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1世纪的现代化呈现出快速转型、加速发展、深刻变革、深入调整的阶段性特征。在以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加持下，资本主义现代化出现了新的变化，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但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固有矛盾以及资本在全球积累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即使在数字化时代，仍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麻烦制造者。国外马克思主义立于新的时代特征，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与新的理论资源相结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展开了新批判。

　　现代化批判是针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断裂、偏差、消极后果、意义丧失等问题进行的批判和反思，其目的是将偏离的现代化扳回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轨道上。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消极后果：“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对现代化批判的彻底性就在于他虽然将资本主义的产生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开端，却从不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发展的尽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具有的野蛮性、剥削性、掠夺性、逐利性、不平等性注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一种特定的现代化模式，它终将被一种更高的文明形态、更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的现代化所取代。

　　20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立场，他们从现代性的重建、工业化的弊端、全球化的趋势、现代社会的异化、生态环境的危机等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了深入批判。在他们的批判中，资本主义现代化被揭去“文明模式”的面具，其弊端显现无遗，其发展困境越发清晰，其负面效应越发明显。进入21世纪，“西方社会和资本主导的现代化、世界化进程之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对立不断发展，体现出新形式代替旧形式的客观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继续恶化的表现，更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化非但没有摆脱现代化发展的困境，反而拖拽着整个世界陷入新的危机中。对此，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抓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矛盾、新问题，对其进行新的分析和批判。

　　（一）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21世纪以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重塑了人类社会的时间和空间，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推动着现代化进入数字化时代。但“无所不在的计算机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相结合，大大拓宽了市场的有效范围”。针对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丹·席勒在1990年首次提出“数字资本主义”并指出，计算机网络与资本主义市场原则是双向征服。一方面，计算机网络使市场深化成为可能，它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原则征服并控制了网络空间，使其成为一个跨国程度高的市场体制中的核心生产与控制工具。之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也把数字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经济形式而加以批判。

　　从内容上看，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主要批判了数字劳动的剥削性和数字平台的垄断性。资本主义除了对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生产相关的数字劳动进行直接剥削外，网络用户的无酬劳动也是剥削对象。而且这种剥削还隐藏在社交媒体的“玩乐”中，娱乐和劳动时间相互交织，导致人类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界限，所有时间都被纳入资本主义剥削机制中。另一方面，数据经过算法的整理，成为可以反复利用的数据库，汇聚数据的平台就具有了垄断优势。平台不仅从众多用户中获得数据，还可以控制、制定数据使用规则。数据生产的劳动者对自己创造的数据资料没有话语权。而平台却凭借各种规则获得数据的所有权，再依靠数据分析，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垄断收益。

　　（二）生命政治批判

　　随着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控制越来越普遍。福柯开创的“生命政治批判”成为现代化批判的新角度，生命权力是福柯用来描述资本对人的肉体进行操控的概念，但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生命权力是一个权力的新范式，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在社会内部起着规范作用。生命权力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意识、心灵、智力、情感中，“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实现了资本主义对人生命的全面控制。

　　阿甘本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提出“新的生命政治学”。生命被区分为生物意义上的自然生命和政治层面的政治生命，一旦政治生命被“主权者”剥夺，人就只剩下无保护的赤裸生命，人人可以得而诛之。在主权国家中，主权者在共同体外分隔出例外状态，让生命随时都可能成为赤裸生命，由此体现出权力对生命的控制。埃斯波西托则认为，共同体下的生命不是只受到抑制或剥夺，还会受到豁免和保护。共同体会打造出免疫体，享有对个体生命的保护。对社会而言，免疫机制不仅扩展了共同体的空间，还恢复了生命政治的积极面。

　　（三）现代化国家批判

　　21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三大变化：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和挑战更加巨大；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主要的政治手段；资本主义世界建起了更为强势的国家制度。据此，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新帝国主义批判”。他们认为，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帝国。美国实行的是一种新的帝国统治方式，它通过运用经济贸易、对外援助、国际庇护以及隐蔽的强制手段对其他国家实行支配。美国既可以通过单边行动也可以借助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跨国机构来干涉附属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效果并不逊于直接殖民统治而且不用支付高额的占领成本。金融危机后，虽然美国的经济霸权已经不再是不可挑战，但美国的军事霸权作为帝国主义的本质体现，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随着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成为焦点，国家批判理论迎来了复兴，其代表人物是雅索普。他提出要把国家置于一种“策略-关系”的脉络中进行分析。全球化下，当资本主义积累策略发生改变时，国家的形式、国家的决策也将随之改变。此外，民族国家的行为被重塑，“治理”正成为民族国家的主要任务和新的功能点。但国家治理不是永久解决之计，治理仍然会产生严重冲突，制造出新矛盾。因为这些治理手段仅仅是全球化阶段的国家策略，未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潜藏着各种危机。

　　（四）生态危机批判

　　由于发达国家把生态矛盾转移到其他国家，用全球化问题掩盖生态危机，再加上发达国家的生活环境改善，生态保护运动趋于保守，生态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不再呈现强势发展，但它的批判却仍在继续。

　　生态正义是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批判主题。21世纪的生态正义从追求人与自然平等的生物正义走向社会正义。“社会正义或者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社会正义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指认资本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另外，生态正义还从分配正义转向生产正义，强调正义不仅体现在工资、财富、收入等量的分配过程中，更体现在劳动、技术、分工、土地使用等生产过程中。

　　关于生态革命有两种主张：一种是主张“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倾向于从“客观”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另一种则把生态问题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主张进行激烈的生态革命。生态社会主义强调要重建社会，这种重建必须通过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来变革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这两种不同的主张也使得生态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保守与激进并存的面貌。

　　（五）空间批判

　　空间批判是将空间和空间生产作为现代化批判的基本维度。城市和全球空间是空间正义的主要斗争场所。在城市中，由于资本家炒作，土地价格上涨，空间成为财富象征。个人财富的多少表现为占有空间的多少。城市化既是资本家财富积累的手段，也是劳动者财富被掠夺的过程。在资本的全球化中，资本形成了中心-边缘国家的空间生产格局。中心国家在经济上剥削和压迫边缘国家，政治上支配和控制边缘国家；资本通过全球化向边缘国家转移，再从边缘国家源源不断地获得高额利润，国家间的不平等形成。

　　空间反抗是通过反抗资本的空间化以及不平等的空间关系，达到空间正义的实现。爱德华·苏贾提出对抗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空间“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所有的历史地理，所有的时间地点，都无所不在地被呈现与表征，成为一个力量与支配、权力压迫与反抗的战略空间”。苏贾还提出“城市权”，确保城市居民对空间生产参与的权利，保证居民在空间中的平等地位。

　　此外，网络空间具有更强的流动性、便利性，更容易实现资本的流通和快速周转，更容易成为资本控制的目标。因此网络空间批判主要包括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关系、网络空间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关系、网络空间是否具有反抗资本主义控制的解放意义等内容。

　　（六）现代社会批判

　　21世纪的现代社会批判仍坚持“社会诊断”的方法，即通过发掘现代社会的特质，再对其特质进行批判性分析。按此方法，拉埃尔·耶吉决心重新发现“异化”的批判性。她指出，异化是一种对世界和自我关系的阻断，“一个被异化的世界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它不会被我们经验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在异化中人与世界是疏离的。人既丧失力量也丧失意义，既不能触动和改变世界，也不能从世界中获得情感和存在的根据。哈特穆特·罗萨也将异化解释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异化指出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异化意味着人适应活动的失败，意味着主体游离于世界之外。

　　哈特穆特·罗萨认为，现代社会是由一种非政治性的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辖、调节和支配。这个时间体制就是“社会加速逻辑”。在此逻辑下，社会出现了科学技术、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的加速，三者之间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系统。科技加速增加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速度，而加速的社会变迁又会造成生活步调的加速，社会加速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一种不需要外在驱动力的自我推动系统。在加速社会中，时间飞快流逝，却在人的记忆中不再留有痕迹，人的生命体验越来越贫乏，最后导致严重的自我异化。

　　如果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大变革的历史进程，那么相较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21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出现了三个方面的趋势：

　　（一）从历时性批判转向共时性批判

　　“共时”和“历时”原本是语言学家索绪尔用来表示语言状态和进化阶段的概念。作为研究方法，两者是不同的。共时性研究强调的是联系各同时存在并且构成系统的成分之间的逻辑和心理的关系，而且这些成分能够被同一集体意识所察觉到；而历时性研究则强调联系并“不是同一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并不构成系统”。共时仅仅知道一个情景，它的一切方法可以归结为事实的收集；而历时语言学可以随着时间从上往下探究或从下往上追溯。

　　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关照现代化批判，20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会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历时性”特征。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0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将现代化置于历史发展过程，就如同对现代化进行纵向联结，从封建的、前现代化开始，去探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去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征与表现，去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消极与弊端。

　　相比之下，21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却显现出“共时性”的特征。现代化进入21世纪后，它已经成为一个大的“情景”，各种批判主题、角度、话语、概念都反映出现代化的新特征。21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就如同对现代化进行横切，批判家们已经不再纠结于现代化的来龙去脉，不再局限于历史的追溯，他们要的是现代化的集中体现，求的是现代化的内在联系。现代化在21世纪具有了强大的现实性，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而言，重要的是它在当下的存在、表现和特征，重视的是这种现代化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影响。追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起源固然重要，但却不再是21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的重心，因为很明显，这一点对生活在当下社会的人们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二）从对现代性的批判转向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

　　20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更关注现代化的核心概念——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自从18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概念是需要从西方理性视野中获得自我理解的，因此从黑格尔开始就对现代性进行定义，而马克思、韦伯、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又不断用社会理论的方法来阐述现代性。在这些思想家的努力下，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不仅表现为理论的“自我意识”，表现为针对一切传统的自我批判立场，还表现为“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另外，现代性的自我批判还引发出现代性的危机分析，追问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遭遇成为批判热点，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本质的有效工具，也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的主题。

　　不同于20世纪，21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已经不把重点放在讨论现代性的合理性问题上。因为经过后现代话语的消解，昔日形而上学理性概念的权威性已经荡然无存。通过强调片断、缝隙和边缘化，强调差异性、非同一性和特殊性，现代社会的批判主题都被革新了。就整个世界而言，21世纪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被整合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走向更为成熟的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连同现代化的弊端一同被人们接受下来，危机也好、异化也罢，都成为现代社会既定的事实。21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不再是从外在的根据来判断人们所遭受的痛苦或异化，而是强调要从社会主体自己的感觉、信念、行动出发来判断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消极程度。因此，关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当下”，关注资本主义现代化自身的结构、发展道路、权力控制、新的矛盾呈现以及向世界扩展的后果，就成为21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的主要内容。

　　（三）从社会文化批判转向政治批判

　　早在20世纪初，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就以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人性和社会的压迫为使命，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探究了资本主义启蒙之下，人类不但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陷野蛮状态的原因。“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昏暗的地平线被计算理性的阳光照亮了，而在这阴冷的光线背后，新的野蛮种子正在生根结果。”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创造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野蛮和对人性的压制。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认识到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社会的不合理，由此也衍生出诸如工具理性批判、文化工业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单向度的社会批判等诸多概念。不过，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所说，批判理论还是拘泥于传统学科之下，主要在社会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论域下展开研究。因此，批判理论更多地是以一种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批判面目示人。

　　21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则更多地转向了政治批判。所谓转向，就是指批判的重点、批判的领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中，政治批判虽然有，却只是众多批判主题中的一个角度，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进入21世纪后，政治批判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的核心。从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新帝国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到空间政治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国家治理批判，甚至包括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生态正义批判，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的特色。霸权、权力控制、平等、正义、生命权力等核心词成为能够激发出更为激进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的概念源泉。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后，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理论线索。在当代世界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们也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方法，去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国家。

　　21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继续坚持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外，不再拘泥于“传统与现代”之分，不再视资本主义现代化为“单一的现代化”，而是大胆探究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处的历史阶段，对现代化的未来以及人类文明的可能性进行新的探究。

　　（一）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新矛盾

　　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共同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它们共同解决资本主义的积累矛盾，拼命为剩余价值的盈利性吸收创造条件，甚至不惜用霸权拆毁一切可能的壁垒。在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推动下，金融垄断资本实现了高度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形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也相应地进入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呈现出垄断的世界化、跨国公司的联盟化、金融垄断资本的绝对化等新阶段特征。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进行批判不仅是现代化批判的应有之义，还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的深入分析和深刻洞察。透过他们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新技术加持下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无限扩大与世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的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与发展中国家金融主权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生态矛盾的缓和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资本向网络空间、数字领域的扩张与网络全球化、数字全球化之间的矛盾；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加速发展与现代人陷入生存焦虑和异化状态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剧了垄断资本过剩和金融危机的趋势。

　　（二）丰富了对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新认识

　　透过21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人们能清晰地感知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加速发展的高科技时代，同时也进入一个危机四伏、危险频发的高风险时代。21世纪社会的特征就是“全球一体化”。这个阶段的现代化不仅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全球化、贸易协作的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文化交往的全球化，还实现了网络连接的全球化、信息交互的全球化、人才交流的全球化。但资本主义现代化私人占有的形式却与这世界化和全球化“融合”的大趋势越来越不相容。资本主义的单极化、经济霸权、政治强权、军事威胁，文化入侵，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表现都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相左相背。21世纪的“全球化”与“资本化”的矛盾不仅仅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更预示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绝非通向人类文明的光明之路。新的世界发展大趋势必将呼唤出更高、更好的现代化新内容来与之相适应。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不是仅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条道路可走，而是具有道路选择的多重性和多样性。

　　从另一方面看，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仍是对现代化发展消极后果的警醒。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压迫和压榨劳动人民、破坏和榨取自然资源、加剧和加重世界贫富差距为代价的。事实上，在20世纪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中，人们已经看到了世界为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只不过，那个时候的世界还可以承受。但是，21世纪的地球无论是从自然环境、人口布局、生存条件来说，都已经极其脆弱，无法再承受资本主义现代化那无底线的发展方式。21世纪这二十多年所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严重的自然灾害、突发的世界疾病、破坏性的气候灾难都是明证，都说明人类现代化已经到了必须深刻反思其发展的阶段。

　　（三）蕴含了对未来社会的新期望

　　相较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21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批判的同时，并没有弥漫普遍的悲观情绪，反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更多的期待。因为在21世纪的人类现代化实践中，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有了新的参照物——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B.福斯特指出，人类完全可以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建设一个真正平等、生态可持续发展、可以满足大众需求的21世纪生态社会主义。大卫·科茨也指出，如果新自由主义继续祸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再度焕发活力去废除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给予人类需要而非私有利润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有不少学者去畅想了数字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公有制、计算机化的高科技、为所有人创造财富的后稀缺社会、全面发展的个性、按需分配、参与式管理、共享的文化和国际主义精神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不再具有对现代化的普遍悲观情绪，在批判之余也要探求一个更加美好的现代化前景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现代化就是人类文明的实现方式。现代化实现道路的不同决定着文明呈现的状态也不同。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化了现代文明的消极性，使现代文明呈现出资本至上、金钱至上、恃强凌弱、破坏自然的灾难性后果。而中国式现代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指引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性，它所体现出来的人民至上、团结合作、和平发展、绿色发展将极大激发现代文明的积极性。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世界现代化终将突破困境，展现出新的发展图景。（注释略）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理论视野》2025年第5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