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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学出入古今，弘博深邃，“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重大转折点，也是整个西方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中的界碑”（杨祖陶：《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因而如何合理借鉴和正确评价这一哲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哲学家们对康德哲学的态度主要有如下几种：有的哲学家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和唯物主义，继承其唯心主义；有的哲学家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其唯物主义；有的哲学家批判康德的唯物主义，继承其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有的哲学家则主张完全绕过康德哲学，等等。我国著名康德哲学研究专家郑欣先生说过，“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郑欣：《康德学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页）。这一精妙见解表明：吸收康德哲学的思想精华，克服其局限性，能助推人们在哲学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和创新。诸如，继承和发展康德的辩证法思想是黑格尔成为哲学史上第一位辩证法大师的重要原因；继承和发展康德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由于阶级局限性以及世界观没有完全摆脱和克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他们的批判均存在严重局限。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剖析康德哲学，对其精华予以充分肯定和继承发展，对其不足予以坚决否定和合理改造，使康德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思想价值得以充分展现，为后人正确认识和合理借鉴康德哲学提供了重要启迪和理论指导。

具体而言，由于恩格斯从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立场、从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者等重要原因，使他对康德哲学的批判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从单一领域到多个领域、从对哲学思想本身的分析到对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的逻辑演进历程。

一、19世纪40年代初期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19世纪40年代初期，身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积极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恩格斯接触和了解了具有启蒙思想的康德哲学，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1843年《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

此时的恩格斯以费尔巴哈的“经过赫斯传播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孙伯鍨、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为指导，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充分肯定康德哲学因弘扬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反封建反神学的革命精神而在德国哲学界引起的划时代变革，即康德推翻了落后陈旧的莱布尼茨哲学体系，并在德国奠定了新的哲学体系——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

莱布尼茨是18世纪初期德国著名哲学家，他在其哲学体系中公开宣扬上帝的绝对完满和无所不能，鼓吹现存的世界是上帝的善所选择的最佳的世界，普鲁士是“最完善的君王统治之下的尽可能最完善的国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98页），直接为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提供理论依据，因而被德国封建统治者视为圭臬。康德从18世纪70年代转入哲学研究伊始就把批判锋芒直指莱布尼茨哲学，向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开火，充分体现了他大无畏的批判精神。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极大的理论勇气表明：莱布尼茨哲学以抽象的逻辑方法所论证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关于获得世界的绝对知识的理性宇宙论、关于灵魂不灭的理性心理学等，犯了语义混淆、谬误推理、脱离经验等错误，因而是自欺欺人的,是伪科学。因为知性范畴只适用于“现象世界”，知性综合能力要在联结感性材料时才能实现，而对超验的“自在之物”无效；莱布尼茨哲学所研究的“上帝”“世界”“灵魂”等都不能被人们所感知，都不是“现象世界”的东西，是知性不能把握的，因而均属人的认识能力所达不到的“自在之物”（〔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8-279页）。康德的上述思想击中了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体系的要害——神秘性、妥协性和独断性，使其威信扫地，动摇了莱布尼茨哲学在德国大学讲坛乃至欧洲的统治地位。“在这段时期以前，那种被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说已经连根拔掉，从科学的行列里消失了。什么地方还在发出，或可以听到从前的本体论、理性心理学、宇宙论或者甚至从前的自然神学的声音呢。”（〔德〕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页）

不仅如此，康德还批判地继承了古希腊以来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成果，为德国人开创哲学事业提供了直接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正如海涅所言：德国在康德的影响之下踏上了哲学的道路，德国由此变成了一个哲学民族,“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象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薛华、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7页）。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站在康德的肩膀上，建立起反封建反神学的进步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对康德哲学引起的哲学变革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法国发生政治革命时，德国发生哲学革命，这一革命首先是由康德发起的,“他推翻了上一世纪末大陆上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体系……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进展是如此连贯，如此合乎逻辑……如此必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9-490页）。

综上所述，19世纪40年代初期，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立足德国哲学及欧洲哲学的发展状况，主要关注康德哲学反封建反神学的思想启蒙作用，因而对康德哲学的最主要功绩——推翻陈旧的莱布尼茨哲学体系，开创新的德国古典哲学体系进行考察和研究，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评价。随着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入，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和分析也大踏步地推进。

二、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于德国历史、英法等国的历史以及无产阶级实践活动，对康德哲学作进一步研究，由之前主要关注康德哲学的启蒙精神转变为关注康德哲学的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的特性，其理论成果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

首先，恩格斯全面分析了康德哲学作为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的革命性及其软弱性、妥协性特征。18世纪末，德国的经济、政治均落后于英法两国，因受封建割据势力的影响和制约，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迟缓。法国大革命惊醒了经济落后、政治受压制的德国民众，使他们看到了新制度的曙光和旧制度的落后。但因对人民群众觉醒的恐慌和对封建专制政府的依赖和恐惧，德国资产阶级宁愿不要人民群众起来为解除封建枷锁而向僧侣、贵族和一切暴君挑战的暴力行为，而宁肯保持正在腐朽和解体的德国封建割据势力的统治。康德哲学正是德国市民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软弱性的集中反映。诸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将法国资产阶级基于现实的经济、政治利益而提出的自由、平等、人权、共和等要求上升为道德形而上学，认为人们有追求自由、平等、共和的善良意志以及道德与幸福相统一的至善理想，但又认为这只是在精神领域或彼岸世界是可行的与应当的，而在尘世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3页），“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2页）。恩格斯在这里首次深刻揭示了康德哲学产生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阶级根源，指明了康德哲学反映了德国新兴市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要求，这一阶级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导致经济力量薄弱，经济地位低下，因而既有非常可贵的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性，又有屈服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妥协性，把法国资产阶级争取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看成“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进而言之，恩格斯批判康德哲学，其深刻性在于，他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深入剖析了康德哲学产生的经济条件、阶级条件和政治条件，从而科学把握了康德哲学的真正本质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哲学而不是落后的普鲁士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哲学。这是因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都是对一定时代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等的深刻反映，也是对一定时代先进阶级的立场、愿望、利益的集中反映，脱离其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阐明，脱离其阶级属性的分析，无法真正认识清楚哲学思想的本质。

其次，恩格斯补充和完善了19世纪40年代初期对康德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评价。19世纪50年代末，恩格斯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莱布尼茨哲学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是通过沃尔夫的系统化、庸俗化并搬上德国大学讲坛才实现的，康德哲学所批判的主要内容是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而康德哲学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性使它无力彻底驳倒它，这一任务最终是由黑格尔这位辩证法大师完成的。由此，恩格斯指出，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这一思想补充和完善了19世纪40年代初期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评价。

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初期，恩格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主要关注的是康德哲学的反封建、反神学、争自由的革命精神，那么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由于恩格斯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由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转变为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这决定着他能够深入剖析康德哲学这一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的特性，既肯定了康德哲学的革命性、进步性，也否定了康德哲学的妥协性、保守性。这些使青年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出现了质的飞跃。

三、19世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期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这两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以日益丰富和更加完善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继续结合无产阶级的实践需要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以及哲学研究的成果，对康德哲学做了更深入的剖析。

第一，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康德的星云假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和自然观上的划时代意义。19世纪70年代，针对德国哲学家杜林对康德的星云假说的歪曲和轻蔑，恩格斯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充分肯定康德的星云假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以及自然观上的卓越贡献。他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康德的星云假说首次自觉地将发展变化的观点引入自然界，是16世纪波兰科学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以来天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最大进步。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指出，康德的星云假说所体现的辩证自然观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认为自然界从来如此、永远如此，这一局限致使它不能从自然界本身寻找其运动变化的根源，而从自然界以外的上帝那里寻找其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就是明证，它歪曲了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康德的星云假说则认为，地球和整个太阳系的存在绝非是由神秘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而是由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原因引起的；自然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运动、变化的过程当中；天体运动的动力是天体内部的引力和斥力的矛盾引起的。继《反杜林论》之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再次强调：在僵化的近代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哲学家康德。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的问世标志着“关于第一推动的问题被排除了……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页）。简而言之，在恩格斯看来，康德的星云假说所内蕴着的辩证自然观不仅动摇了近代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更启发了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家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如实考察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从而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没有康德的星云假说，“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简直就不能前进一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9页）。

第二，恩格斯充分肯定康德数学观上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其先验论成分，进而深入揭示了数学产生的现实根源。在康德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数学是纯粹理性知识，与人们的经验无关，而康德认为数学离不开人们的经验。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这一合理思想并克服其唯心主义先验论基础，指出数和形的概念绝不是人脑中主观自生的，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具体说来是来自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如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第三，恩格斯批判和否定了康德永恒不变的道德观，揭示了道德观的经济根源及其历史性、阶级性特征。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伦理规律是先天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对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起作用。恩格斯指出，各种伦理规律或道德原则都是一定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原则，因而没有永恒不变的伦理规律或道德原则。“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恩格斯结合经济条件分析道德原则产生的根源和本质，指出经济条件对道德原则起决定作用，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道德原则必然会改变；不同的阶级，经济利益不相同，决定了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原则，从而彻底驳倒了康德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律。

第四，恩格斯初步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指出人类在劳动中不断获得关于自然界的新认识，从而验证了不可知论的虚妄。康德的不可知论认为，在人的感觉和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即“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时，经过了“时间”“空间”“范畴”等先验的认识形式的整理、加工，打上了人的主观烙印，其结果是“自在之物”的本来面目被完全改变了，因而它是不可知的。恩格斯断然否定了康德的这一理论，他指出，随着人的进化和发展，随着人类劳动对自然界的不断改造和利用，“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3页）。

第五，恩格斯充分肯定康德在辩证法领域的卓越贡献，否定其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成分。古希腊哲学家已提出了较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由于其朴素性、直观性，被近代形而上学所取代，这种状况直到康德哲学才开始出现转机。他的卓越贡献除了前面提到的首次自觉地将发展变化的观点运用于自然领域形成辩证自然观以外，还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以来的辩证法思想，对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直接理论前提。诸如黑格尔在康德的“范畴表”所体现的“三一式”思想影响下，提出了构成他的整个辩证法体系的一条基本规律即否定之否定规律，“伟大的〔辩证法〕概念的本能使得康德说：第一个范畴是肯定的，第二个范畴是第一个范畴的否定，第三个范畴是前两者的综合”（〔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98页）；康德在“范畴表”中对量和质的探讨,在“知觉的预测”中将量和度联系起来，即“在一切现象中，实在的东西作为感觉的一个对象具有内包的量，即度”（〔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7-158页），为黑格尔提出质量互变规律提供了重要启迪；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首次客观反映了认识过程中思维发生矛盾的必然性，这对黑格尔关于矛盾思想的形成启发极大，推动了黑格尔系统提出对立统一规律。如果说康德的辩证自然观在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那么他关于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所进行的宝贵的探索则是在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上打开的第二个缺口，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取代近代形而上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恩格斯指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这一论断历史地分析了康德哲学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但是，因为康德哲学还包含有大量的形而上学成分，恩格斯对此又给予了无情的批判。诸如，康德在“范畴表”中，虽然提出了三分法的范畴分类模式，但没有进一步研究诸范畴之间的必然联系和相互转化；“二律背反”学说只承认思维中存在矛盾，而不知道思维中的矛盾是对客观事物矛盾的反映，更不知道事事有矛盾等。正如黑格尔所言，“（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引者注）认为矛盾仅仅出现在我们心灵内”（〔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12-313页）。康德未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解答，并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辩证法纲要，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指出“要向康德学习辩证法，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和收效甚微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9页）。

第六，恩格斯吸收了康德因果观的合理因素，否定其先验论成分，进而揭示了因果观的现实根源。康德的因果观认为，因果性即因果关系是思维本身先天固有的内在原则，人们用因果联系这一先天的内在原则或永恒法则去把握各种孤立的零散的经验材料的时候，就会得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原因的认识。毋庸讳言，康德强调思维的能动性，强调知性与感性之间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看到了人的理性认识在科学实验中的能动作用，看到了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依赖，与休谟片面强调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认识，怀疑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相比，无疑是一个重要进步，因而有力回击了休谟的怀疑论。但康德的先验论因果观所理解的“主体能动性也只是意识（自我意识）和思维的能动性，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这就不可能根本解决因果性问题”（邓晓芒：《康德论因果性问题》，《浙江学刊》2003年第2期）。恩格斯吸收了休谟因果观的合理因素（即因果关系只凭经验不能证明），也吸收了康德因果观的合理因素（即承认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依赖，承认人在科学实验中的主体能动性），同时克服了休谟和康德因果观的局限和不足，进而认为因果关系绝非如休谟所言是一种主观心理的习惯联想，也绝非如康德所言是人的理性所固有的先验的内在原则，因果关系以及反映因果关系的因果观念的基础和证明只能是现实的人类的实践活动。恩格斯指出，只凭在观察中获得的经验，不能充分证明因果必然性，因果“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hoc，那末它便和propterhoc等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72页）。恩格斯以实践为基础的因果观大大超越了康德的先验因果观，也结束了自休谟以后哲学史上关于因果问题的混乱局面。

总而言之，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恩格斯所秉持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等使其对康德的自然观、数学观、道德观、不可知论、辩证法思想、因果观等重要理论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批判，进一步拓展了恩格斯此前研究康德哲学的范围，充分挖掘了康德哲学的思想精髓和伟大意义，也有力地否定和超越了康德哲学的唯心论、不可知论、形而上学性等，将康德哲学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到新的阶段。

四、19世纪80年代后期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19世纪下半叶，新康德主义者企图通过复活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以及道德哲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抵制和消除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影响。为反驳以新康德主义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和歪曲，提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886年恩格斯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康德的不可知论、道德哲学再次进行研究，对康德追求真理的精神品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首先，恩格斯深入揭露康德不可知论的荒谬，明确提出驳斥不可知论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实践。不可知论是康德哲学的根本缺陷之一，而这一根本缺陷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新康德主义者所继承和发挥。为从根本上克服康德哲学的这一根本缺陷，并深入批判新康德主义，以彻底清算德国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恩格斯从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就开始着手研究康德的不可知论问题，初步提出了劳动能证明不可知论的荒谬。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恩格斯明确指出，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只要人们在实验和工业等实践活动中了解了某一事物的存在条件，并按照该事物存在的条件把它再生产出来为人们服务，就证明了人们对该事物的认识是正确无误的，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变成了为我之物，其不可知论不攻自破；而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在德国复活康德的观点……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0页）。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既彻底驳倒了以康德为代表的不可知论，也沉重打击了新康德主义的保守性、落后性。

其次，恩格斯进一步驳斥了康德道德哲学的软弱性。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深入批判康德道德哲学的妥协性和软弱性。19世纪下半叶，新康德主义者又抬出康德的道德哲学来麻痹工人阶级，由此激发恩格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软弱性的进一步批判。因为这一哲学突出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对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起着消极阻碍作用。这一保守性、软弱性曾遭到黑格尔的嘲讽，他说康德要在道德上假定上帝的存在，“这正如儿童任意制成一个稻草人，并且彼此相约他们要装作对这个稻草人表示恐惧”（〔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26页）。黑格尔还指出，康德不懂得思维可以转化为存在的道理，指明了在康德那里“绝对的善只是停留在‘应该’里，没有客观性，那么它就只得老是停留在那里”（〔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26-327页）。黑格尔的这一批判是深刻的，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最尖锐而激烈地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的软弱性，“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恩格斯还借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道德观之机，再次批判了康德的绝对命令的软弱性：如同康德一样，费尔巴哈的道德原则是为所有时代、所有民族、所有情况设计的，因而它在所有时候、所有地方、所有情况之下都不适用，它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最后，恩格斯充分肯定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崇尚真理、追求自由的精神品质。针对新康德主义者热衷于以折衷主义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提供理论依据，而丧失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为了推动德国历史的前进而在理论上无所顾忌的革命精神，恩格斯一方面揭穿了新康德主义的思想实质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一方面高度赞赏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身处德国封建高压统治最沉闷的政治环境中，为解除封建束缚而全然不顾是否违反封建警章（“封建警章”即普鲁士封建专制政府颁布的惩办一切胆敢运用任何方式进行革命活动的专制法令），仍然坚持不懈地从事理论研究的自由精神，并指出这种极为可贵的精神品质和毫无顾忌、大公无私的理论研究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恩格斯还再次肯定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一样在资产阶级政治变革前夕，从哲学上反对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宣扬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思想，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前导。正如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

总之，19世纪80年代后期，恩格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完善了对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批判，进一步完善了对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批判，充分肯定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探求真理、追求自由、公而忘私的宝贵的精神品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深化了此前对康德哲学的研究。

五、19世纪90年代以后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19世纪90年代以后，恩格斯在书信和其他文献中继续探讨康德哲学。

首先，恩格斯揭示了康德不可知论产生的自然科学条件。在康德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自然事物所知甚少，已有的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又残缺不全，正是这一客观历史状况使他产生了在人们已知的为数不多的事物背后可能还有一个神秘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猜想。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康德认为的这些神秘不可理解的事物，已不断被人们所认识、理解和分析，其中许许多多的事物已被重新制造出来了，因而“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当做是不可认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7页）。不言而喻，康德的不可知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性的反映。

其次，恩格斯揭示了康德哲学的唯心性、神秘性的社会历史根源。康德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主要的、本质的，唯心性和保守性是次要的、表面的，其唯心性、保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时德国封建专制制度高压统治条件下的一种被迫的、形式上的、表面的让步。“由于（康德——引者注）同学究气十足的沃尔弗式的莱布尼茨主义的对立，也就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上对这种沃尔弗式的思辨作一些表面的让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3页）不难看出，恩格斯在这里再一次指认了他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所作出的康德哲学反映的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这一科学论断。

概而言之，19世纪90年代以后恩格斯补充分析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源，以及康德的唯心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综上所述，从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50余年的时间里，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在不同的阶段各有侧重，又前后相继，从而历史的、全面的、客观地剖析了康德哲学，充分肯定和吸收借鉴了它的思想精华，彻底批判并合理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成分，纠正了资产阶级哲学家对康德哲学的曲解、歪曲和攻击，将康德哲学的研究推进到新的思想高峰，将划时代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新的思想高峰；为世人铸就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及求实创新的精神风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2]俞吾金：《康德两种因果概念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崔永杰：《论莱布尼茨与笛卡尔天赋观念说的差别》，《哲学研究》1997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杨丽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毛华兵，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