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本身，正因为理论的光芒并不会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失去光彩，其理论意义不可小觑。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迸发出更加强大的理论指引力量。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引领性文献，《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深刻的阐述了生产的内涵，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方法等等。这些理论可以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出合理的解释，准确的预测，并能够依据这些理论进行更加准确的实践。也就是说这些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定位、如何发展有着理论奠基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增长到2010年之后的连续放缓，这其中蕴含着诸多机会与挑战。“新常态”一词与中国经济转型和升值的新阶段密切相关。继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常态”后，2014年先后在河南考察时提出“适应新常态”、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又一次用新常态来概括当前经济形势、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等特点，并集中表达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机遇的乐观预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首次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等九大方面阐释新常态所呈现出的特征。这是关于新常态的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表述。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概括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是对新常态的更完整、更系统的表述，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形态、优化分工、结构更加合理的阶段发展的必要过程。

　　自中国经济新常态提出以来，学术界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有学者强调了新常态论断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基于时间、立足时代的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新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历史意义。我们要科学研判经济运行新走势，准确认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把握重大的发展机遇，妥善应对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困难，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展，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去寻找解释经济新常态的理论依据。当前经济学界有两种解释方式：“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将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在此方法下马克思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对立关系、统一关系逐一研究，形成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二是立足于西方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被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研究手段，即：总需求分析方法。”但深入研究两种理论的本质不难发现，西方经济学理论最终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的合理性，虽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可以借鉴一些，但不可以作为根本理论支柱，因为其本质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属于全人类的，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圣经”,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

　　第一，我们必须承认两种方法都有其可取的地方，都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基础之上。可是两者在属性与本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必然消亡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不仅限于对生产关系性质和规律的表述，还重视对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考察。当他探索和揭示生产关系的本质时，他还分析和解释了某些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深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从根本上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在于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此外，在分析和研究这些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时，马克思准确地揭示了经济运行的发展规律。但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总需求分析方法却不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与生产方式弊端而存在，在本质上规避了对矛盾根源的揭露。

　　第二，马克思说：“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可见马克思是在整体性上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与走向，在具象中抽象出适用与未来经济发展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正是马克思将辩证法融入政治经济学之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体现在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哲学范畴分别阐述，但又置身于大环境之中，置身于联系之中，进而提炼出具有与时俱进性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是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生产。将辩证法融于“生产”和“消费”这两个范畴之中可以发现这两对范畴具有同一性，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却可以产生反作用力。从个体角度看，生产决定了消费，为消费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提供更多的动力、形成更新的消费结构方式等等。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所以劳动的产品只有在被消费的过程中才可以实现价值，为生产提供全新的发展动力。这个就可以解释当前新经济常态下，为了平衡供需关系，我国开展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该理论也可看作供给侧改革的经济理论根基。

　　二是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生产作为基础不但决定了消费，也决定了分配。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得出：于劳动产品的分配而言，生产活动决定了分配；而就分配方式而言，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交往关系和地位决定他们在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从这一点看，在经济新常态下，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进一步说，分配制度的合理与否也影响着生产力的提升，这也就是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力的体现。

　　三是生产对交换具有决定性作用，交换反作用于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社会生产力作为决定性因素，对于交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交换的程度、形式、类型等方方面面进行着根本性改变。与此同时，在交换形式不断提升、改变的时候，用于交换的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加，而和这些产品有关的一系列生产活动就会不断的增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经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我们应该从高速转向中速；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变化；引擎应该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创新驱动。如何实现这一转变，就要把经济发展放在实体经济之上，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首要目标，大幅提高中国经济质量和效率。政府应注重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经济管理，并通过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就，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新领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对全球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关键战略决策进行综合研究和评估，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方案，能够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需应对的问题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在当前以及今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大环境仍然复杂，由于经济长期处于快速阶段，全球发展模式中的许多风险和矛盾被掩盖。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现有的风险控制机制不再适合新的经济发展标准，这给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带来了许多障碍。因此，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的工业一直受到产能进程的威胁。其中，不仅基础设施部门的产能进程非常严峻，一些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将面临这一困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正在逐渐侵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支柱。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不仅会加剧失业，降低居民的消费欲望，还会导致经济放缓，难以合理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损害当代经济的长期发展。许多事实和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复杂的发展问题，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着巨大挑战，所以，在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新常态经济下我国经济应该如何适应大时代经济变化则是第一个问题。其次，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这也将促使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性质，从促进发展到提高质量和效率，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到科技进步、创新管理、工业现代化等。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新的增长动力还未形成，我国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持续发展，如何寻找创新动力则为第二个问题。

　　(二)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

　　首先，我国经济实际增量处于持续增长状态。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整体增量却处于增长状态，在经济新常态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改变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更有利于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次，新经济常态促进科技创新不断实现新突破。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和发展主要由投资驱动。然而，随着新常态发展时期的要求，人们越来越关注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并强调创新对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更倾向于创新驱动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各部门的技术创新和转型投资大幅增长。因为经济客观力量的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则不断的涌现出来，经济为创新提供了前进的原动力，同时科技创新也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提供助力；再次，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过程也不断完善。随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份额的增加，促进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现阶段要更加有效地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更加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统筹城乡协调互利发展。提高各行业创新转型水平，逐步提高中国在国际合作交流中的整体竞争力。最后，农村消费不断变化，潜力巨大。中国农村地区有5亿多人口，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近年来，农村消费稳步增长和升值，具有巨大的增长机会。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蕴藏巨大消费潜力，有助于新经济发展。

　　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为理论指导，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和完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同时，我们要合理利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利因素，坚持我先为我用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途径。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所有理论都源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基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诸多观点。维护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必须像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被视为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我们必须鼓励在实践中发展和改进这一制度；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是中国赶上时代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国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外大局，有效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

　　根据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我们应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找到理论指引。

　　首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收录在《德法年鉴》之中，在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主义思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批判的人本主义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该时期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主要表现在彻底的人道主义的批判哲学，其特点是把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将人的理论提升到一定位置，从这一点上讲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下无疑是进步的，他遇见了经济学与人学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为我国经济发展政策以及理论道路的制定提供了宝贵依据。由此为出发点，则更加可以看到我国在新经济常态的发展过程中更应该注重“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立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更加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始终坚持和坚守的。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要将人民的根本需求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将人民的主体性创造能力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将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旨归。

　　其次，“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重要内容，这是对物质和精神、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所作的精辟论述，其认为，理论和实践不能相互代替，理论必须被群众掌握才能展现出其强大的力量，才能够在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样足以表明，其一，马克思将实践提升到一定高度，并将人民群众掌握理论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强大动力，足以突出实践之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作为一种思想武器，摧毁旧社会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同时又要用这个理论武装人民群众，把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现实地去改变世界”,摧毁旧的社会制度，从而现实地解放无产阶级、解放人。马克思对“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

　　由此，我们必须坚持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源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整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合的最佳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珍贵的理论成果，更加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灵魂要旨。

　　第一，明确生产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中的决定性地位。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发，结合五大发展理念，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应该秉持生产的决定性地位，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寓于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保障生产的决定性地位，重视经济提速、效益增加与质量提升的三重进步。例如，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生产的优化与提升占有绝对性作用，进而以生产为中心，不断协调生产与环境、供求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第二，创新是进步的不竭动力，是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根本，在坚持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应将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摆在首位。

　　第三，在“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哲学理路上出发，注重经济发展中人的需求的满足，注重协调推进，对地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要始终以“协调”作为中心原则以贯之，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第四，在经济发展中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注重生态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政治经济学完美结合是处理好生产、消费、分配等环节的重要根基。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将经济发展置于所有要素之下去思考，注重发展的整体性与可持续行，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创新与推进都是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可持续发展环境。

　　第五，在经济建设中要坚持开放性，也就是要将中国的发展置于大环境之下，展现大国责任与担当，在经济发展中以政策的完善、环境的优化去激发更多企业主体、个人在创新中不断拓宽经济交往的格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进行广泛的经济交往，彰显大国风范与大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将结合新时代条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进程，从新的视角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开放发展提供丰富的实践体系和深刻的历史里程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服务于新时代，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制度改革向更高起点、更高水平、更高目标迈进，构建更加系统成熟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市场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供重要理论指导。在经济新常态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必须坚持《导言》中的根本性理论，并与当前经济新常态大环境相结合，抓准实践意义，指导具体践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主抓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华，使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地上“永葆青春”,始终指引中国经济发展前进。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