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目睹了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受到的严重迫害。他们一生致力于工人阶级教育的事业，旨在通过提高工人教育水平、启发阶级意识，帮助工人参与革命，改变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境遇，并进一步形成一支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基于对资本主义腐朽阶级教育的彻底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工人教育的本质问题、教育内容与教育路径展开讨论，坚定地认为工人阶级必须打破陈旧的教育桎梏、形成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通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实践积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开展工人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工人教育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工人教育的本质问题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改变社会对教育作用的性质，改变以往阶级教育的性质。这里的“性质”是指资产阶级教育的不公平性与虚伪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教育是一种“人类精神生活共同活动”，是“一种自觉开展的工作”，工人的教育，就是要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教育中的矛盾，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进而建立真正公平、革命的教育。
（一）工人教育必然是公平的教育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之下，工人阶级无法享有与资产阶级同等的教育，工人教育必须打破资产阶级教育原有的不公平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长期调研、走访，收集了大量有关工人教育现状的社会事实。马克思提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已拓展到了文化、教育等领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使得工人受教育权利被剥夺。资产阶级教育逐渐丧失了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个体的尊重，转而以统治阶级利益为中心，对工人实行“愚民教育”“机器式教育”，试图用教育维护阶级统治、加强利益剥削。“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一些人（少数）得到了智力发展的垄断权，另一些人（多数）由于为满足最低的需要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暂时失去了任何智力发展的可能性。”资产阶级认为，工人一旦受教育，将带来极大的威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政府故意使教育事业凋敝，从而让工人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工人的受教育权甚至无法得到法律保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伦纳德·霍纳1857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出资产阶级政府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颁布的义务教育法令，这些骗人的法令只是作出了口头承诺，却并没有打算实现承诺。工厂主对工厂法中教育的规定“深恶痛绝”，他们想尽办法躲避这些法规，政府机构也对此视而不见。“工厂法制度”迫使所有工人处于高度紧张的竞争状态，工作日的延长导致生产活动占据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全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工人们工作后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参加夜校。
工人教育具有公平性，是由工人阶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消灭私有制是工人阶级的根本立场，也就必然会消灭私有制造成的教育不公平。作为被排除在一切权利与利益之外的被剥削阶级，工人阶级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对真正平等的需求。在长期的教育压迫中，工人反而更容易摆脱陈腐的偏见与思想的束缚，客观、平等地看待事物。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必须努力使教育摆脱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使科学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这是工人的使命所在，也是工人教育与其他一切阶级教育的根本区别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北斐特宣布的协会基本原则中提到：“一切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都应该分享科学的成果。”他们主张完善义务教育，《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要实行广泛的社会教育，由社会通过学校对儿童进行教育，并指出这种公共、免费的教育，是社会赋予工人阶级的权利，社会有责任保护这项权利，为人民提供接受基本教育的平等机会。
（二）工人教育必须是革命的教育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教育的虚伪性。资产阶级的虚伪教育掩盖了教育与社会物质基础之间的必然联系，试图用“国民教育”“普遍教育”“平等教育”等概念，掩饰其阶级教育的本质，实则保护政府对教育的绝对控制、加深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压迫。资产阶级一边宣扬公共教育，发布相关法律，一边却没有为公共教育提供基本的条件。恩格斯的调研表明，英国政府每年仅有4万磅的预算用于公共教育，绝大多数学校需要支付学费。而与此同时，工人长期处于被剥削的经济地位，只能从工厂主手中领到少量的工资，而这些工资最后又落入另一些资本家的手中，如房东、当铺老板等。恩格斯在调查英国工厂儿童教育状况时发现，尽管英国政府曾提出受雇于工厂的儿童必须上学30天或每6个月上学150个小时的规定，印刷厂厂主也只是迫于压力，在每天最用不着他的时候，在不同的时间送孩子去上学，无法保证教育的基本质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揭露了思想意识与社会现实间的必然关系，指出教育具有社会性。任何阶级社会的观念，都不过是其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教育对社会生活条件，如生产力的状况、劳动分工、阶级关系、阶级利益等的依赖，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他们消灭”。资产阶级的教育本质上是由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现代资本家的本质即为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这种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教育的义务平等和权力普遍只能是虚伪的空话。正是资产阶级统治下腐朽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教育的不公平性，并通过学校等直接实现了对教育的干涉。《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教育内容的社会性，资产阶级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由此，工人所处的现实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工人教育带来了革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掩饰地提出了工人教育的革命目的，强调工人教育的最终目的始终与废除私有制的历史使命相一致。“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工人教育必须破除资产阶级长期以来附加的思想桎梏，明确工人阶级负有的使命责任，认识到工人行动的条件与性质。工人教育要以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为目的，为实现最终革命打下思想基础。工人教育是来源于社会现实、根据现实需求产生的先进教育，而工人教育的革命性，来自于工人长期生活的社会现实。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断争斗，无产阶级被卷入长期政治运动中。而现代工业区域与便利交通，使工人过上了迁徙不定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工人阶级获得了先进的教育因素，更加明确了本阶段的思想，也更加符合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形成了强大的力量核心。“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套宗教和政治”，这是由工人的生活现实决定的，因此，工人阶级也必然有另一套教育。资产阶级的教育是保守、虚伪的，工人教育则必然是革命、真实的。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教育科学内容的阐述
教育的内容直接影响教育的质量。资产阶级教育导致工人阶级远离文化和科学的源泉，思想上无知乃至片面发展，人为地造成了工人智力的荒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荒废不同于自然的物无知状态，而是破坏了智力的发展，使工人完全丧失了政治与经济中的主动参与权。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提高工人教育内容的科学性。
（一）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工人
恩格斯曾提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基础。”科学的理论知识是工人参与一切革命活动的基础，将直接影响革命的成功与否。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曾对工人进行盲目的鼓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批判了资产阶级学校里教授的“知识垃圾”，使工人在传统的废物上浪费时间。例如，恩格斯在伯明翰调查后发现，那里的工人只能学到简单的识字与算术，工人的孩子们没有学到一点勉强称为“有用的知识”，无产阶级的一切因素都被排除在外。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工人。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味着既要掌管政治机器，也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工人阶级的领袖们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应通过科学的理论，让工人阶级获得认识世界的工具，充分理解并利用自己的阶级地位、利益所在与责任使命，引导无产阶级主动学习和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形成理论自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尤其是工人的领袖们要将理解理论问题、摆脱旧世界的传统言辞作为自己的责任。马克思要求无产阶级要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重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将其视为全部理论的来源。因此，工人教育理应包括最新的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者们翻译的各类著作等资产阶级胆怯避开的一切进步要素。
工人教育必须清除国家对教育的干涉，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教育内容的科学性。马克思强调，政府不应当对学校教学的内容、教师等过度监护和奴役。工人教育中必须杜绝国家对教育赤裸裸的干涉，使工人们获得更加丰富、更加专业的先进知识学习机会。
（二）用道德教育取代宗教教条
以往的阶级教育普遍缺乏现代道德的教育。恩格斯曾抨击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的英国资产阶级“甚至不肯花一点力气把现代道德，即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的保障而炮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理解的宗教教条，以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在工人的课堂中，只教工人如何背诵、服从宗教的教条。马克思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恩格斯也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视宗教为奴役劳动者的精神工具。宗教教育根本无法代替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缺失，最终导致工人们道德水平低下。工人们对生活毫无兴趣，对自己的义务与权利毫无意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在威伦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发现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觉不到对父母有什么依恋。”而宗教教条教育使工人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主人”的命令，甘心任人摆布、听天由命。只接受教条教育的工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对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缺乏清醒的认知。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工人的道德教育，提出必须消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影响，用工人阶级自身的道德教育取代宗教教条教育。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道德始终具有阶级性，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有各自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利益而存在的，工人阶级的道德是随着工人阶级逐渐强大而产生的，应当代表着“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保持认知的先进性与客观性，摘掉自私的眼镜。
（三）用全面教育促进人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教育的目的——“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由此，资产阶级主张推行片面的教育。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直接指出，吝啬的资产阶级根本不关心工人的精神教育，只是想把思想尚未成熟的工人转化为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用教育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满足其不断膨胀的剥削需求。如19世纪后半期，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初等义务教育，资产阶级虽然赞助了该项措施，但只教授工人最简单的识字知识，因为他们认为这可以提升工人对机器的操作。长此以往，大机器生产中的分工现象愈演愈烈，产生了不可弥补的劳动异化。工人发展成单一生产的工具，呈“萎缩”式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工人教育必须帮助工人摆脱分工造成的片面性，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全面发展并发挥自己的才能，享受各项社会职能交替的个人活动方式。
马克思提出，工人教育是智育、体育与技术教育的结合，三者缺一不可。这种结合式的教育，萌芽于工厂制度之中。工人教育，必然不会像资产阶级那样，忽略智育与体育，也不会将技术教育拒之门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即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要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之后，马克思又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中尤其强调了儿童和少年工人的劳动教育，要求按照不同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探索工人教育的推进路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注重工人教育的理论探讨，也十分重视“内心的宣传工作”“政治鼓动”等实践活动，他们坚持亲自参与工人教育，在宣传与教育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与完善工人教育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经验证明，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应双管齐下，以谦虚谨慎的态度进行启发式教育，引导工人掌握科学理论，推动理论转变为物质力量，进而形成自我教育。
（一）依靠报纸、刊物开展理论教育
报刊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载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重报纸杂志的教育平台作用。一方面，报纸是工人日常的生活资料，具有天然的宣传优势。“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另一方面，报刊具有革命性，是人民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60余种报刊撰稿，撰写的2000余篇文章和著作，有80%发表在世界120多家报刊上。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早期的《莱茵报》（1842年）、《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2年）等多个报刊为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正面地深入工人群众，宣传党的理论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同时与质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展开交锋、批判或对抗。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要求工人教育要依靠报刊进行理论教育，更强调将这种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中，创办工人阶级自己的期刊。恩格斯将出版自由权视为一种重要鼓动手段，认为借助普选权与出版自由等其他权利的结合，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然而，资产阶级政府的严格书报检查、查封制度，彻底限制了工人阶级新闻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莱比锡总报》《莱茵报》等先进报刊先后被封建普鲁士当局查封。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创办和指导民主报刊、工人报刊、无产阶级政党报刊刻不容缓。恩格斯曾指出，工人阶级定期报刊的数量增加，证明了工人阶级觉悟的提升与组织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组织创办的报刊给予高度评价以及积极支持与指导。二人将工人党办的日报称为“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马克思曾兴奋地称英国工人报纸《人民报》为“真正的人民的报纸（eigentlichen Volkspresse）”，并于1852年6月开始参与报纸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为了加深《人民报》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马克思分四次在该报上连载了论文《卡尔斯的陷落》，在英国引起了轰动。此外，马克思与恩格斯也着手创办了自己的报刊，以推行工人教育。1845年5月，二人在德国创办了《新莱茵报》，由马克思担任主编，用以宣传革命思想，并计划出版另一个月刊，用来刊载社会文明发展，宣传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性。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新莱茵报》的宣传成果：“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被迫停刊，却始终将“工人阶级的解放”作为最后的一句话。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组织为工人印发画报、小册子等，以工人更易接受的方式开展理论教育。
（二）结合革命活动开展实践教育
实践性是工人教育的本质属性。恩格斯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需要实践的检验与充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脱离实际的纯粹空洞说教，而是希望通过教育，使共产主义意识在工人头脑中普遍产生，教会工人拿起先进的理论武器，自觉参与革命实践，实现革命事业目标。
恩格斯在1871年召开的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政治行动是“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因此，思想教育必须与实践教育相统一，工人教育必须与具体革命活动相渗透，结合工人阶级组织的鼓动活动与革命运动，在实践中提高工人教育水平、鼓舞工人的革命热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依托工人组织与工人集会，开展工人的教育引导工作。除理论宣传外，共产党人必须广泛争取欧洲无产阶级的拥护，着手组织工作，以团体的形式鼓动各地工人为参与革命做好准备。依托工人组织与集会开展的鼓动教育具有长效性与稳定性。恩格斯经常参加法国当地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集会，向当地工人开展宣传鼓动，并高度评价此类活动。如恩格斯多次参与了同圣安东郊区的木工代表会面，并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称这种200余工人参加的特殊形式聚会，通常会邀请社会主义者前去报告，会后工人们还会利用周日的公开群众集合，进一步宣传讨论，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教育作用。1847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办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组织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开展集会活动，开展鼓动教育。同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德国共产党通过“教育协会”“体育协会”“妇女协会”“选举协会”等组织，积极启发和引导工人群众参加政治斗争。1850年至1851年，马克思还曾参与了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举办的政治经济学讲习班，通俗地向英国工人讲授《资本论》的理论知识。
恩格斯提到，英国工人在反对新的济贫法及争取十小时法案运动时，鼓动与起义便十分活跃。1844年，工人们通过大会与请愿书，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工作，积极参加抵制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的活动，并最终导致了法案的破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其中宣传鼓动功不可没。在1868年给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信中，马克思高度肯定了德国工人代表大会展开的争取完全政治自由的鼓动工作。在《为共和国捐躯》一文中，马克思也赞扬了德国工人活动家约瑟夫·莫尔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四、 当代启示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在内涵与构成上发生新变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带来了挑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是否还具有继续研究与坚持的时代价值，是否能够为解决当代中国工人教育问题提供思路，值得讨论与深思。
工人阶级是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作为被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对象，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来维持生存，而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被资本家据为己有。因此，工人阶级带有极强的革命性，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许多西方学者提出了“工人阶级消亡论”。但实际上，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未消失，只是其概念与范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2001年第一次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工人已转变为一个广泛的社会主体范畴，即所有的“工资收入者”均为工人。工人阶级不再单纯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取生活资料，而是能够通过参加劳动分红、持有企业股份等方式，自主参与分配。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人，但已发生变化。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对工人教育提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主要原因是工人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层级分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催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及多元的职业方向。社会发展的复杂需求与激烈竞争，导致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收入水平、产权拥有等差异。无论从成分、分布还是结构上来看，我国当代工人已出现复杂化的趋势。这种变化带来了阶级意识的层级化与碎片化。再加之信息技术社会中复杂的信息来源，不同层级、职业群体的利益需求、价值认同、知识层次、思维意识等表现出差别，主观上整体认同感弱化。因此，部分党员干部贪污腐败，某些政府部门不作为，以及层级的固定化发展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依然存在，且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与要求。
如何应对新的挑战、维护社会团结、统一价值认同、增强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教育者应始终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寻找力量依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诞生于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语境，是对社会问题的有力回答，具有明显的革命性，虽存在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教育时代内涵不完全吻合的情况，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依然具有不可否认的科学性与生命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人教育思想，最终要落回实践，反对教条式研究。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发现思想中的科学性与历史性、适应性与局限性，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回答时代问题，探索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工人教育内涵与路径。
（作者：徐英雪，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黄朝峰，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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