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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贵州财经学院承办的“遵义会议75周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于2010年4月10-12日在贵阳隆重举行。在论坛开幕式上, 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谌贻琴发来贺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作“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报告,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孔令中、贵州财经学院院长陈厚义教授分别讲话, 中共中央党校严书翰、中国人民大学张宇、华南师范大学黄晓波、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广州大学徐俊忠、吉林大学韩喜平等十位学者作主题发言。论坛期间, 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近百位院长和学者, 围绕“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深入探讨了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政治文明建设、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意识形态、民营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等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研讨。论坛结束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金民卿研究员作总结发言。现将论坛主要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1. 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历史定位

　　科学界定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中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定位,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程恩富教授在主题报告中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曲折走向顺利、从艰辛探索走向逐步成熟的历史关节点。他认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发进取的光辉历程, 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产生、发展、丰富和不断完善, 是一个长期而开放的历史过程。遵义会议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会议促进了党的成熟, 实现了党的独立自主, 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破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打破了“唯书论”、“唯共产国际论”的迷信思维,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从理论主体、思想方法等不同层面上,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奠定了基础, 扫清了障碍。此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虽然也有一些曲折, 但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会议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其宝贵的优良传统:开始在全党范围内确立把马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开始形成一个成熟、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核心, 保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 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优良传统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 是其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遵义会议以及其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雄辩地证明:什么时候能够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中国革命和建设就必然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不能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而只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就必然会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损失。与会学者普遍认同程恩富教授的论断, 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学术突破性的观点。

　　在讨论中, 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相近的论点。杨超提出, 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张乾元提出, 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贺菊莲提出, 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当然, 有一些观点值得推敲和商榷。比如, 有学者提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起点”的论断, 这就与历史不相符合,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起点不是遵义会议, 思想界已经公认《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还有学者提出“在遵义会议前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正确结合”的论断, 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在中央苏区时期已经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革命道路理论。

　　2. 多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理论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 历史进程、经验总结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 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提升, 就必须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理论内涵, 分析其逻辑进程。

　　程恩富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从历时态的逻辑进程来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三个逻辑递进环节:一是学习与坚持, 即全面准确地学习、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 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也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结合与转化, 即在学习坚持的基础上, 把它同中国实践相结合, 并在结合过程中实现理论风格的空间转换, 理论应用域的时间转换;三是突破与创新, 即在结合运用的基础上, 根据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 不断提出新的理论体系、概念论断、对策思路, 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个逻辑环节的结果就是“两化”, 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从共时态逻辑展开来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度的学术问题, 必须展开多角度的探讨, 才能更好地获得规律性的认识。

　　金民卿以“四化”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重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世界性理论向民族性理论转化的民族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思想体系, 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践、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 才能发挥其真理性力量, 才能真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产生科学指导意义;是一个由经典性理论向当代性理论转化的当代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具有真正的科学真理性、当代开放性,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理论同当代科学理论、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 使之总能够展示出其当代性价值;是一个由普遍性真理向具体性实践转化的实践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 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是一个由精英化理论向大众化理论转化的大众化过程, 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 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以通俗化的语言、简明化的形式、大众化的风格, 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乐于并能够接受的形态, 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

　　黄晓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维度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维度既是实践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向度;从现实要求出发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 适时回答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 为马克思主义增添现代内容, 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实践转化, 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维度的具体路径;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维度, 必须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关系。

　　陈金龙分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认为民族主义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准备条件, 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对民族主义的改造, 赋予民族主义新的特点。

　　陆水明探索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历程和特点, 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贯穿党的理论创新全过程的红线, 搞好理论创新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同错误认识做不断斗争, 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反对教条主义, 正确对待各种优秀思想成果。

　　田鹏颖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历史价值, 认为探索现代性新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宗旨, “中国模式”的问世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历史价值, 是对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新贡献, 增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文化中的话语权。

　　此外, 有的学者还从微观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如陈亚联分析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左”和右的有关论述, 赵小狮论述了毛泽东“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之观点及其误用问题, 王婉玲分析了邓小平的效率、公平、和谐社会思想的价值, 余发良研究了江泽民的科技文化传播思想。更有学者把研究触角探到非常细微的领域, 如刘雪影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日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选择和转变问题, 聂蒲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情况。

　　3. 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内涵和推进方法

　　如何全面深刻地把握大众化的理论内涵, 而不把它单纯地等同于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是与会学者讨论的一个焦点。

　　金民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个飞跃”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 就是要把作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社会大众当中, 用以武装他们的头脑, 指导他们的行动, 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从动态的过程性角度来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飞跃: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要掌握社会大众, 从思想家所创造的理论体系转化为社会大众的集体意志, 实现由思想家的个人思想向广大群众的集体思想的飞跃。另一方面, 广大群众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变, 并把马克思主义深化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当中, 实现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大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动态过程的两个重要因素, 两个要素的真正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得以实现的标志。

　　赵铁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辩证关系上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三化”是一个着眼于不同领域又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其中, 中国化着眼于国情, 从世界走向中国, 是一个由外到内的吸收与创新的过程;时代化着眼于世情, 从中国走向世界, 是一个由内到外的顺应与引领潮流的过程;大众化着眼于民情, 从精英走向群众, 是一个由上到下的运用与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过程。

　　谭劲松认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是, 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课堂、书斋走进现代化建设实践, 从武装理论工作者和知识精英扩展到武装广大群众, 从注重结论的灌输到注重理解、认同和指导实践。

　　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就必须深入探索大众化的方法, 真正弄清楚谁化、化谁、怎么化等一系列问题, 理顺大众化的实现步骤和逻辑进程。

　　谭劲松结合实际提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分层次、有重点推进。党内同党外比, 重点在党内;领导干部同一般群众比, 重点在领导干部;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比, 重点在青年尤其是青年大学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重点抓好“四个工程”、“四个拓展”、“四项工作”, 同时要克服“四大负面影响”。“四大工程”指: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重点工程”, 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理论教育是“基础工程”, 帮助青年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世界观是“希望工程”, 对全体公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是“普及工程”。“四个拓展”指:从学术性、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向与当前广大群众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基础知识、基本观点、基本常识拓展, 从理论研讨、著书立说、学术报告等向人民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形式和载体拓展, 从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向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拓展, 从注重规范领导干部、党政机关的话语系统向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入耳入脑入心、指导实际行动拓展。“四项工作”指: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建设学习型社会, 改革和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与艺术, 高度重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队伍建设。“四大负面影响”指:西方敌对势力贬低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 苏东和平演变带来的社会主义信念危机的影响, 市场经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宣传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党内腐败现象带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影响。

　　金民卿侧重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作为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虽然有着大众化的内在需求和动力, 但其本身却不是天然大众化的;社会大众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需求,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同社会大众之间必须有联系的中介, 这个中介就是马克思主义化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化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当然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 它必须同社会大众相结合并掌握大众化的科学方法论即实现自身的大众化;社会大众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教育灌输下, 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 并在社会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化, 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目的。由此, 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大众化, 社会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化,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个重要逻辑环节。

　　4. 着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本质内涵,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 是当前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严书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作了初步论述。他认为, 不能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为三段论, 而应该打通三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 使之成为一体。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了“六个板块”的观点, 认为应该从基本方法论、总论 (概括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实践道路、理论体系等内容) 、历史发展 (主要从理论史和实践史两个方面展开) 、基本内容和逻辑建构 (着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以及这些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道路研究 (着重从总道路和具体道路两个方面展开) 、世界历史意义和国外研究现状等六个方面展开研究。

　　张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他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 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代表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 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当前, 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要着重研究以下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于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

　　与会学者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脉、道路的内涵、制度的特色等提出看法。

　　许玉乾认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生命力的真正命脉, 在实践中继续发展这个理论体系必须坚守这一命脉;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 不仅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成为或称得上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所在, 也是它们能够产生并在指导中国现当代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

　　柳国庆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其成功开辟是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场伟大革命;这条道路的基本内涵是:坚持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坚持以人为本, 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张兴茂认为, 在消灭了私有制后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存在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 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这不仅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而且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拨乱反正。此观点在论坛上一提出就引起较大争议。

　　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架构的同时, 与会学者还从政治文明建设、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意识形态、民营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等具体领域, 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现实问题作理论上的分析。

　　5. 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模式的制度性特征

　　一个时期以来, 中国模式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 如何正确看待中国模式热, 全面理解中国模式的理论内涵和制度特征, 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不能回避的问题。

　　程恩富在论坛上专门发表长篇报告, 系统论述中国模式的制度性特征。

　　程恩富对中国模式发表了重要评论, 认为这个提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中外学术界用“模式”一词来描述和研究经济政治等问题是非常普遍的, 模式是中性的。中国模式这个提法,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经用过;我们讲中国模式并不是要硬性输出中国模式, 让其他国家都按照中国模式来进行革命和建设, 而只是说中国模式客观上必然会被别国借鉴和参考;当然, 任何模式都要不断完善、发展和不断调整, 中国模式也是如此。中国模式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涵。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 中国模式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 或者说是“四主型经济体制”。即公有主体型的多产权经济制度, 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 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 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和中央文件的精神, 应当说1979-1992年, 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 即试改式改革阶段;1992-2000年,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即建立式改革阶段;2001-2010年,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即完善式改革阶段;2010年完善了以后, 可以叫做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即巩固式改革阶段, 也可以叫微调式改革阶段。那种以美国的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为心目中的目标, 一味强调“泛市场化改革”和“深化改革”等的观点, 是极其有害的, 不利于国家富强和共同富裕的。

　　杜人淮也对中国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 在反思“苏联模式”、借鉴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和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并得到升华的独具特色、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中国模式”的特殊规定性主要体现在:以惠及民生为发展核心, 以改革开放为发展动力, 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有机结合为特征, 以推进中国特色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支撑, 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

　　6. 以理论创新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以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但是, 理论创新绝不能背离和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尤其是在面临错误思潮冲击的情况下,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勇敢地承担起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许玉乾谈到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时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和开放的基础和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舍弃了这一基础的与时俱进就不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 其开放也不再是真正的开放。那样做的结果, 无异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放弃自身最本质的东西, 从而也就使自身背离马克思主义, 成为其他性质的理论。

　　金民卿在总结发言中提出, 一个时期以来, 人们只讲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很少提捍卫马克思主义, 但不提并不意味着这个任务不重要或不存在了。当前, 存在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应该引起人们关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淡化论”、“庸俗宽容论”等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构成冲击。对此, 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不应该听之任之, 而应该坚决站出来, 进行思想斗争, 思想斗争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 没有批判就没有深刻发展。

　　与会学者一致表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坚持不懈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使命, 也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我们应该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发展着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化”, 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 实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与此同时, 必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筑牢思想防线, 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 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者单位：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