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以大量的篇幅对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道德说教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这种以自我意识哲学为基础的道德说教是可笑的、幻想的、虚伪的。

　　19世纪初，德国普鲁士专制统治以宗教为其精神支柱，浓厚的宗教传统严重束缚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也使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落后于英国和法国，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德国的一些哲学家意识到了这一状况，主张德国社会变革首先是进行宗教变革，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把神变成了人，用人道主义方案来批判宗教。鲍威尔认为，人本身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宗教这种“缠绕着鲜花的锁链”使人失去了自由，丧失了自我意识，从而导致了人的异化。要消除这种异化，就要在自由意识内部进行革命，放弃所有的宗教信仰，恢复人在自我意识方面作为自由人的本质。

　　应该说，在宗教批判的问题上，鲍威尔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只不过，鲍威尔消除宗教异化的人道主义解决方案让他滑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误区。一方面，鲍威尔批判宗教是使人失去自由的“缠绕着鲜花的锁链”，另一方面，却又用自我意识给人戴上了新的“锁链”。就像耶稣在人们中传道一样，鲍威尔等人“宣传没有上帝的基督教道德观”，是一种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神学”。也正由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把这本著作命名为《神圣家族》，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嘲讽地称鲍威尔为圣布鲁诺。

　　鲍威尔把“人”当作一个认识论范畴，称之为“自我意识的在场”。“人”基本上被定位成意识、理性、意志的载体。马克思也曾受到黑格尔和鲍威尔的影响，在其博士论文中把人的本质和存在归结为自我意识，但他反对把抽象的自我意识当作绝对原则，为其之后对人的认识埋下伏笔。后受费尔巴哈影响，马克思开始以唯物主义立场来认识人。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整体性的存在，“人”的绝对本质是精神层面的“理性、爱和意志力”，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本体和首要原则，也是人的存在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把费尔巴哈的观点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作为武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人道主义“神学”进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施里加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文章，体现了青年黑格尔派试图“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观点，这种观点是不合乎人性的。《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玛丽花是鲁道夫的女儿，由于鲁道夫的抛弃，玛丽花从小惨遭毒打，逃跑时被诬告入狱，出狱后沦为卖淫女。她在极端屈辱的环境中仍保持高尚的心灵和善良的品质，却在鲁道夫用宗教对她进行道德教育后死去。施里加却以玛丽花的灵魂得到救赎为由对此大为赞赏。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与施里加截然不同。玛丽花初出场时饱含人性的优美和高尚的品质，她“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是个自由而坚强的人。然而，这个充满人性的姑娘在鲁道夫的改造下开始“赎罪”：“现代社会的污浊在她眼中成了她的内在本质，而因此经常不断地忧郁自责，就成了她的义务，成了上帝亲自为她预定的生活任务，成了她存在的目的本身”。最终，充满人性的玛丽花在失去了人性后变成了死尸。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宗教对人的感性存在的束缚与摧残，痛骂改造玛丽花的人是巫婆，是毫无心肝的宗教的老奴。这样的道德说教是伪善的，“这种伪善把我对别人的感恩拿过来归之于上帝，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人的真正的所有。”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施里加的评论与新教牧师是一样的，都只是把人看作无人性的灵魂的载体。恩格斯也评论道，批判家“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还批判了埃德加尔的爱情观。埃德加尔把爱情视为灾祸、妖魔和凶神，认为爱情把人变成满足被爱者私欲的客体，因而是自私的欲望，对爱情的崇拜就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就是“人本身特别是人的思考能力的自杀”。然而，两性之间的爱是费尔巴哈所言的“爱”的基础，是人性的一种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费尔巴哈关于“爱”的理解，指出“批判的批判”通过批判爱情来批判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切直接的东西、一切感性的经验，反对所有一切实际的经验”，而这些恰好是人的自然属性，是现实的。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停留于对费尔巴哈“自然的人”的推崇，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提出“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解释道，“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因此，犹太人解放为人，或者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应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用“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和“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代替了费尔巴哈的“感性活动”的人，而且还提出了“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为马克思随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奠定基础。马克思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科学代替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这一工作就是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马克思坚持，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对他不久前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观点的呼应与发展。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梳理和评价了唯物主义理论谱系，在英国，作为唯物主义“第一个创始人”的培根重视人，强调科学的实用价值，凸显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作用，从而让“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遗憾的是，培根之后的霍布斯，发展了机械的、反人性的、敌视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洛克则修正了这样的错误认识，强调了人的理性和判断能力。在法国，笛卡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虽然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他们认为思想是机械运动，这与霍布斯漠视人、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念如出一辙；而洛克的经验唯物主义则强调人的感性和经验，“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人能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人也能在其中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马克思在对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褒贬评价中充分表达了他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立场。

　　当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把人看作是自我意识的时候，人就失去了其感性的、物质的特征，变成了纯粹的思维。虽然思辨哲学把上帝赶下“神坛”，但纯粹的思维代替“上帝”，重新走向“神坛”，成为主宰一切的超验力量，批判哲学于是变成了人道主义的“神学”。马克思、恩格斯则从人所处的环境、从人的感性和经验出发理解人，把人置于自然环境、具体情境和历史境遇中，明确人是“现实的个体的人”，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还批判了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对群众的道德贬低。1839年至1843年，鲍威尔在从事黑格尔派激进活动期间，曾致力于发动群众进行反抗，但他并未得到群众支持，于是鲍威尔对群众的冷淡态度和消极性深感失望，在《文学总汇报》中，他强调“精神”和“群众”的对立，并指责群众蠢笨无能，只能受人支配。首先，鲍威尔指出群众在精神方面是贫困的。他写道：“精神的真正敌人应当到群众中去寻找……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一切历史活动的失败都是因为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所以，他标榜自己的理论是“不懈地进行着自我批判的工作，一直努力使自己不接纳任何口号，它从来没有向群众献过媚眼，也没有用群众的欢呼来编织任何幻想”。其次，鲍威尔认为群众精神上的贫困让他们只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群众除了感到自身的肉体存在以外并不懂得什么重要价值，如果允许他们就业和生存，他们向资本及其统治屈服难道还会有什么犹豫吗？”鲍威尔指出，罗伯斯庇尔的倒台（法国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自私的群众是如他所料的那般畏怯和阴险，他们只能是一些被蒙骗的人群，是理论的天然的反对者。这样因精神贫困而被支配的群众在批判家们心目中是蠢笨无能、性情鄙劣、懦怯、冷酷、畏缩、狂暴、凶狠的。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道：“批判心目中的‘群众’，无非就是这些抽象的品质，是这些品质的另一种称呼，这些品质的虚幻的人格化。”鲍威尔等人贬低群众，把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对立起来，认为“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群众是消极被动的“群氓”。他们还认为群众“以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是法定要统治世界的”，“以为自己占有许多不言而喻的真理”。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嘲讽道，实际上这正是在形容鲍威尔等人，并且“每一个单个的人是否愿意去冒充这样的‘精神’代表者，这要取决于他的地位和想像力”。贬低群众的批判哲学是十分可笑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辨哲学家是为了表现他们思想的真理性，而把群众设定为对立面的，这种群众是他们自己在头脑中创造的。他们分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心态：如果不与群众区分对立，那么“绝对的批判”就会受到群众的侮辱，就不是绝对的了，也正是因为它与群众区分对立，批判哲学才能高踞于抽象的孤独这个宝座上。

　　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贬低群众的立场表达了其历史观——一种对黑格尔历史观的发展。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创造历史，哲学家只是一种“（事后）才上场”的工具。这让黑格尔的历史观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历史是精神创造的，这是唯心的；哲学家的思想又来源于对历史的回顾反思，这又带有了唯物的意味。鲍威尔解决了这种矛盾，提出了彻底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他用批判取代了绝对精神，并宣称自己就是批判的化身，从而让历史成为了批判有目的的发明创造。这样，鲍威尔就成为了创造历史的“英雄”，群众只能扮演历史进步的阻碍者角色，来衬托“英雄”的形象。

　　在对“批判的批判”的英雄史观所作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公开阐释了他们的群众史观。鲍威尔所说的“群众站在历史进步对立面”的观点是错误的，群众与历史进步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以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例，说明了资产阶级正是依靠广大群众才获得了革命的成功，历史活动不是思想和观念的产物，“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由此可见，群众绝不是“精神空虚”“蠢笨无能”，而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既指出了历史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充分肯定了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主体角色，并再一次表达了人道主义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主张，以及为人的道德选择提供了可追溯的根据，即人是具有主体性的人，应当为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道德绝不是某个哲学家的意志，而是客观存在的“群众”的意志。“群众”作为客观存在的整体，既包含封建贵族阶级，也包含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基于该阶级利益而形成的思想观念对于其他阶级来说是并不适用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平等、自由等思想因看似符合大部分群众的利益而在群众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然而，这种利益事实上并不符合除去资产阶级之外的群众的利益，其代表的是特殊的、有限的群众。平等、自由等思想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特殊利益在道德原则上的确认。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这些原则并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且，无产阶级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在这种境况下，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这种“自己解放自己”的反抗所代表的利益、所体现的道德原则才是全体“群众”的。因此，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消灭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其历史任务就是消灭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必将推动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还乐观地指出，“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

　　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无限的自我意识”创造历史，这种创造是通过鲍威尔这样的哲学家完成的，群众则是作为“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所以鲍威尔等人把群众塑造成自私愚蠢的工具人，给他们打上恶的道德烙印。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提出反对，认为真正的历史不以思辨哲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群众在世界历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对《神圣家族》文本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道德批判清晰地呈现出一条层层递进的逻辑主线。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道德说教的唯心主义立场，证明社会变革不是源自思想观念和自我意识，而是现实生活特别是现实利益，由此奠定了著作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石。接下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把作为主体的人神化，基于唯物主义视角强调人的现实性，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奠定了著作的人道主义情感基调。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以历史推动者自居的理论自负和精神自恋，提出历史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群众的观点，基于市民社会已有的利益关系和现实状况预测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历史使命，奠定了著作的社会主义价值基准。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三重逻辑批判，奠定了其道德批判理论大厦的基础，这不仅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提供了一把密钥，也为我们进行道德观察和道德批判提供了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