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实现了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学发展。第一次把对国家的认识奠定在客观的历史发展基础上，对国家的起源、发展及其消亡的客观规律，以及国家的类型、本质、职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学的阐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当前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并不一致。一些人或提出宪政民主，或重提民主社会主义，打着“中立”、“宪政”、“民主”的旗号，意图否定国家的阶级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企图用西方的民主观、超阶级的国家观来指导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回顾历史，从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到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再到今天的“国家中立论”、“宪政民主”思潮，可以看出，它们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上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历史总是那么惊人地相似！种种错误思潮的一再活跃警示我们，现实的政治斗争依然没有停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认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错误，大力反击。
一、关于国家的两个基本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围绕国家问题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十分尖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攻击和歪曲：一是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二是来自工人运动中和党内的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斗争中，在与各种歪曲和诋毁的斗争中，以其科学性赢得了广大无产阶级的认同。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继续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斗争中推动国家学说的发展。当代中国关于国家的认识依然充满着分歧和对立。社会中不断出现攻击、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特别是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的言论。“阶级、革命、人民民主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和学术话语体系，似乎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而宪政民主、三权分立、普选制度成为一部分学者追逐著述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国家学说好像已成为明日黄花。”拨开纷乱的表面，可以看到，无论是过去的历史中还是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国家的性质，一是国家的职能。
1.关于国家的性质
当前中国关于国家性质存在根本对立的观点。一些人极力抹杀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夸大其社会管理职能。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中立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掌握统治权的阶级或阶级集团了，只有阶层或利益集团，没有任何特殊的阶级或阶级集团能将国家权力据为己有。在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中，国家是超阶级的中立者，是全社会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言论。这些观点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彻底批判过的。由于“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一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由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本质，这一学说不断遭到资产阶级的猛烈攻击。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极力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图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消磨劳动人民的阶级意志，转移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使资本主义制度永存。马克思总结革命经验提出：只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马克思告诫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一定会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必须采用实际的革命斗争来改造现实社会。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着对国家的错误认识。马克思先后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主张，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任何政治行动、反对一切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批判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为国际工人运动树立起一面战斗的旗帜。但是，否定国家阶级性的论调并未消失。马克思逝世后，在国家问题上的斗争依然很激烈。资产阶级也加强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散布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他们宣扬私有财产和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后也不会变。他们极力美化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国家宣扬成超阶级的、为全民服务的机构，等等。在当时，这类言论对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腐蚀作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已经改变，党的任务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合法的议会斗争了。这种认识混淆了原则问题，模糊和掩盖了阶级差别，麻痹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面对在国家问题上的混乱和对立，恩格斯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并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阐述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错误观点，并告诫广大无产阶级必须认清国家的阶级实质，破除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国家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
否定国家阶级性的论调依然在延续。特别是二战以后，一些人夸大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发生的一些非本质的变化，宣扬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正逐渐克服阶级局限而日益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有一些人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机关，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对此，列宁坚决批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类型的国家的领导阶级不同，但它们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的社会性从属于国家的阶级性，因此，当国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现时，依然不能抹杀其阶级性质和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不能把国家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政治领域存在阶级斗争，在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之中，不难看到阶级斗争的身影。恩格斯曾无情地讥笑把“自由”和“国家”连在一起的荒谬。“自由国家”完全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联系在一起。“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关于国家的职能
一些人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马克思仅仅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都表明，国家已经越来越不再需要阶级统治了，而需要发挥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党中央提出的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被一些人进行了片面的解读，认为中国只需要进一步强化国家的社会职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谈什么阶级性和专政职能。这类观点颇有市场。
这类观点早在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的相对和平为机会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一股鼓吹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伯恩施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社会性因素在不断产生和发展，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不需要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将革命目标集中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上，认为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国家确实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那么在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国家成了具有平等权利的各阶级实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调节和缓和各社会阶级之间矛盾的职能。“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伯恩施坦认为应当保存资产阶级这个国家机器并使之完善化。这些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坚决批判和驳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迷恋阶级合作和议会道路的社会土壤。但是，仔细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到处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列宁批判了“议会民主”主张的错误，论述了民主和国家的关系。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它的存在总是与不民主、与专政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阶级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民主是相对于专政而存在的，扩大到一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谓排除了一切镇压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欺骗。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必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其统治职能的方式、统治职能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随之而变化，但是这些形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国家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本质。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表下，无产阶级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深入到国家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国家，政治权力大都是以财产状况为基础的，归根到底都是财富的统治，只是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有区别。在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政治权力和财产状况直接合一，是直观就能看出来的。在某些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的初期也曾有过按财产状况规定选举资格的情况。而在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公开讲财产的差别，而是财富的间接统治了，“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在这一阶段，这些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标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义上全体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但在实际上由于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很大一部分穷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忽略过国家是两个职能的统一。国家在坚持其统治职能的同时，必须履行、发展和完善它的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重要基础，“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无产阶级国家虽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但依然是“半国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持国家的专政职能，积极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果实，为实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则，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难以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发展和完善它的社会管理职能。中国共产党提出要进一步提升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同时，我们要认清：“无论是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还是把法治国家与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都是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职能在当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国家的阶级性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一刻也不能放弃人民民主专政。”
二、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积极发挥战斗性作用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的战斗历程，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处处闪耀着科学性和战斗性的光辉。当今时代，我们依然需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旗帜，回应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性。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宪政民主等思潮的活跃正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影响的反映。在各类宣扬“客观”、“中立”的国家治理言论的背后，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政治对立。一些人极力否认国家的阶级属性，粉饰资产阶级国家，颂扬资产阶级民主，美化西方的“民主宪政”，其根本意图在于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攻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歪曲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有研究者的认识相当清醒:“‘宪政’作为学术层面的介绍和讨论无可非议，但用‘宪政民主’干扰我国的政治体改革就需要警惕。我们党历来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制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有人主张所谓的‘宪政民主’并不是为了维护宪法地位、推进依法治国，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攻击我国‘有宪法，无宪政’、‘共产党一党执政不具合法性’、‘党大于法’等，恰恰是要否定我国的宪法，其目标指向就是推行西方制度模式、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充分认识‘宪政民主’的虚伪性、欺骗性。”列宁指出，国家问题“它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种种关于国家问题的争论、对国家本质、职能及作用的对立认识和评价，实际上反映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社会安定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清醒的认识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清醒的警示。
有研究者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忧虑的是: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上努力钻研，而是自觉转向‘西马’，只能在‘西马’那里才能寻求学术灵感、理论援助和思想资源，其结果是‘言必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忽视和轻视对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而是跟着西方学术热点跑，结果形成‘种别人的地，荒了自己家的田’的怪现象。”这种评价也适用于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态度和做法。一些人不去认真地研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是主观臆想、任意篡改、肆意歪曲和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战斗性的发挥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这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正是基于对国家的科学认识，恩格斯敢于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国家具有“祸害”的一面。“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现存的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的阶级状况，无法完全避免一些问题，但必须努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建设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国家存在相联系的种种弊病，才能最终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把国家的产生和消亡都看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也将消亡。
综观当前思想理论界关于国家的种种错误思想观点，一方面，我们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性，坚决揭露这些错误思想观点的实质、意图，揭露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歪曲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它们有其孕育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阶级合作。但是，机会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不能归因于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当时社会历史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植了机会主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统一”、“团结”的名义下，采取调和、纵容和庇护的态度，使机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起来，逐渐占了上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机会主义者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不是偶然的，它是机会主义长期侵蚀的必然结果。因此，对于当代中国各种错误思想的一再抬头，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视的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确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些挑战，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又要深入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科学阐释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既是理论的科学发展，也是应对现实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光辉典范。“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偏离了这一理论，就会走弯路。”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辨析和驳斥国家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解答和回应来自不同立场的种种责难与攻击，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走向新的辉煌。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8期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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