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的框架下，经过中俄两国档案部门及专家多年的共同努力，2022 年 11 月，《汇编》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和俄罗斯联邦档案署联合编纂，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至 1960 年期间中苏两国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大众传媒、出版、图书馆、博物馆、档案等领域友好交流的重要历史档案文献，全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苏两国人文领域合作交往的历史，为拓展和深化中苏关系史研究特别是中苏文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档案权威丰富、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原始文献

　　从史料与特色来看，《汇编》收录的档案权威丰富，主要由中俄两国的重要档案部门提供，其中，出自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文献2 篇、中央档案馆的文献 120 篇、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的文献 32 篇、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文献 45 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文献 27 篇、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的文献 17 篇、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的文献 5 篇，总计 248 篇文献，由此可见其文献来源的权威性。

　　《汇编》收录的 248 篇文献按照类别来划分，大致包括中苏两国签订的相关条约1 篇、协定书 1 篇，中苏两国政府及部门的相关决议 40 篇，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 5篇，关于中方代表团出访及相关活动等方面的报告 67 篇，关于中苏双方的会谈记录18 篇，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和社会组织的相关请示 5 篇、苏联文化代表团在华工作日志 1 篇，新华社内部及相关部门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电报 9 篇，两国相关部门、团体和人员间的来往信件 42 篇、函件 10 篇，中苏政府间的相关照会 1 篇，中国地方政府的相关意见 1 篇，苏联相关机构的通报 1 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批复 1 篇，中共领导人的相关批示 5 篇，苏联文化部的相关命令 3 篇，中共地方局和中国地方政府的相关通知 4 篇，相关演讲稿、工作总结等其他类共 33 篇。这些充分说明了文献构成的丰富性。

　　《汇编》中的文献除小部分曾在《人民日报》刊载和《20 世纪 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汇编》收录外，相当部分为首次出版的原始档案，特别是“大使会谈的速记稿、党组织关于文化合作问题的档案、作家和艺术家为创作外出的报告、代表团互访和工作的报告、社会组织的材料”等文献。而且，每一件档案都详细标注了出处，如《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1956 年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活动的决议（1956 年 9 月 13 日）》出自“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 4，目录 15，案卷号 35，第97—98 页”；《中苏文化座谈会记录（1952 年 12 月 3 日）》出自“中国中央档案馆，G095-004-0023-0010，第 57—65 页”。这些文献不仅内容真实可信，也为有研究兴趣的学者查找原文提供了参考，是开展学术研究的第一手史料。

　　从体系和内容来看，《汇编》10 个章节收录的文献展现了1949—1960 年中苏两国文化交流发展的总体情况，包括党政机关、青年和社会组织在该领域的活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大众传媒、出版、图书馆、博物馆、档案等所有人文领域的发展概况，较为全面地反映该时期中苏两国人文领域合作交往的历史。

　　《汇编》反映了中苏两国人文合作的政策和计划    《汇编》收入的 1949—1960 年中苏两国人文领域合作相关重要条约、决议和会谈记录，勾勒出这一时期中苏两国文化合作的政策框架和计划。1950 年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双方要“发展和巩固中苏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成为两国开启文化合作的奠基性文件。1952年的《中苏文化交流座谈会记录》回顾了中苏两国过去两年的文化交流状况，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交换了意见。为全力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的文化关系，1956 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合作协定》又从合作的领域、方式及年度落实机制等方面做出了规划。另外，《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关于 1957 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完成情况和 1958 年两国之间文化合作计划的报告》《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关于 1959 年苏中文化合作的完成情况》还介绍了 1957 年、1958 年和 1959 年中苏两国文化合作的年度计划。显然，这些文献整体性反映了 1949—1960 年间中苏两国开展和加强文化交流合作的指导性政策与进阶式计划。

　　《汇编》呈现了由中苏多元主体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    《汇编》收录的文件主要体现由以下主体组织、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关于党和国家政府机构，如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中共北京市 委宣传部、苏联文化部、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中共中央编译局等指导、推动的文化交流活动。二是关于社会组织，如中苏友好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作家协会、苏联作家协会、苏联美术家协会、苏联作曲家协会等举行的文化交流活动。三是关于文化工作者，如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苏联作家 B.K. 凯特林斯卡娅、中国作家郭沫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新世界》杂志总编辑A.T. 特瓦尔多夫斯基、中国戏曲家协会主席田汉、中国杂技工作者宋宝利等出访或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四是关于青年群体，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代表团、苏联青年团、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大学生理事会等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

　　《汇编》体现了中苏两国在众多领域友好合作的历史    《汇编》收录的文献反映了 1949—1960 年中苏两国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大众传媒、出版、图书馆、博物馆、档案等诸多方面的交流合作。科学领域展现了苏联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扩大学术交流、中苏专家关于科学和文化问题的讨论、苏联科学院派遣研究人员工作组到中国实地了解民族学资料等方面的合作历史。教育领域反映了苏联应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请求，向中国派遣俄语教师、选拔教授和讲师小组赴华工作；苏联科学院通过招收中国籍研究生，帮助中国培养科学人才；中国公民前往苏联高校进行学习等交流的历史。文学和艺术领域记录了苏联作家的演讲、中国作家给苏联作家协会的公开信、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作家代表赴华访问，中国演员团及杂技艺术演员访问苏联、苏联演员和大剧院芭蕾舞团到中国进行演出、苏联马戏团前往中国巡回演出等活动过程。体育领域则呈现了苏联向中国派遣篮球运动员及援助中国组织体育运动事业、中苏互派体育代表团、中苏体育交流等情况。通过体育领域的交流，中国向苏联学习了国家统一管理体育、运动竞赛制度以及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方面的经验，建立了运动员有计划的、系统性的运动训练体制。大众传媒领域反映了人民日报社派遣工作人员去苏联真理报学习和派遣工作人员访问苏联、苏联向中国杂志社派遣顾问、中国广播工作者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访问等友好交往历史。出版领域体现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给中国准备和邮寄图书、中共中央编译局向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赠书、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苏共二十大文件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领域展示了苏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中共中央补充俄文藏书、苏联赠予中国中央革命博物馆（即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展品、苏共中央书记处向中国赠送工艺美术收藏品等交流合作过程。

　　从价值与贡献来看，《汇编》对深化中苏关系史特别是中苏文化关系史研究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1949—1960 年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方针，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全面学习借鉴苏联经验，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开始同苏联进行交流与合作。但从已有相关研究的横向维度来看，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苏政治关系、中苏经济关系史的研究比较丰富，而对中苏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较为薄弱。从纵向维度来看，学界就新中国成立之前中苏文化交流的研究比较集中，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研究相对零散，即使有部分学者基于个人回忆录、《人民日报》、国内相关部门和机构的文献档案等资料对这一时期中苏文化交流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研究，但远不能全面反映中苏文化交流的历史和面貌，也很难对中苏文化关系史进行系统研究。

　　“史料，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已成为行内的常识”。掌握准确翔实的史料，是史学研究能够反映历史真实样态、得出科学结论的重要基石。《汇编》从俄罗斯档案部门和中国的中央档案馆收集了 248 篇、共计 79 万余字的珍贵历史档案资料，真实记录了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大众传媒、出版、图书馆、博物馆、档案等领域文化合作交往的历史，极大地丰富了关于中苏文化交流的原始文献，有助于深化和推动中苏关系史特别是中苏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具体言之，一是有助于拓展研究领域。《汇编》的出版为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文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例如，学者可以运用这些文献资料，系统认识、把握和研究 1949—1960 年间中苏文化交流合作的历史进程、主要方面、基本特点、推动机制、深远影响等，进而拓宽研究视域。二是有助于观点创新。长期以来，学界更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但基于《汇编》收录的档案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就文化层面而言不能单纯地定性为“学习”，也有相当部分的合作内容，且这种合作并不是单向的，两国积极举办文化活动，互相充实，对支持两国政治、经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汇编》收录的文献不仅为推动中苏文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支撑，而且其呈现的中苏文化交流实践对促进当今中俄关系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2023 年 3 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谈及发展新时代中俄关系时强调：“要夯实人文交流基础，推动友好省州、友城扩大交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档案都是未来的“通鉴”。《汇编》通过回顾 1949—1960 年间两国文化交流合作的历史，见证双方共同走过的极不平凡的历程，为两国关系继往开来、坚定走好走实合作发展之路提供了历史借鉴，为促进两国政府间的人文合作进一步提质升级，为更好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中俄高水平互信不断转化为各领域有温度有广度有深度的合作成果，切切实实造福两国人民贡献了档案力量。

　　综上所述，《汇编》以丰富、权威的档案文献反映了 1949—1960 年间中国和苏联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主要合作交流活动，为深化新中国史中的中苏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重要推动力，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汇编》也有两个方面的缺陷和遗憾：其一，《汇编》收录的都是国家层面的档案文献，体现的主要是由最高党政机关、社会组织等主导、开展的文化合作交流。事实上，这一时期有一些活动是在地方具体展开的，是由地方推动的。例如，苏联派遣赴华专家和教师的工作地点就广泛分布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再如，天津、哈尔滨、南京等地大学教师努力通过北京图书馆向苏联部分图书馆借阅书籍。因此，今后若能加强国内地方档案部门间的合作，多方挖掘和辑入一些地方档案文献，或能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地展现中苏文化交流状况。其二，《汇编》的翻译校对还存在舛误，如第 165 页，在介绍苏联青年代表团抵达沈阳举行集会活动时，将“沈阳”译成了“奉天”，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有修订或再版，期待能作更准确、更精细的校对工作。但瑕不掩瑜，《汇编》的出版，弥补了在中苏文化关系史研究中文献资料方面的不足，呈现了两国文化领域的友好交流历史，对推进新时代中俄人文合作具有重要价值，对促进中苏文化关系史乃至中苏关系史、新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闫立光，法学博士，副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