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39卷研读会概况

2012年10月11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39卷读书研读会，本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张建云和崔云，会议由余斌主持。马研院新任党委书记邓纯东出席了本次读书研讨会并就马研院科研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表了重要讲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主要收录了1893年1月至1895年7月恩格斯与他人之间的通信。张建云的读书报告主要就《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出版及其相关讨论、第四卷的整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收集整理和出版等工作、对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和批判、俄国农村公社及俄国革命道路等问题的讨论、工人运动与议会斗争问题的讨论、正确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问题、关于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工人、农村与城市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以及如何理解等问题、关于政党和领袖问题等九个方面介绍了本卷书信涉及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恩格斯书信中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和现实问题，谈了自己的理解。崔云的读书报告较详细地列出了恩格斯与他人之间的通信的数量，并围绕《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校订出版、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对马克思世界观的看法、甲午中日战争后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等几个方面介绍了通信的主要内容，最后还谈及了从恩格斯对待言论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对马克思后人的帮助及其遗嘱中所感受到恩格斯伟大的人格。

张建云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是恩格斯去逝前两年半多时间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就《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出版及相关事宜、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等问题作了介绍，特别是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出版及其相关讨论

在整个第39卷中，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出版及出版后的相关事宜、相关内容的讨论、第四卷的整理等等问题，是一个重要内容。应该说，这项工作也是恩格斯在这段时间里最重要的工作，为此，他放下了其他一切重要工作，以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为最重要任务，所以在书信中谈论的也最多，恩格斯向很多人报告了《资本论》第三卷工作的进展情况。

二、关于第四卷的整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收集、整理和出版等工作

恩格斯一直很惦记着第四卷的整理工作。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个工作了，所以，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完成。开始恩格斯找到的是考茨基。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1894年12月17日）的信里谈到这个问题。“还有第四卷。这部分手稿很粗糙，现在还不能说可用的部分有多少。这次我不能象处理第二卷和第三卷那样担任辨认字迹和口述全部手稿的工作了。否则，我做不了一半工作视力就要完全断送了。多年以前我就这样认为，并一直在寻找别的出路；如果从年青的一代中找出一两个精明之士学会辨认摩尔的笔迹，那就好了。我曾考虑过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考茨基当时（大约六、七年前）还住在伦敦；我同他谈了，他同意。我说，全部‘誊清的手稿’我将付一百英镑的报酬，如果有些地方他辨认不出我可以帮忙。他已开始工作；后来他离开了伦敦并带走一个笔记本，许多年来他从未向我提及此事。他为出版《新时代》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我曾要他退还原稿和已完成的誊清稿——可能有全书的八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伯恩施坦不仅也很忙，而且疲劳过度；他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全好，因此我不便求他。我想看看杜西是否同意。如果伯恩施坦自己愿意帮忙，最好；否则，我不打算让别人说我加重了他的工作量，因而使他的病复发。”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另外两封信里谈到，关于第四卷地整理工作，他想交给马克思的小女儿杜西即爱琳娜去做：在1894年12月29日的信中他说：“星期日杜西（她现在曼彻斯特）把你关于第四卷给她的信寄给了我。如果她承担抄写原稿的工作，我完全同意并乐意帮助她。”在1895年3月28日的信中他说：“在此期间我将着手《资本论》第四卷的工作，卡尔·考茨基抄写的部分我要看一遍并加以校正，然后同杜西商量，让她继续这一工作。”

很遗憾，《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当年没有来得及编好付印。恩格斯也未能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剩余价值理论》由卡·考茨基出版了，但是任意脱离作者原稿、颠倒和删节之处甚多。新版《剩余价值理论》是按照作者原稿的编排出版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

在基本上完成了第三卷的工作后，恩格斯着手整理、出版马克思早期、也包括他自己早期的著作，主要是一些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打算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在当时对他来说是很急迫的工作，因为他是当事人，由他来完成这项工作显然最合适不过。但这个工作他没有最后完成。在恩格斯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致理查·费舍（1895年4月5日）的信中他担心版权问题：“请你立即同律师商量一下，马克思的继承人对马克思1842年在《莱茵报》上写的文章享有多大的版权。这些文章是匿名发表的。匿名的文章对巴克先生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些文章对他有价值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名字。如果这些文章因最初是匿名发表而可能丧失版权的话，那末他现在以马克思的署名发表它们，不就是承认我们的版权了吗？”在致理查费舍1895年4月15日的信中他说：“这么说，老《莱茵报》上的几篇文章，终于发生了我一直担心的问题：著作权已经丧失，而所有权我们也只有赶快行动才能保住。所以，最好你马上发表一个声明，说你们的出版社将出版这几篇文章，并附有我的序言和注释。”而且谈到他的两年要求或愿望，一是“重印历史文件以及早期著作的丛书，不容许任何书报检查——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要么根本不印。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出版条件。因为我们当时写作是一点也不讲客气的，并且常常是为那些现在在德意志帝国国土上被视为越轨和犯法行为的东西辩护，所以在这个模范的法令批准之后，在柏林重印这些文章，不大加删节是根本不可能的。”二是，“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陆续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出齐若干卷。……马克思永远不会赞成陆续分册出版；有一次他曾经允许迈斯纳，但这样的事也就是这么一次。象《神圣家族》、《福格特先生》等这样的书，分拆成两个印张左右的分册出版，是绝对不行的。这样读书不能使读者有任何收获，这种支离破碎的阅读只会使人莫明其妙。”

在致弗兰茨·梅林（1895年４月底）中，恩格斯写到：“尊敬的梅林先生：我怀着十分高兴和感谢的心情接受您提出的帮助我收集马克思的旧作以便重新出版的建议。头一个困难是由于1842年的《莱茵报》产生的；我确实当时就怀疑柏林图书馆里有这个报，但是，虽经一再查询，仍然不能肯定是否的确如此。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顺利解决，我们可以动手了。”致弗兰茨·梅林（1895年5月9日）的信中他说：“我同意您的只把《莱茵报》上的两篇长文和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轶文集》上的一篇文章）全文出版的建议。其余的，只需要把最重要的地方转抄下来（并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行了，这些最重要的地方请您自己选定。至于摩塞尔的文章，为了写序言，我希望对辩论的经过和内容有个梗概的了解。关于这件事，是否可以麻烦您同费舍接洽一下？”很遗憾，恩格斯生前也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

三、对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和批判

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最常犯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可以说，恩格斯一直谨慎地关注着各国共产党在这两种倾向上可能要犯的错误，并时时提醒党的领导人。在书信中，这方面的内容是很多的。如，在致路易·艾里提埃（瑞士社会主义者，写有许多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的著作）（1893年1月20日）的信中，恩格斯批判了艾里提埃的无政府主义，“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您大量地重复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误和谎言，并且信以为真，虽然您的这种信仰在我提醒以后想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原始的天真。您宣布要就这个题目再写一篇文章。我希望您在着手之前，能找到那些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种种谰言和伎俩的文件，使您作出公正的判断。在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1893年２月7日）恩格斯谈到了他对艾里提埃的批判，“艾里提埃给《柏林人民论坛》所写的关于《汝拉联合会和米·巴枯宁》一文，渗透着对无政府主义者一切谎言的盲目信任，这种信任超出了单纯幼稚的范围，而译者，正如艾里提埃给我写信所说的那样，又进一步作了无政府主义的歪曲。”在致威·李卜克内西（1894年11月24日）的信中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李卜克内西的机会主义：“我觉得，仅仅你事后被迫作这种声明这一事实就会向你说明，你的右倾比倍倍尔可能犯的左倾要厉害得多。……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就算是这样吧。我也认为他自己不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十至三十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其实，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象‘学士’、落选的大学生等的增多一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危险人物，现在我们能够溶化他们。但是必须促进这个过程。为此就需要加盐酸；如果盐酸不够（象法兰克福所表明的那样），那末现在应该感谢倍倍尔，他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溶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在致弗·阿·左尔格（1894年12月４日）信中，恩格斯谈到了对李卜克内西的批判。

四、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及俄国革命道路等问题的讨论

俄国的知识分子就“俄国传统的农村公社能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多次请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革命道路等问题在马克思生前的时候就谈论多次，特别是马克思在1881年在给查苏利奇的信，草稿也起草了三、四次，最后复信很简短，对俄国社会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俄国农村公社能否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还留有讨论空间。那么，十二年之后，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日渐明朗，恩格斯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这主要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两封信里谈到的。在1893年２月24日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在头一封信里您问道：1854年以后不可避免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不但不能促进在俄国历史地形成的那些制度的发展，反而必然从根本上破坏它们吗？换句话说，农村公社不能成为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吗？”“在１月27日，您用下面的方式表达了上述的思想：大工业对俄国来说已经成为必然，但是它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吗？好吧，我们来看看。在1854年或1854年前后，对俄国来说它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社，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察一下你们国家当时的整个情况，难道您看到有任何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大工业嫁接在农民的公社上面：一方面使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社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当整个西方都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为，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演变，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完全是两样的。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有关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但无论根据他的意见，还是根据我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实际情况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发展，“而在这同时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消失，我们只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转变能够尽快地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那些在这种新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一个伟大前途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在1893年10月17日的信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只能是灭亡。“我还要进一步说，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的作用。这种更高的形态——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只能是仿效某处已存在的样板。假如西欧在1860—1870年间已经成熟到能实行这种变革，假如这种变革当时已经在英法等国实行，那末俄国人当然应该表明，当时还没有怎么触动的他们的公社能够做出什么。但是西方当时却处于停滞状态，不打算实行这种变革，而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迅速地发展起来。因而，俄国就只能二者择一：或者把公社发展成这样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和公社相隔许多中间历史阶段，而且实现这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当时甚至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向资本主义发展。试问，除了这后一条路，它还有什么办法呢？”“至于说到公社，那末只有在其成员间的财产差别很小的条件下，它才可能存在。这种差别一旦变大，它的某些成员一旦成为其他较富有的成员的债务奴隶，它就不能再存在下去了。雅典的富农和富豪在梭伦那个时代以前无情地破坏了雅典的氏族，现在你们国家的富农和富豪也在同样无情地破坏着公社。恐怕这一制度注定要灭亡。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请看它在西方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吧。象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

最后，在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895年２月26日）的信中，恩格斯分析了为什么老是那么多俄国知识分子提出农村公社过渡问题，老是有这种想法呢？恩格斯的分析非常深刻，具有启发：“同他（丹尼尔逊）所属的这一代俄国人是无法进行辩论的，他们至今还相信那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命，似乎这种使命把俄罗斯、真正神圣的罗斯同其他世俗民族区别开来。”“在现代大工业接枝于原始村社，同时存在着文明的一切中间阶段的你们的国家里，在专制制度筑起的相当牢固的精神万里长城所封锁的国家里，出现各种最不可思议的和离奇古怪的思想，是不足为奇的。就拿可怜虫弗列罗夫斯基来说吧，他认为桌子和床都能思考，只是它们没有记忆。这是一个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随着城市的发展，有才能的人们与世隔绝的状态将逐渐消失，这些思想谬误也会随之消失，因为这些谬误是由这些古怪的思想家的离群索居以及知识零散无条理所引起的，部分地（在民粹派那里）也是由于他们看到自己的希望破灭感到绝望所引起的。事实上，曾经是恐怖主义者的民粹派，最后完全可能成为沙皇制度的拥护者。”

五、关于工人运动、议会斗争问题的讨论

恩格斯非常积极地支持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参加议会选举，进入资产阶级政府，通过议会斗争，宣传、扩大社会主义思想，并对改善无产阶级状况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正是通过这种议会斗争，通过社会主义者议员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工人的力量、人民群众的智慧等的作用，于无形之中显示出来。

致弗·维森贝尔德（1893年３月14日）的这封信非常好，恩格斯讲了一个工人运动的根本原则问题：“要知道，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末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多次鼓励他参加选举，如1893年2月25日的信中，“如果您在议院的演说没有引起先前那样的反应，请不要灰心。你们着手准备选举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至少应当夺得二十席。你们有很大的有利条件：你们从市镇选举中已经知道，你们在每一个地区至少拥有多大的力量；而我认为，从去年5月以来，你们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了。这在你们和激进社会主义者之间分配候选人时会对你们有很大帮助。”在致劳拉·拉法格（1893年３月14日）说，“我丝毫不反对保尔在有组织的选举运动中进行一次全法国的旅行；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可是一个议员毕竟在议会中有其一定的职责，尤其是在目前的巴拿马时期；因为每一次选举最终要依靠大量不怎么热心的庸人的选票，所以我担心保尔的再次当选可能因他忽视自己的议会职责而受到威胁。我也的确听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暗示。而我看到恰恰在巴拿马危机的某些最重要时刻他却一直不在，就不禁想到，他放过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时机，而且这一切都可能被人用来反对他。到头来，给别人准备好席位而把自己的席位丢掉，真是过分慷慨了。”

在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3年５月17日）等人的信中，恩格斯表达了他对我们的人选举成功的喜悦之情。“我们在德国的人情绪高昂。竞选运动对他们说来是真正的幸福和愉快的事情，尽管这需要他们付出很多的心血和气力。倍倍尔开过布鲁塞尔会议以后，曾在这里度过了复活节周。从他的来信看，他觉得象获得了新生一样。除汉堡外，他在亚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1890年我们在那里是四千八百票对八千二百票——也被提名为候选人，而且很多倾向于法国的人都将投他的票。我们参加竞选的选区约有一百至一百一十个，估计在这些选区可得总票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参照1890年选举结果判断），而且我想，在将近八十个选区里，我们不是立即通过就是在重新投票时通过。我们的人有多少会在重新投票时遇到障碍，这要看哪些候选人与我们抗衡。如果是对保守党或民族自由党，则我们当选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是对自由思想党，可能性就小一些，如果是对中央党——假如对方的候选人在军事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话——可能性就很小了。倍倍尔估计，从总的情况看来可望获得五十至六十个席位。”

六、关于正确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问题

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经济关系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问题，在第39卷有两封非常重要的信，一封是恩格斯写给梅林的，一封是写给博尔吉乌斯的。

在致弗兰茨·梅林（1893年7月14日）这封信里，恩格斯承认，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和他也是有责任的。“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七、关于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工人、农村与城市问题

恩格斯在以下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很有启示：一是农业劳动可以由工业工人去做。二是工人也需要从事农业劳动才能保证身心健康。三是把农业完全过渡到整个社会手里。为了实行这一过渡，大地产和贵族大庄园比小农经济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合适的物质材料。恩格斯的中心思想就是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工人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界限，二者的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这些思想主要是在致迈耶尔这封信里讲到的。

在致鲁道夫·迈耶尔（1893年7月19日）信中，恩格斯在评议迈耶尔的文章时说：“但是您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农业劳动不能由工业工人去做，把工作日长度缩减到全年一样在农业中是不可能的。这里您把旋工倍倍尔的意思理解错了。至于工作时间，在播种或收割期间，每当必须迅速增加劳动力数量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我们按需要量把工人投入劳动。在八小时工作日制度下，每昼夜可分成两班甚至三班；即使每人每天只应劳动两小时（在某项专门劳动中），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受过这种专门训练的人，就可以安排八班、九班、十班轮流。”

接下来，恩格斯谈到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交融在一起的重要性和意义：“如果把整个德国变成许多占有二千至三千摩尔根——或多或少，根据自然条件决定——土地的农庄，并采用机器生产和一切现代化装备，那时难道我们在农村居民中间就没有绰绰有余的训练好的工人了吗？到那时，要使这些居民全年都作工，农业劳动就不够分配了。如果我们不把他们用于工业，将有一大批人长期无事干。而如果不给我们的工人提供在新鲜空气中，特别是在农业中从事劳动的机会，他们的体质也将变得虚弱。就算现在的成年人不适于这样，而青年人却可以这样训练。如果男女青年在夏天有活干的时候，接连几年到农村去，那末，是不是还要用很多个学期让他们死啃书本才能取得耕地、除草等等的学位呢？您该不会认为，只有一辈子别的什么都不做，象我们的农民那样干活干得愚钝起来，才能学会农业中的某些有用的东西吧？倍倍尔书里讲的就是这点而不是别的。他说：‘生产本身，它也象人们的智力发展和体力发展一样，只有在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旧有分工消除之后，才能达到高级程度。’”

最后，恩格斯谈到了农业与工业的前景，工农融合的趋势及途径等问题：“而农业也和工业一样，达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在我们看来，这个阶段不仅允许而且要求把农业完全过渡到整个社会手里。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为了实行这一过渡，大地产和贵族大庄园比小农经济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合适的物质材料，正如在工业中要实行这种过渡大工厂比小手工业企业更加合适一样。这一情况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大庄园的农业无产者将完全和城市无产者一样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只要城市无产者触及他们切身的事；而破产的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却是通过曲折的道路，通过反犹太人运动才接近社会民主党的。”

八、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以及如何理解等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第39卷中，有几封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封信就是恩格斯致朱·卡内帕的信。卡内帕——意大利律师，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894年1月3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1894年1月9日回信中指出：“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意大利刊物《社会评论》第35页）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用不多几个字来表述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个任务几乎是难以完成的。”这段话确实极为深刻、意义深远，值得反复思考和研究。

在致卡·考茨基（1894年２月13日）信中，恩格斯写到，“这在当前也是这样：‘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因为当我们的理论还在完善过程之中，关于未来社会更多的还是理论设想而缺少经验事实的时候，恩格斯的这个意见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启示。

致保·拉法格（1894年3月6日）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以往关注并不多，今天看来，恩格斯的这些讨论值得我们再思考。在这封信的背景是这样的：1894年2月中旬，法国众议院辩论谷物进口税问题，2月17日，饶勒斯就这个问题向参议院提出一项法案，建议由国家进口谷物。盖得在2月19日的发言中支持饶勒斯的意见。在信中，恩格斯指出：“他们借助年度预算和交易所（这里他们至少是用他们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信贷）盗窃着法国，你们还嫌不够，还打算把几十亿元和国民信贷交给他们支配，好让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帮助下更彻底地把你们的衣袋掏空！”同时明确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幼稚病，十二年以前，在非常法制度下曾流行于德国，当时它是政府许可（甚至鼓励）的唯一形式。”同时，恩格斯还指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通过试图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而当这个政府还是资产阶级政府时，就是幻想。前激进派会对你们说，是啊，但是在法国我们有共和国！我们这里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措施！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当它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时，它就和任何君主国一样地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方式不谈）。因此，把它看成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或者当它还为资产阶级所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

以下两封信谈到如何看待、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学说。在致弗·阿·左尔格（1894年5月12日）的信中，恩格斯指出：“这里的社会民主联盟同你们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一样著名，都只是把马克思的发展学说变成死板教条的党派，这些教条，工人不是根据他们自身的阶级感情得来，而是必须当作信条不加思考地囫囵吞下。因此，两个政党仍然只是宗派集团，并且象黑格尔所说，它们从无通过无到无。”在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了极为深刻的思想：“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要么直接希求的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每个资本家都追求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接近于每人相同的利润额。但是不论资本家或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弄不清楚：这种追求的实际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全部总资本。”“那末平均的过程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特别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九、关于政党和领袖问题

关于党建问题，感兴趣的同事可以看看以下两封信。这些思想很有启发。

在致奥·倍倍尔（1893年10月12日）信中，恩格斯谈到了什么样的政党是不可战胜的：“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它的一切要求都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政治表现的话，那就更是如此。”

致保尔·施土姆普弗（1895年１月３日）恩格斯谈到如何正确看待党内的分歧和争论问题：“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经常不断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党不断加强的、不可控制的向广度扩展，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即新党员比从前入党的人难于消化。大城市的工人，即最有见识和最有觉悟的工人，已经同我们站在一起。现在加入的不是小城市或农业地区的工人，就是大学生、店员等等；或者是与破产斗争的小资产者和农村手工业者，这些人还占有小块土地或承租小块土地，而且现在还有真正的小农。由于我们的党事实上是唯一真正先进的党，而且是唯一可以取得某些成就的强大的党，因此容易受诱惑，想用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对那些身负重债并日渐反叛的中农和大农发生点影响，特别是在农村人口中这些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人越出对我们的党来说根本不许可的界限，那时就要引起某种意见分歧；但是我们党的机体十分健康，所有这些都丝毫无损于它。”

恩格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得到各地工人群众的热爱是很正常的，但是，恩格斯非常反对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致弗·阿·左尔格（1893年10月7日）的信中，恩格斯谈到：“这里又是一番排场。起初我不得不出席一次同志宴会，但因为会场只能容纳六百人，而别的人也想见见我，所以在我离开前的那个晚上又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我被迫又在这次会上讲了几句话。我从维也纳经布拉格到柏林；在那里，在我坚决反对拟议中的群众大会以后，只举行了一次同志宴会，有三、四千人出席。所有这些，当然他们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完全不合我的口胃；好在这一切都已过去，下一次我要求有个书面协定，保证我不必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只作为个人因私事出来旅行。各处对我的隆重接待当时使我吃惊，现在仍然吃惊，我甘愿把这种接待让给议会活动家和演说家，这和他们的作用更加适称，和我的活动则未必相称。”

崔云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39卷为恩格斯书信集，时间跨度为1893年1月到1895年7月恩格斯逝世前。

一、时代背景

当时主要事件为1893年法国大贪污贿赂案巴拿马丑闻、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和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

二、通信数量

本卷正文中恩格斯与他人的通信共计268封，其中，1893年、1894 年、1895年分别为93封、96封和79封。此外，补遗1封。附录中有恩格斯的遗嘱及其补充、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书信，以及其他人之间的四封书信。通信人数多达85人。

恩格斯与他人的通信中，与劳拉·拉法格通信最多，共29封（除单独写给劳拉·拉法格的28封外，还有写给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两人的一封），其次为卡尔·考茨基，共21封，然后为保尔·拉法格，共计17封，菲力浦·屠拉梯、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维克多·阿德勒均为14封。

三、通信主要内容

本卷通信的主要内容为《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校订出版情况等，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瑞士等多国工人运动情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对马克思世界观的看法、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马恩著作的翻译出版等等。笔者主要围绕《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校订出版、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对马克思世界观的看法、甲午中日战争后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研读学习。此外，从恩格斯对待言论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对马克思后人的帮助及其遗嘱均可感受到恩格斯伟大的人格。

（一）恩格斯花费近10年时间克服种种困难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作内容和形式上的整理与校订。

为确保马克思遗著《资本论》第三卷早日出版，自1885年始，恩格斯用了近10年时间全力以赴整理与校订《资本论》第三卷，直到1894年出版。从《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93年-1894年关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通信内容看，在整理与校订《资本论》第三卷期间，恩格斯几乎放弃了所有其他工作，除非绝有必要的通信外，他甚至停止了其他通信。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过程中，恩格斯不仅要对其形式进行整理，还要对其内容进行整理。恩格斯在与他人的通信中至少提到了九次“困难”一词。直至1894年5月11日，恩格斯将《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部分手稿发出付印。至此，《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完成全部整理校订工作，正象恩格斯自己说言“现在我才真正卸下了重担”。《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较全面反映这些情况的信件主要如下。

1893年《资本论》第三卷部分手稿付印前恩格斯关于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通信，主要内容为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进度与所遇到的困难等。在致劳拉·拉法格（1893年2月12日）信中，“今天是星期日，我有几分钟空闲，明天我就得重新钻进银行、信用、货币资本、利息率的丛林，去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三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就真正困难的部分来说，这个第五篇算是完成了，但是文字上还需要作大量的‘最后加工’：编排，删掉重复的东西，等等。我希望用八天至十天的功夫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搞第六篇和第七篇，然后就是结尾了。”在致尼·弗·丹尼尔逊（1893年2月24日）信中，“很久没有写信，请原谅。这也是不得已。我不得不做一番努力——最后的努力，争取在这个冬春把第三卷完成。为此我只好放弃所有其他工作，甚至停止了一切书信往来（除绝对必要的以外）……现在，除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以外，我已经结束了第五篇（银行和信用）的校订工作，这一篇无论从内容本身或就手稿的状况来说，都是最困难的。现在只剩下两篇，约占全卷三分之一，其中的一篇——关于地租——内容也很困难，但这一篇的手稿，据我所记得的，要比第五篇的手稿完善得多。因此，我还没有失掉在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的希望。原先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保证在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工作绝对不要间断，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第五篇上，现在这个困难幸而已经克服。在校订这卷书的时候，我时常想到它出版之后会带给您的巨大的喜悦。我将把清样寄给您，就象过去第二卷那样。”在致劳拉·拉法格（1893年3月14日）信中，“今天是摩尔逝世的日子，整整十周年。现在我可以极其秘密地告诉你：第三卷已经搞好了。最困难的一篇，即关于银行和信用那一篇已经完成；还剩下两篇，其中只有一篇（地租）可能有一些形式方面的困难。但是同我已经完成的部分比起来，剩下的部分简直是儿戏了。现在我不再害怕被打断。去冬之前我未能得到四、五个月不被打断的工作时间。现在我已经有了这样多时间，而且工作已接近完成。只是不要对任何人讲，因为在两个月以内我还不能确定手稿付印的日期。”在致亨·德·劳埃德（1893年3月中）信中，“目前我的全部时间都用于整理我的故友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准备付印出版。”在致卡·考茨基（1893年3月20日）信中，“第三卷共七篇，有五篇已搞完，连表面形式都可以算最后定稿了。主要的困难——关于信用的那一篇，已经解决。目前我在整理地租那一篇，可能还得花一定的时间，所以我还不能说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一点你我知道就行了。”在致卡·考茨基（1893年11月3日）信中，“第三卷，清样。一开始印刷，只要我从迈斯纳那里收到校样，我一定会整篇整篇地交给你或爱德处理。可是为了俄文翻译，我额外需要一份校样，而迈斯纳老了，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好商量了；我将尽我所能去做。总共六篇，我想随印刷进度分篇给你们寄去。”在致劳·拉法格（1893年12月19日）信中，“我必须在圣诞节以前完成第三卷第一至四篇的最后校订工作，以便新年以后能够立即付印。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完成。到复活节时，我希望全部手稿（三分之二还需要最后看一看）能送到印刷所，这样9月就能出版。”

1893年年底《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前三分之一寄出付印后，恩格斯继续校订其余部分，直到1894年5月11日恩格斯将《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部分手稿发出付印。在此期间，恩格斯大量通信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校订出版展开的，主要内容为《资本论》第三卷校订出版的进度以及出版后将造成的影响。在致彼·拉·拉甫罗夫（1894年1月4日）信中，“您终于有希望在今年收到《资本论》第三卷。俄译本将和第二卷的译本一样：我把校样寄给丹尼尔逊。”在致卡·考茨基（1894年1月9日）信中，“可能爱德已经告诉你，第三卷的部分手稿（约三分之一立方英尺）已经发出。由于这部分手稿已经顺利地到达汉堡，现在我可以把供《新时代》发表的短评（随信附上）给你。该杂志请寄给汉堡奥托·迈斯纳的出版社一份，要把这篇文章着重标出。第二个三分之一我正在加工，希望很快就能完成。”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4年3月20日）信中，在“今天用挂号印刷品邮件寄去第三卷的第一至六印张（第九十六页以前的都在内），包括第一篇的大部分。其余的我一收到即陆续寄去。”在致弗·阿·左尔格（1894年3月21日）信中，“我校对第三卷前面的三分之二比设想的快些，因为印刷进行得快（已有十二印张校样在这里），我还做了一个不长的说明。最后的三分之一我还没有校完，下周继续进行。”在致劳·拉法格（1894年4月11日）信中，“我忙得很，埋头于地租（第三卷），它给我招来不少麻烦，因为摩尔表格里的计算，差不多无例外地都弄错了（你该知道，他在算术方面是怎样一位天才！），因而需要重算。已有十五印张付排，剩下的部分手稿要加快整理。”在致菲·屠拉梯（1894年4月12日）信中，“《资本论》第二卷也和第一卷一样，已由奥托·迈斯纳于1893年在汉堡出版（第二版），书价好象是六马克。第三卷也将于９月份在那里出版，这将使大名鼎鼎的阿基尔·洛里亚大为高兴；这个说大话的家伙曾向全世界宣称：马克思根本没有写第三卷，却经常把读者引向第三卷，这只是为了耍弄他们！”在致劳·拉法格（1894年5月11日）信中，“我刚从城里回来，我们在那里把第三卷的最后一部分手稿发送出去。”在致弗·阿·左尔格（1894年5月12日）信中，“第三卷剩下的手稿也同时发往汉堡，现在我才真正卸下了重担。最后两篇真使我‘出一身大汗’。总共六十印张，其中有二十印张已排印。”

（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

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经济条件最终决定着历史的发展。

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是一定社会的人们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仅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还包括分配方式、阶级划分、统治和从属关系、国家、政治、法律等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所沿袭的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以及该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恩格斯接着阐释了经济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它们之间也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经济基础并不是惟一积极的原因。虽然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对经济基础有很大作用，但经济基础最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他条件归根结底只是在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上的相互作用。这是一条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红线。恩格斯进一步阐释了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并以大人物举例说明。

1894年1月25日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阐释。原信件内容如下。

“1.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2.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证明，事情已经向这个方面发展，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三）对马克思世界观的看法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在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信中，“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是我们必须时刻铭记的，切不可将马克思世界观教条化，一味做“寻章摘句老雕虫”。对于恩格斯自己的观点，他也持同样看法。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信中讲述了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后写到，“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字句，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

（四）关于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对于这一事件，恩格斯曾在三次通信中提到。恩格斯认为，中日战争后，一方面中国国内传统经济体系土崩瓦解，大工业和铁路等等逐步建立，中国被大范围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因传统经济体系崩溃所释放的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人口将从沿海到国外谋生，必然会加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的竞争，降低欧美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迫使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从而加速欧美资本主义的崩溃。即，资本主义在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恩格斯提及中日战争的三封信如下。

在致劳·拉法格（1894年9月）信中，“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但是，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过剩人口将迅速、不断地增长——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奔向沿海到别的国家谋生。现在是成千成千地外流，到那时就会成百万地出走。那时，中国苦力将比比皆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有。他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那时我们欧洲工人的时刻也就会到来。英国人将首先起来；他们身受这种渗入之害，就会起来斗争。我很希望这次中日战争能使我们在欧洲的胜利至少加速五年并使它空前顺利，因为这次战争将把一切非资本主义阶级都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对中国人感兴趣的只有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

在致卡·考茨基（1894年9月23日）信中，“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对我们来说，这是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

在致弗·阿·左尔格（1894年11月10日）信中，“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道路，大批地涌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末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并没有完全象恩格斯预测的那样发展，但恩格斯预测了这一趋势，即，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和最大利润的本质势必不断将越来越多的落后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不断膨胀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对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言论，不可教条化，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字句，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

四、恩格斯伟大的人格

1.对待言论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

恩格斯对于自己言论极其认真负责，对于不充分了解的事物决不会发表见解，这种科学的态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在致伊·阿·古尔维奇（1893年5月27日）信中，“至于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和农民在其中所能起的作用，在我没有对整个问题从头重新研究一番，并用最新的材料补充我对此问题的实际情况的极贫乏的了解以前，在这些方面我是不能在报刊上问心无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在致约·涅·阿塔贝强茨（1894年11月23日）信中，“我十分感谢您对阿尔明尼亚情况的有吸引力的描述，但我还是不能认为对于不是由于亲自研究而得知的东西发表见解是正确和理智的。”在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895年2月26日）信中，“为了能够参加这场论战，我必须阅读全部著作，仔细研究再作回答。这将占去我整整一年的时间，而唯一有益的结果，也许就是我的俄文会比现在好得多。”

2.对马克思女儿无私的资助

恩格斯不仅对马克思本人提供了大量资助，还对马克思的女儿也给予了无私资助。每次向劳拉提供这种帮助时，恩格斯都会用心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用语格外贴心，既让对方安心接受这一资助，又不伤对方体面。这些细微之处足见恩格斯伟大之人格。

致劳·拉法格（1893年3月14日）信中，“当然，我要寄给你一纸有伤体面的东西——一张小小的……支票，请恕冒昧！现在我手头没有，否则当随此信寄上。”致劳·拉法格（1894年12月17日）信中，“根据桑南夏恩出版社的计算，为《资本论》（英文版）的出版我应分给你1英镑3先令1便士，从《新时代》收到的第三卷的两章稿费五英镑的三分之一——1英镑13先令4便士，请允许我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再加上5英镑附去支票一张总额为7英镑16先令5便士。”致保·拉法格（1895年1月13日）信中，“顺便说一下，新的一年为你们开了一个六十英镑的账户，如果你们想要一张二十英镑的支票，告诉我一声即可。”致保·拉法格（1895年1月22日）信中，“附去二十英镑支票一张。如果这笔钱够你们在4月初以前用的话，我将很高兴；在这段时间我还有进项，那时我可以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如果还有需要，我也许可以在3月份再寄给你们十英镑。到时候看吧。”致劳·拉法格（1895年4月17日）信中，“请告诉保尔，如果他需要一剂用英镑、先令和便士合成的药（在这种场合，英国小市民是写作‘支票’的），请别客气。”致劳·拉法格（1895年5月14日）信中，“附上十英镑支票一张作为你到这里来的旅费和你想添置的行装的零星开支。”

3.恩格斯的遗嘱

在遗嘱中，恩格斯除将他父亲的一张画像给他弟弟海尔曼，以及遗赠他内侄女玛丽·艾伦·罗舍（派尔希·怀特·罗舍的妻子）二千二百三十英镑，同时遗赠给她那份应以货币形式归还的财产外，其余全部财产分给了和他没有任何血缘或亲属关系的赛米尔·穆尔、爱德华·伯恩施坦、路易莎·考茨基、奥古斯特·倍倍尔、保尔·辛格尔、劳拉·拉法格、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此外，在遗嘱中，由于恩格斯在书籍中有多年前给劳拉·拉法格、保尔·拉法格、派尔希·罗舍和艾伦·罗舍、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不同钱数的记录，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恩格斯在遗嘱中特别强调，上述款项不属应归还款项，属于他的自愿馈赠，不得以任何形式索取这些款项。

恩格斯的伟大由此可见一斑。

邓纯东书记的重要讲话

马研院党委书记邓纯东在听完整个读书研讨会的报告和讨论后就马研院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表了重要讲话，内容主要如下：

一、高度赞扬了马研院原理部多年来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读书会活动，指出研读经典著作是我们马研院科研人员的基本功、必修课，原理部这种研读结合的经典著作读书方式值得学习，这种长期坚持不懈的认真读书精神值得赞赏，应将这样的读书活动坚持下去，为科研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研读马克思主义十分必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他任何理论都不可相提并论。这样科学的理论应有一大批坚定的信仰者学习。只有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宣传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落实中央提出的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要求。

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在于运用，不是用来自我欣赏，学完之后束之高阁，而是要指导实践。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关注中国与世界现实，分析矛盾和问题，提出更具针对性、更为切合实际的对策建议，防止和避免没有科学指导而出现的决策失误和工作失误，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党和人民。

（执行编辑：崔云，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