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理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持续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必然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始终是我们必须不断思考、回应的时代问题和理论课题。长期以来，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反复思索和理论探索过程中形成了诸多不同见解，其中既有直指主题、切中要害的认识，也存在模棱两可、立场不明的观点，甚至出现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进行深度探究与回应纠偏，矫正对此问题的各种误判和曲解，澄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存在的偏狭认知和非科学倾向，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根本前提，对于坚持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历来是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曾直接或间接地予以回应和解答。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发展而更新和变革的理论本质决定了对其理解与阐释必然是与时俱进、常提常新，而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追问的回顾，已然成为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思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具有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以及主体认识的反复性和无限性特征，对其进行科学解答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断开拓和耕耘的基础性事业。同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关涉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阐释问题，任何抛却或偏离时代特征与现实诉求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都无法真正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无法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及其历史性成就，更不能以科学理论推动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未对人类的发展问题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案，根据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的变迁，适时思考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展现了紧扣理论根基和积极回应现实的双重意蕴和价值。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回答是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首要问题，思索并澄清关涉这一问题的几种错误倾向，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与必要路径。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与其相伴相生的阐述性观点和拓展性理论便不断生发。在已有的思想成果中，不乏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的观点内容，但也存在因时代变迁而导致的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囿于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马克思的个别论断和对某一特定事件的认识，也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个别理论的极端发挥，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体系。

列宁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曾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指出一条明确路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主要部分，“三大板块”式的划分后被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传统教科书确认和发展。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原理式”解读模式和“要点式”展开方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粗线条”样态、总体架构以及重要内容，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和快捷路径，但也因此缺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实践性的关照，对系统解读马克思主义构设了难题。其一，“三大板块”式的划分方式导致了非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倾向。马克思主义作为集世界观、方法论为一体的系统理论，无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抑或是作为未来社会构建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都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整体性，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人类解放的伟大目标。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角度来看，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大板块”或三门不同学科，对人民群众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开辟“捷径”、降低“门槛”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从部分出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便难以站在整体性高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其二，教科书体系的内容布置存在过于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地位而忽视其他部分的片面性理解倾向。在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辩证法与认识论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内容，而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与运用)占据主要部分，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和解读略显不足。以原理、原则、概念和范畴等为构成要素的教科书体系纵然存有较快把握和便于认知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存在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弊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窄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处理方式，实则不同程度地遮蔽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真谛，甚至造成误解和歪曲，使马克思主义错失了其本身应有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发展活力。其三，学科式的划分方式存在偏重理论研究而轻视实践指向的非统一性理解倾向。从学术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来看，对马克思主义作学科归属式的硬性划分，不仅对于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即一元的、整体的、开放的和发展的观念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阻碍，而且存在以理论研究遮蔽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的风险。明显的学科边界切分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其理论所赋予的根本实践意义，使理解马克思主义易于缺失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应有视野，以至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化”研究倾向的缺口。尽管20世纪70年代末逐渐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探讨为变革传统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带来契机和积极影响，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基础的发展，但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痕迹依然存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其独特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其研究成果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但由于诸多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呈现出三种错误倾向:第一，非整体性。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公开发表，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全新的文本依据。但对文本的不同解读引发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和“晚年马克思思想”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争议，形成了诸如“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对立”“两个马克思”等思想论断。从对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独立创作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解释入手，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命名问题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质疑，否认将恩格斯晚年独立提出的学说命名为“马克思”的正当性。有学者甚至提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彻底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和精神，炮制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错误观点。第二，非批判性。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变化为主要背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致力于观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经济危机、正义丧失和生态恶化等现实问题，并对其进行理论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表象下，掩盖着修缮与挽救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单纯视为认识论的做法，削弱乃至无视马克思主义集世界观与方法论于一体的理论本质和作为无产阶级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思想武器所具有的批判性与革命性特质。第三，非发展性。马克思逝世后，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时间标准、实体标准、文本标准和个体标准等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否认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发展性特质。无论是有意曲解、扭曲马克思主义，或是非主观性地误读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当理解为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严峻挑战，客观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鉴别力。

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历史样态塑造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历史性解答。基于对时代的敏锐观察和审视，我们有必要提升符合现实标准的新认识，从内涵和外延的双重角度和严密逻辑重新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阐述，但均未超越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承续和外延的丰富，传统教科书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多呈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式阐述与发展。在新时代的中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必须立足现实国情，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本质内涵基础上对其外延予以全面深化展开。探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应予两个方面的关涉:

一方面，回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总原则。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探索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指明了“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图景;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立场与根本归宿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总原则。马克思主义将人的本质从抽象范畴的异化中区别出来，将其归结为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人类历史不过是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结果，现实的人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政治立场，追求人的解放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价值归宿。

另一方面，回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维度。第一，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是全部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力决定人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和状况，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更替;指出生产力并非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规律，“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要求。第二，是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始终致力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争取人民民主、发展人民民主的科学理论。第三，是关于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观念要素，牵引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方向，能够将意识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制约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成效。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自身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应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第四，是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等设想，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将成为根本任务，但应在解放生产力的过程中努力化解可能衍生的系列社会公平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第五，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自身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自然界抱以尊崇、敬畏和保护的态度，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开辟“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必然前提。第六，是关于世界历史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和密切，愈加开放融合的世界要求以全球性眼光审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世界性问题，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第七，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和使命———“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应以彻底的自我革命和自身建设铸就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理解所呈现出的诸多误解和歪曲倾向具有相似性，“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行动问题同样存在几种应予以矫正的错误倾向，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思辨主义的倾向。科学认识和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求辨析并匡正各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

其一，理论上的片面化倾向和实践上的机械式运用表现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这一倾向长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始终警惕并需要及时纠正的现象。早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就法国“马克思派”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表示了不满和告诫，指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态度。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曾作出经典论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然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仍频繁显现。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特征，理论上表现为片面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重要观点，刻板、僵化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现象或事件的论述与论断，即“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理论上的片面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以伯恩斯坦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和以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扭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实践上表现为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不以实际情况为转移，不结合现实特点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也“不顾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具体国情，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取胜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实践中的机械式运用不仅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反而因不切实际和脱离实际而阻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将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时期，对特殊情况所作的个别论断以及践行方案视为金科律例的行为，抛弃以辩证、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的思维都将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

其二，以口号化和符号化等表现方式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马克思多次被评为“千年思想家”，这充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其对世界产生的持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和效应，受到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和高度推崇。关注的背后内在包含肯定马克思及其理论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理念。从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地域范围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都存在口号化、符号化马克思主义等倾向，这些倾向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境界和理论层次，部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掩盖其非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全体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根本指导地位上升到制度层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持之以恒的严谨态度和高标准，以及对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予以彻底清除的决心。然而，在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中仍存在口号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倾向，思考并化解党员干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事关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现代西方哲学家中，对马克思及其理论持肯定态度的支持者不在少数，但其实质能否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仰则需要高度的学术鉴别力和思想辨别力。无论是以争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为理论旨趣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葛兰西，还是质疑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的空场”但依旧认肯其“不可超越”的法国哲学家萨特，抑或是在批判“历史终结论”中高呼“世界不能没有马克思”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等，都并非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本质上看，葛兰西是认同“实践哲学”却与马克思主义本质相异的唯心主义者，萨特是声称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同一内核的人道主义者，德里达则是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全然不同的解构主义者。客观而言，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区别于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维路径和理论借鉴。但从理论立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维度加以审视，他们与具有坚定的人民立场，从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并在实践上变革资本主义，进而追求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本质要求不同，都存在将马克思主义符号化的倾向和行为，他们表面上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却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却不主张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追求自身解放却不寻求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普遍解放。马克思主义是指导行动的实践理论，而非停留于口头的形式主义话语或掩饰个人主义立场的“遮羞布”。形式主义倾向的根本问题是言行不一以及理论旨趣与政治立场不一，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彻底信仰涤清其“虚伪”行径。

其三，以学院化、书斋式倾向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思辨主义倾向。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对以往哲学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提出全部哲学包括其“新唯物主义”的根本任务，既应以解释世界为前提，更应以科学的解释致力于根本性变革现存世界。基于理论旨趣和终极目的的维度，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归结为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志与嘱托存在偏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愈加浓厚的以纯粹理论思辨为旨趣的学院化和书斋式取向。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开始，就被作为一种关乎现实的科学理论直接指引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走向成功。但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一种学术话语。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引起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维度的关注，但其关注仍局限于学术和理论研究层面而未实质性进入日常生活领域。进入新世纪，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长期存在的“悖论性”现象进行了理论反思，力图通过“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远离实践的思辨主义倾向予以匡正和纠偏。时至今日，“回到马克思”的呼声犹在，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辨主义倾向似乎更加突出。基于理论延续和发展的角度，马克思主义内在蕴藏近乎人类社会各领域的丰富思想资源，值得被作为一种指导学术研究、拓展学术视野、开辟学术领域的基本方法和可行途径，挖掘马克思主义中“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既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之举，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升自身理论研究能力、增添学术贡献的重要途径，对此不应过于苛责，而应予以充分肯定;基于实践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性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是在全面研究和批判性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才得以开创出这一科学理论。但是，不仅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时代需要，而且全部理论研究根本上是回归于现实和服务于实践的需要，远离甚至无涉实际问题的需要无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

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应以真诚而非应付的态度信仰马克思主义，以辩证思维接受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以严谨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凸显其学术性维度，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回归实践、指导实践，在“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走近”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三、新时代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

澄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倾向，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指导实践并依循时代和实际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其在以科学思想引领实践和以实践成果丰富理论的双向互动中实现自身发展。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历史条件及其所面对的任务与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持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理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攻克各种艰难挑战并获取更恢弘的历史成就，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化解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的进程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持续发展和丰富汲取养分。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事物发展必然经历“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尽管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曲解、误解乃至“肢解”现象，但这恰恰使马克思主义历经了“否定”环节，进一步推动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澄清及其当代发展，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环节，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真正彰显及其历史地位的重新确立，为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

第一，坚持学术研究与现实观照的内在统一，以经典文本为依托研究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提升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能力。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批判性享誉于世，但它绝不仅仅是科学的批判理论，本质上更是彻底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理论，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内在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沿存至今，呈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互交织、此消彼长的现象，时至今日实践性趋于弱化，马克思主义存在沦为学术研究工具的危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愈渐褪去其实践性和革命性维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而存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渐趋尖锐化，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机尚未到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其理论作为科学分析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维度未能完全统一于变革现实的运动中;20世纪初帝国主义兴起，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变革社会的实践武器运用于指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其理论性与实践性维度第一次彰显于现实的革命运动之中，但因质疑与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倾向而颇负盛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临与俄国不同的革命环境条件下却走向另一条道路，即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现实变革功能与定位趋于淡化，沦为了学术性的理论话语表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长期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分析理论，以其变革现实的批判性力量深刻改造了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开辟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中。在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推进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的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理论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日益融入中国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过程中，面临失去其“改造世界”之功能的危险，存在过于依赖从学理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导向，致使马克思主义可能逐渐脱离其发展的实践根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尤其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内在统一的理论特质。以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内在统一纠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非统一性倾向，既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与学术性，以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深挖马克思主义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持续激发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意识，撑起并厚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维度，又要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现实性，将学术研究着眼和落脚于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提升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能力，回归并拓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践维度。

第二，坚持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的内在统一，以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提升马克思主义，以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和导向，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决定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坚守中国立场，强化中国意识，以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为发展基点;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旨趣的理论特质也使其必然成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文化武器，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求具备全球视野，树立人类意识，以人类问题和世界经验为重要补充，“在中国道路基础上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统一”。一方面，一以贯之地坚持中国立场并构置中国语境，在分析和审视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以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提升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反思、汲取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传统。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作为以西方社会为主要实践基础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研究、运用和发展中必然存在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从而指明研究、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即“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实际情况成为中国人民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任务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属性。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融合中国革命文化、凝聚中国革命力量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伟道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反思历史问题的过程中，拓展了如何推进中国发展的理论视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得以开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飞跃提供了契机与实践基础。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改革实践、融合中国改革文化、铸就中国改革精神的过程中发展出自身的理论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问题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在新时代，我们仍应坚守中国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中国的全新变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积极应对富有新时代特征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情况，提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问题，化解新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历史进程中深化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在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回应与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同时，强化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类”本质维度和人类解放意蕴。马克思主义始终致力于指导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以及自身，马克思主义的“类”本质维度规定了对其研究、运用与发展都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域或人群，“对于一切有广泛影响的思想理论，都应该看作是人类认识和真理发展中的一个环节，给予批判的分析和扬弃”。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不断以全人类的智识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流派，使得马克思主义发展与研究的经久不衰。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人类应对日益深刻的全球性危机的批判工具和文化武器，全球化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具备了全新时代语境、理论内生空间和外部环境，全人类的正反经验、理论得失和实践成败都将构成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引领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资源补充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求，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三重性，即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三者的发展无法割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根基，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是科学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以中国文化创造性地改造马克思主义，将中华民族基因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使其既能保持自身核心思想和理论本性又兼具本土特色和文化气韵。与此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诞生并浸润于19世纪的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印记和异域特色，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必然要求其了解并符合中国的基本情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向和研究对象看，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文明，但其理论并未局限于研究和改造西方社会及其民众，而是将视野延伸至遥远、广袤的东方社会和东方文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鸦片战争期间曾对东方问题尤其是中国人民的解放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晚年更将其研究重点转向东方社会，其理论以及后世研究都具有自觉地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理论特征和实践特质。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立场，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17。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然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统一，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倾向，给予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历史地位，充分发挥其当代价值，在筑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同时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以敏锐的学术触觉和理论自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诸多理论争议给予辨析与回应，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认清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必然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不断进行深刻审思和探析，在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迈向新境界，提升马克思主义发展达到新高度，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