自我欣赏的愉悦感，这种劳动也就成了自由劳动。因此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2)

　　再次，“劳动不受强制性分工限制”。马克思认为，人具有多种能力和兴趣，而不同的劳动能够实现人的不同能力和兴趣。因此，作为自由的劳动就应该打破分工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3)。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分工是被迫的，每个人被固定在他的分工角色当中而不能改变。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工人不可能做资本家，资本家也不能做工人。这种分工把人限制在某一个特殊的劳动领域，因而不能自由地实现丰富的能力和兴趣。

　　最后，“劳动不是为了谋生”。（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马克思看来，理想的状态下，劳动“不仅仅”是解决吃、穿、住的谋生手段，而是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成为“类本质”的存在，而类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是谋生手段，但如果在私有制的资本支配下，则这种谋生手段不是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而存在的，相反劳动仅仅变成了“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24)。反过来，人的类本质只有借助于谋生劳动而非其他别的什么，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存在。

(三)“劳动自由”所以可能的世界历史规律

　　以上从四个方面说明了劳动自由的一般逻辑原理，但仅有一般原理还不够。人类怎样才能废除私有制的资本逻辑呢？在马克思看来，这绝不是单个人的事，也不是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这就意味着，必须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来探索劳动自由的出路。也就是说，如果要真正实现劳动自由，除了上述“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一逻辑原理以外，必须借助于另一世界历史原理，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世界历史规律。否则，我们理解的劳动自由就仅仅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历史的。

　　从世界历史理论来看，马克思坚持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自己的事，乃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的事业。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25)（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更是开诚布公地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6)的战斗性口号。自由和解放的世界历史性内涵更为具体地表现为，马克思不仅关注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关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原因是资本逻辑扩张必然把共产主义引向全世界。正如艾伦·伍德所指出的：“就其性质而言，资本主义不可能长久地仅存在于一国内部。其无限积累的需要是其生存的根基所在，同时也会制造出新的、不同的扩张迫切性。”(27)为此，马克思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重大规律。可见，劳动自由是通过“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基本规律才得以实现的。离开这一规律，就无法实现人类的劳动自由。

三、世界历史目的下“劳动自由”的实现过程

　　前文讨论了实现劳动自由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怎样才能形成？劳动自由和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这需要深入世界历史运动的内部加以考察。

(一)“劳动自由”最终要在世界历史性的生产关系中实现

　　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直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8)。于是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既然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他为什么又关心“单个人的解放”？显然，这里存在一个隐含的逻辑前提：马克思所说的“单个人”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抽象的单个人或“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总和”中的“单个人”。因此，我们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中能够得出这一逻辑推论：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和“社会关系”的解放程度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单个人的解放要落脚到劳动自由上(大前提)，而劳动是在生产关系中完成的(小前提)，因而劳动自由归根结底是生产关系的自由(结论)。

　　进一步讲，劳动自由作为单个人的解放的体现，是如何被扩展到世界历史性的空间视野的呢？从世界历史的空间视野看，劳动自由作为生产关系已经不是某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的劳动自由问题了，而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劳动自由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通常我们容易把劳动关系“默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然而，从世界历史理论的高度看，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已经超出了某一个国家，扩大为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举例说：“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29)

　　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阶级对立来实现的。自由和解放是在生产关系上被理解的。因为，物质关系决定了人类全部其他关系，即精神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关系”，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开始了交往，才真正出现了“人类”，否则，如果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就不能称为“人类”，因为他们彼此没有关系。因而人类的“类”就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类，即物种意义上的同类。（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是，人类作为“类存在”，这显然不是生物学种类意义上的如科、目、属、种意义上的类，而是在生产方式的意义上才成为类存在，才具有了类本质。这样，如果说类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仅仅是原理性的规定，还应该加上人的类本质是在世界历史普遍交往之下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内部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生产关系，而且随着世界历史的开始，这种社会关系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了，如西方的资本家可以剥削东方的雇佣工人。这种生产关系已经超越了地域、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而成为世界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范畴下的劳动。

(二)“劳动自由”的实现程度与世界历史进程相一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0)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全人类的解放不是抽象的全体，而是要落实在“每一个人”的具体的自由和解放。因此，劳动自由最终要落实为单个人的解放。什么是“单个人的解放”？在马克思那里，解放可以最为直接地被理解为人类从资本逻辑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单个人的解放一定与资本逻辑的发展进程相关。那么，根据前文“把世界历史的目的落脚在劳动自由上的三段论推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出“劳动自由”在世界历史目的中的规定，即劳动自由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相一致。

　　共产主义的实质可以被理解为劳动自由的实现，而共产主义必然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才能实现。前文指出，单个人的解放是和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历史越是转变为世界历史，单个人也就越接近解放。这里的解放不是别的，就是指人从资本逻辑支配下解放出来。（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里的自由也不是别的，就是劳动自由。所以，我们可以把世界历史的目的看作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也就是摆脱资本逻辑支配的异化劳动，实现劳动自由的历史。单个人无法自己获得自由和解放，必须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解放。劳动已经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劳动的工具来自世界，劳动的产品去往世界，劳动的雇佣关系是世界性的。因此，劳动自由不是单个人的事，而是世界历史的目的。单个人的劳动自由和解放，是偶然存在的，而不是全部的。因此，我们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可以推论，劳动自由的实现程度和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

　　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不存在纯粹的“单个人”，个人不是彼此孤立地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坚持的是“共同体主义”观念。“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31)因此，劳动自由最终也要落实在“每一个单个人”的身上，而此前单个人还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共产主义的劳动自由彻底实现了个体与共同体的真正和解，因而也是世界历史的完成。

(三)“劳动自由”的实现是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逻辑的“自反性双向运动过程”

　　前文指出了劳动自由伴随着资本逻辑自我扩张的过程，因而也伴随着异化劳动的普遍形成过程。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原理，资本逻辑的扩张过程，同时也就是资本逻辑的自我毁灭过程。本文把资本逻辑的这一充满矛盾的运动过程称为“自反性双向运动过程”。

　　私有制通过“资本扩张”的形式开启了世界历史，即人类的普遍交往。所以，劳动自由取决于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是世界历史性的，因而劳动自由也必然是世界历史性的。具体说，资本逻辑下的劳动才是世界历史的直接动因，只有资本的扩张，才把一切民族都卷入资本的漩涡之中。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乃是资本逻辑的一大贡献。

　　资本逻辑自身的内在矛盾必然扩展到世界范围内，这是由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所决定的。因此，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资本逻辑的自我毁灭过程，必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发生，而不能仅仅在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发生。原因是，当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发生资本逻辑的极端内在冲突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必然寻求缓解国家内部矛盾的出路。因此，资产阶级就必然把本国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转移到其他国家。而这在资本逻辑扩张的早期，是通过殖民地扩张来实现的。此后，资本逻辑的扩张采取了一系列形式，如资本输出、世界贸易、技术输出、金融输出等各种方式，进而使“世界历史”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探讨劳动自由的内涵及其可能的实现道路。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自由和解放呢？必须借助于世界历史。资本不会自己突然毁灭自己，资本必须在发展中、扩张中自己毁灭自己。资本扩张的结果，形成了世界历史，即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可以看作是资本逻辑自我发展、自我扩张、自我毁灭的过程。因此，世界历史过程表现出二重性：既是人类摆脱资本逻辑支配，实现劳动自由和解放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逻辑自我扩张、自我毁灭的过程。这使世界历史表现为具体展开了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形态”，构成了世界历史自我运动的辩证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自由是世界历史目的及其自我实现的过程。马克思明确提出，“国家的消亡”“民族的消亡”实际上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因此，劳动自由必然与国家和民族的消亡紧密相连。而国家和民族的消亡，最根本的在于国家和民族之间摆脱了资本逻辑的支配，从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不再有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劳动自由应该在国家和民族消亡的意义上才有可能得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自由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逻辑自我扩张和自我毁灭的“自反性双向运动过程”。

　　（作者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