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以牛苏林、加润国、吕大吉等国内学者为代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被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奠基之作。作为《导言》的姊妹篇，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中更是对鲍威尔的宗教观进行了集中的批判，这在龙群、张双利、李淑梅、杨楹等国内学者的文章中也被提及。深入解读《导言》和《问题》中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独创性，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反观西方学界，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其著作中过分贬低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地位，他以《导言》为文本依据，认为马克思多次在文中借用鲍威尔的原话，进而认为鲍威尔此时依然是马克思在宗教批判领域的重要典范。波兰学者兹维·罗森也认为马克思有关宗教的论述大多是在抄袭鲍威尔。本文试对这一诘难给予反驳，从而捍卫马克思早期宗教观的独立地位。总体来讲，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宗教观是在更正鲍威尔的基础上，更加精准地进行表达，体现了他对鲍威尔宗教观的超越。
一、鲍威尔宗教观的内涵
谈及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的宗教思想，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是无法回避的一个人。鲍威尔的宗教观点是在与施特劳斯的论战中展开的，可以把他们之间的对立视为“自我意识”观点与“实体”观点的对立。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包括四重内涵：
第一，在对待福音故事的态度方面，施特劳斯认为福音故事实际上是宗教社团中集体宗教情感的无意识表现，并非个人意识主动创造的产物，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实体”的原则。鲍威尔则认为福音故事是人为的有意识的编造，产生于“自我意识”，这就区别于施特劳斯“集体无意识”的观点。
第二，在历史发展动力发面，鲍威尔归之于“自我意识”的驱动。他认为要在“自我意识”的纯粹批判活动中，推动历史的前进，这就陷入了唯心史观。与之相反，施特劳斯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实体”。被鲍威尔频繁提及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论如何，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都没有能真正超越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框架，而是抓住黑格尔哲学的其中一个部分去反对另一个部分。
第三，在对待人民群众和杰出知识分子的地位方面，鲍威尔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发展的阻碍，把杰出的知识分子看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只有知识分子能够进行批判性思维，拥有“自我意识”。鲍威尔十分重视杰出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群众总是围绕在知识分子周围。他还赋予普鲁士王国与实际不相匹配的荣耀，认为普鲁士王国和知识分子一样拥有“自我意识”，体现了他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
鲍威尔认为，群众把精力投放在对宗教的支持上，而非对进步事业的关注。群众无法对宗教的弊端有所察觉，只能被宗教所迷惑。他表达了对这种保守做法的不满，并将群众视为精神的敌人。他甚至将历史上伟大事业的失败归咎于唤起了群众的热情，这里体现了他对群众的极大贬低。按照这个思路，作为群众的主要代表，无产阶级自然也是不可信任的。
第四，鲍威尔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尤其针对共产主义对无产阶级力量的强调，鲍威尔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他本人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主张以批判的方式对待头脑中的臆想，认为这样就可以改变现实社会。这一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体现了他维护德国反动统治的立场。
二、马克思在《导言》中对鲍威尔宗教观的超越
笔者认为，马克思在创作《导言》时是基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其中呈现出对鲍威尔宗教观的超越，而并不是像麦克莱伦和罗森说的那样，是在抄袭鲍威尔。具体来说，马克思对鲍威尔宗教观的超越体现在唯物主义思想的超越、历史发展动力思想的超越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超越三个方面。
（一）唯物主义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认为宗教作为颠倒的世界观，源于颠倒的现实世界，并不如鲍威尔所言，是“自我意识”的产物，马克思从宗教批判深入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这里已经体现出唯物主义思想的迹象。马克思明确规定了宗教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关系，鲍威尔对这两者的关系界定是模糊不清的。马克思在《导言》的首句就明确了宗教批判的地位，认为在此之前已经关注这个问题足够多了，目前应该实现关注焦点的转变，从宗教批判到社会批判。毕竟，对宗教的过分关注是误入歧途的表现，只会造成人对假象的执迷。对马克思而言，宗教批判只是手段，他的目的在于落实到社会批判。至此，社会批判的优先位置已经突出出来。这点与鲍威尔是不同的。因为在鲍威尔的著作中，对于宗教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关系并不清晰，他甚至认为宗教有时有决定性的意义。
人的本质本来是要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但由于不合理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导致这一理想无法实现。落后国家为了控制民众，利用宗教，试图以之为精神抚慰。受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马克思郑重说明了神与人的关系，指出是人创造了神，神是人的本质在彼岸世界的投射。宗教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反映了现实的苦难，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信教者的抗议与挣扎。鸦片是让人上瘾的东西，失去自我意识的民众无法安置现实中痛苦的自己，于是借用自我构建的幻象或者说宗教实现自我麻痹，寄希望于彼岸世界，以求得短暂的满足。论及宗教批判，其实质是对宗教背后的落后国家的批判。马克思明确提出要进行现实批判，要求揭示宗教对苦难尘世恶劣状况的遮蔽。
马克思有一句讨论宗教与自我意识关系的话，似乎充满了鲍威尔的色彩，他指出宗教所在之地，自我意识是“无”，不论是尚未获得自身的“无”，还是再度丧失自身的“无”。然而马克思这一表述的关键在“但是”之后的部分，他指出，由于人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可避免会受客观世界的影响，因此，人的自我意识必然也是根植于现实世界的。这么说来，现实世界才是虚幻宗教的根本源头。这一转折，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超越之处。马克思关注到了现实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层面，而不像鲍威尔那样只是停留在自我意识层面。这里的逻辑是：颠倒的现实世界压制了人的自我意识，形成了颠倒的观念，即宗教。
马克思在《导言》中还有一处对鲍威尔的超越，关于从“虚幻幸福”到“现实幸福”的论述。“锁链”指的是使人感到压迫和被奴役的现实制度，“虚幻的花朵”指的是宗教。马克思要求批判宗教，并不是说让人们与落后的现实制度直接共处，而是要彻底批判现实制度，并“采摘新鲜的花朵”。笔者认为“新鲜的花朵”恰是指取代宗教的此岸真理，代表现实世界中真正的幸福。不是寄希望于彼岸世界的幻象，寄希望于宗教信仰，从而臣服于现实的封建专制制度，而是直面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由无产阶级带领人民，在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探寻此岸世界的现实幸福。
马克思所言的此岸真理指的是什么呢？在《导言》中指的是在击碎宗教幻象的基础上展开现实批判，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推翻一切奴役人的关系。正是在现实批判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导言》已经呈现出唯物主义思想的迹象。
（二）历史发展动力的超越
鲍威尔认为历史的进步是由自我意识的批判活动推动的，马克思则从现实角度指出要在实践中批判德国落后的现实制度和与时代同步的思辨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以此推动历史的进步。
当时已经进行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领先于德国，马克思对当时德国沉闷的现状进行了一番讽刺，目的是让被压迫的人意识到自身奴隶般的处境，从而为奋起反抗做好准备。这种反抗不仅对德国是有益的，对其他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是有益的。因为德国的现在相当于其他国家的过去，只要德国还存有封建残余势力，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存在倒退的风险，因此要坚决废除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
德国唯一与时代同步的是它思辨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马克思指出在对德国制度进行公开批判的同时，必须对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也展开批判。如果说批判德国制度是在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去作斗争，那么批判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就是在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在作斗争。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虽然尚未在德国实现，但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已经成为现实，随后也将成为德国下一个阶段的现实制度。对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行批判，其实也就是在批判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制度和发展现状就是德国的未来，所以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才能真正使批判达到时代的高度。
马克思批判了各有偏颇的理论派和实践派，这两派均没有正确认识到哲学和现实的关系。实践政治派直接否定了哲学，没有意识到哲学对德国革命的重要指导作用，毕竟在德国历史上，理论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曾经的宗教改革便是由理论引导的。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哲学应是属于现实范畴的，即便是头脑中的现实。因为德国是一个重视哲学、往往从头脑中产生想法、进而变革社会的民族。理论政治派也存在局限，没有在肯定哲学后继续否定哲学，这也是缺乏批判精神的。马克思揭示了理论政治派的狭隘，他们只把批判的矛头针对实践政治派，而对自身过分宽容。
马克思强调要在实践中对德国思辨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展开批判，并且是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以推动历史的进步。为此，就需要群众掌握彻底的理论。这里又回归到《导言》开篇对宗教的批判，所谓彻底的理论，最终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条具有至高意义的人本学指导原则。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要废除宗教，推翻一切奴役人的关系，使人的本质复归于人自身。正如曾经的宗教改革将教皇推下神坛，使对宗教的笃信变成了人们在自我内部就可以完成的事业，如今的人本主义哲学将解放人民，使人们挣脱宗教带来的心灵枷锁。
（三）共产主义思想的超越
批判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意义深远，相当于德国要一个筋斗越过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重障碍，在实现政治解放后继续完成人的解放，这就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
德国革命需要物质基础。早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看到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本质，看到了在这一落后制度下处境艰辛的人民。1843年10月，马克思在巴黎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工人，尝试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并参与工人的革命活动。他越是深入接触工人，越是认识到“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的不切实际，因为德国与法国的情况大不相同，还因为几乎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同时，无产阶级也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目标而言，软弱的、利己主义的、狭隘的资产阶级无法担此重任，无法成为彻底的革命阶级。
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在于无产阶级。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是伴随着工业的兴起产生的，还因为中间等级的解体产生了人为造成的贫民，贫民和农奴也纷纷加入，扩充了原有的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是同解放自己的目标同时完成的，因此其视角从一开始就高于狭隘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视为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号召无产阶级用人本学思想武装头脑，进行社会革命，实现人的解放，这里体现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
三、马克思在《问题》中对鲍威尔宗教观的超越
《论犹太人问题》与《导言》同为《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马克思在写作《问题》时就直接表达了对鲍威尔的不满。既然是同一时间创作的姊妹篇，就意味着是相互补充，紧密关联的。马克思不可能在其中一篇大力批驳鲍威尔，在另外一篇抄袭鲍威尔，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具体来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鲍威尔进行了层层递进的三个维度的纠正。
（一）不必放弃犹太教就可以实现政治解放
鲍威尔认为在德国实现政治解放之前，犹太人不应该自私自利地为自己谋求特殊的解放。在他看来，犹太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对立在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对立，鲍威尔指望通过犹太人和基督徒各自放弃宗教的方式实现解放，认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建立起真正的现实国家，完成政治解放。总之，鲍威尔认为只有废除宗教，才能建立起现实的政治国家。
马克思不同意这种片面的理解，指出鲍威尔是把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混为一谈了，即便在已经完成政治解放的国家中，依然存在宗教，只是转移到市民社会中了。政治国家的建立并不以废除宗教为前提，废除宗教属人的解放的范畴。马克思不认为政治解放必须通过放弃宗教来实现，因为在他看来，在完成了的政治国家中，信仰的特权作为普遍的人权应该受到尊重。
总之，鲍威尔与马克思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待废除宗教和政治解放的先后顺序。鲍威尔认为必须根除宗教才能实现政治解放，马克思则认为不必放弃犹太教就可以实现政治解放。
（二）犹太人问题与人的解放问题紧密关联
鲍威尔的目标是政治解放，所以仅止于对所谓基督教国家的批判，却没有动摇资本主义国家的根基，没有继续探讨人类解放的问题，体现了他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马克思认为要在完成了的政治国家基础上，继续进行政治批判，才能真正触及到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实现人的解放。
在马克思那里，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犹太人问题属人类解放的范畴。在完成了的政治国家中，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但是现实的人却没有，宗教依然存在于市民社会中，即马克思所言的世俗神。马克思强调，犹太人问题的实质是某种宗教信徒同自己公民身份的矛盾，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也是人的解放问题。
在完成了的政治国家里，犹太人在金钱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存在矛盾，即便在观念上，政治权利位居其上，但在实际中却是经济实力大于政治权利。犹太人经济上握有大量金钱，政治上却无权。统治世俗社会的是犹太人的世俗的神，即金钱。犹太民族是以发财致富为乐趣的民族，这体现了马克思的讽刺意味。
基督教使人的本质在精神上外化，犹太教把这种外化在实践中让渡出去。人从被宗教支配变成了被金钱支配。只有消除这种对人类的金钱控制，消灭唯利是图的犹太人精神，切实完成人的解放，犹太人自然会得到解放。这是马克思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
（三）犹太人问题属于世俗问题而非神学问题
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视为一个纯粹的神学问题，他认为通过放弃宗教可以实现解放的信念，显然与马克思的观点背道而驰。实际上，在完成了的政治国家里，依然存在宗教、私有财产，并且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现实的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有享有真正的主权，只是沉浸在宗教想象中，他们的现实个人生活是被剥夺的。
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信徒的人并不享有公民权，马克思将其归因于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分裂。鲍威尔止于政治解放，所以任由这种分裂持续存在，而没有意识到要继续进行政治批判。马克思意识到本来应该在实践中成为目的的政治生活，却被放置在市民社会之后成为了手段，而市民社会中的经商牟利反而被作为目的，这种政治生活在理论上成为手段的现象显著体现在1791年和1793年的法兰西《人权宣言》中。
在封建统治被推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的是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人，在市民社会中，人依然受制于宗教，也没有摆脱私有财产，因为在经商牟利的活动中依然体现出利己主义的特点。犹太人的世俗的神是金钱，这种世俗的基础是自私自利的实际需要。只有从这种唯利是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这种唯利是图的特点被马克思称为犹太精神的实质。
马克思认为，只有继续对政治国家进行批判，将人类从市民社会中唯利是图的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保证市民社会的成员享有真正的公民权，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
四、麦克莱伦和罗森“抄袭说”的不合理之处
仔细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可以发现，麦克莱伦和罗森的“抄袭说”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如下：
第一，马克思有自己的实践活动和写作步调，他的宗教观是自身实践经历和独立思考相互碰撞的结果，不能被污名化为抄袭。
鲍威尔与马克思曾计划共同撰写《末日的宣告》（以下简称《宣告》）第二部分。鲍威尔在1841年底就已经完成了《宣告》第二部自己的那些篇章，一直在等待马克思的那部分。然而，马克思还未交付手稿，该书就被禁止。根据1842年2月他给卢格的信可知，这一时期马克思忙于撰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且卧病在床，精力不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有自己的独立发展轨迹和写作安排，绝不是跟在鲍威尔后面亦步亦趋。
马克思为何把《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放在前面写呢？其实这一时期他对鲍威尔高昂自我意识的做法就已经开始反感，他有了新的困惑，想先思考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更为紧要的问题，即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思考。1842年3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认为，原本打算作为《宣告》第二部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应当彻底改写”，因为它充满了《宣告》第一部的色彩。他愿意用他的新观点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摆脱黑格尔叙述方式的局限。由此可见，如果马克思来得及写完《论基督教的艺术》并刊印，他必然会表达出自己与鲍威尔的分歧。虽然很遗憾地，因为时局动荡的缘故，我们并未看到这一分歧的最终呈现。拉宾对此做出评论，马克思那几章的缺席，直接导致了《宣告》第二部的失败，因为这部作品在第一部的基础上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
第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决裂，显示他与鲍威尔已渐行渐远。
1841年底，柏林“自由人”小团体成立，由博士俱乐部的基本成员构成，马克思和鲍威尔都在其中。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随后与鲍威尔在对待“自由人”的态度上产生分歧。
马克思对“自由人”团体的自由观进行了批判。“自由人”团体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为核心，目的是通过理论上的批判实现自由。“自由人”主张消灭国家，这就在政治上倒向了无政府主义。当然，“自由人”理解的政治斗争主要是从思想上批判，不涉及对实际状况的改变。这种所谓自由只能是停留在思想层面的主观的自由，并没有达到现实中真正的自由。与之相反，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强调要实现定在中的自由。到了《莱茵报》时期，他更是提出要实现现实中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自由人”时常将他们撰写的文章寄给《莱茵报》，这些文章激进而空洞，马克思反对这类文章，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但这样的提醒并没有得到“自由人”的重视，“自由人”反而指责马克思为保守派。马克思曾希望鲍威尔对“自由人”的做法进行干预，鲍威尔却表示了他对“自由人”的赞许。因此，马克思在与“自由人”决裂的同时，也与鲍威尔渐行渐远。
《导言》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由上文可知，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分歧在这一时间之前就已经出现，《问题》中马克思更是直接开始批驳鲍威尔的宗教观。所以当麦克莱伦说马克思在《导言》中有关宗教的论述是在抄袭鲍威尔时，实际上是在抹去马克思思想的独立性，实在是欠妥。
第三，对“抄袭说”的直接反驳。
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著名说法为例。麦克莱伦认为这是马克思在抄袭鲍威尔，他的论据是鲍威尔在《自由的功绩》中曾说宗教“在它那充满破坏狂，上了鸦片瘾似的迷醉中侈谈一切都将焕然一新的来世生活”，在《基督教国家》中也谈到神学对人“鸦片般的影响”。
然而实际上，早在鲍威尔之前，就有人提过类似的观点，霍尔巴赫在《被揭露的基督教》中提出宗教是麻醉人的艺术；马拉夏尔在《古今无神论者词典》中曾说人类为麻痹人的宗教所统治，也明确提到鸦片一说；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中曾说印度教竭力通过麻醉制造一个变幻的世界。
如果说马克思这一说法是在抄袭鲍威尔，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鲍威尔是在抄袭黑格尔、霍尔巴赫和马拉夏尔呢？如此往前追溯，是否只有首次有过相似说法的人才是原创，此后的全是在抄袭呢？麦克莱伦和罗森没有继续往前深入追溯，这显然是赋予鲍威尔不切实际的虚名，过分抬高了鲍威尔的地位。实际上，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宗教的论述是基于自己的独立思考，有所取舍地分析前人论述的结果，是经过自己精心筛选的，并不像麦克莱伦和罗森歪曲的那样，是对鲍威尔不假思索地抄袭。“抄袭说”有片面夸大鲍威尔的作用，贬低马克思独立思考之过。
五、小 结
综上，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在《导言》和《问题》中对鲍威尔宗教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对于马克思宗教观与鲍威尔宗教观究竟是何种程度的关系却缺乏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这就导致面对麦克莱伦和罗森等西方学者将《导言》污名化为“抄袭”鲍威尔宗教观的说法时无法给予有力的反击。本文试对这一诘难给予反驳，从而捍卫《导言》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的原创性贡献，并通过对《问题》的深入研读澄清马克思与鲍威尔在宗教观上的真实关系，既不过分夸大也不过分贬低鲍威尔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一澄清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由此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坚定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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