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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拜物教性质是介于商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之间。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转化为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货币的拜物教性质更加耀眼，本来作为商品的货币，由于其使用价值越来越弱化，其作为价值形式的职能成为主导。这种等价形式完成的“假象”，就是金银凭借其自然属性天然地成为货币，直接成为人类劳动的化身，这就颠倒了商品必然发展到货币而固定在金银上的过程并遮盖了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发展到资本尤其是生息资本阶段，资本生息像梨树结梨一样成为自然属性，其拜物教性质进一步完成和强化了。

对货币的拜物教性质的批判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货币也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范畴。詹姆逊认为：“货币是所有坏的解决资本主义困境的乌托邦办法的根源。从托马斯·莫尔到蒲鲁东，概莫能外。莫尔主张完全取消货币，蒲鲁东设想用劳工证作为劳动时间的公平价格来控制货币，净化货币。在反资本主义事业中，这些错误观念与支持资本主义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家的附带宣传是同样有害的。”（〔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页。）而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一度想从货币作为出发点来展开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比如哈维提到，“马克思为什么不是从货币开始呢？实际上，在他的准备调研阶段，他曾想过从这里入手，但经过进一步研究后，他得出了结论，即我们需要解释货币而不是假设货币的存在”（〔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曾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的条件下，“一切资产阶级关系都镀上了金或银，表现为货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每个人作为货币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显然，社会生产关系凝结为货币。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一、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逻辑演进

马克思早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文本中就谈到了货币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作用。“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穆勒把货币理解为一种交换媒介。而马克思则穿过这种表象，进一步探讨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本质不是“交换”的表象，当时受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逻辑的影响，他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活动的异化，具有私有财产的属性。

马克思继续分析道：“为什么私有财产必然发展到货币呢？这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必然发展到交换……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社会关系已经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私有财产是自身异化了的。因此，这种关系的独立存在，即货币，是私有财产的外化，是排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殊个性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20页。）可见，马克思仍然是从费尔巴哈的逻辑范式把人看作交往的类存在物出发的，认为私有财产是劳动异化的结果，私有财产为了实现相互交换从而产生了货币。他还是把货币本质看作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交换关系，这与后来他把货币本质看作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思路有着根本的差别。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理论逻辑上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他试图以人的主体性来驾驭货币批判。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的最高水平的代表，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古典经济学的水平，更遑论把财富生产与社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张一兵认为：“在赫斯的货币异化论中，人是国民经济学的本质，人的真实类本质——交往关系是货币的本质；那么，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中，则是人本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秘密，劳动是资本的秘密（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秘密），社会的人是货币的秘密。”（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他的哲学革命，确立了实践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为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提供了新的出发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于受到自身经济学研究水平的限制，他对货币的理解上还站在李嘉图的立场上，受到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影响。这种思路一直延续到《哲学的贫困》才发生改变。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了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缺陷：“这个缺陷是：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25页。）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货币观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认为，一切经济范畴的矛盾根本在于价值的矛盾，“价值表示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关系，甚至可以说，我们正是通过交换，使物品的社会性回到它的自然状态，我们才获得了效用的概念”（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余叔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5页。）。在这里，蒲鲁东虽然把价值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但不清楚何为真正的社会关系。他把使用价值理解为商品“本身的价值”，把交换价值理解为“公议的价值”。而构成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他设想一切产品都能按比例生产并且供求关系达到平衡，从而构成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才能具有构成价值。蒲鲁东认为作为货币的金银是已经达到的构成价值。马克思指出：“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什么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像任何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呢？……他会承认，这种关系正如个人交换一样，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9页。）蒲鲁东敏锐地看到了商品社会发展中一切商品都要实现为货币的特征，但他理解的货币却是脱离了生产关系体系的想象中的要素，没有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理解。

马克思货币理论进展中重要的文本是1851年—1853年所做的伦敦笔记中题为《反思》的手稿，其中克服了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弊端。针对184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源于李嘉图的通货原理的代表和所谓银行理论的拥护者如图克之间展开了争论，通货原理的实际运用被证明行不通。图克根据他对货币运动和价格发展的分析，得出了与李嘉图和通货原理拥护者相反的结论：不是货币数量决定价格，而是价格数额决定了流通中所必需的货币量。马克思从图克的《价格史》中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启发。

马克思研究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理论的缺陷，李嘉图认为：“对货币的需求完全是由货币的价值决定的，而货币的价值又是由它的数量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页。）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这是非常混乱的一章。李嘉图认为，黄金的生产费用只有在黄金的数量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时才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很晚才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多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页。）马克思已经推翻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清楚地认识到在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商品生产和流通，而货币的流通则是派生的。马克思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科学的货币理论并确立了对货币的拜物教性质的批判。

二、货币拜物教是更耀眼的商品拜物教

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批判中还能够看出特定的社会关系，而货币的拜物教性质批判就让人迷惑了。“商品处于关系之中，商品具有二重性，使用价值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货币的拜物教性质更加耀眼了。货币本质上是商品……货币是关系的代表和凝结，货币=关系。”（参见李怀涛：《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辨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2期。）从根本上说，货币的拜物教性质存在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商品的货币不仅掩盖了“物”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更是颠倒了货币与商品的关系，造成金银天然是货币的假象。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个人和个人彼此之间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种金属，一种矿石，一种处在个人之外的、本身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的纯物体，在这种物体上，形式规定和物体的自然存在再也区分不开了。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汇率或者银行家一样。……充当货币不是金银的自然属性，因而这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等等所根本不了解的。但货币直接是金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本质(Wesen)就是依据，正如杯子的本质显然不是它的质地而是盛水的功能，货币的本质也不是作为矿石的物理特性，能让矿石成为货币，显然是社会生产关系。这个意义上货币用物的自然性质掩盖了其社会形式本质，从而产生了更加迷惑人的拜物教性质。

因此，揭秘货币的拜物教性质就要厘清货币的起源和本质。正如劳伦斯·哈里斯在《货币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在货币理论中总是不断地提出两个基本问题，而且，实际上在货币理论许多高深发展的背后，也存在着这两个基本问题。什么是货币？为什么要用货币？”（〔美〕劳伦斯·哈里斯：《货币理论》，梁小民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第1页。）

让我们从马克思“货币是商品竟是一种发现”来展开对货币的分析。“只要理解了货币的起源在于商品自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马克思援引了17世纪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在他们这里，他们郑重其事地发现了货币竟然也是商品！“银和金，已铸币的或者未铸币的，虽然被用作计量其他一切物的尺度，但是它们和酒、油、烟、布或毛织物一样，也是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注。）对此，马克思分析产生如此的看法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货币的使用价值，因为货币可以用来镶牙等。所以，马克思揶揄说：“只有在那些从货币的完成的形态出发而从后往前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是商品’才是一种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他们并不明白货币究竟是如何从商品转化来的。

马克思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开始，论述了商品转化为货币的逻辑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个人有能力以私人劳动而存在，并且私人劳动者能平等地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这种相互交换的商品在实质上是交换生产者的劳动，这种劳动在形式上是私人劳动，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劳动。这种社会劳动即抽象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价值，成为商品交换依赖的基础。私人劳动同社会劳动的矛盾也即使用价值同交换价值的矛盾。马克思所说：“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不能同时具有两种形式。不仅如此，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页。）货币的出现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的是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这是经验主义的看法，没看到商品内在的矛盾。商品的交换扩大一定会导致货币的产生。因为“商品隐藏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这种对立进一步发展，就表现为、实现为商品的二重化即分为商品和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1页。）这样，内部矛盾反转为外部的矛盾，货币成为解决矛盾的形式。货币本质上是用来表现价值的价值形式发展的产物。

货币和商品相比，内容更加丰富，规定性更多。“因为它的出现使隐藏在商品中的矛盾外在化了，货币作为代表交换价值的一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和仅仅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后者只有借助于货币才能实现向价值的转化。这样，货币就具有了比商品更丰富、更多样化的社会联系和规定。”（庄福龄、孙伯鍨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335页。）货币本来是交换发展的产物，一旦成为重要手段和媒介，商品交换和流通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充分发展起来。

马克思还从社会历史的客观视角研究了货币的现实演变逻辑。交换的最初形式物物交换在价值形式发展中表现为“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这是互相交换劳动最简单的形式。比如在20米麻布＝1件上衣的交换等式中，一件上衣处于等价形式。马克思从等价形式入手分析货币的拜物教性质产生的原因：用自然形式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价值，抽象劳动表现为具体劳动，私人劳动却颠倒拥有了社会形式。马克思在写于1867年6月17日—22日的作为《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的附录的《价值形式》中，还曾经提出了等价形式的第四个特点：即“商品形式的拜物教在等价形式中比在相对价值形式中更为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页。）。

劳动产品只是通过偶然的、个别的交换转化为商品。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不同的东西表现出来就是简单价值形式。马克思进一步从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研究。随着物物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商品可以和许多商品交换，形成众多的交换价值的比例关系，也就是把价值表现在许多商品上，形成扩大的价值形式。而利用黑格尔逻辑学中阐明的反思的规定，把扩大的价值表现的系列倒转过来，许多商品完全可以同这一个商品相交换，用这一个商品表现自己的交换价值和价值，这就得到了一般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是必须采用社会公认的形式。而发展到货币形式，拜物教取得了更耀眼的光芒。

李嘉图由于忽视了价值形式问题，而仅仅关注价值量。他对货币的理解就出现了偏差：“社会性地独占一般等价物的地位的商品转而成为货币，商品的价值由此能够以货币形式来表示。从第一形式到货币形式的价值形式的发展，是从货币形式向第一形式的追溯、分析前提。”（〔日〕尼寺义弘：《黑格尔推理论与马克思价值形式论》，邓习议、张小金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第16页。）价值形式的演变使得交换价值就表现为一切商品都用一种特殊商品来计量，这是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商品的交换价值，作为同商品本身并列的特殊存在，是货币；是一切商品借以互相等同、比较和计量的那种形式；它是一切商品向之转化，而本身又转化为一切商品的那种形式；是一般等价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0页。）一般价值形式使商品交换有了公用的尺度，但不具有固定性。历史上有许多商品充当过货币，最后只有一种商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固定的等价物，那就是金。从货币演变的这个过程可以看到，一种特殊商品成为货币后，其他一切商品都就同它交换，而一旦货币独立出来，其他商品就不再彼此交换了。货币就剥夺了其他商品普遍的直接的交换能力。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同商品界本身相脱离而自身作为一个商品又同商品界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9－90页。）

马克思说过：“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他还说过：“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它把每个个人都包括在内，并且扬弃了一切中介的形式。货币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变为一种固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压倒一切的、最抽象的、最难看穿的。“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马克思认为商品A与商品B的价值表现形式中有一种假象：B要表现A的价值量，这种形式好像是天然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指出：“当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这样，货币与商品的价值关系颠倒地表现出来了。商品成为货币好像不是因为它是从价值形式中分离出来的一般等价物，相反，好像是先有货币的存在，其他商品的价值才得以表现出来，这种颠倒让货币的拜物教性质更加明显了。

在穿过货币拜物教耀眼的光芒以后，它的性质还是可以被辨别出来的。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价值转化为价格而导致了拜物教性质的进一步加强。在转瞬即逝的流通过程中，货币本来作为价格表现出的金银具有的自然物质特性就变得不重要了，仅仅成为价格的代表而已。于是，可以推论出，这种单纯的交换手段可以通过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实实在在的货币。价格的存在使得拜物教性质不断加深，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的现象中，商品首先都要表现为货币，现在货币也在实际流通过程中渐渐隐退了，成为一种观念的价格的存在，货币的拜物教性质进一步加强了。

三、对重商主义、货币数量论陷入货币拜物教的批判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国民经济学把重商主义看作拜物教徒：“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拜物教概念的含义显然是指“崇拜对象性财富”，是沿用当时的一个术语，这与以后把拜物教定义为“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他把崇尚对象性财富的重商主义者称为拜物教徒，是从一种主体性的哲学视角去理解经济现实，还没有对因为社会关系的颠倒产生的拜物教具备客观的认识。马克思这里使用拜物教的概念还是“前斯密”（〔德〕Th.马克斯·豪森：《马克思对“拜物教”概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2年第10期。）意义上的。

重商主义产生于16世纪，正处于西欧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时期，代表了商业资产阶级利益。他们着眼于从流通领域考察商业资本是怎样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增值的。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货币当作财富的唯一形态，因此把拥有金银多少作为富裕程度的标准。他们认为只有在对外贸易中，通过商品的“贱买贵卖”换回金银货币才能获得利润，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而国内贸易并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

马克思批评重商主义“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所谋求的无休止的价值增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早期重商主义称为“重金主义”或“货币主义”。重商主义者根本不清楚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不懂得金银也是一种商品，简单地把金银、货币和财富直接等同起来，单纯地从流通领域中寻找财富增值的源泉。

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者是拜物教徒，他也曾用“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眩惑，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9页。）来称呼他们，批判他们看不到货币的自然属性形式下实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法文版《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重商主义体系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货币形式赋予贵金属的拜物教性质中来的。而大力夸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不倦地重复对重商主义拜物教的乏味的嘲笑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不也同样受到了假象的欺骗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8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表现在货币、贵金属的拜物教观念是货币主义的谬见，由于没能透过货币的外在形式看到货币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而陷入拜物教。

马克思还着力对导致李嘉图陷入货币拜物教的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了批判。李嘉图认为商品价格是由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决定的，商品价格会伴随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而同比例提高或降低。李嘉图认为，在单位货币价值和商品价值总额不变时，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多于正常货币需要量，那么商品价值就以更多数量的货币来表现，此时商品价格就会上涨。按照这种推断，商品价格的变动就取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由此便得出了价格水平取决于货币数量的结论。

马克思认为，不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商品价格，相反是流通中的价格决定了流通中究竟应当发行多少的货币数量。马克思断言：“只有在营业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进行这些营业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否则，流通中的过剩的货币就会以到期票据等形式作为存款等流回银行。因此，货币流通在这里不是原因。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入使用的资本的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也就是说，工商业的发展促进资本的增长，进而促使货币流通的增加。

马克思指出了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与货币数量论之间的矛盾：按照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在进入流通领域之前，已经具有价值。而按照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商品价格和价值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的，这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

不难看出李嘉图在货币问题上的理论混乱，他错误地认为所有金属货币都必然处于流通过程中。他不懂得当实际所需的货币量少于流通中金属货币的数量时，有部分的货币就会自动隐退作为贮藏手段。他把金属货币与一般商品完全等同，甚至与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相混同，背离了他自己确定的货币价值决定货币流通量的正确命题，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这是由于李嘉图不懂货币职能的区分以及错误地把货币仅仅当作符号，没有理解货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而陷入了货币拜物教的泥淖。

参考文献：

[1]张一兵：《事物化与物化:从韦伯到青年卢卡奇》，《现代哲学》2015年第1期。

[2]唐正东：《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辩证特性及其当代启示》，《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

[3]叶险明：《关于马克思晚年相关思想研究中的误区——兼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涉及的“五形态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4]刘森林：《物与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5]刘召峰：《拜物教批判理论与整体马克思》，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张建刚）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