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生产关系: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独特视角

对于分工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 早在古希腊时期, 柏拉图、色诺芬等人就已经关注到了分工;而对于分工问题在学科意义上的具体、系统的研究则是到了近现代, 正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 分工才真正进入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理论视野。基于现代性的问题背景, 配第、弗格森、斯密以及韦伯、涂尔干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切入到对分工的分析和阐释当中。分工问题同样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 无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 还是《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及其手稿, 都有他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阐述。尤其是在《资本论》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异常丰富细腻的分工思想得到了系统而具体的呈现。从弗格森、斯密等人那里, 马克思固然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 但他站在生产关系的高度, 通过解剖和批判资本逻辑来审视分工及其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 又使其分工理论超越了之前的思想家。马克思建构起理解分工问题的二重向度, 即“生产力-物质技术”向度和“生产关系-经济权力”向度。综观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既有研究, 其缺陷和不足就在于只是停留在无批判的实证层面, 局限于分工的“生产力-物质技术”向度, 却忽视了马克思分工理论所蕴含的“生产关系-经济权力”向度, 而后者恰恰构成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独特视角, 彰显了马克思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研究范式和运思风格。

在马克思看来, 经济范畴是一种“形式规定”, 其中包含了“物质规定”和“本质规定”两个方面, 后者指的是特定的生产关系, 即“权力-支配”关系;前者指的则是生产关系所依托或者说受生产关系作用的物质载体。离开生产关系, 就无所谓经济和经济关系, 生产关系因而构成经济和经济关系的本质和灵魂。就“社会”意义 (而非“自然”意义) 上的分工而言, 指的是人的劳动过程, 即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职能”的“分化”, 也即出现了不同种类的劳动。这种分化与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无涉, 它所反映和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技术-合作”关系, 这种“技术-合作”关系又决定于劳动过程中的“自然-物质”结构和特征。就此而言, 分工尚不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范畴, 一如单纯的生产力 (更不用说主流经济学的“GDP”了) 并不构成经济范畴。然而, 生产力总是要受到特定生产关系, 即“权力-支配”关系的作用, 同样, 社会分工也要受到特定生产关系的作用, 也要反映和体现特定的生产关系。其结果, 就是在劳动过程的职能分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分化”和“固化”。固然不能把“劳动”这一表征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的职能分化归结为生产关系, 但是, 作为一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即“主体际”的关系, 分工所包含的“主体-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分化和固化, 无疑是生产关系作用的结果。在此意义上, 分工作为一个经济范畴, 反映和体现着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 后者构成分工的本质规定。并且, 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 人的分化和固化会具有不同的特点, 从而使得劳动分工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和作用。 (以上观点转述自王峰明教授的课件。特此说明) 这就表明, 分工作为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总是具体的、历史的, 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规定性和表现形式, 绝不能将其抽象化、简单化和永恒化。在哲学方法论上极为“贫困”或“贫乏”的蒲鲁东就犯了这一错误, 他认为“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 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 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 人们只需要仔细研究“分”字的含义就够了。[2]618缺乏历史的辩证的生产关系视角的蒲鲁东自然很难理解分工范畴的二重向度, 他无形中把问题引入到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陷阱, 而无法真正把握分工的本质、起源与历史发展轨迹。可以说, 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构成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独特的方法论基础。要深入理解分工就必须基于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视角;要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 就必须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并将分工与宰制分工的资本逻辑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马克思在批判斯密等人的分工理论的基础上, 将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明确区分开来。马克思认为, 虽然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行不悖———“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 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 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3]409但是, 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却不容忽视。

从分工的中介来看,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商品买卖作为中介, 是商品关系将不同的劳动部门联系起来;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则以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将之结合起来使用为中介, 各种不同的操作是直接结合在一起的, 在这里“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3]411从分工的前提来看,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生产资料掌握在拥有生产自主权的不同资本家手中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则以生产资料为同一个资本家所占有为前提。从分工与意识的关系来看, 社会内部分工是自在的, 商品生产者以及生产资料在不同劳动部门的分配充满偶然性和任意性, 商品生产者无规则地任意行动, 生产总是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事后调节;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是自为的, 生产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并在互相联系的不同生产器官、不同工人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数。从分工所服从的权威来看, 社会内部的分工“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 只承认竞争的权威, 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3]412, 即服从于盲目的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 资本家个人对于生产过程、对于工人拥有绝对的权威。

上述区别是斯密所没有把握到的。斯密虽然把分工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强调分工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却由于缺乏生产关系视角与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洞察而没有把工场内部分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之物, 他将社会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混淆起来, 认为二者的差异不过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实际上, 这种差别并不是主观区分的产物, 而是客观存在的。当然, 为了避免斯密式的混乱, 有的人“把第一类分工称之为division of labour (分工) , 把第二类分工称之为subdivision of labour (细分工) ”, 似乎对上述两种分工作了区分, 而在马克思看来, 这一区分显然“并没有表明概念上的区别”。[4]304

马克思借用了斯卡尔培克的观点, 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区分为三种类型, 即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单就劳动本身来说, 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 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 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 叫做个别的分工。”[3]406,407“一般”、“特殊”和“个别”凸显出分工的历史性和层次性。工场内部的分工之所以是个别分工而不是一般分工, 就在于这种分工“不是大多数极不相同的社会状态所固有的一般范畴, 而是一种与资本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完全特定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4]342, 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特殊发展阶段上的固定的特殊形式;社会内部的大类分工之所以是一般分工而不是个别分工, 就在于它不以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为转移, 存在于各个历史阶段上, 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

马克思说:“整个社会内的分工, 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 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 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3]415,416对于早期的社会形式而言, “工场内部的分工还完全受到排斥, 或者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 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3]413原始共同体中的社会劳动是有计划、有权威地组织的, 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共同体成员直接的需要。对共同体内部的手工业者来说, 其市场非常有限和固定, 因而各种职业都不需要太多的人手, 工场中的手工业者不过是独立进行劳动操作的单个人。因此, 在原始共同体中不可能存在工场手工业分工。[3]413,414而在封建社会中, 行会制度严格限制行会师傅雇用帮工的人数以及生产规模, 阻止劳动力商品化以及师傅成为资本家, “各种手工业并不联合在一个工场内。因此, 虽然行会组织造成的手工业的分离、孤立和发展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物质存在条件, 但行会组织排斥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3]415因此, 封建社会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在马克思看来, 工场手工业分工之所以未能建立起来, 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或生产资料没有实现分离, 只有当劳动条件独立化为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时, 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起码基础”才算具备。

具体来说, 工场手工业要以“人数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为自然起点, 只有当资本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场中一起劳动时分工才具备可能性。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技术意义上规定了资本家必须雇佣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 并要求只能按倍数原则增加工人人数。分工的发展要求更大的资本, 因为当工人人数增加时, 劳动资料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与此同时, “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增大”, 因此, 只有资本家手中掌握一定数量的预付资本以购买分工所必需的一定数量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 工场内部分工才能够顺利开展和扩大。[3]416由此可见, 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必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资本逻辑深嵌于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之中, 并把这种分工规定为“特殊的、别具一格的、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形式”[4]306。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 为了满足“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欲”, 资本家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分工来发展生产力以减少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样, 分工在“生产力-物质技术”的向度上便展现出文明的一面。

二、“生产力—物质技术”向度:资本逻辑与分工的文明作用

发展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5]对于资本而言, 不断实现自身的增殖, 即获取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以及激烈生存竞争带来的外部压力, 促使它“全面地发展生产力”[6]539, 并努力“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6]406。资本的增殖逻辑和竞争逻辑在生产力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发展具体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则是资本逻辑提高生产力水平、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重要手段, 这也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拓了可能性空间。

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取得了“典型形态”[3]390, 从物质技术意义上看, 它具有以下特点:其一, 把生产过程分解、独立为局部的操作和各个不同阶段, “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3]437;其二, 分工具有手工业性质, 它依赖于工人的技术水平和能力, 工人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其三, 每个工人作为整个生产机构的组成部分或者器官专门固定从事一种局部职能或操作;其四, 这种分工作为简单协作“更发展的形式”, 作为协作的特殊种类, “它的许多优越性都是由协作的一般性质产生的, 而不是由协作的这种特殊形式产生的”。[3]393这些特点无不与生产力的新发展有着内在关联。

分工之所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就在于它将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片面的局部工人。马克思说:“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之后, 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 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 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3]404局部工人作为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组成部分终生或长期从事着同一种操作, 这就使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 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3]393专门从事局部劳动, 还使得劳动操作的方法不断发展完善起来。同时, 单一局部劳动也有利于注意力的集中以及有效分配体力, 减少不必要的劳动消耗。而几代工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 又促进了技术一代一代的积累和传播。可以看到, “工场手工业在工场内部把社会上现存的各种手工业的自然形成的分立再生产出来, 并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3]394与独立手工业者不断变换位置和工具依次完成操作流程相比, 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有利于生产过程的持续进行, 它缩减了工作日中的某种空隙, 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消耗, 从而提高了劳动强度增加了单位时间内劳动的付出。[3]395其次, 分工之所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还在于它使劳动工具得到发展完善。分工将劳动过程分解为不同的操作, 每个工人获得了各自专门的职能, 为了适合“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 劳动工具也必须不断“简化、改进和多样化”。[3]396工具形式的变化主要向着两个方向发展, 即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前者使同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 后者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3]396劳动工具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 并为机器大工业的到来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最后, 从总机构或者劳动总过程来看, 资本主义分工既通过发现现成的协作条件或者以分解劳动过程创造协作条件而在一般协作形式的意义上发展了生产力, 又从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在特殊协作形式的意义上发展了生产力。

在“一般协作形式”的意义上, “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 它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制品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 同样, 用在这种转移上的劳动也减少了。这样, 同手工业相比, 劳动生产力提高了, 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一般协作性质产生的。”[3]398,399一般协作的时空转换能力创造出一种“同时性”, 即它将时间上顺序进行的操作过程转化为空间上并存的操作过程, 从而使各种局部操作可以同时进行, 使原料同时处在所有的生产阶段, 因此可以不断地生产出更多产品。

在“特殊协作形式”的意义上, 总体的劳动过程分解、独立为不同的操作阶段, 不同操作阶段之间的有机连接决定了固定从事单一局部工作的局部工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即“一个工人是给另一个工人, 或一组工人是给另一组工人提供原料。一个工人的劳动结果, 成了另一个工人劳动的起点。”[3]400这种技术上的安排与强制使得每个局部操作阶段上的工人必须在一定劳动时间内加工一定数量的产品, 他只能在自己的职能上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 由此产生的影响是, “在这里形成了和独立手工业中, 甚至和简单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 特别是劳动强度。”[3]400分工作为特殊协作形式“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组成”, [3]401使生产的器官简单化、多样化并确立起不同的操作和生产阶段之间的有机关系。这种有机关系必然要求建立总体工人不同质的器官在数量上的比例关系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和秩序性。

因为, 在“基本的生产有机体”即工人小组内部存在的是直接的分工, 而在同类的小组之间存在的则是简单协作, “总机构由这些基本的生产有机体的重复或倍加形成”。[3]402不同的手工业结合成为工场手工业, 而不同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结合起来。这表现为, “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反过来, 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 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产品当做原料的工场手工业, 或者同那些把它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4]403生产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各部门的分离, 同时又使它们彼此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简言之, 分工建立起普遍的、大规模的有机联系, 推动了生产力在质上的大幅度提升。

总而言之, “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 劳动工具的专门化, 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 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 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 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3]421,422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单位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所需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得以缩短, 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相对延长。这样, 劳动重负的减除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在空间意义上具备了潜在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生产关系—经济权力”向度:分工悖论与资本逻辑的三重遮蔽

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却又严重侵蚀了工人的生命力根基, 使之畸形化、片面化。资本逻辑对分工的宰制注定了分工所发展的只是资本的生产力, 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恰恰是建立在工人被压榨被奴役以及个人生产力不发展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 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 一方面, 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 另一方面, 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3]422在此, 资本主义分工所具有的悖论性再一次暴露无遗。

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 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作为劳动存在的一种社会形式畸变为与工人个体相对立的外在的、强制性的异己力量, 这种异己力量以资本的存在形式统治和压迫着雇佣工人。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将工人变为总体工人中从事简单操作的“局部工人”, 变为生产总机构中承担单一职能的片面器官, 这彻底改变了工人的劳动方式。马克思分析道:“由于每一个这样简单的和单一的过程成为某一工人或一定数量工人的唯一职能, 这种独立性就会固定下来, 就会人格化。工人从属于这些孤立的职能。不再是在工人之间分配劳动, 而是工人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过程中去, 其中每一个过程, 只要工人作为生产的劳动能力发挥作用, 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生活过程。因此, 造成总生产过程的生产率的提高, 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花的代价, 是把执行每一种特殊职能的劳动能力归结为枯燥的单纯抽象, 归结为某种简单的质, 这种质表现为始终如一的单调的同一动作, 工人的全部生产能力、他的种种才能都为了这种质而被剥夺掉了。”[4]316,317资本主义分工侵袭了工人的生命根源, 使工人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而沦落为分工的附属物、支配物, 工人作为社会人的丰富性被抽象为服从资本纪律的“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3]405的某一片面操作能力。

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 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 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3]417资本所需要的仅仅是工人生命整体中有利于价值增殖的那一部分能力, 价值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所追求的内在目的, 发展生产力不过是外在的手段, 因此, 片面化、畸形化恰恰是雇佣工人所必须具备的“优点”。而分工则造成了工人在体力和智力上的严重萎缩以及寿命的缩短。因为, 分工在技术上将生产过程变为连续性、规则性的劳动操作, 每一个环节的生产工人为了承接前后环节而只能使用必要劳动时间, 这大大提高了工人劳动的强度, 增加了劳动消耗;另一方面, 片面从事单调的局部操作妨碍了工人“精力的振奋和焕发”, 他们不得不忍受这一空洞内容对于自己心智的折磨。

不仅如此, 分工还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逐步分离开来并制造了二者的对立。“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 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 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 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3]418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一种权力, 而工人则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 其劳动能力的完整性被破坏掉。分工还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工资等级制度, 工人分裂为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 而局部劳动固化为职业, 这就把工人变成为处于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某一种人”。职能的简化、分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人的学习费用, 从而降低了劳动力价值, 但这也意味着剩余劳动领域的扩大、资本控制能力的增强以及资本对工人依赖程度的减弱。也即是说, 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强有力手段的分工实际上并没有将工人从劳动重负的铁链中真正解放出来, 相反地, 它延长了劳动时间、增加了劳动强度、剥夺了工人的自由和独立性, 从而把雇佣工人灾难的锁链铸造得又长又重。

资本逻辑在制造分工悖论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分工悖论所呈现出的对抗性。从根本上说, 这种遮蔽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自觉与结构性安排服从于资本主体自我增殖的最终需要。资本逻辑的遮蔽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资本逻辑以资本的生产力遮蔽了工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 一切都被资本逻辑之网收罗并被改造为资本的特殊存在形式:生产资料转换为不变资本, 劳动力则转换为可变资本。雇佣劳动力只有作为“资本的财产”才能够与同样作为“资本的财产”的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 物质生产过程才能够进行。马克思说:“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 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 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 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 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3]417正因为单个工人以及工人之间的生产联系从属于资本, 整个生产过程为资本所控制, 整个生产机构为资本所据有, 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才被资本所占有并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实际上这种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 它不过是工人劳动有机结合的创造物而已。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被自身的表现形式即资本的生产力所遮蔽;与之相应, 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反而成为了物质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雇佣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却处于一种“不在”状态。

第二, 资本逻辑以分工的积极作用遮蔽了分工的消极作用。资本家以及庸俗经济学家无不在技术意义上强调分工带来的诸多好处, 如生产力提高、劳动的简化、商品质量和数量的提升, 等等。而对分工在权力关系和生产关系作用下强加于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与戕害则视而不见。正如马克思所说:“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 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3]418正是工人的片面化、畸形化维持着资本的生命活力。人类文明的进步、少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以工人的忙碌操劳、畸形短寿为代价的, 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背后实际上是一部工人用血汗写就的苦难史。只不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总是以分工在技术意义上的文明面来遮挡其在权力意义上的野蛮面, 并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极权统治的合法性背书。

第三, 资本逻辑以生产机构内部分工的计划性、组织性遮蔽了社会内部分工的偶然性、无序性, 同时又以社会内部分工的“自由原则”遮蔽了生产机构内部分工的“专制原则”。单个资本主体对自身要素享有绝对的权威, 其内部运行处于稳定有序状态, 而在资本主体之间由于遵从“自由秩序”原理, 一切都处于相互竞争的混乱无序状态。狭隘短视的资本家只看到分工的计划性、组织性带来的个人收益, 却选择性地淡化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无尽祸害。这种生产机构内部分工的计划性、组织性对于社会内部分工的无序性、混乱性的遮蔽投射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囚徒困境”。[7]另一方面, 资本将社会内部分工所奉行的“自由原则”宣传为普遍原则, 鼓吹自由竞争、劳动力自由买卖以及强调所谓的自由人权等, 而这掩盖了资本在生产机构内部通过“专制原则”残酷压榨工人的事实。在抽象和表面的意义上看, “自由原则”与“专制原则”相互对立、水火不容, 但实际上二者不过是资本权力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运作中所采用的不同方法或手段, 它们相互补充, 共同服务于资本的剥削和增殖逻辑。

四、资本逻辑的扬弃:“消灭分工”与现代性重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了“消灭分工”的思想, 他说:“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 而且成为现实, 而要使这三个因素 (指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引者注) 彼此不发生矛盾, 则只有再消灭分工。”[2]535马克思还说:“个人力量 (关系) 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 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 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 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2]570,571之所以要消灭分工, 就在于与特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分工, 已经由人的创造物转化为异己的压迫性的“物的力量”, 这种“物的力量”使人丧失了独立自主性以及全面发展的可能。

但是, 马克思的意思显然不是要消灭分工本身, 而是要消灭分工所具有的对抗性和悖论性, 以自觉自愿的明智的“新的分工”来取代强迫性的固定的“旧的分工”。因为, 在一般的技术意义上, 分工是任何社会活动所不能离开的组织形式。而消灭分工本身, 或消灭分工的“物质规定”, 就意味着对于人类物质文明发展成果的否定, 这必然会引起生产力的破坏和倒退, 带来“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以及“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的死灰复燃。[2]538因而, 真正需要消灭的是分工背后的对抗性生产关系。正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决定了分工的对抗性, 把人自身创造出来的力量转变为反对人自身的异化力量, 将一部分人确立为生产的奴隶而将另一部分人确立为生产的主人和社会的统治者, 从而把一部分 (少数) 人的发展建立在另一部分 (多数) 人不发展的基础上。当然, 要消灭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 就必须诉诸生产力、交往的发展以及以这种发展为基础的积极的革命的阶级运动。马克思诗意地描绘了分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可能情形:“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 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 明天干那事, 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 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537在这里, 人们身份和地位的分化和固化的现象 (旧式分工) 不见了, (新的) 分工由于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而从其悖论性存在中剥离出来, 并蜕变为人确证自身的本真存在的方式, 蜕变为一种真正的解放性力量。

毫无疑问, 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在逻辑不单单是凌驾于分工之上, 而且是凌驾于一切社会活动之上;同样, 资本和资本逻辑不单单是制造了分工悖论, 还制造了机器悖论、生态悖论、贫困悖论等一系列悖论, 这些悖论是现代性内部矛盾冲突的自然表现。体现现代社会的总体特征与样貌的现代性之所以是一种悖论, 就在于资本和资本逻辑是主导整个现代社会关系以及现代性的灵魂与内核, 而内在地包含了冲突和矛盾的资本和资本逻辑与现代性悖论是一种天然的同构关系。总体性的资本和资本逻辑是整个社会活动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和借以运行的框架支撑, 它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和赋予现代性以色彩的“普照的光”。[8]资本和资本逻辑发展 (物的) 生产力同时又破坏 (人自身的) 生产力的悖论基因是先验地内嵌于现代性之中的。因此, 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必然呈现出“解放—调和内涵”与“压抑—异化内涵”相伴而生的悖论性图景, 在那里, “启蒙与操纵、意识与无意识、创造力与破坏力、表现的自我实现与压抑的非升华、真理与意识形态, 以及对自由的保障与对自由的剥夺等, 所有这些环节都混淆到了一起。”[9]

要消除分工悖论、使个人摆脱“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10], 就必须扬弃资本和资本逻辑。分工悖论、贫困悖论等诸多现代性问题很难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得到有效解决, 因为资本和资本逻辑是一种以总体性存在的权力结构, 其生命所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劳动、吮吸劳动者的血汗。“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 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 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 (利润) , 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3]311,312马克思为我们道出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矛盾冲突的不可调和性, 指明了超越资本和资本逻辑才是解决现代性问题、实现人类解放的正确路径。

对于置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体性包围当中的中国而言, 小到具体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 大到部门间的分工、地域间的分工, 无不受到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宰制。资本已然成为引进和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手段, 成为组织经济生活的重要形式。就制度层面而言, 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就现实层面而言, 社会生产力依然落后, 多种所有制并存, 仍存在剥削和压迫现象。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立足于历史与现实, 利用资本关系发展分工、发展生产力;又要着眼于社会与未来, 节制资本, 规避资本逻辑的消极影响, 积极主动地探索社会主义生产的有效实现形式并构建新型劳动关系。如果说现代性如哈贝马斯所言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 并值得我们期待, 那么, 这种现代性必然是从资本和资本逻辑宰制之下解放出来的现代性, 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现代性, 而它的实现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和资本逻辑的内在超越之路。

参考文献：

[1]王峰明.经济范畴与“形式规定”——马克思经济学本质观的哲学基础和当代价值[J].天津:天津社会科学, 2014 (2) :20-2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8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7]王峰明.资本的囚徒困境与资本主义的终结[J].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0 (3) :51-55.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0-31.

[9]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38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35.

（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