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今天，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体悟“‘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刻含义，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工作者同样责无旁贷，而且给了我们进一步思考解答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难得机遇。这些问题关系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如何做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相互统一、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相互促进，具有丰富和深化“第二个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现实意义。其中的重点包括：在一般将儒释道三家视为中华传统文化“三根支柱”的情况下，能否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一定的宗教性成分？如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无神论因素的作用和意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信仰观念及信仰形态能否为今后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资源？等等。

　　上面每个问题都可以写成长篇大论，我这里只能浮光掠影地发表一点片断的认知。

　　第一，我们应该看到，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例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观念和标志性精神，几乎都是产生于“轴心时代”以儒家为主的先秦思想家群体，很多又是他们对三代以来华夏民族发展道路和历史经验提炼概括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优长特质，十分重视通过考古发现追溯华夏先民的文明成就，就是要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从上古时期已逐渐成形，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平心而论，中华民族至今崇奉和遵循的核心价值，其基本理念多是在两三千年前就得到厘定和公认的。当时，佛教道教都还未曾以完整的宗教面貌出现于中华大地；倒是儒家思想为佛道教在中国的未来发展预置了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原则规范（这些原则规范后来在超自然的“天”和先验的“天道”名义下固化为具有国家宗教性质的“礼教”信条和祀典制度，开始作为束缚国人的“神权”绳索而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那是另外的问题），也为自身从佛道教那里吸收认识论、方法论养分准备了开放包容的潜能。所以，说“儒释道”三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根支柱”，其实是有条件、有前提的，不可超时空地简单化理解。不能割断思想史的根脉，仅仅自限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的状况去谈论“中华传统文化”，在局部历史的格局范围里去认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把反映封建社会落后腐朽态势的文化糟粕原封不动地捧为“优秀传统文化”；那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而只是少数人浑水摸鱼、冒名取利的闹剧。当然，佛道教对中国思想文化一尊多元结构的扩展补强发挥了巨大深远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佛教，对外来宗教在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下终于融为其宗教表象的一部分，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成功范例。而从根本上说，佛道教在汉代以降之儒教中国的漫长历史年代中获得受容性存在，主要是由于它们运用自己的“神圣性”“神秘性”资质，对传播和巩固儒教天人感应、家国一体的政治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发挥了襄助、护持功用。在同一条历史道路的后段，中国宗教从理论到实践越来越明显地、自发地走向“三教合一”，一定程度上正体现出儒教在封建社会晚期力求进一步维护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客观成效。因此，如果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宗教性成分，固然可能有保留地提到儒教宗天信仰为国人社会生活准则树立了约定俗成、日用不知的合理性、权威性，但首先发现的应该是佛道教这样的“后起之秀”为建立健全服膺、辅翼国家政治制度和主流思想文化的信仰形态，而做出的与时更化的积极调适。这是中国宗教在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内最富有现实价值的优秀传统。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新时代批判继承、创意发扬这个传统，赋予其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新内容，促成宗教中国化的新跨越，将是“第二个结合”方针指引下我国宗教领域工作对国家和人民应该交出的一份合格答卷。

　　第二，有一种认识提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是人本主义的，而不是“神本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无神论倾向。前已述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基本上是由儒家为主的先秦思想家群体确立和阐扬的。当时，受到社会广泛接纳的制度性宗教还没有问世，先秦诸子的宗教意识包括“神观”呈现出相对属于“前人为宗教”的状况。由于相应的宗教有神论体系还不完备，此时如果一定说有所谓“无神论”思想，也只能表现为一种异见“神论”。这种“神观”或“神论”的宝贵特质，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彻底否定超自然“神”和“神力”的存在，而是在于通过消弭“神”与“人”的界限，把“神人关系”降解为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取向，让“人性”与“神性”、“人愿”与“神庥”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同一性，最终完成为人的现世生活提供服务的功能。“神道设教”就是这种“神观”在官方政策上的显现。而且，这些从中华文明的“前人为宗教”时期就积累起来的“神观”“神论”，被后世儒家士大夫在佛道教崭露头角的时代，用作质疑破斥一部分宗教神学理论以及附丽在这些宗教上的世俗迷信行为的隐性指导，仍然全无违和感。正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神观”的形成、诠释和应用上，中华传统文化展露出自己在模塑国人信仰形态方面的人本主义底色。这种精神现象，比西方宗教更直接、更清晰地反映了“神为人造”的客观事实，也促使中华传统宗教越发注重培植本身的“人间性”“人文性”，以迎合信仰主体的文化心理。历史上的中国特色“神论”就是这样被纳入古代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进程，就是这样影响了中华传统宗教的理论和实践范式，并且始终以维系传统“人神转化模式”的能动性，保持着参与建构中国特色“非神本主义”宗教的活力。总起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观”，即使不站在无神论研究的角度去审视，也不能否认其闪烁着原生的人本主义光芒，与异质文化中一神教的“神本主义”大相径庭。这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不乏宗教性历史文化成分的同时所独有的信仰品格，这种品格决定了社会选择宗教性事物的标准是优先满足“人”的实际需求，而不是驱使人充当“神”的奴仆。从历史深处延续至今的那些中国传统宗教，由于能彰显、呼应这种独特品格，得以演进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构。如果认为这种品格比西方基督新教更早地“拥有向无神论发展的前提”（恩格斯语），并且以推动中华传统宗教的“非神本主义化”而从宗教信仰领域印证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它当然有资格迈入“优秀传统文化”的门庭。有这样一种现实生活重于彼岸世界的价值信仰的无形笼罩，一当号召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被剥削压迫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相比于某些“神本主义”历史包袱沉重的域外国情民情，确实更有利于激发工农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想的共鸣与追求。虽然我们不能说包含人本主义底色的传统文化径直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借助来自于中华优秀文化精神、文化智慧的顶托，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仅仅一代人时间就推翻了“三座大山”。连美籍基督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都觉察到了儒家思想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有所契合，他1957年在《信仰的动力》一书中认为，儒家“是世俗性的共产主义信仰获胜的积极条件”。历史经验可以上升为文化自信的增量来源。我们全面地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人本主义“神祇观”“宗教观”的塑造能力，辩证地看待和善用其后续精神文化产品所携带的中华文明基因，将会更有信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宗教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信心推进对中国特色宗教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统合交融，使新时代“第二个结合”的这项宏伟工程不断拓展到新的境界。

　　第三，根据以上认知，可以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信仰观念及信仰形态能否为今后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资源”问题，做出合乎逻辑的肯定回答。我们现在提出的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历史道路的自然延伸，更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使命提升：既要求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传统宗教翻开“中国化”新篇章，全方位跟上新时代的发展步伐，又要求较晚进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学习和增益与中国社会主流政治、主导思想和谐相处的生存之道，包括对中华传统价值体系在本宗教“处境化”“本土化”历史上曾经占有而后来被各种外部因素干扰削弱的重要地位进行重新标定，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顺畅对接。对于这些外来宗教而言，从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学习，也包括借鉴效法中华传统宗教传承史上的工具理性发展路径，自觉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意识到和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样做，不是表示这些中华传统宗教已经满足新时代“中国化”的新要件，或者依靠表面文章就可以完成新时代“中国化”的新任务，是要重点启发外来“一神教”在信仰观念和信仰形态方面，与这些已经在历史上闯出一片“中国化”天地的中华传统宗教主动寻求某种涵化、共构的可能，以从文化特征、社会功能上衍变为真正的“中国宗教”，直至一道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一角。这是我国宗教中国化将要达到的远大目标，也是“第二个结合”必将取得的历史性、世界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 科学与无神论公众号2023-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