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发展问题时，波兰哲学家切什考夫斯基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值得关注，广松涉曾指出：“在黑格尔左派自身内部介在着三种潮流及其综合。第一种潮流是由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系列（进而通过中期鲍威尔及其一派而继续）；第二种潮流是由切什考夫斯基、赫斯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谱系；第三种潮流是经由卢格而与马克思相关联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谱系。从图式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是从撇开经济学体系的意义上来说——就是通过对这三种潮流的综合·扬弃而形成的。”美国学者伊尔廷认为，甚至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都受到了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在波兰哲学家奇茨科乌斯基（August Cieszkowski）与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决定采取反对黑格尔的立场，并对其国家哲学的学说展开直接的激进批判”。罗布考维奇（N.Lobkowicz）还提出，“不求助于齐茨考斯基就不能充分把握马克思”。然而国内学界不仅尚未全面展开对二者思想关联的专题研究，而且对切什考夫斯基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有待加强，随着切什考夫斯基相关重要著作尤其是其18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中译本的出版，相信这一现状会有所改观。

　　切什考夫斯基于1832年来到柏林，之后与黑格尔的学生卡尔·米什莱（Karl Michele）、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等人结下了良好的学术情谊，切什考夫斯基也因此具有了良好的黑格尔哲学修养。1835—1837年，切什考夫斯基游历了法国和英国，受到了圣西门和傅立叶思想的影响，比恩格斯更早地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危机。1838年其代表作《导论》在柏林出版，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按照麦克莱伦等人的观点，切什考夫斯基是“第一个提倡行动哲学用以发展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人，率先对黑格尔哲学展开了系统批判，这一批判对青年黑格尔派具有积极影响；同时，切什考夫斯基也是“第一个促进后来若干年内青年黑格尔派中开始迅速世俗化的人”，其《导论》“对青年黑格尔派来说是一部政治上的预言书，正如施特劳斯的著作对于他们来说曾经是宗教上的预言书一样”。可以说，切什考夫斯基及其《导论》引领了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推动了绝对精神的瓦解以及哲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向，还对世界历史作了不同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新阐释，对马克思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鉴于切什考夫斯基与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的交集主要是借助《导论》来实现的，学界对其中的思想又尚未展开系统解读，有些判断甚至为误读，因此本文将集中对《导论》展开详细解读，以为后续深入开展马克思与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按照切什考夫斯基的理解，《导论》分为三个部分，即“世界历史有机体”“世界历史的范畴”和“世界历史目的论”，分别回答的是世界历史有机体“是怎样发展”“具体是什么在发展”以及“世界历史为什么发展”三个问题，笔者的解读也围绕这一线索展开。通过研究发现，有学者认为切什考夫斯基的“历史认识论只是一种观念论（Idealism）的历史认识论”，以及如麦克莱伦、科尔纽等人将切什考夫斯基仅视为从黑格尔向后费希特后退，停留于用“应当”规定“现有”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有必要在详细梳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给予积极回应。

　　在《导论》的第一部分中，切什考夫斯基提出了“世界历史有机体”的概念并力图回答这一有机体“是怎样发展”的。为此，他把矛头指向了黑格尔哲学，认为其局限于研究现在和过去，在未来的可知性问题上持否定态度，无力回答“作为整体之历史”的问题。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却对切什考夫斯基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也正是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即“行动的哲学”来对黑格尔哲学加以改造。他欲借此为重新理解世界历史有机体奠定思想基础。

　　切什考夫斯基认为，不再将历史的一般进步和普遍规律视为思想家们的任意捏造，而将其视为“客观理性”的自然显现，是当时的重大成就，黑格尔哲学就代表了这项成就的最后完成。但黑格尔哲学却存在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他把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东方文明世界、古希腊文明世界、古罗马文明世界和基督教—日耳曼文明世界；另一方面又力图将这四个时期服从于他的三段论，即只保留东方文明世界、古典文明世界（其中包括古希腊文明世界和古罗马文明世界）和持续至今的基督教文明世界，但是由于古希腊文明世界和古罗马文明世界之间相差巨大，从而无法“合二为一”。这一分法还以独断的方式终结了历史，否定了未来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切什考夫斯基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反对其将哲学封闭于研究现在和过去的观点，认为哲学应研究“历史的有机整体”，本身应外化为历史现实，历史应向未来开放，由此明确提出“哲学不能外化为历史现实，它要么颠覆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要么推翻自己得出的结论”；“历史整体应该由过去和未来组成，它既包含已行之路，也包含将行之路，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反思过去而去洞察未来的本质”。黑格尔将哲学比喻为“密涅瓦的猫头鹰”，认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未来在他那里永远是不可知的。

　　为了回答未来的可知性，切什考夫斯基提出了用“行动的哲学”来取代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在他看来，“确定未来的可知性，是形成历史有机整体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克服黑格尔的未来不可知论则是“当今历史哲学的神圣使命”。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切什考夫斯基依然是个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既然能掌握上帝、自由和不朽的本质，也就能把握未来的本质。因此其“行动的哲学”仍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特征。他认为，对“本质”的把握不能依循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是要优先考察过去，并从中提炼出必然性法则，然后据此探查未来法则的本质及其可能性。“不要尽力去占卜这种或那种特殊性，也不要去预测某一个具体的英雄人物或历史事件，而应该设法去探究人的真正本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理性地辨别本质在历史进程中的显现方式，以及评估它们与总是处于遮蔽状态的‘未来之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寻求建立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构成的、自我规定的和具有具体表现形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无形印记在人类身上的那些潜在因素总是能够切实有效地实现，这才是真正哲学应该关注的问题。”在研究过去何以能洞见未来这一问题上，切什考夫斯基借用了有机体概念的类比。在他看来，正如乔治·居维叶可以从一颗上古时代动物的牙齿推演出它的整个躯体一样，也可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已知部分去推导、发现和构建“历史有机整体”并获得关于未来部分的知识。人类过去的行为就是“构造人类有机生活结构的‘化石’和‘上古碎片’”，可以通过它们“展望并创建人类的真实理想”。然而，这种类比其实并不严谨，阿维纳瑞批评道：“齐茨考斯基忽视了所有的有机体类比所固有的困难，也就是说，即使人类历史在有机体这个词的任何感性意义上都是一种有机体，世界上在两类有机体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一类有机体是同时存在的，另一类有机体在年代上是连续的，可能处于彼此的某种因果关系之中。”对于阿维纳瑞指出的问题，切什考夫斯基自己显然并没有明确意识。

　　在上述基础上，切什考夫斯基认为可通过三种方式即感觉、思维和意志来把握和确证未来。感觉的方式是直接的、自然的、盲目的和偶然的，主要在于把握特殊性和个别事实，形成预感，滋生出先知者和预言家；思维的方式是反思性的、慎思的、推理的、有意识的，能把握思想的普遍性、基本法则和本质，可创造哲学家；意志的方式则是真正实践的、应用的、执行的、自发的、自愿和自由的，包含了人类行为的整个领域，创造的是历史的行动者。感觉方式的判断标准在于自身之外，用于检验预感的外在履行；思维方式的判断标准则在自身之中，用于决断思维自身的法则；意志方式的判断标准则既存在于自身之外又存在于自身之中，用于判断一个主观意识目的论的客观实现。感觉的方式适合于古代社会，思维的方式适用于现在，意志的方式则属于未来。为说明为何意志的方式属于未来，他特意区分了“事实”与“行动”概念。在他看来，事实描述的是“无意识的、发生在理论形成之前的人类实践活动，因而是‘前理论’”；行动描述的则是“有意识的、发生在理论形成之后的人类实践活动，因而是‘后理论的’”；在行动中，理论已经介入其中并启发行动“实现已有理论与当下实践、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真实结合”，它不是“一个纯粹只被接收、被反思的直接结果”，而是“一种已经经过人类提前反思、协调、思量、计划，然后才被完成的事实”，因此，“事实是自然事件，行动是人为事件”，“行动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真实的本质的综合”。可见，切什考夫斯基在这里并没有主张行动是用“应当”去规定“现有”，而是认为精神与物质、存在与思维之间是内在统一和积极互动的，理论和实践都会在行动中得到丰富发展。在阿维纳瑞看来，其中持有一种“‘物质的复原’（rehabilitation）”观点，而这其实已经闪现出马克思所强调的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积极互动的思想火花。但是，由于切什考夫斯基依然还是理性主义者，其行动的决定性力量是精神或思维，仍坚持认为“思维既可回顾历史，又可展望未来”，主张把事实转化为行动，就是历史哲学要做的事情。因此，其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根本上还是不彻底的，黑格尔的因素在他那里依旧相当明显。

　　此外，黑格尔的三段论辩证法也被切什考夫斯基作为把握世界历史有机体的思维工具。他认为，应从已经产生的“对立面的混乱”中构建起“反思性综合”，并在“普遍综合”（即综合的综合）中实现更高级的统一。为此，他把世界历史有机过程划分为“正题”—“反题”—“合题”三个时期，认为“正题”时期包括整个古代社会发生的所有事件，“反题”时期则是基督教—日耳曼文明时期，“合题”时期则存在于未来。在“正题”时期，外在性、直接性、感性的客观现实占统治地位，社会与自然界直接统一，个体的理性思维意识并未觉醒，仅拥有本能性的美德感知，世界不存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分离；在“反题”时期，内在性、反思性、主观性的因素占统治地位，感觉被提升为内在意识，权利被提高到道德层面，社会与自然的统一发生瓦解，特殊性占据优势，个体是抽象人，世界也分裂为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从“正题”时期过渡到“反题”时期则意味着感性直觉过渡为思考与分析，上升为知识，对“美”无意识的欲望上升为对“真”有意识地研究，现实的矛盾则随着思想和理想之间的矛盾而发展起来。不过这两个时期要么过于强调“直接的客观性”，要么过于强调“内在的主观性”，这种分裂将在“合题”时期得以解决，绝对意志的任务就是“了解已经被感觉感受到的东西和已经被理性认识到的东西，把握实际生活领域和客观意识领域之中的‘美’观念和‘真’观念，有条不紊地辨别那些具有片面性与对抗性的元素，并在人类现实生活中把它们有机融合与统一，最终在现实世界实现绝对美德和绝对目的论”。

　　同时，切什考夫斯基对三段论辩证法的坚持还体现在和黑格尔一样按照普遍—特殊—个别的逻辑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具体过程。他认为，“正题”—“反题”—“合题”描述的是世界历史有机体的一般过程，其特殊性方面则体现为民族精神和国家，普遍性借助特殊性来实现自身的真实性，作为个体性的“世界历史中的伟人”则是将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起来的现实因素，他们既是普遍历史观念的体现者，也是其民族精神的体现者，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集中化、人格化和典范化。“伟人在过去是被人期望，在当下是展现力量，在未来是赢得名誉”，“国家元首始终是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的某一个阶段中的真实精神的体现者，并且带着这种精神处在抽象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中”。因此，他认为，“历史完全可以以‘个体历史’的方式出场，人类历史也不会因此损失什么，因为这些历史个体，即便保持着本身固有的个性特质，但同时也保持着一个民族的特殊本质，更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个特殊的‘结节’”。

　　总之，在世界历史有机体“是怎样发展”的问题上，切什考夫斯基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却拯救了其辩证法，并以之为方法论原则，强调哲学应突破黑格尔体系的限制，既可研究现在、过去，又可把握未来，提出了一种“行动的哲学”来取代黑格尔哲学，为把握世界历史整体提供思想基础。这种思路和观点影响了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考虑到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黑格尔哲学的定位、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强调及其关于“高卢雄鸡的高鸣”的哲学定位，切什考夫斯基的上述主张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他依然站在理性主义立场，实则仍未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因而同样也陷入了唯心主义和英雄史观，在本质上将世界历史整体的发展理解为精神的发展，这也就决定了其力求改变世界的哲学最终是无法实现其理论抱负的。

　　在切什考夫斯基看来，前述内容均在回答“历史是如何发生”的，是对世界历史“应如何”的回答，完成这一任务后，还应回答世界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回答“历史为什么会这样而不那样发展”，即“考察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绝对目的论”，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可见，尽管切什考夫斯基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但其自身的“历史哲学”也不乏明显的体系性质，这充分体现了其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不彻底性。他认为，前文关于“应如何”的问题还局限于“强调世界精神发展的一般过程”，对“世界精神具体是怎样发展的”则有待探索，也即需要“准确地再现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为此，他沿袭了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原则，认为这是“最新哲学的真正的和伟大的发现”，然后将其建立在“行动的哲学”基础上，提出“思想与存在的真正的、实质的、最终的同一性是行动”，“思想与存在的全部本质都必须以行动的形式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又由于世界精神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直接统一”，因而世界历史可看作“精神的宏观世界——它把所有较低层次的规定性都吸纳于自身并为它们奠定了存在论的根基”。世界历史不仅是“精神发展的顶点和目标”，还是“整个宇宙发展的顶点和目标”，因此，“所有一切可能从哲学中发展出来的抽象和现实的规定，都必须在世界精神的最新实例中展示自己，以此来超越自我，实现它们最崇高的表现形式”。这样，他其实依然把世界精神理解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真正的主体，体现出明显的黑格尔主义性质。不过，他不停留于将世界历史视为精神的外化和自我实现过程，而是将“精神”拉向“行动”，认为世界精神必然会渗透到行为中并化身为“具体的真实性”，即精神要通过意志的行动实现出来，世界历史的未来也将通过意志的行动来开辟。但精神的“具体的真实性”却与历史精神始终保持抽象的同一关系，也正因此，可以“把精神蕴含的一切具体内容作为因素或范畴”来理解精神的本性并据此得到世界历史的完整范畴。“思想与存在发展的所有阶段最终都只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一个个因素，并且只有在世界精神这一最高领域，它们才能作为自身并实现各自应有的、真正的、具体的价值。”于是，他也按照黑格尔的分法从逻辑、自然、精神三个因素来理解世界历史并力图从中提炼出三类范畴。

　　第一，关于世界历史的逻辑范畴。与黑格尔将某种先验逻辑强加给实践从而事实上牺牲了后者不同，切什考夫斯基既承认特殊性和经验内容，也要求贯彻逻辑演绎法。他批判黑格尔那样的先验演绎“是一种错误、一种充满偏见的罪恶”，认为黑格尔“先验地预设了一个逻辑开端，即‘实体即主体’”，“只承认了思维的辩证发展”。他自己绝不会“独断地宣称，一切事物的发展从头到尾完全都可以根据观念来予以解释和说明”，但这并不妨碍到世界历史中去探索逻辑范畴体系。他强调逻辑范畴体系应建立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应从“历史发展中辩证地构建出整体性的范畴体系”，唯此，才能既“解释历史存在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从外延和内涵两个层面去说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不仅可以揭示世界历史的向前发展，还可以“揭示和发展世界历史在特定阶段或特殊领域之中所蕴含的稳定、永恒、内在的意义”。可见，这反对的恰是从纯概念或形式层面来理解逻辑范畴的观点，其行动的哲学更强调逻辑与现实的内在统一，也足以说明切什考夫斯基是反对停留于用“应当”去规定“现有”的，其中不乏对现实生活、逻辑的具体内容等唯物主义因素的肯定。

　　第二，关于世界历史的自然范畴。正因为切什考夫斯基思想中内含了唯物主义的因素，因此在讨论自然范畴时，他也不纯粹如黑格尔那样把自然视为精神的外化，反而强调自然界的象征意义，体现出对世界历史发展之自然基础的重视。在他看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将自然界的规定性看作世界历史蕴含的象征性模型”，他自己则欲强调这种象征意义，提出“自然界本身就是精神的一个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表象”，正如波斯被称为“光明之国”，体现了波斯人对光明的虔诚崇拜；古希腊则尊崇“电”，雅典精神与“动态的电”相适应，斯巴达精神与“静态的电”相适应，二者又在马其顿帝国的电磁系统中实现了统一，而这种差异也“恰恰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意义都有外部象征”。换言之，自然的客观表象都有其对应的主观表象，认可这一点则“有助于推动世界历史的自然范畴继续发展”。在他看来，世界历史也将如化学的反应过程一样，是一种从对立走向“综合而中性”的过程。在世界历史的全部自然表象中，有机的自然世界最终将归于未来亦即“综合时期”，那“将重塑一个真正的、具体的有机体”，“现在出现的杂乱无章的运动”将被视为“有机生活的基本过程”。因此，可以暂时创建一种“象征主义的历史自然哲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切什考夫斯基明确把自然界的规定性视为世界历史的象征性模型，并力求自然和历史在人们的行动和世界历史的推进中实现有机融合，指向一种“历史自然哲学”。他还明确认为，历史哲学“不仅应该研究在世界历史自然范畴中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范畴，而且还应该深入钻研直接影响人类客观生活的‘物质范畴’”，比如地理环境、气候变化、矿物资源、动植物资源、种族差异、个体生活方式等等，“这些范畴同样构成世界历史的自然基础并产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影响”。由此可见，这里的唯物主义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表述，历史科学也是关于人的科学和关于自然的科学的统一，很难排除切什考夫斯基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存在着思想关联。

　　第三，关于世界历史的精神范畴。由于切什考夫斯基毕竟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还具有不彻底性，本质上还认为世界精神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从而他依然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纠缠。于是在讨论世界历史的精神范畴时明确提出，不同于只是象征性符号的“物质范畴”，精神范畴是“与世界精神相适应的真实领域”，它们是“与历史发展阶段联系更紧密，构成历史自身的、被动的物质基础”。同时，它们也不全是“抽象概念”，但却“如同逻辑范畴那样构成客观事实的普遍观念基础”，“逻辑范畴”是构成历史的间接因素，“精神范畴”则是构成特定历史的直接因素，“精神范畴就是世界精神的积极的、具体的和自我的表现方式”。而物质范畴只有极少数真正参与了历史发展的过程，“通常构成了精神表现自我的真实的和特殊的方式，仅仅只有少数部分类似于简单的意识反映”，世界精神则是“众多个体各自有意识活动不经意间构成的综合体”，借助世界精神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在他看来，宗教、语言、艺术、科学、法律、国家等，既是世界历史的特定产物，也是“精神的最高规定性”，对它们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各自独有的意义，而应将其视为“世界精神不可分割的因素”，这样“才能准确理解、把握和评价它们”，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并呈现它们与世界精神和世界历史的有机融合。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体系中的所有因素都会“以它们与人类历史的特定关系和特别应用方式呈现给我们”，历史“构成了所有低级规定性必须汇集于此的宏观世界”，世界历史就是“整个宇宙的‘感觉中枢’，唯一凌驾于它之上的只有绝对精神：上帝”，“就像世界历史是世界的法庭一样，上帝因此就是世界历史的法官；上帝精确地掌控着世界历史，恰如世界历史一丝不苟地支配着万物一样。历史存在的规则既是我们最初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最终的结果”。可见，这一主张与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主张如出一辙，都是在本质上将世界历史理解为精神的运动发展，持有精神克服分裂和最后回归自身的观点。不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终结于现在，切什考夫斯基则将其终结于未来，这与马克思所强调的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角度理解世界历史还是有所不同的。

　　也正因此，切什考夫斯基奉行了开端即终点的神圣的法则，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视域中，这一法则在过去“通过神圣预言来直接履行”，现在通过“神的理性来间接发现”，在未来则“根据未来的目标，通过获取决定性的神圣来实现最终幸福”。神圣的法则会“根据精神的目的论”，“在历史哲学的综合部分得到具体的、自由的和真实的发展”，会在人类的行动中真正得到实现，人类的行动也将在神圣法则的指引下向未来推进。他明确指出，“承认理性是符合天意的，承认上帝对历史进行了强有力的干涉，这绝不是为了保留一个‘空洞无物’的思想。更确切地说，遵循上述理念，它就会以一种令人确信的方式产生一道光柱，引导人类在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下追随上帝”。其对“上帝”的强调，显然受到了黑格尔关于“上帝”就是真理这一观点的影响，当然其自身的基督教情结也是重要原因。后者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其后期出版的《我们的天父》中，他明确提出，“宗教即将成熟，根本不会死亡；宗教即将实现，根本不会消失！”而“通过宗教崇拜的方式实现复兴是人类的命运”。据此，他也认为在“合题”时期的人类社会将是天国理想的尘世化，即“人间天国”。不过，在切什考夫斯基这里，其哲学基础是“行动的哲学”，而非意识哲学，其历史哲学的任务也不是精神回复到自身，而是借助于意志的行动使哲学体系发展到最顶端，即“在自身之外完成自我”。此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切什考夫斯基除了表达对一般性或必然性的重视外，还特别肯定了偶然性或特殊性，他明确提出，“应如何”部分所揭示的一般历史进程“不可更改”，因为“它真正是同历史完全适应了的形式”，但在“是什么”部分，则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改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修改”。这里似乎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一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因素。

　　在《导论》的第三部分，切什考夫斯基讨论的是世界历史目的问题，回答“世界历史为什么发展”。在他看来，考察世界历史有机体的发展，还需识别和确认其不同阶段的机理和构成，即“去把握目的论的整个思辨发展过程”。对此，他也根据其关于世界历史有机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阶段划分来把握各阶段的目的论，提出世界历史就是“人类精神在情感和意识的演变之中，通过美、真、善来证实自身的一个发展过程，也是人类必须在它的必要性、偶然性和自由之中去认识它的本质的一个发展过程”。

　　在切什考夫斯基看来，“美”和“艺术”的相关观念构成世界历史目的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此时，“美”是“未经过发展的直接同一”，“只构成一种无差别的自然”，可更确切地描述为“人类的文化、人性和美学教育”。“艺术”是“精神与自然最初的直接同一，构成了宇宙最明显和最主要的‘矛盾统一’”。但由于矛盾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这些矛盾的统一不是思辨的统一性。在艺术阶段，“世界精神就是古希腊精神”。由于人的主体性未得到充分发展，与之匹配的“美与艺术气质”，则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客观性状态”，“局限于感性存在”。此时，“人类生活是一种艺术形式，国家和个人是艺术作品，伟大的人物是政治艺术家”。到了第二阶段，由于主体性的觉醒，人类生活是“培养意识觉悟，国家是一种理念，伟人们——我们这样称呼他们不带任何讽刺意味——是政治哲学家”，美学形式给“哲学形式让道”。此时，“目的论是世界精神的真实使命”。艺术所实现的统一将继续向更高阶段发展，美学目的论向思想目的论前进。随着“自觉行动”取代“事实意识”，思想目的论又会通向第三阶段的“绝对目的论”，此时，根据目的论发展的抽象进程及其在历史中呈现出来的具体真实性将表现为“最真实性的具体”。

　　在第一阶段，历史是根据其“独特的自然形态”来理解的；在第二阶段，历史则“根据其普遍性和客观性来理解”，于是“美”的观念让位于“真”的理念。艺术生活被哲学观念吸纳，世界的终极成因被视为世界精神中的“自由意识”。由于世界历史在第二阶段被视为自由意识进步的历史，因而相较于第一阶段，进步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思想的自由”也具有必然性，而“艺术的自由”则具有偶然性。二者构成矛盾关系必然向第三阶段过渡，此时自由是“独立的自由”，“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完美统一在自身之中”。由于现阶段思想已达到精神的最高形式，“意识”在真正的哲学体系中即黑格尔体系中占据了决定性地位，“只要意识继续存在，宇宙就不会终结”，因而为“由事实转化为行动”，世界历史从现阶段向未来阶段过渡奠定了基础。同时，未来阶段也将坚持和发展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原则，意识将超越并突破自己的固有界限，向其对立面转化，“从自身脱离出去（在自身之外）进而去创造一种‘新基质’”，找到实现这种转化的媒介也就是切什考夫斯基提出其“行动的哲学”的目的所在。在切什考夫斯基看来，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是封闭的，该哲学必须被超越，哲学应从理论哲学向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过渡。尽管黑格尔实现了“存在与思维的同一”，但在他那里思维还占据绝对优势，其“同一性”还是“唯心主义的同一性”，“正由于它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就不能逻辑自洽地维护自己的绝对身份，亦即不能成为绝对事物”。正如艺术也实现了“存在与思想的同一”，但艺术实现的是“存在与思想统一的存在”，哲学实现的则是“存在与思维同一的思想”，二者均具有“矛盾的片面性”，也因此都力求“最高级的绝对综合”。他还认为，艺术的构成元素是感性的、直接的和自然的，与特殊性密切相关；哲学的概念则是抽象的，是“不同具体规定性的统一”；艺术表征的是“一种‘内在性’的事物、一种‘价值客观化’的事物”，而哲学则处理“‘客观性的价值’问题”。在艺术和哲学中实现的同一性均不充分：艺术的同一是“一种感性的自然同一性”；哲学的同一则仅“在形式上”反映了艺术立场的对立面，在“超感性”方面具有片面性。实现二者综合的使命落在了实践或行动的哲学上。“实践的终极命运是解决这些矛盾、填平上述‘鸿沟’，社会生活本身将有助于使颓废不堪的艺术和有些退化的哲学重新焕发活力。”由艺术、哲学到“绝对的综合”的过渡将呈现为“同一性命题、对立性命题和综合性命题”即“正—反—合”的三个阶段，这鲜明体现了目的论的发展过程。

　　行动的哲学是把思辨哲学牺牲掉的存在显现出来，克服艺术和哲学各自的片面性，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统一。因此，“‘绝对思想’必须回到与自身永不疏离的‘绝对存在’那里”，“绝对存在”不是消极现存的存在，而是“被创建起来的、有意识地生成的存在，亦即‘绝对行动’”，在绝对行动这里，“‘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此，理论哲学将向实践哲学过渡。艺术和哲学将降格为“作为政治生活的抽象前提”，“绝对的实践、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不要同‘有限的活动’或‘有限的实践’混淆），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行动的哲学将突破黑格尔的意识哲学的封闭性，借助“绝对意志”在“‘自身之外’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异质的新事物”。由此，切什考夫斯基发出了终结哲学的号召，提出哲学应从高位坠落下来，降落到“意志的绝对实践”领域，也即精神从“自在”“自为”过渡到“自我外化”（out-of-itself）。相应地，精神的基本形式也表现为自我存在、自我思考和自我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这里要求终结黑格尔哲学，但还是坚守了其精神的主体性原则，“自我行动”本质上就是精神的行动，切什考夫斯基指出：“只有精神才能创造奇迹，因为它具有自觉能动性。行动的自觉能动性正是所谓‘绝对之物’的最高级要素。”不过，鉴于他反对黑格尔意识的内在性，要求精神自我外化为一种实际行动，因而行动本身不能完全等同于黑格尔意义上纯精神的活动。因此，切什考夫斯基认为，行动才真正将思想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统一起来，才是“自由自在的活动”，它“必须对意识进行再生产以及把思想转化为现实存在物，并脱离自身”。借此，精神“精心编织了一个比意识更高级的特定阶段”。在黑格尔那里，实践被理论吞噬，实践仍是理论的一个分支，其所要求的“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实则颠倒了精神和行动的关系，切什考夫斯基强调的“行动”则在不损害理论与行动（实践）各自的差异性前提下实现了二者真正的统一。这意味着在哲学的未来发展中，“思想将丧失它对存在的主导地位，通常会在行动过程之中被整合”，也意味着未来的哲学在内容上将超越唯心主义，由绝对行动实现的内容将是“一种由于‘自我外化’作用产生出的全新内容”，是“‘真实物质的回归’，也是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双方达成的绝对、平等和实质性的‘和解’”。未来的哲学将在保留哲学形式的基础上超越哲学本身，“自由而具体的智慧”即“作为精神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相互综合发展的结晶”构成哲学研究的对象。未来的主要内容将是“创造新世界”，哲学将成为“‘应用性’的学问”，将“从理论高度下落到实践领域之中”，成为“‘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所谓“实践哲学”，也就是力求“在具体实在的活动中发展真理”。在未来，哲学也将“向外推广自己，把自己的隐秘特性转变为开放特质”，“哲学必须变得通俗易懂，因为所有人都有资格和权力去拜读它，每一个乐于思考的人都有机会选择它”。这样，哲学也将从“美”“真”的阶段发展到“善”的阶段，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将从艺术（以完全感性的方式完成，具有直接性和片面性）、哲学（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完成，具有反思性和片面性）过渡到社会生活的创造（通过绝对和解的方式，应然借助行为过渡到了存在）。

　　在此基础上，切什考夫斯基总结了其关于世界历史目的论的崭新思考。对应着世界历史有机体的三个阶段，蕴含着“美”“真”“善”的世界历史目的论具体表现为：首先，古希腊—罗马世界是直接的情感世界。世界历史首次作为有机整体并发展了“美”“真”和“善”。“美”根植于情感形式，“存在”占统治地位；“真”以“应然”的方式向人类展示自身；“善”则表现为一些未经证实的推断，由于“自由的情感”而非“自由的意识”占支配地位，因而此时的自由还是“无意识的直接自由”。其次，世界精神意识直到基督教时期才觉醒。此时，“美”的表现是从“直接艺术实践”过渡到了“艺术理论”，世界精神创造了美学，而不是创造了艺术作品。对“真”而言，时代进入思想的时代，最先进行思维的思想即哲学跨入了目的论领域，意识努力到达其自身的最高极限，思想也被视为世界综合的主导原则。对“善”而言，自由概念是“抽象的具体”，人是“抽象的人”，只有当他在理性抽象之中或意识的觉醒之中，才被视为自由的。这种自由唤起了新教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但都具有抽象的主观性特点。最后，再次确证所有早期元素的真实性将成为未来的主导方向。这是对前两个阶段的综合。此时，对“美”而言，艺术将“回归自然生活”，这种回归由于伴随着意识的发展，因而不是倒退，而是向人类生活的回归和提升，是转化为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即从“生活的艺术”向“真正艺术生活”的过渡；对“真”而言，“真”只是表征了“从思想到行为过渡”的真理。思想对应哲学，行为对应社会生活，随着思想的成熟，正在展开的社会生活也将通向回归自我。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傅立叶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未来和谐社会制度呈现出积极意义，代表了之前时代对立原则的最高和解，但其乌托邦性质则应被克服，因为“乌托邦最主要的缺陷是从来没有想过要随着现实发展而逐步展开，而是力图一劳永逸地踏入现实世界。只要它还是‘乌托邦’，它就永远不知道锲而不舍地实现，于是，在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就会产生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切什考夫斯基看来，理性与现实生活应“相互吸引并通过‘不充分和解’相互靠近，直至最终达到完全有机融合”。在未来对“真”而言就是“生活真理以及现实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对“善”而言，“积极的善”是真实目的论从自身出发去发展世界精神，它在世界历史中表现为最具体和最确定的现实，世界精神也因此成为“一个可以确定的‘存有’”，这个“存有”保持着发展状态。在未来，各种价值取向将实现有机统一，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个抽象要素都会在客观性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能动自主性行动的领域。“自主性”表征着“有机综合”，不再是矛盾对立，它“是自觉能动性，它已经在自身之中包含了‘他律性’的因素——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已经遵循了客观规律。同理亦然，未来社会制度体系本身也是积极的和有机的，是第一个真实而具体的自由”。因此，之前的法律和道德也将被超越，人类个体也将走出目前阶段的抽象性，而成为“一个个卓越的社会个体”，“纯粹的我”将抛弃强加在自身上的抽象普遍性，而把自己定义为“‘富有各种社会关系’的具体个人”，同时“国家也会摒弃自我的抽象分离，变成人类社会的一分子和具体民族共同体之中的一员”，“民族从自然状态跨入真正的社会氛围，至今仍然非常崭新的民族法将愈加多姿多彩地发展成为民族道德和民族美德”。最终，人类的普遍性将不再寓于意识和思想之中，而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的人类共同体”。总之，“世界精神有机地统一了美、真、善的化合作用，并在‘自我外化’的地方生发出一个整体而且完全协调自如的真正制度”。

　　总体而言，上述思想由于依然按照黑格尔的三段论辩证法理解世界历史，因此把世界历史理解成了美、真、善的目的论的实现过程，精神依然是世界历史运动发展的真正主体。可以说，切什考夫斯基实质上并没有离开黑格尔的哲学基地，也未从根本上摆脱其哲学体系的纠缠，体现了历史唯心主义、历史终结论等特点。不过，其发出的将哲学从思辨哲学下降到行动的哲学或由理论转向实践的呼吁，其所开辟的用行动的哲学来把握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的道路，及其关于未来社会是真正解决各种矛盾，是实现物质与精神、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真正统一，是抽象的个人成为社会化的个人，是真正实现了美、真、善的人类社会有机共同体等思想，引领了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转向，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马克思受到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的影响，例如他认为黑格尔哲学已经达到了理性形而上学的顶端，主张消灭哲学，并提出用“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取代“密涅瓦的猫头鹰”，从而表达了对把握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期待；马克思还提出了以“革命的实践”为根据的新哲学即新唯物主义来为重新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奠定基础，并要求哲学不仅应解释世界，更应改变世界，其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人的生活之二重化的克服，是各种矛盾的解决，是人的社会力量的本质复归，是一个人可以从事自由自觉活动的真正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不过，由于切什考夫斯基的唯心主义、历史目的论等的局限性，正如马利宁等人所言，尽管他第一个把“实践”范畴提到首位，但从其对实践的解释可以看出他“基本上还只是一位批判现有实际的批评家，还没有提高到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只是“与黑格尔左派的最初的思想趋向相吻合”，其“历史哲学还仍是一种抽象哲学”。与此同时，他的“行动”概念无法与马克思“革命的实践”概念同日而语，其历史哲学思想也无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应当强调，尽管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却仍值得学界关注，他对于把握青年黑格尔派的　　　　　　　　　　　　　　  （作者简介：黄学胜，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项目号:2023MZD014）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