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会议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宗教问题也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必须面对和处理好的问题。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恩格斯晚年，鲍威尔的逝世和现实社会主义斗争的需要，促使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宗教领域。不同于青年时期对宗教这一概括性对象的批判，恩格斯晚年开始进行早期基督教和基督教史的研究，对之前宗教批判中未重点论及的部分进行研究和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内容和方法。从1882年开始，恩格斯先后写作《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专门探讨基督教问题，集中体现了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的成果和价值。

一、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的起因

　　19世纪40年代，年轻的恩格斯就已经开始对现实的宗教问题进行批判，并着手宗教现象背后的政治批判、经济批判。晚年的恩格斯再一次进行宗教批判，并将关注点放在早期基督教上。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是贯穿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始终的一个主线，就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都给予了高度关注。马克思通过对东方国家的考察，尝试论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主义模式。恩格斯一方面通过对马克思手稿的整理在理论上继续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为现实的工人运动提供具体指导，在实践中检验社会主义运动成效。

　　（一）对早期宗教批判的承接

　　对宗教的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恩格斯无神论观点形成的起点。恩格斯生长于富有的工厂主家庭，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得恩格斯自小接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而当年轻的恩格斯看到工人饱受压迫和剥削的现实，看到虔诚派教徒“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这一伪善的事实时，恩格斯开始为工人阶级寻求真正的解放道路，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实现了向无神论的转变。年轻的恩格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宗教批判进行批判，以及对当时盛行的所谓“无神论”的批判，明确了自己科学的无神论观点。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宗教背后的经济根源之后，关于现实的人的解放远比否定预设的神更为重要，二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相比马克思提出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等论断，恩格斯对于宗教的论述更加详细全面。《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一论述深刻揭露了宗教的本质和现实基础，包含着恩格斯关于宗教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虽然在此之后，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的关注相对减少，但在其进行的其他研究中仍然会在一些场合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LUDE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就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关于爱的宗教观，与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划清界限。

　　晚年的恩格斯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宗教领域，对基督教演变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在承袭早期宗教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思想和方法内容。此时的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运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看待宗教问题，既是其宗教批判思想的又一次深刻阐述，同时也是对其前面所有涉及宗教的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二）鲍威尔的逝世是恩格斯晚年进行基督教研究的直接原因

　　1882年4月13日，布鲁诺·鲍威尔逝世于柏林。鲍威尔曾在论证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和对启示预言的批判上做出了一定贡献。恩格斯从历史资料和宗教文本入手，对这位曾经批判基督教福音的哲学家重新进行审视，这也成为恩格斯晚年进行基督教研究的直接原因。恩格斯晚年对于鲍威尔的态度和评价较早期作品中是有区别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作品中，鲍威尔更多的是扮演“批判的神学家”的角色，而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神学家”始终是神学家，实际上是对鲍威尔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晚年的恩格斯将鲍威尔放在哲学家的位置评价他对于宗教批判所做出的一定贡献。不得不说，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中论及鲍威尔的地方确实有一点对其早年评价鲍威尔的反思意味。当然，在对于鲍威尔的立场上，恩格斯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客观评价，在肯定鲍威尔所做贡献的同时，指出鲍威尔唯心主义历史观“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这一根本缺陷，导致了他在基督教研究和宗教批判上的止步。而鲍威尔止步的“紧要关头”，正是恩格斯研究开始的地方和宗教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需要

　　只要对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相关文本的时间进行考察，就能发现《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和《启示录》的写作时间与《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的写作时间相隔有十年之久。鲍威尔逝世固然是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的一个起因，但相隔十年后，恩格斯写作《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的原因则更加深刻，这也就是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的真正原因，即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促使恩格斯必须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捍卫。

　　当时，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一些问题：资产阶级自由派实质的费边社，作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鼓吹“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严重阻碍着工人运动的进步；最终沦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青年派”将“唯物主义”作为套语进行滥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甚至在具体的社会主义流派内部也存在着类似宗教的欺骗现象。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恩格斯指出魏特林派成员趁魏特林坐牢之际，运用“传福音”的方式欺骗工人，从而给魏特林派共产主义支部带来严重危害。

　　作为无产阶级事业的导师，恩格斯在领导工人阶级同这些虚假的社会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需要在理论上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指导作用。尤其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恩格斯所做的关于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起源、发展、实质的对比论证，成为恩格斯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有力诠释。通过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明确社会主义运动应该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既指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方向，也与机会主义等流派划清了界限。

二、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的主要成果日

　　（一）论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

　　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开篇，恩格斯比较了早期基督教历史中表现出的与社会主义的相似之处：首先，早期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被压迫者的反抗运动；其次，二者都以解脱奴役和贫苦为目标；再次，二者都在历史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三点构成了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可比较的历史基础。

　　作为被压迫者的反抗运动，早期基督教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都表现为“群众运动”，并且两个运动在最初都由于群众运动的自发性而产生了混乱。因此，在这两种群众运动中出现了领袖人物，开始在实际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基督教的领袖人物成为所谓“先知”，作为上帝的人间代言人，掌握宗教律法和规定的解释权。同时，早期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在同外部世界做斗争的同时也在自己内部产生了斗争和分裂。在宗教中，由于先知们的利益和观点不同分裂成众多派系，而社会主义运动中同样由于立场、阶级、观点不同出现了魏特林派、蒲鲁东主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等流派。所不同的是，早期基督教不同派系之间的不断斗争，为基督教日后的统一埋下了伏笔，这是基督教在自身斗争中发展的内在逻辑。正如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是在宗派和先知数以百计出现的时代，作为“这些宗派中最发达的宗派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中间物”而自发形成的。而社会主义运动中各种所谓“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斗争却影响和威胁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进行，损害社会主义运动成果。因此，恩格斯在当时有必要从宗教与社会主义比较的角度，从对社会主义运动“正本清源”意义上阐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趋势。

　　作为被压迫者的“群众运动”，早期基督教自然带有反压迫的积极成分。但是，早期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将反压迫的目标定位在现实世界以外的“彼岸世界”。恩格斯肯定了宗教营造的彼岸世界与社会主义存在着某些形式上的相似，但根本就在于，宗教意识中“彼岸”的虚幻性与社会主义理想中“此岸”的现实性的区别。在可能性上，经验着的此岸世界远比超验的宗教彼岸世界更容易接近和到达，现实世界的解放和自由也比天国的解脱更加可以预见和实现。因为基督教所宣扬的信徒因为基督的牺牲而得救，在恩格斯看来是一种最粗糙的表现形式，因为基督徒“怎样得救和为什么得救——却根本无法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从无产阶级现实生活状况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指明社会主义运动方向和现实解放的实践道路。

　　对于宗教领域的“群众运动”，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只有在现实物质世界中分析和找寻宗教产生的经济根源，才能把握宗教的本质，也才能解决宗教问题。除原始社会外的人类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背后的实质是经济利益斗争。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必然有着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阶级斗争史的时候将原始社会作为特殊阶段予以考察分析，同样在宗教研究上，自发的原始宗教也与后期成熟的宗教存在一定差别，不能一概而论。正如恩格斯指出，黑人的偶像膜拜和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产生之初并不带有欺骗成分，只不过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却很快产生了欺诈。对于宗教的科学认识，必须具体地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中的具体因素，“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

　　早期基督教作为特定社会背景条件下的一种“思想上的安慰”，与后期成熟的建制宗教在经济根源上有所差别，但并不能否认经济因素在早期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中仍然发挥了作用，因为“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最初的基督徒的产生，当奴隶、小农、破产的自由人面对破产和高利贷负担等现实困境时，这些形形色色的“受苦受难的人”由于出身和物质利益的差别，唯一能找到的共同出路就在宗教领域，因为宗教能使他们获得思想和精神上的安慰。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利益，无产阶级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必然使无产阶级实现的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实现真正的、彻底的解放。

　　在反压迫形式、反压迫目标以及反压迫成果方面表现出的相似，并不能掩盖宗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恩格斯指出，基督教的解脱发生于死后的彼岸世界，而社会主义则通过人的实践直接作用于改造现实的物质世界。恩格斯对宗教起源、发展、消亡的论述无不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在论述早期基督教历史和本质的过程中进一步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出阐释，论证了社会主义运动是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实现无产阶级现实利益为目标的实践着的群众运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指导地位。

　　（二）论宗教预言的实质与产生条件

　　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恩格斯肯定了布鲁诺?鲍威尔对于福音书和使徒书的批判，但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导致鲍威尔“总是十分轻率地对待历史”，又成为其无法真正认识宗教预言起源和实质的根本局限。

　　从施特劳斯写作《耶稣传》开始，启示预言就开始从天国回到人间，从神的启示变成了人间创作。施特劳斯对于当时的宗教批判影响很大，以致年轻的恩格斯在当时称自己为“施特劳斯主义者”。施特劳斯通过《耶稣传》论述了启示预言的故事性特征，将启示预言归结为宗教团体无意识的意识成果。鲍威尔在此基础上对施特劳斯的说法予以批判，彻底否定耶稣其人的历史真实性，并指出启示预言是带有目的性的创作。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都认识到了启示预言的世俗基础，但都没能揭示其产生的真正原因。

　　对启示预言的研究是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启示录》中，恩格斯通过列举对启示预言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否认启示预言的神秘性。在基督教文本的研究上，鲍威尔证明了“使徒书信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因为，早期基督教吸收了很多斯多葛学派哲学的内容，通过与福音传说的联系才逐步确定教义。恩格斯通过对基督教文本的考察，从教义阐释互异、文字语法错乱的角度，指出“约翰福音”“约翰书信”“本篇”分属不同的作者，并进一步揭露启示作品蒙蔽读者这一欺骗性原则。事实上，不同版本的《圣经》的出现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宗教关于启示预言的自我矛盾。恩格斯通过对各派启示录的分析，得出了启示预言产生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假托前人所作；二是，其真正作者在所处时代占有重要的神学地位。这两个条件是启示预言创造的先决条件。假托前人所作增强了启示预言的神秘性和预示性，而启示预言真正作者当时在神学和教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则使启示预言具有了虚假的“真实性”，为其传播提供了便利。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揭示了宗教预言的本质和产生条件，成为其对早期基督教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并且，对启示预言欺骗性原则和产生条件的揭露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关于宗教功能发生作用的原因的解释。

　　（三）论世界宗教的形成

　　恩格斯指出，自发的原始宗教产生之初并不带有欺骗成分，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融入了经济和政治利益，开始产生了欺骗，也因此具有了阶级性。从基督教的历史来看，最初的基督教只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流派，虽然犹太教构成整个希伯来体系的发端，但随着基督教在与犹太教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基督教最终成为西方文明中最主要的宗教成分，并具有了世界宗教的性质。恩格斯在鲍威尔研究希腊罗马与基督教关系的基础上，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了罗马帝国对基督教世界宗教形成的促进作用。罗马帝国的统治为基督教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因为“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罗马帝国通过消灭民族宗教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加速了民族宗教的消亡，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基督教开始了向世界宗教演进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恩格斯在分析考察中明确了基督教成长为世界宗教的过程伴随着罗马帝国时期原始宗教和民族宗教的社会基础的解体过程，再一次论证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是宗教发展和消亡的决定因素。并且，恩格斯将宗教消亡与世界宗教成因置于同一个辩证的过程中予以分析，充分论证了宗教派别的更替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经济斗争的结果，是运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宗教的表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关于宗教消亡理论的丰富和极大发展。

　　在其他民族宗教的逐渐消亡中成长起来的基督教，吸收了当时宗教信仰中普遍信奉的“牺牲赎罪”观念，并改造出“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的基督教特有的观念。在基督教观念中，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罪，“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得蒙赦罪”。恩格斯称这一观点是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的“根本观点”，是它能够迅速吸引信众的教义基础。基督教也因此成为一种“普遍的宗教”，给形形色色的下层人提供了成为基督徒的可能，当奴隶和破产者也能信仰基督教的时候，它就已开始具备“普世的”信仰群体和“世界性”的潜在信仰群体。

　　基督教宗教仪式简化是它成为世界宗教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普世观念形成的同时，与之相适应的简化的信仰方式和宗教仪式也随之产生，基督教“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宗教仪式是宗教生活中的重要行为，通常也被视作宗教虔诚的表现。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往往都会涉及到宗教仪式的内容，并且也都会对宗教仪式做出更符合日常化的简化改造。无论是中国道教早期“在家社坛”的建立还是LUDE新教改革宣扬的“因信称义”，都是为了吸引信众、发展宗教而做出的调整。由于“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因此当基督教“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

　　在宗教研究问题上，恩格斯指出：“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就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成果来看，早期基督教的世界宗教发展趋势的萌芽得益于罗马帝国统治带来的社会环境，在“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基督教顺应了当时人们因为物质现状的悲观而追寻灵魂得救的心理，通过自身仪式简化和普世观念的塑造而具备了成为世界宗教的条件。当然，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推进，也有基督教自身具有的成为世界宗教的多种优势。比如，基督教在传教方式上表现的开放性、主动性，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宗教和东方宗教传教的隐秘性等。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中，关于基督教世界宗教的成因充分说明了基督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也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才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宗教消亡的根源所在。

三、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的价值

　　（一）内容上：将宗教史料引入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恩格斯与马克思初次会面时期，当时的哲学界流行对宗教的批判，因此这一时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批判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但马克思本人对于宗教史所做的研究和论述相对较少，直至马克思去世，宗教始终没能成为其真正关心和关注的内容。作为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的主要作品，《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和《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同以丰富的史论结合事实，使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在宗教发展史的研究上更加系统和全面。

　　宗教史、宗教志的研究是宗教学的研究内容，也只有通过对宗教史的研究才能真正认识宗教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正确把握宗教的本质以及保证宗教正面功能的发挥。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虽然重点论述了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但其从基督教发展史的整体角度，对早期基督教历史进行具体的研究，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看待基督教的演变和发展。《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恩格斯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基督教文本为依据，通过对布鲁诺·鲍威尔基督教研究成果的考察以及结合基督教作为世界宗教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对早期基督教起源、发展、演变做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分析，以史论结合的方法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研究领域，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理论的说服力。

　　宗教文本资料是宗教研究的依据，恩格斯正是基于对基督教文本的研究，得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理清了基督教先有启示神话，后有宗教教义的发展脉络，也论证了基督教对当时哲学思想的吸收。可以说，在这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宗教批判大多是基于宗教这一一般概念而来的。而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不仅参考了具体宗教的历史，同时通过广泛的引证地理志、民族史等历史材料来论述早期基督教的发展状况和基督教世界宗教的成因及过程，通过对基督教发展历史事实的科学还原，揭示宗教的本来面目。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所做的丰富和发展，为新时代我国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培养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提供了学习和工作的理论指导。

　　（二）方法上：分宗教、分阶段的宗教批判

　　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无论是研究基督教的历史还是其他社会历史都必须把握好唯物史观的立场和尺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具体宗教分阶段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批判是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的创新方法。

　　恩格斯将早期基督教从宗教这一概括性对象中具体化出来，针对基督教不同流派的宗教文本进行具体研究和论述。原始宗教和早期基督教作为宗教发展中的特殊阶段，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特定背景，通过对具体宗教具体阶段的全面系统考察，得出适合宗教一般性对象的结论，是普遍和特殊辩证关系的方法论体现。从具体的宗教发展阶段分析和把握特定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特征，进一步把握宗教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宗教问题提供了方法指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科学方向，才能保证在具体宗教的研究中不走偏。宗教作为文化和精神产品，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基础决定的观念上层建筑，分阶段的宗教研究就是承认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过程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三）实践上：增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旧哲学出发，却以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摆脱了旧哲学的窠臼。在宗教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单独将宗教作为哲学考察，而是作为具体的、现实的社会问题进行剖析和批判。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应该是时代问题的反映和为时代问题提供出路的手段和方法。因此，对于宗教的批判，在具备哲学层面批判特点的同时，更应该成为解决现实宗教问题的实践指南。

　　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是伴随着对马克思文本和观点的整理过程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宗教研究，对之前尚未论及的宗教批判内容进行补充，更是结合具体形势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再次阐释，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去世后，指导工人运动的任务由恩格斯独自承担。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时期，机会主义甚嚣尘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种种问题，尤其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危害最大。恩格斯将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暗讽为基督教新教教友会所鼓吹的和平主义的思想。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将教会与常备军、警察局等看作是“现成的国家机器”的“有力武器”，其中，“僧侣势力”作为旧政府压迫工具中的“精神力量”而存在。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深刻揭示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启示预言的欺骗性实质，再一次将宗教关系还原为经济关系，明确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的资产阶级性质，重申无产阶级的实践路径，即通过革命手段摧毁教会和“僧侣势力”在内的一切“现成的国家机器”，从宗教批判的角度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对于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宗教学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解决现实宗教问题，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宗教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会长期存在。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解决现实宗教问题，就是实现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宗教问题从不只是简单的宗教现象，其中隐含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对宗教发展历史和阶段的研究，才能准确分析宗教现象背后的真正问题之所在，也才能有效防范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分化行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发展方向。也才能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四、结 语

　　从起因、成果、价值三个维度对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进行考察和解读，能够比较全面地阐释恩格斯的无神论立场和宗教批判内涵。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以其丰富的成果和深刻价值使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在思想和实践方面更加完备。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考察，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趋势、方向和成效，是恩格斯晚年的工作重心之一。因此，基于这条主线来理解和把握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才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通过对恩格斯晚年基督教研究三个维度的解读和一条主线的把握，能够更好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指导我国的宗教工作，在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