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整体性下滑，国际关系中“东升西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仍需要长期努力并面临严峻挑战，“西强东弱”的现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继续存在。面对这种变化，西方守成国家并不甘心收缩自身权力，国际社会的东西矛盾越来越凸显。

　　乌克兰危机引爆东西安全对抗。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和持续升级不仅反映欧洲安全的脆弱性，更显示冷战思维重新抬头，阵营对峙趋势明显。尽管美国和北约并未直接参战，但自危机爆发以来，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50个国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些军事援助和此前美欧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导致俄乌冲突陷入长期胶着状态，各方政治军事对立持续深化，双方矛盾难以有效解决。随着危机不断升级，其影响也开始向全球扩散，一些欧洲国家加快加入北约的步伐，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也不断增多。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代理人战争和阵营对抗的色彩愈加浓重，热战、核战乃至世界大战爆发的风险上升。

　　权力格局调整激化东西模式之争。随着新兴国家群体性快速发展，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约为40.9%，并将在未来5年达到44%左右，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这些意味着世界经济权力正在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转移，由此引发关于东西方发展模式的激烈竞争。美国将自身衰落的根源归咎于中国等东方国家崛起的威胁，偏执地对华实施全面遏制打压，开展针对中国的制度道路竞争。通过“科技战”“贸易战”“外交战”“数字战”“文教战”“意识形态战”等手段，加紧在技术、经贸、价值观、安全、情报等领域组建反华同盟，强推对华高科技产业“脱钩”，将冷战思维扩展向产业链和供应链。

　　大国战略博弈导致国际体系失稳。大国博弈是动荡变革期国际体系不确定性的重要表现。与此同时，大国对抗所引发的东西矛盾激化正在向中小国家溢出，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东西矛盾的特征。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维护霸权和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快速崛起的目的，大力实行保护主义，强推脱钩断链和恶意制裁，在扰乱国际市场秩序的同时，更使一些中小国家的发展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军事胁迫、政治拉拢等手段迫使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并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四方安全对话等组建遏制围堵中国的集团阵营，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东西对峙局势不断激化。

　　发展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许多问题的根源，全球发展长期不平衡是导致南北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尽管从整体上看，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但从价值链分布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全球不平衡发展加剧了南北矛盾。

　　全球化促使南北受益不均加剧。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在市场基础、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和全球化带来的获益不均。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过剩产能和运用自身人力与资源成本优势获得快速发展机会，但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仍被北方国家所控制，大部分南方国家在获得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其产品附加增值相对十分有限。一些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在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代工地位，向价值链前端攀升困难重重。

　　技术创新扩大南北发展鸿沟。科技创新引发产业结构、劳动形式和就业结构的深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数字经济、虚拟经济、生物经济等新业态大量涌现，正在形成基于技术创新的新垄断，大量传统行业及其所属劳动群体逐渐被边缘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金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大部分欠发达经济体缺少与发达国家进行同步技术革新的条件和能力，双方发展鸿沟被进一步拉大。尽管伴随产业转移而发生的技术扩散给广大南方国家带来重要发展机遇，但北方国家对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的掌控，使南方国家的技术革新付出更多成本，这些反过来进一步限制了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贫富分化引发深刻的政治对立。面对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向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上游攀升，积极寻求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变革，而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则通过技术垄断、保护主义、遏制政策等手段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升级，甚至不惜武力威胁以使南北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继续固化。在北方发达国家的遏制下，南方发展中国家不仅难以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改变落后局面，而且其政治权利也受到严重制约，南北矛盾加深。在缺少公平发展秩序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规则缺乏阐释能力和自主性，因而要求提升自身制度性权利，这与发达国家维护其主导地位的霸权诉求相左，双方从发展问题到政治权利的对立表明当今国际社会中南北矛盾不断加剧。

　　受逆全球化的冲击，在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内部面临社会分裂风险，不仅社会失序严重，而且国家上下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

　　阶级与阶层矛盾显化。全球不平衡发展加深了阶级与阶层矛盾。那些在全球化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大多为企业主和资本家，而绝大多数产业工人和底层民众则要直面各种竞争压力。双方经济地位的鸿沟导致彼此共同利益被压缩，一些国家内部社会分裂加深，甚至在民粹主义和自媒体网络的鼓动下发展为社会骚乱。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化。2021年美国国会暴乱显示其国内社会分化和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民众失去对执政领导阶层的基本信任，社会阶层矛盾激化。

　　族群冲突更加突出。近年来，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各种民粹主义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孤立排外倾向严重，一些外来族群和弱势族群受到歧视，族群冲突上升。2020年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一名黑人男子死亡，引发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抗议不平等的大规模运动，反映美国族裔矛盾和阶层对立的紧张形势。2020年，法国国内发生一系列与伊斯兰教相关的恐怖袭击事件，政府为此加强对伊斯兰教和移民的限制与监管，从而招致一些穆斯林和移民群体的不满与抗议，也暴露出法国社会宗教族群矛盾的交织。

　　社会抗议运动频发。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双重冲击下，一些国家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民众通过罢工、游行等抗议行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2021年7月，南非前总统被判刑，引发其支持者的大规模抗议，并演变为全国性大规模骚乱，造成300多人死亡和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超过3000人被捕入狱。2023年，法国民众因不满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而爆发大规模罢工抗议，一些政策受到工人阶层的抵制，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和阶级对立凸显。这些社会运动在政治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常常演变为骚乱和政变，其间甚至掺杂着族群、宗教、区域等众多因素，使得上下矛盾更为复杂。

　　国际形势越是动荡变革，各种政治思潮越是活跃多元，竞争与对抗也越是激烈混杂。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国际社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给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荡涌动创造了条件。总体来看，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竞争主要表现为左右两种思潮的交锋，这种交锋映射着国际政治力量博弈的激化。

　　保护主义助长逆全球化回潮。逆全球化泛起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角力的背后存在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新自由主义式微给保护主义复兴创造了空间，同时以保护主义为底色的各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排外主义成为冲击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其中，经济民族主义向保守、极端发展，将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视为民族经济的威胁，主张采取“脱钩”等强硬立场，一些国家的国家主义强势回归。科技民族主义通过技术壁垒、科技封锁、“小院高墙”等手段维护自身技术霸权，也破坏了全球化进程。

　　欧洲政坛结构性右转倾向明显。近年来，欧洲经济受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冲击而低迷不振，一些国家社会矛盾突出，给右翼势力重新得势提供了机会。这些右翼思潮与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合流，获得大量底层民众认同，在造成欧洲政局动荡的同时也激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矛盾。在法德等欧洲大国，右翼政党逐步崛起，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法国国民联盟曾两次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成为法国最大反对党，推动着法国政治格局的分化重组。具有新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意大利兄弟党成为该国第一大党，其党魁乔治娅·梅洛尼出任意大利总理。

　　极端思潮与秩序变革结合。面对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产生前所未有的霸权焦虑感，各种极端思想在与科学理性的角力中占据上风，表现出对外进行排斥遏制，对内制造分裂反智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对外关系中，宣扬本国利益至上，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排除“异己”。在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主导下，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极限施压和遏制，对中小国家进行霸凌干涉，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对立色彩鲜明。在国内斗争中，为追求狭隘的政党或集团利益，放任激进的民粹主义和反智思潮，不仅导致社会分裂与对抗，而且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

　　随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调整，国家间利益分歧加剧，彼此难以达成有效共识，也难以开展有效的集体行动，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内外矛盾突出。

　　全球化进程曲折起伏。一方面，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在全球化中受益较小的经济体逐渐改变立场，而一些发达国家也因产业空心化等原因转向保护主义，各国经济内顾化倾向加重。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治理断航断交的影响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和全球经济合作遭受重大打击。一些国家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调整产业政策，减少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弱化了全球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特别是一系列经济“本土化”政策的推出，降低了世界开放水平，使全球经济发展变得封闭保守，呈现出明显的内外矛盾。

　　全球治理分歧扩大。近年来，西方国家内部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不断提高，强调政策自主性和生产本土化，因而减少对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政治与资金支持，成为一些国家的“政治正确”。在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全球治理越来越难以整合分歧，全球公益目标与国家中心主义的矛盾上升。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全球合作中，一些西方国家为谋求本国甚至政党私利，退出国际组织，以疫情为工具开展对中国的舆论和意识形态攻击，不仅阻碍全球抗疫合作，而且挫伤了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信心，激化了国家之间的矛盾。

　　多边主义发展受挫。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多边合作体系遭到破坏，加剧了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矛盾。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口号，贯彻单向利益最大化原则，采取“废约退群”行动，实施“长臂管辖”和“极限施压”，给国际多边合作体系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伪多边主义”大行其道。拜登推行具有明显排他性的有限“多边主义”，通过意识形态划线构建排斥中国的新机制，实现其制度制衡目的。其实质是美国依仗自身结构性权力将国际多边合作体系打造成贯彻执行其政治利益的工具，真正多边主义的非歧视、不可分割以及扩散性互惠原则频遭破坏，暴露了美国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破坏全球公益的霸权行径。

　　国际道义是规范国家行为的重要准则，体现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维系国际秩序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国际道义表现为对全球公益的追求，对国际公平正义的维护以及对国际责任的履行。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各国应该遵守国际道义，开展密切合作，但是一些国家罔顾国际公正，失守国际道义，形成自命道德高位与实践行径低矮的鲜明反差。

　　践踏国际准则。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是国际准则的基本内涵。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美国以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为幌旗，强施单边主义，遏制他国发展，破坏国际秩序，成为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者。为实现自身霸权利益，美国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欧亚煽动“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策动“阿拉伯之春”，将世界视为权力利益竞争的擂台和竞技场。在全球治理中恣意操弄，使全球治理成为美国践行霸权主义的新伪装。美国这种国家利益至上、不择手段追求本国私利的做法严重违背国际准则，与崇尚全球公益的国际道义格格不入。

　　破坏国际公正。公平正义是国际道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维系国际社会有序运转的基本规范。在国际垄断资本与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禁锢下，当今世界出现严重的发展不公正现象。在经济发展中，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上游，利用技术和资金优势设置贸易壁垒，加剧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在国际政治领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少话语权，也缺乏影响国际议程的能力，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解释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参与治理，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被动接受治理。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频频发生，严重破坏国际公平正义。

　　推卸国际责任。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是遵守国际道义的必然要求。随着美国相对衰落和孤立主义转向，美国利益至上越来越成为其对外交往的最高准则。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主导者，曾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者。然而，面对国际制度掌控下降和获取本国私利难度增大的现实，美国开始退出甚至抵制相应国际机制，企图通过“改换门庭”将中国等排斥在外。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始终将自身利益置于国际公共利益之上，当提供公共产品无法实现其霸权利益时，则推卸国际责任，拒绝承担国际义务。除了特朗普时期的一系列“废约退群”行动外，美国还常年拖欠国际组织会费，拒绝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减排方案，通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他国转移金融风险。

　　随着世界多元竞合的加速，国际权力的流散和下移在刺激现实政治回归的同时，也为新政治形态的形成积蓄了力量。国际社会许多现有的体制机制、观念规范难以满足国际政治发展实践，国际规范的失效或低效反映了国际社会新旧矛盾的拉大。

　　治理理念不适应时代新要求。西方传统的治理理念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却难以真实反映和指导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客观实践。西方治理观限制了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难以回应不同文化理念对全球治理的多样性诉求，导致全球治理拓展出现严重的“内卷式困境”，各种重复性的机制不断涌现，治理的碎片化进一步加剧。西方的工具理性也强化了国家自利倾向，使国家利益至上成为指导一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严重违背全球治理对全球公益的追求，扩大了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冲突。这些治理理念未能进行适时调整并跟上国际政治演进步伐，从而使国际政治与全球治理发展的新旧矛盾扩大。

　　国际关系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权力结构变化是体系变革和秩序调整的根本原因。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变化主要呈现为权力自西向东转移和由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流散两大趋势。这些变化带来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与霸权国家相对衰落，以及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增多。前一变化构成当前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根源，体现新旧力量之间的矛盾加剧，后一变化则成为国际政治多元化发展的关键，是引发国际关系新旧形态矛盾加剧的重要基础。此外，跨国威胁与全球问题扩散促使安全性质发生重大转变，全球气候变暖等复杂难解的共同外部威胁越来越成为安全维系的重要形式，国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复杂，竞合特征明显。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旧的理论都难以全面解释当前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国际关系旧理论与新实践之间的脱节日渐显露。

　　国际机制滞后性明显。权力结构变化使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满足国际关系现实需要。一方面，随着一些大国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转向，它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一些国际机制的公信力和有效性减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治理权和参与权开始由更多行为体共享，国际机制的参与度得到提升，其利益整合难度增加。这些新发展打破国际机制原有框架，提出许多新的挑战，其中公平性问题作为合法性问题的延伸变得更加突出，新兴国家与各类非国家行为体要求获得与实力相应的权利也遭到传统大国的遏制。此外，美国主导乏力使国际机制的碎片化趋势严峻，新旧力量除了争夺既有机制外，还创建新的替代性机制，增加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有效整合难度，国际社会的新旧矛盾凸显。

　　当今世界，全球挑战日益严峻，各类风险急剧上升，国际社会亟须开展有效合作。与此同时，国际权力格局加速演变，大国战略竞争激烈，全球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国际社会治乱矛盾鲜明。

　　国家供给公共产品动能不足。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新冠疫情冲击等客观因素影响，一些国家对外政策的实用功利倾向明显，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动力不足。特朗普政府的“退出主义”显示美国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消极态度，美国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削弱了全球治理的实际效能。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外转向保守，对参与全球治理持有戒心。国际信任严重不足，治理效果不佳，全球治理的现实成效与国际社会对有效解决全球问题的紧迫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治理成效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当今全球治理仍以国家为主导，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治理领域上集中于低政治领域，治理成果难以向高政治领域扩散；在治理规范上难以做到公正合理，明显由西方国家主控。全球治理的实际成效远未达到预期，既没有有效解决既有公共问题，也未能有效控制新问题的涌现。治理进程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治理主体之间难以达成有效共识，更难以开展信任合作，将全球治理视为谋取国家利益手段的工具性理念大行其道，真正的全球有效治理远未实现。全球治理的“混乱”现实与“善治”理想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全球治理效果不平衡。发展阶段差异和全球不平衡发展导致不同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条件各异，也使各国呈现出不同的参与效果。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系统性先发优势，抢占国际体系前端位置，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享有充分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弱势地位则延续到全球治理进程中，其权益的实现受制于主导大国的战略平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在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同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动力；相反，一些西方国家虽然仍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塑造国际社会稳定性确定性的能力下降。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效果上，形成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照。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