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11年11月5-6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河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编辑室共同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部、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等共同承办的第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在河南开封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 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凌教授, 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机构的领导及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对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 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也在不断总结借鉴国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此次研讨会在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进行分析时, 程恩富与丁军认为, 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执政地位, 有三个深层次主要原因:一是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 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二是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 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三是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而高度集权且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在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 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 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 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 即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界已有的传统模式必然论、戈氏改革失控论、人民群众抛弃论、军备竞赛拖垮论和民族宗教失策论等对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或根源的分析是片面或有误的。所以, 中国共产党应该从思想、组织、政治上汲取苏联教训, 继续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同样, 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总结也不仅仅具有本国意义。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功, 进入本世纪特别是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所谓“北京共识”以来,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成为国内外研讨的热点。张兴茂指出, 在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依靠这一体系取得巨大成功的背景下, 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骨骼给予框定和规范的, 研究任何不同层次和方面的中国模式, 都必须首先联系中国制度才能得到科学的阐明。中国模式还需不断加以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加以完善。田鹏颖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 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遭受严重挫折之际, 创造和积累了具有世界历史价值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性升华, 增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文化中的话语权。魏晓文指出, 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争论具体表现为中国模式成功与否、有何特征、能否以及如何为其他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的争论。这种争论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研究、选择性研究、意识形态化研究以及自我封闭倾向等特征;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研究从旁观者的角度告诉我们, 要在系统梳理和完善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与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揭示其演进的逻辑与历史必然性, 使中国模式在为未来发展探索新的可能性的尝试中获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 不仅需要在空间上的拓展和比较, 也应该从时间上进一步前移以溯其源而辨其流。陈金龙认为, 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 更是“发动”的。而要“发动”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 需要建构一套具有说服力的革命话语。辛亥革命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经典案例。借助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诠释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中国革命的任务、道路等问题, 使中国革命赢得了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革命话语过程中之所以要借助辛亥革命, 是由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社会影响力、国共关系、共产国际等因素决定的。

　　纵观党的整个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其实践中始终面临着道路探索的问题, 而且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往往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周青山认为,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 通过艰辛探索相继形成了三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些道路的开辟, 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走自己的路,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经验。高中伟指出, 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人民开始了艰难的寻路历程, 经历了学习西方、学习苏俄和走自己的路等发展阶段, 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引领中国发展的科学进步之路, 因为它符合中国国情, 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借鉴了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胡伯项认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政党主导和政府推进型的现代化, 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 把优越的社会制度与高效率的经济体制有机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探索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现代化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动态的、渐进的转化过程, 在推进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不能脱离开具体国家的特定社会基础, 不能照搬任何现成模式, 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 走自己的路。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不久就开始持续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分析国情, 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谋划发展、推进改革和维护稳定的根本依据, 从而在实践中有效缓解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何敬文与李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主要矛盾的思想轨迹, 强调在基本国情未变的情况下社会主要矛盾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由此对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几种异议如“主要矛盾转变论”、“主要矛盾转型论”、“主要矛盾新形态论”以及有些人直接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提出的“社会建设中心论”、“经济中心转移论”、“经济中心负面论”等进行了评析, 认为这些异议是在我们党注重某些方面的矛盾时, 往往把这个矛盾抬高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对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保障。关于党的指导思想, 程恩富提出, 采用“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这个提法, 既完整又简练, 不仅清晰体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实践依据, 而且能涵盖和包容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创新提炼的理论成果。关于执政理念问题, 孙兰英指出,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就是执政理念。十六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以恪守一条宗旨、遵循两个统一、实现三次转变、破除四种误区作为执政理念的构建原则, 在实践中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执政特色。刘明合强调了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深化;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本质体现;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当代实践。

　　关于党的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问题。赵连文分析了执政党自身建设中存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提出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为契机, 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并通过党的思想建设、民主建设、作风建设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保持党的先进性,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李春梅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 指出历代共产党人学习观的本质都是“为使命而学习”。正是这样的理念使得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 不断引领中国革命与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 引领中华民族不断由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

　　关于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吴明永提出, 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江泽民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 既坚持继承和贯彻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又根据形势变化和时代发展, 对党的优良作风进行发展创新, 为党的作风建设注入了时代意识和新内涵, 对改进党风作出了历史贡献。张俊国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 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对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予以高度的重视,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张全省认为, 目前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中存在职责不清、党政扯皮、内耗严重等问题, 既削弱了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也影响了高教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应以科学发展观引领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找准工作的切入点, 创新工作机制, 完善考核评估体系, 同时搭建党组织活动新载体, 才能有效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和考验面前, 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战略任务。冯颜利指出, 党的制度建设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关键所在。建党90年来, 我们党的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面对新阶段新任务, 必须进一步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就目前而言, 要加强对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实证研究, 从而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成为我们党振兴中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有力保障。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规律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 学界已有各种观点。程恩富指出, 重庆经验与模式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本地化, 是中国共产党前60年的优良传统与后30年的科学发展精神的有机结合, 倡导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的宗旨和价值观,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看, 重庆经济建设以民生共富为导向;政治建设以民主集中为导向;文化建设以红色文化为导向;社会建设以平安和谐为导向;生态建设以森林低碳为导向。重庆经验与模式在五个文明建设方面都有亮点、有新意。重庆坚持民生导向、共同富裕发展之路, 其经验与模式有一贯性、创新性和系统性, 更具有普遍性和借鉴性, 为丰富党的执政经验, 为丰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提供了宝贵经验。

　　郭建宁指出,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认识, 既不要前移, 也不要上移、横移和泛移, 应该将1898-1917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时期, 1917-1937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期, 1937年,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期, 至今不衰。陆水明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是, 近代中国人在救亡图存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求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真理光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既积累了丰富经验, 也有过深刻教训。当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诉求是, 如何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真信、真懂和真用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认识。林志友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从策略层面开始的, 然后进入制度层面, 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其间, 始终保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 始终表现出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曲折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发展形态上的规律性。

　　万鸣指出, 重庆的“打黑”行动促使重庆的权力生态有了好转, 民生的改善也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但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进一步由点到面实现全覆盖。循着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本地化这一思路, 温映红对温州模式、许冠亭对苏南模式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方经验进行了解读。张晖介绍了对贵州毕节农村党员状况的调研情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连续性问题, 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前途。夏从亚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 引领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过程, 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 并逐渐创造新的中国特色现代文化的过程。张允熠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出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 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一种思想文化体系, 它如果离开本土化、民族化的进程, 是不可能落地生根、开化结果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与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相融合, 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而且也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性的因素, 在这方面, 他无疑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历史就是解决中国面临重大历史问题的历史, 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韩喜平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都是与实践结合的典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开辟, 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都是解决重大实践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进一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化在实处, 构建起顶天立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秦益成指出, 在一些人那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要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命题。存在着一股从理论到理论的倾向, 丢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一股要高度重视的思想倾向, 对党的事业贻害无穷。从古到今, 中国从来不缺空头理论家, 而是缺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干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是“改变世界”、有的放矢。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 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程恩富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 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理论精神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使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 构成了“根源于马列、开始于毛泽东、形成于邓小平、丰富于江泽民、胡锦涛, 然后继续发展完善无穷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世界上一条最亮丽的思想轨迹和理论景象。其中, 科学发展观既坚持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又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实现了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统一。辩证唯物的发展观要求人们在具体工作中, 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一切从实际出发。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的战略选择。杨光斌指出,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宏大的社会变迁的理论, 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外, 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 这就需要我们回答制度变迁中技术 (生产力) 与观念的关系, 突变与渐变的关系, 社会变迁方式与方向上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阶级与权力的关系, 社会变迁中个人的作用, 等等。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就当代中国政治而言, 在解决了公民的经济权利后就要讲政治权利。其推进方式应该是法治在先, 通过法治建设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体制、行政体制的改革, 约束政府权力的运行。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的深入, 需要从方法论上求得拓展。对此, 陈永森指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解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启示, 我们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解。朱喆认为, 比较马克思主义是以比较视界、比较思维方式和比较方法为特征的对于不同形态或类型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范式、学科的统一。它的发展有三个阶段:作为方法论的比较马克思主义, 作为研究范式的比较马克思主义, 作为学科的比较马克思主义。许兴亚教授提出,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未提“科学社会主义”, 其实不然, “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就是他们命名的。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 他们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提法。他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 其核心是财产公有, 是消灭私有制。谭扬芳通过对美国民众进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100条标语口号进行分析, 认为“消灭富人”、“还权力于人民”、“我们要赢得阶级斗争”、“资本主义歇菜了”等反映出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运行中的深刻矛盾,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远见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在金融危机后,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重新认识很有必要。吴宁认为, 全球金融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 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前瞻性。马克思主义的复苏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必然结果, 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对金融危机, 在危机应对中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杜人淮认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理论家不仅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 而且关注并探讨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既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理论的基本原理, 也不可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理论的个别观点和结论, 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理论基本原理, 善于汲取前人理论精华, 努力拓宽理论研究视野, 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理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杨仁忠认为, 公共领域话语尽管是西方学者以欧洲历史为背景而提出的一个分析西方社会结构的理想范型, 但它的现实指涉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也已不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一种现实性的社会存在。其在西方社会中的诸种功能性特征,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具有了“跨文化”的普适性。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来看, 公共领域发挥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需的社会信息的沟通与传递、社会减压阀与缓冲器、促进国家与个人良性互动、促使社会整合与群体认同等功能。因此, 培植和壮大公共领域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 又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也与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密不可分。王文余指出, 当前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 主要被西方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主导。但是, 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全球治理问题研究必定落入西方全球治理的理论陷阱。马克思主义指明了研究全球治理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这是最高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孔陆泉分析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症结在于我国社会的封建残余、小生产习惯势力和群众中朴素的阶级感情, 因而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理论、经济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普及教育, 以消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

　　高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的重要阵地, 所以有关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问题, 引起与会领导、专家、学者深层次的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问题, 包括学科边界、学科结构、学科功能及学科基本问题, 特别是学科建设中的二级学科设置应更加科学合理, 有些应该适当归并以免重复, 有些则应该补充如自然辩证法等, 有些则应该在设置后加强建设如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 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一级学科的全面建设。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培养, 与会专家学者在讨论中达成一定的共识:第一, 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责任和担当意识。马克思主义学科所要研究的问题往往具有顶天立地的特点。应紧密结合社会现实, 扎实进行文本解读和理论透视,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现实问题的深入的理性追问和思考, 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和手段。二是我们的话语和解读, 不但要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上下工夫, 更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层次问题,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大众自觉行动。中国当下发生的种种事件, 往往遭到国外媒体和舆论的质疑, 并趁机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充分认识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外的传播。三是要强调问题意识, 面对诸多社会现实问题, 作为理论研究者来说, 要以客观的理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化大众, 去赢得大众, 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当成为战略社会科学家, 应该努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研讨, 不断将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 充满信心努力开拓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新领域, 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境界, 谱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许冠亭，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