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囿于资料限制，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外译本的研究比较少。在俄语世界中，存在两个较为常见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译本。其一，1952年至1953年间，苏联的外文图书出版社将1951年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3卷译为俄文，分作4卷出版，译者有师哲、越特金（Р.В.Вяткин）、费德林（Н.Т.Федоренко）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仍为第1卷的开篇之作。其二，1967年至1977年间，中国的外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5卷本俄文《毛泽东选集》。仅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来看，主要是在1952年俄文版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订。

　　2022年，笔者在俄罗斯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俄文节译本（以下简称“俄译本”）。俄译本刊登于1926年9月的俄文《广州》杂志第8—9期合刊，共13页，分为3个部分——译者撰写的开篇导语、译文和译者评论。通过标注可知，俄译本的底本来自《中国农民》第2期。译者署名“В-Н”，落款日期为“1926年9月9日”。据笔者考察，迄今似乎只有美籍俄裔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注意到此译本的存在，但他只是提及“佛林在苏联顾问的刊物《广州》（Canton）上撰文评论毛泽东写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没有充分意识到此译本的重要性，更没有具体考察内容。鉴于此，本文将分析1926年俄译文的主要内容，并比较其与原作的关系，继而考究译者的身份，最后略述该译本的传播及其影响，以期对深化国内外的毛泽东研究提供更多线索。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尝试运用阶级分析法划分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最接近的朋友；而在摇摆的“中产阶级”内部，右翼可能是敌人，左翼则是需要时刻提防的朋友。

　　俄译本的开篇是译者的介绍文字。首先，译者阐明了翻译这篇文章的背景和目的，即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社会各阶级政治积极性的提高，“阶级”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需要研究清楚的问题之一。译者认为，在诸多研究阶级问题的中文作品甚至所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章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堪称代表，对俄语读者也极富吸引力。这篇文章“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数据，使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更容易驾驭中国社会中阶级分化和阶级关系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作品优点和缺点兼具，对理解当下中国有关共产主义的著述提供了一个有趣例子”。接着，译者进一步阐述了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他认为，文中引用的数字虽然取作整数，但无关紧要，因为毛泽东的目的在于“确定中国社会中各个阶级的比例”，而译者本人对“文章中有关构成中国社会五个主要阶层的特征和内容”最感兴趣。因此，译者特意将原本位于文末的阶级分析表格提前至导语中，意欲让俄语读者快速了解文章主旨。他说：“这里有一份非常有趣的毛泽东同志的表格，集中总结了文章的主体内容——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和这些阶级对国民革命的态度”。大致而言，译者基本保留了表格的原貌，只在个别表达上做了些许调整。最后，译者表示这篇文章在内容上可能还有一些实质性不足，但当前的主要目的在于传达文章的主要内容，相关问题将在以后予以讨论。

　　译文主体共有5个小节，遵循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5个阶级的分析框架，即大资产阶级、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与原文对比可以发现，译者基本保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的内容，删去了不少描述性文字。最明显的改动是译者直接删除了《中国农民》杂志版的前5段导入内容。译文的每一小节大都以“毛泽东同志将这一阶级分为下列几组”开始，继而是原文内容的节译。

　　以“大资产阶级”为例，《中国农民》杂志版将其表述为：“第一，大资产阶级。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要件，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如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陆宗舆陈廉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熙等），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军阀（如张作霖曹锟等），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财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国民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而俄译本中的表述则为：“1.大资本家。毛泽东同志将大资本家分为以下几组：A.买办。首先包括与外国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的银行家，然后是大商人，最后是大工厂的老板。B.大地主。毛泽东同志以张作霖、陈恭受等作为大地主的例子。C.大官。D.军国主义者。E.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动群体。这个群体包括银行、工商企业的高级职员，政府机关的负责人，一些留洋学生，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和专门学校的教授、老师、学生，律师等。”

　　不难看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删减了俄语读者不甚熟悉的人名和较为细致的描述。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列举的诸多人名，俄译本只保留了张作霖和陈恭受两人。可能是因为陈恭受在广州地方颇有势力，张作霖是掌控东北的军阀。

　　在5个小节的内容之后，译者才点明文章主旨，即毛泽东在原文开篇的设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为此，译者还特别增补了一小段文字，以此衔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最后两段有关中国革命中阶级与敌友关系的翻译：“在结束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后，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各个阶级对国民革命的关系，提出了如下问题：在上述阶级中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朋友。”

　　最后，译者评论指出，文章将中国社会划分为5个阶级的做法或许略显“简单”。他表示“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半封建关系的残余，当然这也反映在中国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因此，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既要对抗外来的帝国主义，还要反对过去的封建残余。需要注意的是，译者虽然尝试提出一些意见，但也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当时中国统计技术的落后，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遮掩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对读者来说仍拥有重大意义，因为文章的某些部分具体介绍了中国的各个社会团体和阶级，以及这些团体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事实上，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关于中国各阶级分析的思考不断深入，1951年《毛泽东选集》收录的修订版，就是他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全面呈现。

　　关于俄译本的译者，《广州》杂志上只留下两个俄文字母“В-Н”。根据潘佐夫的提示，此人应为米哈伊尔·沃林（М.Волин），真实姓名是贝伦基·谢苗·纳坦诺维奇（Беленький Семен Натанович），是俄国汉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

　　沃林于1925年至1927年间在广州担任国民政府顾问，最初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工兵顾问，后在苏联政府驻国民政府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的领导下专门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在刊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俄译本的同期《广州》杂志上，沃林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问题》的文章，讨论了土地分配、地主与佃农关系、资本主义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在《广州》杂志第10期上发表有《广东农民运动简史》一文。1927年，沃林回国后任教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联东方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文章。1928年6月，沃林参与了中共六大决议草案中有关土地纲领和农民运动内容的起草工作。

　　1926年以后，受中山舰事件的影响，鲍罗廷认为在军队中进行军事政治工作的前景已然变小，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到农运问题上，于是让一些顾问转向研究中国的土地关系和群众运动。沃林和约尔克（Е.С.Иолк）负责研究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塔尔汉诺夫（О.С Тарханов）专事工人运动研究。曾担任过苏联驻开封顾问组组长的西纳尼（Г.Б.Скалов）来到广州后，也加入了这个小组的工作。这些顾问与鲍罗廷一起办公，“鲍公馆”一楼是苏联顾问和中苏翻译员的办公室，二楼是鲍罗廷及其亲属的生活住所。鲍罗廷手下的苏联翻译员经常到广州的机关、团体调取各类文件资料，译员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В.В.Вишнякова-Акимова）曾回忆说，自己常到“鲍公馆”对面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取阅工人部和农民部的文件，每日还将各类中英文报刊汇编为俄文，不急用的中文材料则交给中国翻译员译为英文。邓演存等也回忆说，鲍罗廷手下翻译员取阅资料的范围很广，涉及广州国民党的各级机关，经常注意“各帝国主义外交动向、工农运动情况、政府财政情况等等” 。

　　沃林在鲍罗廷手下不仅从事翻译工作，更重要的任务是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农民与土地问题，给鲍罗廷提供可参考的信息。1926年9月以后，鲍罗廷开始强调工农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在于解决工农问题，应当组织联合三万万农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鲍罗廷都有类似论述，即通过五千万农户（每户6人）数量计算出农民人口为三万万，揭示农民被剥削的现实，并多次强调农民在晚清历史上的重要性，指出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忽略了农民“多得耕地、减少租税”的诉求。1927年，基于国民党农民部的文献资料，沃林和约尔克编写了两卷本英文著作《广东的农民运动》。鲍罗廷挂名编者，并为此书专门作序。由此亦可见鲍罗廷与沃林、约尔克两人在中国农民问题上的思想联系。

　　1926年至1927年间，土地问题是身处广州的苏联顾问群体时常讨论的话题，他们有着不同的见解。作为专门的研究人员，沃林深知中国农民被压迫的现状和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强调农民群众的重要性，主张将土地还给农民。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回忆到：“关于‘戴季陶主义’和土地革命也谈得多。在鲍罗廷领导下研究中国农民运动问题的政治顾问沃林曾在俱乐部里作过一个报告。他说，最近国民党左派在同新军阀蒋介石的斗争中应当依靠农民群众，为此必须给农民土地……雷索夫顾问刚从张家口顾问团来，他厌烦了那里红枪会式的农民斗争，他对于中国是否存在有觉悟的农民运动表示怀疑。”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登在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期刊《中国农民》杂志上，沃林自然能够看到。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谈及国民革命时回忆说：“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这里的“沃伦”就是“沃林”，“约克”就是“约尔克”。时隔9年，毛泽东准确回忆起他们的名字，由此可见在1927年各省农民联席会议上两位专门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苏联政治顾问，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刊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俄译本的《广州》杂志在“鲍公馆”编辑发行，扉页印有“杂志——广州汉学小组”字样。这期杂志只印了50份，那么，俄译本可能的俄语读者究竟指向哪些人？考察俄文《广州》杂志的出版与流布，有助于厘清这一问题。

　　从出版与发行信息中可以看出，该杂志的主要读者是以鲍罗廷为首的广州苏联顾问群体。财政顾问沙斯（M.E.Шасс）回忆1926年在鲍罗廷手下的工作时表示，自己经常见到西纳尼，见过塔尔汉诺夫、约尔克、沃林，还曾在石印《广州》杂志社工作过。译员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盛赞：“鲍罗廷的石印所里出版过苏侨区的机关刊物《广州》，印量不多，大约是一百册……《广州》经常刊登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材料，这些问题都是经常遇到的。这个杂志有很大声誉，人们都十分乐于阅读和为它撰稿。许多文章至今仍不失其意义。”1926年被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达林（С.А.Далин）曾在“鲍公馆”短暂停留数日，对《广州》杂志有所耳闻，“苏联政治顾问小组在鲍罗廷的大本营里工作。这里有我在俄国共青团和随后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时就认识的塔尔汉诺夫。他介绍我认识了年轻的苏联中国学家约尔克、沃林和卡拉契夫……塔尔汉诺夫和约尔克在这里出版用打字机打印的《广州》杂志，刊登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资料。”

　　《广州》第8—9期合刊共有5个栏目，分别是“一般政治”“经济”“军事”“广东政治生活”和“来自书本和杂志”。最后一个栏目收录了两篇译文——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戴季陶被苏联顾问公认为国民党右派头目、反动政客，其学说为右派团体“孙文主义研究会”奠定了理论基础。翻译刊登他的文章，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民党右派在国民革命中对国共关系的认知。翻译刊登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因在于，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是苏联顾问最为关心的问题。沃林将《中国农民》杂志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末的阶级分析表格提前至导语中，自述原因是“为了尽快让读者了解问题”，其深层目的或许是让工作繁忙的鲍罗廷等高层苏联顾问能够对文章的主旨一目了然，文末的评价性文字可能意在为他们提供参考。

　　此外，《广州》第8—9期合刊共印刷了50份，其中一部分被送回苏联。苏联国内的汉学家群体对之有所关注和阅读，虽然人数不多，但汉学家大多在高等院校东方系接受过专业训练，并且大多有在中国生活或工作的经历，是苏联国内较早接收中文消息、最为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群体。由全俄东方学术研究会出版、带有半官方色彩的东方学权威刊物《新东方》第15期，转载了《广州》杂志第8—9期合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香港的抵制》。由此可见，刊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俄译本的《广州》杂志，已经在1926年9月至12月间被送至苏联，供苏联汉学家阅览。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广州》杂志的内容还出现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1927年4月的报告中。1927年，共产国际内部就中国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形成了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为首的两个派别，双方各执己见。布哈林报告批判的对象是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成员拉狄克（К.Б.Радек）。拉狄克在1920年至1924年间曾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1925年起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曾开设“中国革命运动史”课程，在中国留苏学生群体中颇有影响。论战的焦点之一在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拉狄克认为，中国不存在封建主，工人阶级与农民抗争的对象乃是资产阶级；布哈林则主张，“不同时注意和强调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这两个方面就无法‘搞清’问题”。在论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现阶段的基本策略问题时，布哈林批判拉狄克对资产阶级的理解过于简单，强调中国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及其与俄国的差异，“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五花八门，阶级内部关系千差万别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半工人、手工业工人、小商贩等许多阶层，看到资产阶级内部存在各种差别细微的阶层，看到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保持种种不同类型的联系”。他认为，中国革命正处于过渡阶段，应当在农民、工人和大部分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基础上积极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包括大力推行土地革命、扩大工人运动等。

　　为了驳斥拉狄克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布哈林在报告中征引了来自中国本土的实际数据。在谈及地主概念时，布哈林指出：“广州的一个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在其根据中国有关资料出版的一本杂志中多处提到，有的地主往往占有几十万亩土地。”在分析中国地租现象时，布哈林更有如下引用：“例如，有一位在广州调查中国土地问题的同志写道：‘中国当前存在的地租形式可归纳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货币地租，二是实物地租。第一种地租形式多半为富裕的农民所采用，不甚普遍；第二种地租形式，即实物地租则与第一种不同，它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广州》杂志第8—9期，伏林同志的文章）他接着写道：‘上述种种实物地租形式实质是变相的封建代役租制，只是加上了一个地租的形式而已。至于上面提到的劳动地租，就其经济内容而言，它不过是土地占有者采取封建手段获取劳动力的一种方法。’（同上书）”布哈林两次提到的杂志正是刊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俄译本的《广州》杂志第8—9期合刊，引用的内容来自译者沃林在同期杂志上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问题》。布哈林虽然批评沃林文章中“地主”概念时有不同、甚至经常出现一些“颇费猜疑的用语”，但同时强调它确实证明了在中国存在地租这一半封建关系的残余。由此可见，布哈林一定认真研读过《广州》杂志第8—9期合刊。这篇报告的主要议题之一即在于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及其分化重组，不难想象布哈林不但阅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俄译本，还从毛泽东文章中汲取了思想养分。

　　四、结 语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中国农民》第2期上发表不久，很快就被译为俄文，刊登于1926年9月出版的俄文杂志《广州》第8—9期合刊。译者沃林是鲍罗廷手下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政治顾问，在1927年各省农民联席会议上与毛泽东有过交集。他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删去了一些描述性内容，结构上也略有调整，但基本准确传达了毛泽东有关中国社会阶级构成的内容。沃林还专门撰写了介绍和评价，承认和肯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创性及其重要意义。

　　就影响而言，刊登俄译文的《广州》杂志虽然印数不多，但其读者不仅有以鲍罗廷为代表的广州苏联顾问，而且包括远在苏联的汉学家群体，甚至还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不仅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共同关心的话题。既有研究表明，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影响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但从本文的梳理中不难看到，共产主义理论在中苏之间有双向互动的关系。不管是身处广州的苏联顾问，还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高层，在制定相关路线时都需要参考来自中国的实际经验。

　　综上，本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俄译本的系统考察，不仅从文本层面补充了毛泽东经典论著外译问题的新材料，而且有助于探究毛泽东早期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的革命经验如何影响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今后有待挖掘的问题。于此，多语种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对于深化国内外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