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诸多“终结论”的喧嚣中，“哲学的终结”是最为彻底而响亮的。在以法国哲学为典型形态的当代哲学中，马克思思想中原有的“反哲学”的底色被放大，甚至与尼采、弗洛伊德并置成为当代哲学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利器。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哲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好像有所存疑。
理论与实践的张力
质疑马克思与哲学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的20世纪初，以柯尔施为代表的思想家就曾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哲学，或者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提出过质疑，即所谓著名的“柯尔施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延续至今，并无定论。“柯尔施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马克思的思想究竟是哲学还是远离哲学的科学，而在于揭示出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类型（抑或就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所内含着的理论张力。这种张力不仅表现在哲学与科学之间，更为关键的是彰显于理论与实践之间。
马克思在经典文献中，不止一次地嘲讽过“哲学”与“哲学家”，并以极为彻底的姿态将自身的思想与哲学区分开来。比如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即将哲学与哲学家的工作视为解释世界，而将一种远离了哲学的思想视为“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带着轻蔑的口气将“异化”概念归入只有哲学家能够理解的语言。哲学与哲学家对于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而言，不过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思辨语言，信奉这类哲学的哲学家们都相信破除了重力思想就不会溺死在水中。而马克思则坚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所依赖的从来不是词语的变化和头脑的风暴，而是现实的物质力量本身。马克思所批判的哲学家，是一群用概念来构筑世界并用概念来改变世界的书斋中的学者。
马克思试图远离的哲学，本质上是那种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体系，将理论的建构等同于实践。马克思以其特有的“唯物主义”视角发现了这种“实践”的软弱无能。这种“哲学”一方面为人摆脱宗教提供了巨大的解放力量，另一方面却因抽象地对待这诸如“人”、人的“自由”等问题而成为了意识形态家。后者如同一种扎根于尘世的宗教，并不能给人们以真正的解放。对于马克思而言，解放是一场现实的运动，思想面对这一运动的过程并不仅仅在于描述和阐释它，更为重要的是去引领它。
唯物史观的哲学本质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试图为现实的社会运动提供科学依据的理论探索。换言之，唯物史观的建立带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它可以是一种理论形态，但却并不直接就是一种实践。它只是为改造世界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条件，由此决定了这一理论形态包含着两个重要的特质。
首先，唯物史观对于人类历史的考察并不能等同于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历史”。这意味着它并不专注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时间序列，而更关注历史的逻辑前提：什么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追问与回答所彰显的是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即特定时代中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物质条件。这一物质条件，一方面是人的活动不得不遵从的客观性限制，另一方面却又成为推动人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唯物史观特有的“唯物主义”维度所意指的是一种客观性的逻辑在先。
其次，唯物史观中所包含的强大的历史感，并不是朝向人类过去时代的一种历史性梳理，而是朝向未来的一种理想化预设。因为唯物史观中无论以分工为主线所展开的三类所有制（即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或等级所有制），抑或以生产为轴心所展开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的发展过程等，都拥有着特定的发展方向。马克思用以分析“过去”的理论视角，恰恰源于这种对未来的观照。在其中，分工将被取消，异化劳动将彻底消失，人的自由将在整个社会的自由当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显现。而唯物史观中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所给出的不同视角的描述，与其说是对人类历史演进过程的“科学研究”，不如说是对实现人之自由的可能性的“哲学研究”。
基于以上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所建立的唯物史观视为一种“科学”，并依据马克思在1845年间对于“哲学”以及“哲学家”的拒斥而认为马克思所构筑的思想体系远离了哲学。相反，如果我们还原马克思拒斥哲学的具体语境，并进一步明确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那么我们可将马克思的整个唯物史观视为一种新的哲学的建立，或者至少是马克思尝试进行的一次哲学革命。
新的哲学表达方式
马克思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清算的基础上建立唯物史观的。“哲学”与“哲学家”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呈现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表达。思辨的概念成为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定，逻辑学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推演成为现实人的社会生活的演绎方式。这种颠倒性的认知是体系化哲学所特有的理论特性，实践与理论在概念的逻辑推演所构筑的历史性演进中获得完美的统一。青年黑格尔派虽然看似凸显了这一体系当中能动性的维度，却并没有突破由黑格尔所构筑的哲学体系固有的思辨属性，因此也不过是黑格尔哲学一个片面化的发展。对于1840年代的马克思而言，黑格尔哲学就是哲学的一般形态。而他在此刻所谈论的哲学与哲学家，也不过是黑格尔哲学及其片面化的后继者。所以，严格说来，马克思对于“哲学”的拒斥，并不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远离，而是对于以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为代表的哲学的批判，甚至只是对片面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拒斥。因为后者不仅过度凸显了黑格尔哲学意识内在性原则，实际上还放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真正值得继承的那种“强大的历史感”。而正是这种强大的历史感，不仅成就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完成，同时还帮助马克思实现了一种对旧有唯物主义哲学的真正超越。马克思所远离的与其说是哲学本身，不如说只不过是青年黑格尔派所特有的哲学。与此对应的，与其说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不如说他构筑了一种新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与此前全部西方哲学的差异，与其说是非哲学与哲学的差异，不如说是新的哲学表达方式与旧有时代的哲学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
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判定？在我们已经给出的唯物史观的两个特质当中，无论是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逻辑在先设定了客观性的优先），抑或是唯物史观的研究目的（人之自由的可能性条件）都与传统哲学中的问题域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从来都是对事物存在之最初原因的探求，在这种追问当中，逻辑在先的预设总是优先于时间在先。同时自康德以来对人之理性的自由本质的规定，将哲学转变为一种哲学人类学的同时，让自由之理性成了哲学的核心概念。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这一意义上说并没有脱离传统哲学的问题域。但由于自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将特定的“时代”意识带入对哲学的考察当中，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历史性地考察人的理性之自由，以过程性的视角展开对于一种本质规定的探寻，成为德国古典哲学所特有的理论建构方式。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过是这一趋向的一种最为彻底的表现方式。在唯物史观中，思想不再仅仅关注意识内在的超时代的抽象设定，而是更多地关注特定的时代中生活着的现实的个人所构筑的世界。于是，此前并不能被纳入传统哲学中的问题如今都成为新的哲学问题，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的经济架构的运演，以及人在这一经济架构当中所特有的物质生产生活。在唯物史观的表述方式当中，总是包含着特定历史时期作为一种修饰的定语，以彰显其表述的对象所特有的时代维度。这种表述方式并不存在于传统哲学当中，但却是传统哲学经由德国古典哲学所特有的“强大的历史感”所必然具有的一种推进结果。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不仅没有远离哲学，相反，他的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哲学表达方式，一种特定时代下的哲学革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30日
网络编辑：保罗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