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人类学笔记》在西方的公开出版,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第三个马克思”的降生。但是,这个问题也促使我们对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全过程和各个阶段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唯物史观纵深的研究,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两大天才发现”的说法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不断演进的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人类学研究的价值。从唯物史观创立的全过程来看,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价值有可能被低估了。我们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并不是通常认为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意蕴上的铁板一块,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 以后的唯物史观理论依然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这就是说,剩余价值学说既可以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也可以理解为唯物史观的阐释和运用。既然“剩余价值学说”与“唯物史观”没有研究对象意蕴上的不同,那么,也就可以将“剩余价值学说”与“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差别视为只是对于唯物史观理解的视角不同。与《形态》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是哲学批判范式,与“剩余价值学说”相对应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为此,许多学者也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的唯物史观表述视为“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然而,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并不只是使用了上述这两种研究范式,而是还包括第三种研究范式,即人类学研究范式。第一种唯物史观研究范式是哲学批判的研究范式,以唯物史观应该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作为其理论追求。第二种唯物史观研究范式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范式,以唯物史观应该展现出自己“为什么”能够把为社会实践服务作为其理论生命。第三种唯物史观研究范式是人类学研究的研究范式,以唯物史观应该“怎么是”在世界历史中得以实现作为其理论使命。

一、哲学批判范式

　　马克思自觉转向哲学研究的实践原因是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之下”,实现自己时代精神的哲学表达,即从哲学逻辑视阈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研究唯物史观的哲学逻辑视阈亦可称之为哲学批判范式。之所以称之为哲学批判范式,而非哲学范式,既是因为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唯物史观已经不同于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的传统哲学理论,也是因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在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直接比较或批判中创立的。这就使得,马克思唯物史观哲学批判范式的产生,不仅有其深刻的哲学史和学术史基础,亦展现出符合哲学逻辑的演变特色,以及具有哲学批判范式特征的基本原理存在。

　　(一)哲学批判范式的因缘

　　哲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的产生背景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就是对社会生活实践的观照,社会生活实践离不开哲学的介入。尽管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但他对历史、文学、哲学等都很有热情,且更倾心于研究哲学,于是在柏林大学时转向了哲学专业。导致马克思学习哲学的深层原因或者说本质原因应该是在法学与哲学的比较中发现哲学更能观照现实,如马克思指出,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整体的虚假,这个整体的基本纲目接近于康德的纲目,而阐述起来却大相径庭。这再次使我明白,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然而,马克思的转变之路并不容易,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 由于烦恼,我有好几天根本无法思考问题,发疯似地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旁的花园里乱跑”。尽管马克思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要经历极大的痛苦,但在通过以康德、费希特的法哲学来建构自己的法哲学体系未果的情况下,他必须把“新的神” 安置进去,即必须完成向哲学的转变。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要想解决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的问题,必须到哲学中去寻求,只有哲学介入,即从哲学的高度上才能满足实现人们对社会进行盘根究底式的追问的要求。1839 年,马克思完全由法学领域转向了哲学领域,走向了“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的哲学研究道路。

　　其二,马克思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哲学, 却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中背离了寻求人类自由的理想。马克思刚接触黑格尔哲学时,并“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但马克思要解决其哲学意蕴上的精神问题,当时的背景下,黑格尔哲学应该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因为,不仅黑格尔提出了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的哲学逻辑,而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这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吸引了马克思向黑格尔哲学转变。向黑格尔哲学转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一个完全的黑格尔主义者,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在接受黑格尔哲学之初,就对这种哲学有所保留,表现出反对思辨哲学的倾向”。恰恰是马克思这种批判精神存在,使得他对黑格尔的哲学前提——绝对观念,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到了19 世纪40 年代,马克思不仅认识到政治意识形态的狭隘,如“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 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而且因为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马克思逐渐认识到黑格尔唯心思辨哲学的弊端。马克思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黑格尔的唯心思辨哲学在社会实践中无法体现出思辨哲学预设的自由理想,但又正如马克思在《第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哲学必须要参加现实的斗争,同时又要向现实学习,从现实中吸取营养”。所以,马克思必须去创造一种真正观照社会实践的哲学理论。

　　其三,马克思认为,思想家的思想应该能够表征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842 年,由于受到鲍威尔被解聘的影响和其他原因,马克思放弃了成为哲学教授的想法, 转而去莱茵报社做了编辑。面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与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双重冲击, 人民群众的生活日益艰难。马克思没有放弃实现哲学理想的机会,迅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这种投入使得马克思逐渐感受到哲学与现实生活世界的不可分离,即哲学与时代精神密不可分,因为,“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就是“时代精神”,哲学上则表征着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刚接触社会的马克思,就幸运地认识到了哲学的精髓。要真正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除了要参与社会实践、把握时代精神,也离不开对以往哲学成果的批判性继承。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 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既然黑格尔的抽象思辨哲学不能反映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即不能解决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要想真正解决社会实践中的问题,必须把“哲学批判”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利用哲学的“武器”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总之, 无论是当时的社会背景,还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素养,都为马克思创立哲学批判范式意蕴的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二)表征哲学理论的逻辑前提与思维方式

　　马克思哲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的演变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时期,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前提。这里所指的《批判》时期,既包括《批判》的写作时期,也可以上溯到莱茵报时期,下沿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期和《神圣家族》(以下简称《家族》)时期。因为,导致马克思撰写《批判》的直接原因是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世界无法践行,也就是说,只有了解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产生了怎样的问题意识,才能把握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哲学逻辑。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问题,在于其法哲学的出发点是“绝对精神”,即从概念出发的法哲学,仅仅是逻辑学的补充。黑格尔将“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手稿》和《家族》则是《批判》思想的逻辑展开。从哲学前提逻辑意义上理解,不论唯物史观与旧哲学有多大差别, 只要唯物史观还属于哲学,那么,它即使不认可本体论逻辑,也必然内含有表征哲学理论的逻辑前提问题,即唯物史观首先应该证明自身具有本体意蕴的哲学逻辑。从这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在《批判》时期发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前提。因为, 无论是《形态》、《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还是《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哲学逻辑前提,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这一哲学逻辑前提是在《批判》时期发现的。在《批判》一书中,虽然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承认国家的现实性,但二者对“现实性”的界定存在差异,即黑格尔国家观的现实性在于,国家不是简单的现实性,其第一个规定是抽象的,而马克思的国家是指思想中的现存国家,即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不依赖于国家而存在,相反,“ 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总之,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没有提出“实践”的观点,但作为唯物史观的逻辑前提的确已经被确立。

　　其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时期,马克思提出了思维方式意蕴上的哲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这里所指的《提纲》时期,亦可追溯到《手稿》时期和《家族》时期。因为,虽然后两者的思想本质上并没有超越《批判》所具有的哲学逻辑前提价值,但它们的论证为《提纲》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资料。《手稿》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批判》。从研究内容看,两者都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认知逻辑问题,即提出了唯物史观意蕴上的“个别结论”,如从对私有财产的本质所做的论述看,《手稿》提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家族》提出,“ 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当代学者,都认为《提纲》是唯物史观创立中的里程碑式的发现,甚至有学者认为,《提纲》已经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我们认为,的确是在《提纲》时期,马克思就提出了思维方式意蕴上的哲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即第一,《提纲》阐明了实践在哲学中具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如马克思指出,“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第二,《提纲》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质,如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其三,《形态》时期,马克思确立了哲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里所指的《形态》时期,上可回溯到《提纲》,下可推展至《贫困》。因为《提纲》为《形态》构筑了思维方式的认知逻辑,《贫困》论证了《形态》原理的合乎理性。但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释理解,的确是《形态》首次阐明了哲学批判范式意蕴上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唯物史观论证的逻辑框架看,它的论证原则既有传统哲学批判的理性逻辑,也包含超越纯粹理性论证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论证。从思想表述看,马克思直接交代和详细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马克思指出,“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这里的“由此可见”表明,这一段表述既是马克思本人对唯物史观的明确表述,也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明确阐释。这段唯物史观原理的表述,是《批判》逻辑前提的实现,是《提纲》认知思维方式的运用,所以, 被后人称之为《形态》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

　　(三)确立现实生活世界的方法论基础

　　与黑格尔等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不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批判范式没有传统形而上学表征的“哲学形态”,只存在表征社会历史规律的“基本原理”。它表现为三个主要方面,悉数体现在“《形态》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中。

　　《形态》阐明了现实生活世界的物质生产过程是社会历史规律认识基础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了现实生活世界的物质生产过程是科学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方法论基础。这一逻辑之所以被视为唯物史观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是因为马克思在此明确阐释了这种方法论逻辑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即马克思指出了,“ 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 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也就是说,马克思澄清了哲学与现实生活世界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形态》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是唯物史观构建基础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这一表述之中的重要哲学范畴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实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是孤立地表述“唯物主义”和“实践”,而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比较中阐释“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的框架中理解“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指出并强调了唯物史观的实践观就是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即马克思不允许唯心主义在实践中寻找庇护所。

《形态》阐明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规律中具有前提性根据意义和革命性根据意义的基本原理。关于为什么生产力在社会历史规律中具有前提性意义的问题,《形态》中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给予了经典性的概括,即马克思认为,“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唯心史观的“前提性根据”体现在诸如“绝对精神”之类的“自我意识”之中,而唯物史观则认为生产力才应该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如果不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历史规律中具有前提性根据的意义,就容易导致怀疑社会历史是否具有客观性的唯心史观的错误。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历史规律中具有的革命性根据意义,《形态》中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也予以明确表征,即马克思指出,“ 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是不可能不包括“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当然,也不能忽视产生“革命群众”的要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哲学亦可称之为“革命的”、“批判的”哲学。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

根据恩格斯对马克思两个重大发现的理解,《序言》与《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表述都属于“唯物史观经典表述”,而前者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蕴上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指明了唯物史观的研究领域必须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经验”——资本主义社会,以发现社会实践中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理解,“ 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方法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就是指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概括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有着与哲学批判范式不同的研究背景、演变特色和基本原理。

(一)深度理解唯物史观的必由之路

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的产生背景至少包含三个方面。其一,马克思认识到,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深度理解唯物史观的必由之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撰写,尤其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思维方式,使得马克思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必然内含着唯物史观的在场,唯物史观的出场必然唤起政治经济学的在场”。这就是说,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离不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把握,而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则有助于深化唯物史观的研究。从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研究唯物史观的原因视角理解,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从自身原因看,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工作期间,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尤其是在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中遇到的困惑,直接促使马克思深入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即马克思深刻地感受到了具备经济学知识的重要性。但这一经济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究经济运行的科学,而是具有哲学意蕴的政治经济学,即唯物史观的经济学表达。从外在原因看, 被马克思称之为“天才大纲”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不仅多次提及这部著作,而且在《资本论》中多次引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内容。在后者的影响下,马克思展开了对斯密、李嘉图、萨伊等人著作的研究,这就促成了《手稿》的问世,即产生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初构想。这一构想的根本目的是马克思为了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因为,马克思在《序言》中就曾提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就是说,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是理解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

其二,马克思撰写社会现实的评论文章,需要涉及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由于德国警察的威胁,以及资金短缺的影响,《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950 年被迫停刊。为了摆脱失去工作造成的经济窘况,马克思开始为报纸撰写时评文章。1851 年马克思应邀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写政治性评论文章。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投了近十年的稿,尽管对自己写的有些文章也并不十分满意,但由于该报刊作为当时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刊,在一定意义上广泛传播了唯物史观。所谓政治性评论文章,不可避免的要讨论社会现实问题,而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问题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在1857 年8月,由于纽约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宣告破产而引发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立刻就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这场第一次发生在美国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激励和鼓舞马克思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构成了“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直接历史背景”。通过对几次经济危机的对比和分析,马克思不仅发现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规律性特点,而且将其思考付诸文字并投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1857 年12 月,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也提到了自己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即马克思坦言,“ 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既然理解经济危机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介入,而对政治经济学的探讨又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实践,理应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意蕴上来研究和诠释唯物史观。

其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内在逻辑需要政治经济学理论支持。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得出“两个必然理论”的结论,是有其唯物史观根据的,即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时,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并非一无是处,从历史哲学的逻辑理解,“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甚至可以说,如果马克思没有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发现不了“两个必然理论”。从唯物史观意义上理解,随着资本逻辑的不断展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就越来越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也即是说,“ 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然而,这种理解只是哲学批判范式意蕴上的唯物史观理解,或者说,是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给出了启示,即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判断,资本主义灭亡不可避免。马克思认为,为了证实“两个必然理论”,理应厘清生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置机理。否则,就不能揭露经济危机背后的资本逻辑秘密,从而也就无法唤醒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带着这些问题,马克思从资本逻辑的前提——商品展开分析,提出了不同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意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如马克思提出了包含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基本经济理论的剩余价值学说。这就是说,“ 两个必然理论”和“两个决不会理论”的分析,是离不开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蕴上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总结,而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总结,显然属于唯物史观研究的视阈。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

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的演变也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一,《贫困》时期,马克思试图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视角理解唯物史观。这里所指的《贫困》时期,上可追溯到《手稿》,下可延伸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手稿》从生产劳动的观点探讨经济学问题,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研究视角,但《手稿》所做的研究还没有完全脱离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所以,不应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开端;《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了资本逻辑问题的微观分析,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深度研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问题意识视角理解, 《贫困》时期,已经形成在哲学批判范式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世界观”的条件,或者说,具备了从社会实践经验的视角概述社会发展规律的条件。所以,可以将《贫困》时期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研究的开端时期。从《贫困》的写作逻辑理解, 《贫困》是由“科学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两个部分组成,无论是“科学的发展”部分研究蒲鲁东与李嘉图的关系,还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部分研究蒲鲁东与黑格尔的关系,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蕴上的唯物史观研究。从理论逻辑的视角理解,《贫困》之中,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分析,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主要研究领域,如马克思提出了严密而又完整的价值理论。

其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视阈研究资本主义运行规律。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被恩格斯称为一部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评价“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这就是说,可以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视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形成时期。从其逻辑架构看,马克思不断地修正自己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五篇计划”,最终修改为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六册计划”。不论是怎样的计划,都是从“商品”这一“资本逻辑”的基点出发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从其写作逻辑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草稿性质比较明显,即论证中缺乏著作应该明确标注的“标题”。尽管如此,这些手稿的写作还是全面阐释了“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的“主导性”因素,即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如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中,马克思指明了何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资本的本质,以及阐明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 年)》中,马克思以他在此前研究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依据,“ 详细地考察了有关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的各个方面”。

其三,《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出发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实践经验逻辑。伴随着《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进入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深化时期。所谓深化,直接的表现就是《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归纳和升华。归纳是指在浩瀚的经济学著作和手稿中,梳理出供普通读者也能读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意蕴上的唯物史观理论逻辑。升华是指《资本论》把“笔记式的”( 或称“心得式的”) 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唯物史观概括为理性逻辑式的唯物史观,或者说,是一种“教科书式”的写作手法。如在《经济学著作和手稿(1859—1861 年)》中,马克思写作“商品”部分的逻辑是梳理“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而在《资本论》之中,马克思则是从“商品的两个因素”、“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价值形式与交换价值”和“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的理性逻辑产生商品的本质。之所以将《资本论》时期视为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实践经验逻辑的时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恩格斯的逻辑很明确,《资本论》就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就是要在理论上阐明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和可能性。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表征的基本逻辑

无论是《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资本论》,其中都蕴含着表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宏观上理解,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理论、流通过程理论和总生产过程理论划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经济危机理论划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实践理论,可以也应该能够从哲学视阈得以概括,概括的理论逻辑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集中体现在《序言》之中。因为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出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认知逻辑。无论是法哲学、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理解其中的基本原理,都具有合理性,但从唯物史观创立意义上理解,《序言》与《形态》中表征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还是具有差别的,毕竟前者是以具体的社会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中的三大基本原理,在“《序言》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论证。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大基本原理,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表征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也是哲学批判范式表征的基本原理在社会实践中的“现实展开”。

其一,《序言》论证了社会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唯物辩证发展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唯物辩证发展关系的基本原理。如果说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那么,“ 生产关系”的发现,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原理的基石,因为,生产关系真实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基于此,马克思才认为,一经发现“生产关系”,“ 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唯物辩证发展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概括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在此“基本原理”的逻辑前提和思想前提基础上,后人演绎出了内容更为丰富的诸如教科书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等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这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唯物辩证发展关系的基本原理,就是原生态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按照上述原生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唯物辩证发展的基本原理,可以用马克思的观点表述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其二,《序言》论证了社会实践过程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发展关系的基本原理。任何哲学理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关注的“哲学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唯物史观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验,“哲学基本问题” 应该体现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在《序言》中, 马克思明确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即马克思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一基本原理的表述之中,“ 人们的存在”就是“社会存在”,“ 人们的意识”就是“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表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是“唯物主义” 的关系。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表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是“唯物辩证”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发展关系的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唯物辩证发展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唯物辩证发展关系的基本原理,社会形态更替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等等,才会更加具有逻辑性和合理性。

其三,《序言》论证了社会实践过程中社会形态更替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如果说在《宣言》中,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关系,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基本判断,或者说, 马克思在《宣言》中阐明了社会形态更替的方向性。那么,在《序言》中,马克思则是明确阐释了社会实践过程中社会形态如何更替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基本原理,既是哲学批判范式中的生产力在社会历史规律中具有前提性根据意义的基本原理的现实展开,也是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反映。至于社会形态的“五形态演变理论”,马克思在《序言》中并没有论及,只是用“大体说来”的“粗线条思维”把社会形态的演变总结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即使“五形态演变理论”在西欧社会形态更替中的确存在,也只能属于社会形态更替基本原理的解读或阐释,即两者之间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或者说,两者不是属于同一个逻辑序列上的问题。

三、人类学研究范式

人类学研究范式的问题意识是,如果不能解决“社会建设问题”( 即回答共产主义如何建设的问题)和“世界历史发展逻辑问题”( 即人类社会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 唯物史观的理论生命就会被误解,甚至扼杀。从这种逻辑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转向人类学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是《法兰西内战》(以下简称《内战》)时期,即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感受到了“社会建设问题”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的唯物史观意义。关于前一个问题的唯物史观意义,如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关于后一个问题的唯物史观意义,如马克思指出,合理的社会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之所以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范式是人类学研究范式, 是因为该研究范式是以人类学逻辑视阈为认知逻辑,以探索世界历史的运行规律和概括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为主旨。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没有完成这一构想。马克思去世后,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唯物史观续写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理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等等。因为人类学研究范式是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所以,本文只能按照唯物史观的哲学逻辑,试图梳理出表征人类学研究范式特征的产生背景、问题意识和基本原理。

(一)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理论动机

人类学研究范式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动机,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其一, 马克思认识到,必须将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问题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研究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孔孟关于“大同社会”的构建,还是西方古代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设想,都展现出哲学家们为建设美好社会所做的努力。但是马克思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批判者,从辩证法意义上理解,马克思更是社会建设的研究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时期,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然而,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阐明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所以,马克思除了研究哲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还要研究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的“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唯物史观,即要去探索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问题。从这层意义上理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背景驱使马克思转向了对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问题的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研究。当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问题的探讨,并不是起源于后期的人类学研究范式。在哲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阶段,就研究过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 如在《形态》中马克思指出,“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 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只不过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研究更为深入和专业,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完善了共产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即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理论。

其二,马克思意识到,必须正视作为人类社会组成部分的东方社会的社会形态转换问题。在致力于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中,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 的高度,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俄国、中国、印度等广大的东方社会”。此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仅是东方社会的一个特殊概念。直到19 世纪60 年代末,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 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这就是说,在此基础上,“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应该在世界历史上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然而,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土地公有制”等社会形态,在东西方社会演变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对于西欧而言,随着生产力发展,公有制解体, 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对于东方社会而言,由于公有制解体非常缓慢,并没有在西欧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提出东方社会的社会形态转换问题,即东方社会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和分析,认为必须正视东方社会的社会形态转换问题。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即马克思断言,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这为后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

其三,马克思认为,应该从以往的社会形态实践中发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建设逻辑。马克思在1877 年3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也坚决反对“人们机械照搬用他的社会历史理论去认识世界其他地区的古老社会观和现实”。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范式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任何存在都有其合乎现实的根据,但也蕴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理解”,据此,共产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建构逻辑恰恰就是以往社会形态灭亡逻辑的辩证法的另一个方面。这一观念,用《内战》中的逻辑理解就是,“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在这种理论逻辑指导下,马克思晚年做了大量的《人类学笔记》(也有学者称之为《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目的却只有一个,即要在社会历史中寻找前人进行社会形态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二)人类学研究范式的问题意识

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唯物史观演变不能按时间划分。因为从一定意义上理解,它是被外在因素所催生的,如马克思要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要批判德国工人党的纲领,要批驳民粹思想家在《祖国纪事》中对其思想的歪曲,要答复查苏利奇的疑问,等等。既然是被外在因素催生的,对其历史演变的梳理只能从问题意识的角度进行。其一,马克思开始从社会建设问题视角思考共产主义社会的体制建设。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晚年转向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根据是马克思撰写了《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然而,中央编译局曾经将《人类学笔记》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的书名出版。这应该被理解为,本文所指代的人类学是指“社会人类学”,即是指从社会哲学的视角思考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学科。按此逻辑,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起点应该从《内战》开始,尽管此前的《家族》、《形态》、《贫困》等亦有人类学的逻辑,但并不是以人类学的思维方式为主旨。所谓唯物史观意蕴上的人类学思维方式主旨,是指以世界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以寻求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为学科目标的研究。从形式上理解,《内战》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总结,但从内容上看,《内战》的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律性总结和阐释。亦即体现了人类学研究范式唯物史观的社会理想。这就是说,虽然《内战》时期的唯物史观研究具有哲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 但总体上已经属于从人类学研究范式思考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马克思在《内战》中概括,“ 大家都很清楚,企业也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一般都懂得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当然,《内战》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提出的社会建设理论的逻辑,直到今天,它提出的民主政治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即马克思否定了议会民主的社会体制。

其二,马克思开始从不同的民族特色中思考共产主义道路的实现问题。《内战》反思的是法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哥达纲领批判》反思的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反思的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如果说《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还是马克思对西欧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反思,那么,马克思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反思,则使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彻底转向了世界历史的人类学视阈。再者说,《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对西欧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反思也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证,而是要阐明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恰恰是人类学关注的视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指出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方法论逻辑。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更是将这种认知逻辑运用到俄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解释之中,即马克思指出,“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我根据自己所找到的材料”表明,马克思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唯物史观与哲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解释相比, 更为强调民族特色的意义。

其三,马克思试图从人类学视角反思古代社会的社会建设逻辑,以寻找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就共产主义而言,“ 革命”与“建设”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如果没有“革命”就无所谓“建设”,而如果只谈建设“革命果实”又很难保障,如果仅谈革命“共产主义实现”无从谈起。这就是说,无论是《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还是《人类学笔记》等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相关人类学研究范式的书信和谈话等,都是在关注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问题,亦可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寻找问题。如在国家消亡的问题上,马克思就指明了国家消亡的“世界历史”趋势,即马克思指出,“ 梅恩忽略了深得多的东西: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 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表现出两大基本思想逻辑,一是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将最终被“世界历史”所取代,二是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刻就是“世界历史”展现出新的形态之时。严格意义上说,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关于古代社会建设的逻辑反思,只能给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提供经验和教训,即它的积极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希望通过人类学范式的研究,鼓励人们去深度探索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

(三)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基本逻辑

唯物史观问世之后,遭受到了诸多质疑,如1877 年10 月的《祖国纪事》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错误解释《资本论》的文章。即使到了当代,还是有人质疑唯物史观,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无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存在着多么根深蒂固的缺陷,它仍然是任何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出发点”。正是因为马克思晚年要正视对唯物史观的质疑,或者说,马克思要维护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所以,马克思必须去“丰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便进一步阐释哲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及论述两者时没有涉及的唯物史观的其他重要基本原理。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唯物史观研究,很好地实现了上述目的,尤其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学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续写。与哲学批判范式的基本原理体现在《形态》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基本原理体现在《序言》中不同,人类学研究范式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研究范式,所以,其基本原理散见在马克思的著作、书信和笔记中。仅就马克思创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而言,马克思至少发现了三大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意蕴上的基本原理。

其一,人类学研究范式唯物史观揭示了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本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在《内战》中论证了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马克思指出,“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么,马克思则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这种趋势诠释成了发展道路,即马克思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关于这种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回信中进一步指出,每个民族“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就是《宣言》中论及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也就是说,马克思一以贯之的坚持认为的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基本原理,从来没有动摇过,即《宣言》中的“两个必然理论”一以贯之的渗透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中。

其二,人类学研究范式唯物史观揭示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具有民族差异性的基本原理。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人们准确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和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奠定了基础。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一原理之中还内含着一个亟须澄清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阐明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否是全世界各个民族要共同经历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亦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或者称之为“查苏利奇之问”。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反复的思考和解释,如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每个民族都应该走与自己的社会历史传统相适应的发展道路,即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发展道路上的差异性。如果说上述关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具有民族差异性是基于宏观的思考,那么,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则是微观地阐明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具有民族差异性的理论逻辑,即马克思指出,“ 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自然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俄国传统的“村社制度”决定着俄国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共产主义道路。

其三,人类学研究范式唯物史观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和谐社会的基本原理。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状态,人类学研究范式唯物史观给予了一以贯之的追问。有的学者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体制理论总结为民主主义体制、自由主义体制或协商民主体制,等等。学者们的观点都有文本文献学的根据, 不无道理,但如果根据马克思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 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的逻辑理解,上述判断应该属于“纯粹经院哲学” 意蕴上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无论哪一个民族建立的社会体制,都是以社会和谐为建设目标,即所谓的社会体制都是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这种和谐社会目标的相适应。仅从《人类学笔记》对社会体制建构的问题来理解,马克思就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和谐社会,即马克思认为,社会组织最为根本的建构动机就是要促使社会和谐。

结语

如果说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范式的唯物史观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唯物史观研究是基于马克思要回答“西欧时代性”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胜利的理论问题,那么,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转向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研究就是基于马克思要回答“西欧时代性之外”的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相关理论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逻辑,本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演进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探讨,目的是要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演进中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是什么,或者说,旨在表明,本文的研究不是一个老生常谈式的就马克思思想演变来诠释马克思思想的老问题,它是一个由中国道路问题引发的新的哲学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通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演进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不仅要表明马克思唯物史观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还会产生新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而且还要表明这些新的研究范式都是与马克思从事理论活动的理论动机和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具有内在关联性。只有发现这种关联性,才能深度分析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做到了怎样的有超越、有发展、有创造的原创性贡献。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原创性贡献,应该在哲学范式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视阈中得以体现。受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启发,权且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称之为“社会学研究范式”( 也有人称之为社会哲学或发展哲学研究范式)。当下唯物史观研究的成果斐然,已经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指“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研究框架,即也有学者不仅将“剩余价值学说”视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且也将其认为是唯物史观的直接发展。然而,已有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成果,很难直接鉴别众多唯物史观研究成果的“马克思属性”,即很难避免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原理介入。本文突破马克思“唯物史观经典表述”是“铁板一块”的研究范式,认为马克思一生的唯物史观研究,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或许是因为马克思晚年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够成熟,也或许是因为马克思还没来得及完成第三种唯物史观范式的研究就不幸离世,导致唯物史观第三种研究范式成为马克思未竟的事业。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唯物史观,既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第三种研究范式的续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标志”。总之,不论哪种研究范式的唯物史观理论,都是根源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观照,即都是思想中的时代,或者说,每种研究范式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是用理性逻辑的概念思维来把握现实生活世界。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