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境内的基督教发展，正在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农民工基督徒群体正在逐步扩大。这一群体的信仰情况，尤其是基督信仰对于他们的社会角色定位、社会融入影响等方面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许多城市基督教会在解决农民工基督徒的困境上还十分欠缺，然而事实上基督教会却成为欢迎进城的农民工的团体，更重要的是，基督教会成了农民工精神心灵寄托的一个家园，成为农村基督徒在被边缘化的社会结构中为其提供安慰和承认的信仰共同体。自2000年以来，国内诸多学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探究了农民工基督教会的组织状况和信徒的信仰情况。这些研究深入详实，但一方面，由于所反映的情况大多已有十年之久，难以呈现最新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乡村教会团队培植下的农民工基督徒聚会点，较少涉及农民工基督徒自组织形式的聚会点。为此，本文将基于近年来对北京某农民工基督教会的田野资料，尝试对此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力求较为全面地呈现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基督教会组织的多样性特征。
一、调查对象描述：Z农民工教会概况
已有田野资料表明，北京的农民工基督教会兴起于20世纪末，大部分由邻近省份的农村教会建立。从地理空间来看，许多农民工教会在其创立及发展前期，聚会场所多数位于城市郊区、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与已有研究多聚焦于乡村教会团队培植下建立的农民工教会所不同的是，本文所关注的Z教会是一个挂靠于三自教会A堂的准三自教会。该教会位于北京城郊的一个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中村F社区。在田野调查中，笔者以慕道友的身份参与Z教会的日常宗教活动，通过观察及访谈的方式，了解农民工基督徒的信仰状况和教会的变迁情况，关注他们“如何运用基督教的教义与知识去解释性地理解与建构自我生活世界的意义”。
（一）教会建立与变迁
Z教会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几名安徽籍农民工基督徒自发组织聚会。随着聚会规模的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大，信徒人数不断增长。为了给信徒建构一个稳定、可持续且离家近的聚会点，扩大三自“牧养”的规模，三自A教会有意将此团契点纳入管理。在此背景下，几名农民工基督徒在三自A教会的“牧养”扶持下，于2003年成立了隶属于A教会的Z聚会点，开始租用聚会场所。Z教会旨在“牧养”流动人口基督徒，日常开支全部依靠信徒的奉献。由于受社区拆迁和农民工的高流动性等因素影响，部分信徒搬离，教会奉献收入减少，近几年所得奉献款额不足10万元/年，扣除房租、事工探访和教牧人员工资等各项支出后，仅能维持基本的收支平衡。Z教会自成立至今一直面临较大的财政资金压力，因而也无力开拓新的聚会点。
一直以来，Z教会的信徒构成较为单一，祷告仪式也相对简单。与传统城市教会相比，以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农民工教会聚会仍然处于“关系分群”的初级分化模式，在聚会中信徒大多以地缘关系（家乡）为参照，以来源地人际关系（同乡）为基础，形成若干内部群体。与乡村教会团队培植下建立的农民工教会相比，Z教会的组织化程度更低，并没有出现制度化分群逻辑为依据的分化。
（二）信徒构成
教会的“牧养”主要依赖于家庭教会的Z牧师，三自A教会的L牧师和家庭教会的H传道和S长老。Z牧师在北京服侍包括Z教会在内的多个教会，主要负责Z教会的查经聚会；L牧师为三自教会牧师，主要主持Z教会的圣餐礼拜及受洗仪式；H传道和S长老主要负责Z教会的主日敬拜。近百人的信徒群体，大多通过老乡、工友、邻里等熟人介绍的方式来到教会。其中，中老年女性信徒占大多数；绝大多数信徒为租住在F社区及周边的外来流动人口；信徒主体仍然是从乡村进入城市务工生活的已有农村信徒；信徒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绝大多数信徒为小学或初中毕业，还有部分女性信徒是文盲；在职业上男性信徒多从事保安、建筑工、运输司机等工作，女性信徒多为商场保洁员、家政小时工。与很多农村教会相似，该教会没有对信徒进行专门登记，所以也未统计过信徒的确切数量。农民工基督徒的活动参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与信徒的信心和虔诚度有关。据此，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以下几种类型：
1.教会同工
同工作为教会核心成员，在教会的日常事务上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与表决权。Z教会现有同工七人，其中男性二人，女性五人。他们都是因为聚会参与度程度高、参与服侍时间长，被众信徒默认为教会同工，并非按立确认。从创立至今，教会并无按立程序。
2.唱诗班成员
唱诗班目前共有十五人，其中男性五人，女性十人，年龄大多四五十岁，其中包括教会的五名同工。诗班成员均已受洗，自愿报名参加唱诗班。他们学唱的赞美诗歌比普通信徒更多，聚会参与度更高，是教会的主要成员。
3.“觉徒”、“混子”与“圣诞节信徒”
这几类称呼主要指那些虽然信仰基督教甚至已受洗多年，但日常生活却“远离神”的信徒。他们的信仰虔诚度较低，更注重“灵”而非“信”。具体而言，“觉徒”指的是聚会犯困之人，主要是精力不济的老年信徒；“混子”则是虔诚信徒戏称那些不敢在世俗生活中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这部分信徒既包括部分初信者，也包括部分虽受洗多年却不定期参加教会活动的信徒；“圣诞节信徒”类比于“米饭基督徒”，指那些平日极少参与教会活动，只在圣诞节才来参加聚会的信徒。尤其是后两类信徒，在不少虔诚信徒看来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基督徒。
4.普通信徒和慕道友
Z教会的普通信徒大多只在周日参加聚会，绝大多数为农民工和进城老人，大部分信徒为老家皈信的农村基督徒。近年来，Z教会的慕道友并不多，据同工介绍，近三年来在Z教会受洗的慕道友总共才六人。这一方面与信徒的传福音热情度下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教会当前简陋拥挤的聚会空间有关。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教会的正常线下聚会也带来了不小冲击，时断时续的聚会造成部分信徒和慕道友流失。目前参加聚会的慕道友主要是进城老人，周末可支配时间较为充裕，而且对聚会环境要求不高。基本稳定参加聚会的老年慕道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聚会后，都会选择受洗，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
（三）主要活动和仪式
Z教会作为一个农民工教会，其日程安排和活动仪式会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实际状况。总体而言，聚会程序比较简单，聚会期间时有信众自由出入，窃窃私语，甚至不时响起手机铃声。这与具有明确教会章程和聚会纪律的A教会等三自教会或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形成鲜明对比，对此教牧同工和虔诚信徒深有感触。有学者也曾指出，农民工基督教会的教会形态和信徒信仰方式其实仍然与乡村教会保持相当高程度的延续性，而与城市教会，特别是被称为“第三种教会”的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团契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当前Z教会的主要活动包括每周三次的常规聚会，每月一次的同工会议以及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庆祝仪式和复活节受洗仪式。
1.查经聚会和祷告会
周一晚上的查经聚会一直由Z牧师负责，每次查经聚会的规模大概维持在三十人左右，由牧师带领祷告和查考经文，并依照查经手册不时提问信徒。祷告会安排在周三晚间，由信徒自行组织，参与人数与查经聚会的规模相等。祷告为跪拜仪式，信徒轮流自愿祷告，每人用时5分钟左右，直到结束。
2.主日敬拜和圣餐礼拜
主日敬拜在周日下午举行，每次参加的人数大概在70至100人之间，全程由同工主持。首先信徒颂唱赞美诗，然后唱诗班献诗，信徒起立默祷。此环节结束后，同工便教唱诗歌和欢迎新人。随后邀请准备代祷和见证的基督徒告知代祷事项及分享见证事例。在此环节，信徒所做祷告或见证大多涉及自己或亲友的日常疾病、意外事件、就业择业和子女升学等事项。为此有学者指出或许信徒的见证和神奇故事并不能完全证明宗教的种种承诺是真实的，但它的确能够增强信众彼此对神灵的信心。祷告后，由同工带领信徒阅读《圣经》选段，再由牧师上台讲道。圣餐礼拜一般安排在每月第三周的周日下午举行，由A教会的L牧师主持。流程与主日敬拜基本相同，只是在牧师讲道环节后举行圣餐礼拜仪式。
3.圣诞节聚会
对于基督徒而言，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莫过于圣诞节。Z教会信徒一般提前两个月开始筹备圣诞节庆祝活动，信徒自愿报名编排节目。庆祝仪式一般从上午持续到傍晚，在此期间，教会提供免费午餐。编排的节目包括舞蹈、诗歌赞美、小品等。聚会程序依然为固定的献诗、祷告、证道等环节，然后是节目表演。聚会结束后，教会还会为每人准备一份小礼物，而且圣诞节也是一年中信徒人数最多的一天。
4.复活节受洗
Z教会一般在复活节举行每年一度的受洗仪式，由三自A教会的牧师主持洒水礼，颁发受洗证书。在受洗前两个月，教会安排辅导班，由教牧同工为有受洗意向的信徒系统讲解《圣经》，考核通过后才有资格受洗。教会每年受洗的信徒并不固定，但参加聚会的信徒绝大多数已受洗。
（四）与其他教会关系
一方面，作为一个“准三自教会”中的独立教会，Z农民工教会与城市其他教会往来并不密切。更多的体现在聘请其他教会牧者前来“牧养”，教会的日常聚会和财务管理等实则均与牧者所属教会相互独立。虽然同属都市里的乡村教会，但Z教会与乡村教会团队培植下的农民工教会并无多少联动；而与三自A教会也仅仅保持名义上隶属关系，如前所述，A教会仅定期派遣牧师讲道和主持受洗，并不干涉其日常运作；至于位于各类写字楼和居民楼中的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和北京传统教会，Z教会更是与它们缺乏联络，信徒对教牧联祷会议、“平安中国”等基督事工更是知之甚少。
除此之外，Z教会自成立至今，与所在社区居委会也并无实质性联系。居委会并未干涉教会的正常宗教活动，日常仅提醒教会注意消防安全等事宜，而教会信徒也从未以教会名义参与到社区的各类志愿活动中。总体而言，Z教会的对外联动性不强，也没有开拓事工和变革教会的意愿，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二、Z农民工教会的现状与特征
既有研究发现，农民工基督徒在城市较大规模的教会中难以得到具体的“属灵”关怀和群体认同，甚至由于其身份在一些城市教会中遭受不同程度的歧视。这促使他们倾向于加入同是由社会和文化背景相似的农村基督徒构成的教会，构建“都市里的乡村教会”。就本文所关注的Z教会而言，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地带，信徒绝大多数为农民工，而且创建之初为自组织形式，因此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现状与特征迥异于三自教会、传统城市教会、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和有乡村教会团队扶持的农民工教会。目前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流动的”宗教活动场所
虽然Z教会所在地F社区并未出现因城镇化而导致大规模的整村拆迁情况，但Z教会自创立至今已在F社区内搬迁近十次。频繁更换聚会场所的原因主要受教会外部因素制约。比如租房到期，房租上涨过快，违建拆除，邻居投诉扰民等。由于教会信徒大多租住在F社区及周边，因此考虑信徒的时间和经济成本，Z教会仅在社区内“流动”。虽然教会信徒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但是教会现有财力尚不足以负担更高的外迁“上楼”成本。
（二）教牧团队聘任制
农民工基督徒流动性大，受教育程度不高且生存压力较大，以务工就业为主的他们很难有时间和精力进行系统的神学知识培训，从而成为全职牧者。作为一个以外地务工人员为主的自组织形式聚会点，聘用专职侍奉的教牧人员显然是一笔不小开支，而采用灵活的聘用制教牧“牧养”方式可以降低教会的运营成本，又能满足信众的基本“灵性”需求。这种方式从创会延续至今，得到了众信徒的认可。虽然来自教牧团队成员之一的S长老有意推动Z教会向城市教会转型，建立完备的教会组织架构和专职侍奉的教牧团队，但是信众对此提议产生了较大分歧。
（三）“属灵”需求两极化
针对Z教会改革事宜，信徒明显划分为两个阵营。在此聚会多年的大部分中老年信徒已习惯当前的聚会模式，并不认可教会的改革事宜。他们认为城中村随时可能被拆迁，Z教会本就是临时“庇护所”。而且受生活经历、语言交流和知识习得等方面的限制，他们很少主动传福音，参与城市基督教传教事工，因而未来教会何去何从并不在他们的近期考虑范围之内。而在少部分中青年信徒和慕道友看来，由于教会缺乏专职侍奉的教牧团队以及组织架构较为松散，从而导致他们的“牧养”和“属灵关怀”存在欠缺，差异化和个体化需求无法得到足够回应，无助于他们的“属灵成长”和传教事工。因此不少信徒自认为教会不正规，仅是大家聚会、唱赞美诗的场所，如若年轻信徒系统学习《圣经》神学，还需要去正规教会听讲。
（四）信徒年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Z教会的近百人信徒中，从年龄上来看，以50-70后为主，80后8人，没有90后；从性别上来看，女性信徒占绝大多数，男性信徒不足20人。Z教会的信徒结构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基督徒群体的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的“三多”特征。由于教会的这一特征，加之地处城中村和简陋的聚会环境，Z教会很难吸引到年轻信众。
农民工基督教会大多选址于城中村，这导致教会处于随时被拆毁的状态，农民工教会只不过是暂时的、流动的信仰共同体。同时，农民工基督教会自身具有的双重性特征也影响了农民工基督徒的城市融入：一方面，它建构了“信缘家庭”，注重“爱”与“信心”，为农民工基督徒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帮助其乐观地面对外在的挫折与艰辛。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封闭性倾向，缺乏与外在社会的积极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工基督徒的社会区隔。
相比于城市教会或者农村教会，处于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农民工教会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农民工教会和农民工信徒的流动性特征使其本身缺乏内在的制度性建设可能性，加之缺乏外在的制度性支持保障，以Z教会为代表的农民工教会很难在短期内建构起一种具有持续性的、制度化的聚会模式。总体而言，作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农民工基督徒基于同乡网络建立教会，以此作为融入城市的“基地”，而农民工教会组织架构的不完备以及随时面临被拆迁的命运等意味着农民工基督徒需流动性建立或寻找新的教会之“家”。
三、讨论与思考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流动人口的大规模进城，中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念的碰撞，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前，在我国的部分城市中，基督教对于部分农村流动人口，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农民工基督教会，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必然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对此，我们在关注农民工基督教会和农民工基督徒群体的同时，也应深入思考农民工的信教问题，从做好宗教工作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
（一）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规范流动人口宗教活动场所
《宗教事务条例》指出，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备设立和组织管理等均应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执行。随着中国基督教的乡城转移和流动人口信教群体规模的日益扩大，城市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置管理与人口流动的不相匹配问题日益凸显。目前来看，针对农民工基督徒等流动人口信教群体的聚会点管理尚有欠缺，不少宗教活动聚会点存在疏于管理、流于形式等漏洞。在合法宗教活动场所无法满足农民工基督徒的需要时，他们便倾向于私办宗教活动场所或加入地下传教组织。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切实改进流动人口宗教管理方式，推动基层社区治理与宗教治理相结合。政府有关部门可以依照《宗教事务条例》的相关规定，一方面加强对包括农民工基督教聚会点在内的流动人口宗教活动场所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会同基督教三自教会等合法宗教团体，切实了解流动人口信教群体的信仰需求，对尚处于灰色地带的宗教活动聚会点予以细致甄别。通过合理有效方式，将符合相关条件的宗教活动聚会点纳入合法合规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统筹管理。
（二）着力提升农民工基督徒的法治意识，理性看待宗教信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宗教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党的宗教工作本质是群众工作。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既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也要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民工基督徒对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知存在偏差。在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中具体表现为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信仰属性，塑造特有的基督教群体符号边界。而且这种认知也往往伴随盲目性与片面性，容易诱发一些非理性行为，无助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此，我们应该着重加强普法教育力度，积极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进社区、进教堂。一方面引导信教群众到合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另一方面引导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客观理性看待宗教信仰。通过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各类非法或地下传教组织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诱惑。这既有利于城市发展，又有利于社会稳定，对于推动城市宗教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多维度满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
对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农民工而言，一方面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模糊了对原乡土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在二元格局之下，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使他们难以产生对城市流入地的归属感。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弱化和边缘化所产生的焦虑与迷惘促使他们转向宗教寻求慰藉，宗教信仰成为缓解他们紧张焦虑情绪的一个“排气阀”和精神寄托，也成为搭建起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桥梁之一。由此可见，当城市管理中针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欠缺，而教会又能够为他们提供某种“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情况下，信教并加入基督教会就成为了选择之一。通过信教并加入基督教会，农民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中所遭受的排斥与隔离，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努力提高城市服务的质量和内容，不仅为农民工提供工作技能方面的服务培训，还应关注到农民工的心理诉求。通过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加强基层社区治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积极推进社区接纳农民工，争取从多个维度满足农民工的城市工作生活的现实需求，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城市农民工基督徒聚会点问题，做好宗教工作的基础性工作。
总之，在城镇化推进和人口流动的前提下，研究农民工基督徒及其教会组织形态，是我们了解当代流动人口中信教群体的价值观、文化观和生活方式的一个切入口，也有助于我们全方位了解以农民工基督徒为代表的基督教信仰群体的多样性特征。这一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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