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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在他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新贡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他坚持指导和帮助欧美各国工人阶级建设群众性的独立政党。在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探索过程中，他强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建设、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丰富发展完善了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一、以《共产党宣言》为准则，确保党的政治纲领的正确性

 党的政治纲领是一个政党根据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任务要求制定的奋斗目标、政治原则和行动步骤的总规章。它犹如一面公开树立的旗帜，人们可据此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根本宗旨、组织构成和奋斗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建设中，把制定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并亲自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恩格斯晚年一如初衷，把贯彻落实《宣言》中的原理作为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最高准则。

 一方面，恩格斯要求各国革命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坚守《宣言》所阐述的关于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一般原理。这些一般原理包括：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和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宗旨；党的近期目标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是由过渡时期到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再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历史过程；等等。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革命实践证明，自《宣言》发表以来，虽然“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但它们整体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必须坚守。

 另一方面，恩格斯对背离《宣言》原则的一些党的纲领（含草案）进行批判，明辨是非，扭正方向。马克思在生前曾对充满拉萨尔主义观点的《哥达纲领》作过尖锐的批判，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十分明确且毫不妥协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原则。鉴于形势险恶，为不给反动政府迫害革命力量提供任何借口，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这一成果。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话：“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说，既然《哥达纲领批判》一文已经批判了《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错误，划清了原则界限，就没有公开发表。时隔15年，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再度抬头，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在哈雷党代表大会上把《哥达纲领》提上党的议事日程进行讨论。恩格斯深深感到不能再放弃原则，迁就错误，必须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党制定正确的纲领。1891年1月，他坚决排除党内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反对和阻挠，适时地将《哥达纲领批判》的全文，连同他亲自写的序言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支持、武装、鼓舞了左派，挫败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图谋，捍卫了《宣言》的党性原则。正如1891年2月10日《苏黎世邮报》发表的社论《艰苦的努力》所评论的：“马克思这一著作的发表，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力求以其固有的客观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阐明自己的斗争目标，表明了党的威力和战斗力。”

 1891年6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其执行委员会内部通过的纲领草案提请恩格斯审阅。恩格斯撰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纲领草案中的绪论、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作了详细的分析，分别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对纲领草案中存在的忽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等问题进行了批评。在此基础上，1891年10月14—2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这一纲领虽然仍有严重缺点，但从根本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恩格斯在审视《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等的过程中指出，首先，工人阶级政党在纲领和策略政策问题上要有坚定的原则性。也就是说，制定的纲领和策略政策一定要对党自身有直接的好处，或对国家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前进的历史发展有好处。“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恩格斯强调，1847年的《共产主义宣言》阐述了这种政策，1848年国际上遵循了这种政策。而机会主义者则违背了这个原则，“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其突出表现就是放弃革命斗争，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

 其次，要有适应条件变化的灵活性。恩格斯强调：“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而机会主义者中的“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结果“把暂时的策略变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对意义的策略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以致给党的活动造成被动局面，甚至危机。

 最后，在用语上要明确清晰，准确无误。党的“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不能使用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术语。恩格斯指出，党的“纲领中不容许这种用语存在，它用在那里是绝对错误的，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例如，“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一个很明确的科学概念，如果把它改成“劳动的解放”，这个说法就含糊不清了。恩格斯认为，党纲若使用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术语，从机会主义方面看，经常是把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同机会主义的错误论述混在一起，借此使机会主义思想渗入党的纲领；从党的自身方面看，它反映了党的某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动摇，企图另选指导思想。因此，如果对这种现象不坚决抵制，而是任其蔓延，党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术语就会慢慢被机会主义的术语置换掉，随之党的指导思想、进而党的阶级性质就会蜕变。恩格斯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训正在于此。由于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接受了拉萨尔经济学方面的全部基本用语和要求，常常使用含糊不清的旧术语，爱森纳赫派事实上成了拉萨尔派。

二、党要加强思想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晚年恩格斯强调，自1847年以来，他和马克思就坚持一种立场，即：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有了这样的党，无产阶级才会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奋斗目标，才能集中本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意志和力量，才会有夺取斗争胜利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而要成为这样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前提是必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始终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1．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

 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恩格斯就说过，我们党有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苏黎世三人团（即赫希伯尔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三人组成的右倾机会主义小宗派集团）发表种种荒谬绝伦之说，妄图篡改党的理论基础。恩格斯以无比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坚定不移地指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是根本不用讨论的问题。他从无产阶级政党与科学社会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指出，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二者之间出现裂痕了”。这里说的“不幸和耻辱”是指，如果党离开了“社会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的阶级性质、先进性质就会因失去正确的政治灵魂而发生蜕变。

 恩格斯通过同苏黎世三人团的斗争，捍卫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一斗争过程使恩格斯深深感到，右倾机会主义小宗派集团之所以有市场，症结在于党内存在理论短板，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这反映在党的领导层面，就是面对错误思潮，有的不明是非跟着跑，有的放弃原则，和稀泥求团结，有的支持错误思潮，压抑正确意见。为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强烈要求全党加强理论修养。他指出，没有科学理论武装，“只有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意图……这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特别的是，党的“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恩格斯看来，是给工人群众以明确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还是淡化科学社会主义意识，是衡量一个党的领导人是否合格的第一标准。

如何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修养？恩格斯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学习道路。最好的道路就是，一要根据原著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尽管根据第二手的材料研究来得快，来得容易；二要善于从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和从总结痛苦的经验中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就要求学理论时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找差距，把经验教训转化为未来创新的智慧和动力，而不是把学习和改造世界观、学习同肩负的工作隔离开，搞两张皮。

 2．坚持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

在恩格斯晚年，马克思主义遭到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保·巴尔特对唯物史观的攻击和歪曲；二是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等党内机会主义。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标签化、公式化，任意裁剪历史和现实；右倾机会主义则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党内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的挑战相呼应，给党内的思想理论造成严重创伤。恩格斯在回击、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对党内机会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社会主义是科学，不是现成的结论和信条，必须“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结合具体条件加以运用。英美社会党领导人和德国党内的“青年派”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到处乱贴，不懂得马克思的理论是鲜活的行动理论，不懂得“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正是在于，他们貌似是“拥护”“歌颂”马克思主义，实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堆毫无内容、毫无用处的空话，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和生命力；或者他们以无限的优越感宣称要维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解是完全错的，对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也一无所知，唯一的能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经验还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极左”的教条主义，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又转变为极右。针对这些教条主义者的种种表现，恩格斯诙谐而无情地嘲讽道：“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针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误，恩格斯给予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他对机会主义的恶劣表现、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产生的阶级根源、经济根源和思想政治根源及其对党造成的严重危害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痛斥右倾机会主义者追随资产阶级，鼓吹种种腐败不堪的主意，把运动的现在和未来、当前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割裂开来，以图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东西。恩格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和要害的揭露充分说明，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后来，列宁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非常明确地指出：“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机会主义被击败以后，它常常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复活。

 3．坚决维护革命导师的科学思想

 隐匿、歪曲、动摇革命导师的革命理论和科学思想，是党内机会主义者制造党内思想混乱、涣散人心的重要手法。揭露批判机会主义者的这种手法，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重要方面。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对时任德国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隐匿和歪曲自己理论观点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谴责。

 1895年，恩格斯写下了《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德国帝国国会正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形成紧张局势为由，要求恩格斯采用更为谨慎的形式，冲淡文稿中“过分革命”的调子，放低革命基调。恩格斯着眼于大局，同意做相应处理。但是，恩格斯对损害原稿内容这一做法很不满意。为此，1895年3月8日，即在《导言》完成后的第二天，恩格斯在《致查理·费舍》中就指出，不要因为《导言》用的语言比较缓和一些，就根本否定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同年3月28日，恩格斯在给劳拉的信中再次指出：“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们在我看来是过分的要求，这篇导言受到了一些损害，他们希望凡是会被帝国国会作为通过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借口的话都不要讲。在目前条件下我只好让步。”

 正如恩格斯所预料的，他的让步使自己的写作本意遭到粗暴的篡改和歪曲。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在其社论《目前革命应该怎样进行》一文中，根据需要，断章取义地摘引了恩格斯的《导言》。恩格斯知情后愤怒至极，对《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他于4月1日写信给《新时代》主编考茨基，明确指出：“《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他强调“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在那些已被其制定者违犯的法律面前也要守法”，而机会主义者采取的是“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1895年4月3日，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再次谈到李卜克内西不通知作者、断章取义的不光彩做法，说他在《前进报》上“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对使用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并请拉法格等待未经删改的原文发表后再作评论。在恩格斯的抗议和要求下，《新时代》杂志1895年第27期和第28期刊登了经恩格斯删节后的全文。恩格斯的抗议正本清源，澄清了是非，给机会主义以打击，给全党以科学武装，也给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批判机会主义的榜样。

三、党要加强组织建设，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原则

 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得以贯彻落实的组织保证。恩格斯晚年在指导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为确保党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在强调加强党的政治纲领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1.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充分发扬民主

 恩格斯从发展党内民主自由与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不可分割的关系上，深刻地阐述了发扬党内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压迫，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首先在党内就应当享有充分民主自由，包括允许有公开的批评讨论，甚至提出最尖锐的批评的自由。“逃避批评，禁止争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层内出现背离《宣言》规定的党性原则的倾向时，更应该通过批评讨论来纠正错误、扭正方向。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领导人沾染上官僚主义恶习，企图凌驾于党之上，搞个人独裁专断，忽视党员民主权利、阻碍讨论、拒绝批评的错误，恩格斯尖锐地指出：“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当时党内一些人担心开展党内批评，会影响党的声誉。针对这种错误心理，恩格斯指出，一个严肃的郑重的党批评自己的错误，不仅不会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还会赢得好的声誉。世界上除了无产阶级政党还有哪个党能进行这种批评？他坚定地认为，建立党内真正和谐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后来，列宁对恩格斯这一重要思想作了丰富和发展。列宁不仅强调了党内批评，而且强调了发展党内自我批评的意义。他说：“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再庸俗不过的是沾沾自喜的乐观主义。”

 2.强调党的集中、权威和纪律的重要性

 恩格斯认为，发展党内民主自由是必须的，但同时要强调党的集中、权威和纪律。坚持民主与集中、自由和纪律、权威和服从的对立统一。搞形而上学，把民主与集中、自由和纪律、权威和服从置于绝对对立之中是完全错误的。为此，恩格斯强调了以下要求。

第一，发展党内讨论和批评，应当区分党所处的环境是秘密斗争环境还是和平环境。在秘密斗争环境下，必须把严格的高度集中的纪律制度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纪律涣散必定毁灭党。这时党内批评必须顾及党所处的斗争环境，强调服从党的决议，坚决谴责和制止“各走各的路”（福尔马尔语）、“随便你们通过什么决议，反正我们不服从”（卡·格里伦贝格尔语）等破坏纪律的行为。在和平环境里，党应当改变秘密斗争条件下的某些制度，更多地强调发展党内民主自由。例如，要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确保全党有更多的发表意见的机会；要明确党的领袖、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一方面，党必须有自己的领袖和领导干部，否则党就不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党就不能成其为党，党员必须维护自己领袖和领导干部的权威；另一方面，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要清楚，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并非高踞于广大党员和群众之上，而是置身于广大党员和群众之中，所以必须尊重、保证党章赋予党员群众批评、监督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的权利。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若丧失了民主作风，热衷于家长制和滥用强制手段，应为党纪所不容。后来列宁在坚持恩格斯这一光辉思想的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其内容，强调“在批评缺点或向党的各个中央机构分析这些缺点时，应当慎重、注意分寸，否则就成为搬弄是非”。

 第二,强调集中、权威和纪律，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当时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把大批小资产者、城乡贫民抛进失业大军，这些人中有的加入了党的队伍，随之把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散漫性和盲目破坏性一并带进了党，给无政府主义在党内传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反复强调加强党的集中和权威，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决反对忽视党的集中和权威，各行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行。恩格斯用巴黎公社失败的血的教训告诫全党：“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第三，反对宗派主义小集团，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宗派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落后性、狭隘性、破坏性在党内的表现，一旦在工人运动内部和党内形成气候，既会毁灭其民主团结，又会破坏其集中统一，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大敌。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重视反对宗派主义，如反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魏特林主义、拉萨尔主义等。恩格斯晚年坚持了这方面的斗争。他对苏黎世三人团、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中以亨·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派等宗派主义小集团展开斗争。他揭露它们制造党内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错误途径，直至把其中一些领导人开除出党，维护了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巩固与发展。

 3.严把造就和选拔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的条件

 在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造就和选拔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对党的生存发展和使命担当具有决定意义。恩格斯晚年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指出：“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

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掌管政治机器和全部生产，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有自己的政治家、律师、教师、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技术专家，而且需求量很大。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知识分子的地位，尽量把这些人才吸收进来，发挥好他们的重要作用。同时，鉴于当时欧美各国独立政党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教条主义的斗争经验，恩格斯又告诫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年轻的大学生、著作家、技术专家大量涌入党，不可避免地会把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带进党内。党要重视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使他们逐步接受党的科学世界观，而不能只依靠使用，不进行教育，更不能顺从他们原有的世界观，否则就会损害党的世界观，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正是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年轻的大学生、著作家和地方党报编辑，党应该从同他们的斗争中得到启示，加强和改善组织建设。恩格斯造就和选拔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的这些论断，鲜明地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原则。

 恩格斯晚年对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贡献，给了我们几条清晰的指导原则。第一，党的组织路线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第二，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坚持辩证发展规律。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权威与服从是对立统一关系。着重强调哪一面，要根据党的斗争处境、党内组织状况和不良倾向的实际来定。当党处于和平斗争环境，有可能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当党内出现个人专断和独裁等不良倾向，要侧重强调发扬民主；当党处于秘密工作状态，或当党内出现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涣散状态，要突出地强调集中、纪律、权威。第三，无论是突出强化民主或突出强化集中，均须以利于党的政治路线顺利实施为转移。第四，能否正确推行党的组织路线及其为政治路线服务，关键在于选拔好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这些指导原则的宝贵之处在于，它侧重阐述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处于和平发展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的问题，这对于和平环境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无疑有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的深刻论断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阐述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的要义和精髓，指明了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的旨归，为学习研究和践行恩格斯晚年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提供了光辉指南和根本遵循，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和践行恩格斯晚年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所在。

（作者：梅荣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