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的审视是理论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先导，近年来，学界对于马克思的“普照光”“逻辑与历史的相统一”“向后思索”等方法都作了诸多研究，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审视还本质重要地包含了另一重要维度，即我们研究者本人该如何“回到”或“走近”马克思。近年来，学界积极“诊脉”，倡导一种全新的文本学研究方法，但文本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也是相当混乱的，甚至于有学者直接把文本学研究方法等同于文献学研究方法，这些都始于对文本学研究方法本身的误解，本文正是力图从历史溯源、理论意蕴、现实应用三个层面来全景式地介绍文本学研究方法。不得不说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长久以来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但该文本又处在未完成的尴尬状态，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根据出版要求、批判对象、理论主旨等调整自己的写作计划；二是该文本在保存、刊布的过程中“命运多舛”，出现手稿遗失的现象，因此如何还原或重组该文本的原貌也是一大困难；三是该文本理论解读的未完成性，如何权衡《形态》中的具体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共识，但也正是因为《形态》的上述状态，为文本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 文本学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兴起
1.1 文本学研究方法的兴起原因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 文本学的研究方法是伴随着“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兴盛起来的，“回到马克思”的提法肇始于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这种实践哲学反对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对于马克思著作的经典解释。在我国，张一兵教授于1999 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该书的影响很大，同时争议也颇多，学界主要围绕“我们究竟能否回到马克思”“我们该如何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又有什么意义”等几个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就方法论层面而言， 俞吾金教授认为， 我们不能真正“回到马克思”，而只能“走进马克思”或“接近马克思”，但无论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进马克思”“接近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他们的共同旨趣都在于“返本开新”，即共同的取向都是通过文本学的研究揭示马克思著作的当代价值。
其一， 文本学研究方法的兴起是为了摆脱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经典”诠释。我国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于前苏联教科书体系非常依赖，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及马克思恩格斯更多文本群的发现， 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解读弊端也日益显现。前苏联教科书更多的是依靠已发现的文本来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又是极其复杂的， 如何统摄马克思早期与成熟时期的思想、如何界定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理论张力等问题都是传统教科书体系所无法切实回答的，同时，前苏联根据当时自身的国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具有“前苏联特色”的解读，因此， 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的传播也是一种选择性的传播，带有了很大的主观选择性，而我国当前的国情与当时苏联的国情显然不一样了， 因此我们当前的研究就有了“返本开新”的任务。
其二， 文本学研究方法的兴起有利于抵制理论言说的无根性。一般民众或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或理论的研究都是出于问题意识的倒逼， 问题意识非常明显，致思取向也显而易见，即现实的问题倒逼我们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去寻找理论支撑，这种问题意识的导向是无可厚非的， 也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诠释力与活力， 但这种致思取向或行动准则的深层次困境在于， 只是把马克思的文本或理论作为一种工具性或中介性的存在， 它似乎提供不了任何价值，由现实问题导向文本，目标也是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解决现实问题，长此以往，文本本身的原始语境、基本内涵、内容指向等都会淹没在现实问题当中， 我们对于文本的引用也将会缺少反思的精神，不辨文本信度，最终将导致理论言说的无根性。
1.2 文本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渊源
文本学研究方法的当代魅力就在于它积极吸收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成果。把文本学研究作为一个行为体来看，那么它可以分解为三个环节，其一是研究什么，即研究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文本，而文本又不完全等同于文献，它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如《形态》的文本，其文献、意蕴、思想都是不断生成的，在这个环节，文本学研究方法主要借鉴了发生学的理论； 其二是谁来研究，即文本研究的主体，文本研究的主体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于文本也就有不同的理解，在这个环节，文本学研究主要借鉴了现代解释学的原理；其三是文本学研究的中间环节， 即主体是如何把握到文本意蕴的， 文本的本质是如何展现出来的， 在这个环节，文本学研究方法借鉴了现象学的资源。
其一，文本学研究方法对于发生学的借鉴。文本学研究的对象即文本不是单纯的文献， 还包含着对于文献的解读，就拿《形态》而言，文献本身是值得考证的，因此，原始稿本本身就是变化与生成着的，而我们对于文献的解读更是常读常新，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进行文本学解读不是静态地去解读文本，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具有生成性和流动性，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
其二，文本学研究方法对于解释学的借鉴。我们对于《形态》的文本学研究不仅其文本本身是变化着的，我们对于该文本的解读也带有了强烈的“切己之思”，文本学解读不能脱离解读的主体， 文本学研究总是包含了解读主体的自我理解，“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文本学研究的这种主体性也使得文本解读具有了很大的创生性，主体之于文本的解释也是一种视阈的融合，这也是当前解释学的重要方法论。
其三，文本学研究对于现象学的借鉴。文本的本质如何真正展现？ 研究主体能否达致这种本质以及如何达致这种本质？这些问题都是现象学的核心问题。现象学主要有两种路向，一是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另一种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现象学的宗旨就是“回到事情本身”。“这也不是现象学的那种意识论中的先验还原，”张一兵教授明显不同意现象学的先验性维度，但他主张文本学研究应该采用现象学的“悬搁法”，积极探究显性文本之下的隐性逻辑， 这也是文本学研究方法对于现象学的借鉴。
2 “文本学研究”的多重意蕴
2.1 文献学的维度
文本学研究的文献学维度是得到普遍认同的，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就是把文本等同于文献。文献学在我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 如历史的考据学、“我注六经”等，文献学的根本宗旨就是立足原本、还原当时。具体到文本学研究的文献学维度则关涉到我们该如何去面对马克思的文本， 文本学研究的口号最初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理论言说的无根性而提出来的， 主张“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而“回到”或“走近”的对象就是马克思的文献与情景。
马克思的文献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各种论著， 论著又包括著作与论文，总体而言，不管是马克思的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论著，针对其研究都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发表了的，如《共产党宣言》等，其研究已经非常成熟，马克思生前未发表后来又经过留存、重新刊布的论著如《形态》，针对其研究也很多，但争议也很大；第二种是关于马克思的各类通信，较之于各种论著的严肃性而言， 马克思的各种书信显得更为真诚与平实， 当前国内关于马克思的各种通信的研究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作为马克思论著的参照物，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他的各种书信能够促进我们去了解他的论著， 也能更为真实地探析到马克思的现实思考以及形成在文献中的逻辑进路；第三种是关于马克思的读书笔记与摘抄部分， 马克思在自己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阅读了大量书籍，也留下了诸多读书笔记与摘录部分， 而如何对这些部分进行研究始终有很多困难，从理论上来看，如何衡量这些笔记以及摘录在马克思理论形成中所起到的现实作用， 如何去衡量没有反映在马克思自己思想中的那些文献的重要性等，这些都是理论难题；从现实层面而言，当前国际上关于马克思的这类文献已有了较多研究， 但国内由于研究水准、接触原稿的难度、语言上的障碍等原因都致使我们的研究比较滞后， 这也是研究马克思这类文献的困难所在。
在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中， 已经形成了一支蔚为可观的文献学队伍， 如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如北京大学的聂锦芳教授、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正如聂锦芳教授所言：文本学研究就是“力图改变长期以来流行的撇开对具体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过程及其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及内容的详尽考察、解读与分析，只根据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就径直进行概括的做法，” 我们也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必须有着文献精准性的前提，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了根基。
2.2 文本的理论解读
文本学研究以文献学研究为前提和条件， 文献的精准能够摆脱理论言说的无根性， 使得文本学研究获得牢固的根基，但同时，文献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文献本身，而是为了思想与理论的全面解读，进而追寻这种文本与理论的当代价值，因此，文本学研究不能走上文献学研究的极端，不能仅仅把文本理解为文献，进而发展为收集资料、考证、铺陈和罗列的学问。文本学研究本质重要地包含了对文献的理论解读这一维度，正如聂锦芳教授所认为的，“完整的文本学研究应当包含前后相续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或环节，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文献的精准是文本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文献的澄清工作之于文本理论的解读有着重要意义， 但文献学研究的根本指向还是其思想与理论的意蕴阐发。
落实到《形态》的单个文本，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文本学研究方法的兴起，国内外关于《形态》的研究蔚为壮观，近年来关于《形态》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一卷关于费尔巴哈的文本考证和重组上， 先后涌现出了多重版本，如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巴加图利亚版、广松涉版等，国内学者如聂锦芳教授、张一兵教授等，都对《形态》的文本重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各位学者的研究又不仅仅停留在文献的考证上， 同时关于各个部分的理论解读也是硕果累累， 如国内学者聂锦芳教授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等， 这些成果的出版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了比较可靠的根基，就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其意义是非凡的，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文献的清理只是理论研究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就是对于这些文本理论的解读。
文本理论解读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 是根据马克思当时所生活的情景而生发出来的，是一个过程，而马克思的文献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结果状态， 因此对其理论生成过程的把握具有了相当的难度， 这就必须诉诸马克思理论发展的历史性线索， 把对于马克思理论的解读放置在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历时性上来看，同时，为了了解马克思思想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还必须把马克思的理论置于整个思想史上来考察，从思想史的脉络中，发现其理论的革命性与创新性。
2.3 显性文本的隐性逻辑
“要求在阅读中穿透有形文字，读出空白读出失语，从而真正把握作者写作文本的深层理论问题式。”文本学研究除了要求文献的精准、对文献的理论解读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要求，即读出显性文本之下的隐性逻辑，文献往往是静态的、显现的，之于显现文本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也是清晰明白的， 即文献本身与文献所彰示出来的一般理论都是显性的， 如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其副标题就是“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 显性文本是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如分工、价值、异化、资本等，但这种显性话语体系背后有着哲学思想的隐性逻辑，如价值、剩余价值等，不能单纯地作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解，而必须有哲学思维的参与，即价值还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观、世界观等，而这种哲学向度是隐藏在政治经济学的显性文本之下的，因此文本学研究就是深挖这种隐性逻辑。
具体到《形态》的文本学研究，《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走向成熟的标志，确立起了“现实的人”的理论前提，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就理论的现实性而言，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更进了一步，完成了由哲学批判向资本批判的转变， 但如何衡量这种转变完成之后的资本批判也是一大难题，就文本学研究方法在《形态》中的应用来看， 探寻其哲学思想中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与探寻资本批判转向之后的隐性哲学话语一样重要， 都是为了研究显性文本之下的隐性逻辑。在《形态》中关于施蒂纳的批判也应该应用这种方法， 关于施蒂纳的批判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 马克思对于施蒂纳的批判是很细致的， 而读懂马克思批判的展开就是该文本在表层意义上给予我们的直观感受， 但这种表层的意义是不够的，按照文本学研究方法的要求，我们还必须探究这种文本解读之下的隐性逻辑， 即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施蒂纳， 我们还必须探究施蒂纳又是如何本质重要地影响到了马克思， 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时又是如何确定自己理论的边界， 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就是对于隐性逻辑的探讨。
3 文本学研究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应用
无论是“回到事情本身”，还是“回到马克思”或“回到《形态》”，都有一个“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前文论述了文本学研究的三重意蕴，分别是文献学维度、文本的理论解读以及显性文本的隐性逻辑，严格来说，文本的隐性逻辑也包含在文本的理论解读之内，只是深度更深、范围更广，因此单独提取出来，总体而言，前文的文本学研究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文献，二是理解，但创生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即文献本身及对文献的理解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深入文本？
3.1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的客观性维度
《形态》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出版计划等因素的影响， 在留存的过程中也发生了部分手稿遗失的状况， 在刊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本重组现象，因此，在现时的《形态》的研究中，文献学的研究占了很大的比重， 这种清理地基的研究工作也代表了一种客观主义的思维范式，即首先要保证文献的精确、还原马克思文献的本来面目。客观主义思维范式还包含了理解的客观性维度，即清理地基、还原马克思文献的工作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我们对于马克思文献的解读更为准确、更为客观、更为接近马克思的原始想法，这也代表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研究态度，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有一个“本真的马克思”存在，我们必须尽量去还原或接近“本真的马克思”，还原马克思的原始文献只是初始要求，其次是还原马克思当时的情景，最后是要真正抵达马克思本人的所思所想， 这种本质主义观点的根本方法是本质还原， 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坚持什么样的观点”，而是“马克思本人坚持什么样的观点”，在本质上承诺了本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性存在。这种之于马克思文本或马克思理论的本质主义承诺是必要的， 它至少代表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性要求， 客观性的事物才具有普遍性，才有理解和推广的价值。
之于马克思的文献或理论的本质主义承诺也容易造成“理性的狂妄”，即我们的理性能力该如何真正还原马克思的理论，在理性思维能力之内，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终有一天能够还原马克思的原始文献， 但我们能真正还原马克思当时的情景吗？ 而且本质还原的路向只是一种之于文本的抽象“复读”，用康德的用语，这种路向只是一种“分析判断”，而不是“综合判断”，分析判断只是同义反复，不能扩充任何知识。之于马克思的文本也是这样，我们的本质还原即使现实可能，也只是一种同义反复或作为“复读机”的存在，不能增添任何新的知识，文本变成了僵死的东西，杜绝了文本的生存空间， 虽然这种本质还原基本做到了文献理解与文献本身的同一， 但这种同一性的理解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
3.2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的主观性争议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问题反注原理、原理反注原著”，这种致思取向或行为准则起源于问题的倒逼意识， 即现实的问题要求我们寻求理论支撑，而理论又来源于原著，因此从原著中寻找对于现实问题的答案，这种“反注”的方法表面上看起来能够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诠释力， 但深层困境在于，这种做法容易导致主观主义的泛滥，不深耕马克思的文本本身， 而根据现实问题实时摘取马克思的只言片语，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具体到《形态》的单个文本，该文本的第一卷第一章着重批判了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在没有读文本的前提下，通常会把费尔巴哈的思想简单化，甚至简单地把费尔巴哈归于唯心主义的阵营， 之于费尔巴哈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本质重要地影响到了马克思倒是其次的，同时，在如何评价《形态》中的赫斯问题与施蒂纳问题时，也采取可有可无的态度，甚至把费尔巴哈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中最后影响马克思的人物，把赫斯、鲍威尔、施蒂纳都作为费尔巴哈的影子来批判， 但结合哲学史我们知道， 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各个人物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互批判的，而且施蒂纳在费尔巴哈之后本质重要地影响到了马克思，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施蒂纳时确立起了自己理论的边界意识。
相比于上述对于《形态》的随意化、简单化地解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即对于任何文本都不承认其客观性，而只强调文本解读的相对性或主观性，这种方法并不否认在文献层次上可以达到一定的客观性，如文献的完整发现等，但在对于文献的解读上，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本真的马克思”，而只有“你的”或“我的”马克思，我们与文本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同一，你对文本的理解与我对于文本的理解存在不可通约性， 因此文本所散发出来的意蕴自然就不具有客观性， 这种主观性、相对性的解读模式也使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沼。
3.3 视域融合：《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的新思维
追寻《形态》的文献精确性是当前学界所秉持的共识，在追寻文献的客观性这一方面是争议不大的，真正争议的焦点在于我们对于该文献的解读是否是客观的，无论是本质主义的倾向、还是主观主义的态度，都走上了极端， 之于马克思文本学研究的根本态度应该是视域融合，“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在本质主义的倾向上，理论上预设了一个“本真的马克思”，这种预设有几个困难，一是具有独断论的色彩，走不出“理性的狂妄”，二是我们该如何达致“本真的马克思”，由于其理论的预设，因此不能用纯粹经验的方式来检验，三是即使达到了“本真的马克思”，还原了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与思想，也只是同义反复，无益于知识增量的产生；文本学研究的主观主义态度也有着明显的弊病， 即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理解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可通约性的，否则人的“共识”就无从谈起，而且主观主义的态度无法解释文本生成的客观性意义。
视域融合恰好弥补了文本学研究的本质主义倾向和主观主义态度的根本缺陷， 视域融合是指在作者与理解者之间形成的开放性意义空间，一方面，文献静止在那里，有待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参与，也正是因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参与之后，其文本的意义有了生命性，文本展示给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另一方面，这种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又是具有客观性的， 这种客观性就在于文本意义的自我生成。文本展现给每个人的意义不一样，仿佛各种理解之间也存在了不可通约性，因此只有“你的”与“我的”马克思，而没有了“大家”的马克思，但在视域融合的语境下，我与文本会发生多重视域融合，就拿《形态》为例，就会发生解读者与文本的视域融合、古今的视域融合、中外的视域融合，我们站在现代中国人的立场去解读过去马克思的文本， 多重的视域融合是避免不了的， 我们也正是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在自己“前理解”的帮助下，是文本的意义不断向我们敞开，文本的意义与对于文本的理解既是我的，也是作者的， 这种古今中外的视域融合就是我们当前用文本学研究方法研究《形态》的新思维。
来源：《理论月刊》2016年第9期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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