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24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值此时间节点，国际学术界掀起了纪念和研究列宁的热潮。《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雅各宾》(Jacobin)、《鸭嘴兽评论》(Platypus Review)、《晨星报》(Morning Star)、《捍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se of Marxism)、《共产党人》(Communist)、《国际共产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Communist Review)、《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等报刊杂志或是开辟专栏、出版纪念特辑，或是发表社论、撰写书评；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Stiftung)、希腊“保卫共产主义”(In Defense of Communism)、印度“反潮流”(Countercurrents)等左翼机构分别在其网站上刊载了多篇深度分析文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美国工人世界党(WWP)等左翼政党以及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等国际组织也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围绕列宁研究等主题展开了多维度、跨学科的研讨，展现出国外列宁研究的最新理论图谱与学术动向。

　　第一，国外学界通过左翼网站、学术杂志、政党报刊等媒介平台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既带有缅怀和辩护色彩又凸显批判和审视意味的理论文章，试图通过学术性的溯源、辨析和争鸣“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图景中重新定位列宁的生平和思想”(1)。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乌克兰共产党人联盟(CKY)发表的《列宁的世界辩证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任务与苏维埃国家的发展》,俄罗斯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彼得·孔德拉绍夫(Пётр Кондрашов)发表的《对列宁辩证法的思考》,英国左翼活动家和报刊编辑迪伦·科普(Dylan Cope)发表的《二月革命与列宁对自由派的态度》、罗布·斯维尔(Rob Sewell)发表的《列宁还活着!走向革命共产党!》、詹姆斯·基尔比(James Kilby)发表的《列宁与工人报刊的重要性》,美国学者亚历克斯·亚当森(Alex Adamson)发表的《列宁、辩证法与跨性别解放》和布鲁诺·博斯蒂尔斯(Bruno Bosteels)发表的《列宁主义在拉丁美洲面临的危机及其批判》,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塔马斯·克劳斯(Tamas Krausz)发表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基于未来的视角》和肖恩·莫里斯(Shaun Morris)发表的《捍卫真正的列宁主义》,阿根廷政治学家阿蒂利奥·博隆(Atilio Boron)发表的《拯救列宁》;丹麦报纸《革命》编辑玛丽·弗雷德里克森(Marie Frederiksen)发表的《列宁、共产主义和妇女解放》,西班牙学者海梅·帕斯托尔(Jaime Pastor)发表的《列宁民族问题思想的演变：自决、分离和联邦制》,等等。

　　第二，国外学界举办了一系列研讨活动。2024年1月20日，英国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在伦敦举办“列宁在英国”主题研讨会，围绕列宁对帝国主义、工人贵族等问题的思考以及《国家与革命》一书展开了研讨。(2)1月21—22日，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L'associazione Marx 21)举办了主题为“共产党人对非凡理论政治遗产的反思”的线上研讨会。1月21—24日，列宁逝世百年纪念委员会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办了主题为“列宁、列宁主义、非洲与世界”的国际会议，围绕“马列主义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及其世界意义”“马列主义作为分析和政治实践的工具”“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不断变化的多边主义世界以及金砖国家的崛起”等议题进行了研讨。(3)1月21—27日，美国左翼团体鸭嘴兽支部(Platypus Affiliated Society)在柏林召开第六届欧洲年会，会议主题为“何为左翼?列宁之后的100年”,目的是“批判性地审视20世纪世界革命失败的遗产”,“为扫清未来左翼所面临的障碍作出贡献”。(4)1月22日，古巴国家电视台旗舰节目“圆桌访谈”策划了一期题为“列宁是社会主义的旗帜”的特别节目，邀请本国著名哲学家就“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列宁给当今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启示”以及“回到列宁”等议题进行解答。(5)1月27日至5月5日，在英国《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拉美雅各宾》(Jacobin America Latina)和西班牙《南风》(Viento Sur)等杂志以及古巴“胡安·马里内略文化中心”(JMCICR)的共同发起和学术支持下，来自世界各地的60多位政界、学界、媒体人士在全球20多个城市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与列宁在一起的100年，没有列宁的100年”为主题，开展了包括主题会议、圆桌会议、对话会、新书发布会等在内的一系列学术纪念活动。(6)

　　第三，国外一些左翼学者、媒体或出版机构出版或再版了一大批列宁的著作、传记及研究性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I(M)]前总书记普拉卡什·卡拉特(Prakash Karat)主编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导读》,日本历史学家和田春树主编并翻译的《列宁精选》修订版，智利政治学家玛尔塔·哈内克(Marta Harnecker)撰写的《社会革命：列宁与拉丁美洲》,美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网站(Struggle-la-lucha)编辑加里·威尔逊(Gary Wilson)撰写的《21世纪的战争与列宁》,英国“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网站主编艾兰·乌兹(Alan Woods)等人撰写的两卷本传记《捍卫列宁》,玻利维亚作家哈尔玛·艾希霍恩(Hjalmar Eichhorn)与加拿大学者帕特里克·安德森(Patrick Anderson)共同主编的《列宁：我们“绝不”放弃的遗产》,等等。

　　列宁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不仅重视政治行动和组织建设，而且关注哲学探索和理论创新，著有《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不朽名篇。国外学者积极评价列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以及列宁对第二国际理论和俄国思想家思想的扬弃与超越。

　　孔德拉绍夫指出，从客观物质世界的辩证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辩证法是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列宁深入研究了唯物辩证法，并将其贯穿到所有领域：从客观物质世界的辩证法，到革命过程的辩证法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社会辩证法”是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新阐释和新发展，它包括“社会过程辩证法”和“社会实践辩证法”。这个社会不是由抽象的历史必然性自行产生的，而是由人民自己创造的，因为人民就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7)

　　长期从事列宁哲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凯文·安德森(Kevin B.Anderson)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与其关于帝国主义、反殖民运动和国家的经典著作联系起来，梳理了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阐明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何以为1914年后列宁的革命辩证法奠定了哲学基础，以及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发展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安德森还考察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8)

　　另一位美国学者卡洛斯·加里多(Carlos L.Garrido)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通过批判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及其对俄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的负面影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而《哲学笔记》则包含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哲学发展。在加里多看来，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将“辩证法”思想形成文本，但列宁于1914年在瑞士的哲学研究，特别是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性阅读，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解释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其辩证世界观的扬弃，因此是辩证唯物主义最伟大的进步之一。(9)

　　法国学者迈克尔·洛威(Michael Löwy)追溯了列宁如何从他的《哲学笔记》中推导出《四月提纲》的思想跃迁的历程。在他看来，《四月提纲》代表了列宁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布尔什维克传统的政治理论的彻底决裂。早在1905年，列宁就主张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联盟，以及在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彻底深化革命。鉴于此，1917年4月诞生的新布尔什维主义是旧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继承者。他认为，虽然《哲学笔记》构成了列宁同早期列宁主义的哲学决裂，但也必须承认他在1914年前撰写的政治著作中所采用的方法比普列汉诺夫或考茨基的方法更加辩证。(10)

　　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列宁所概述的剥削、掠夺、不平等、战争和破坏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进一步加剧，国际金融资本横行，新自由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等明显抬头。(11)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推动了国外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再研究、再审视。国外学者认为，帝国主义论作为列宁拓展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核心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标志性概念及开创性的理论进步。(12)列宁对全球政治经济、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的研究，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适用性有了敏锐认识，从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13)

　　在卡拉特看来，列宁是打破传统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如何因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发展成为一种世界体系，并将帝国主义论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结合起来；列宁还指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只要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就会爆发革命。因此，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为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起来奠定了基础。(14)

　　印度经济学家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五个重要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五个方面包括：将被黑格尔视为没有历史的“世界边远地区”国家纳入了世界革命范围；将马克思主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扩展为世界革命理论；为资本主义的“垂死性”提供了全新解释；将社会主义视为一切革命的目标；提出了帝国主义从其所攫取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去收买“工人贵族”的观点，进而揭示了欧洲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盛行的内在原因。(15)

　　与此同时，一些国外学者也注意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国家垄断资本的替代，以及以新自由主义秩序为表现形式的国际金融资本霸权等帝国主义的新变化，需要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的残酷扩张中所固有的帝国主义倾向进行新研究、新阐释。例如，印度学者苏南达·森(Sunanda Sen)等指出，约翰·霍布森、鲁道夫·希法亭和列宁著作中的旧帝国主义模式是在统治国家与被统治的殖民地之间的殖民关系背景下构建的，前者通过政治征服和武力占领使殖民地为其提供经济统治的基础。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制度和压迫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殖民主义时代的传统形式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以国际金融资本霸权、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为标志，通过金融化和新重商主义进行多样化的统治，进而影响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主权以及劳动人民的生活。(16)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掠夺性有所减弱，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并没有引发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反而导致了帝国主义联盟对民族解放运动发动战争以维持霸权，对阻碍其霸权图谋的国家实施经济封锁和强制制裁，通过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来积累资本。(17)

　　国外学界认为列宁实现了理论的实践家与实践的理论家的统一，其思想是理论与实践、运动与组织极其罕见的结合，强调列宁在革命实践领域开创了工业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人民的革命战略和工农联盟战略，提出了革命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思想。(18)

　　第一，列宁对工农联盟问题的探索与实践。

　　伦敦大学客座教授玛丽·戴维斯(Mary Davis)探讨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及其与1917年系列重大事件的关系，提出列宁在三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方面(一国胜利论、帝国主义论以及对土地问题和农民作用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全印农民协会(AIKS)主席阿肖克·达瓦勒(Ashok Dhawale)认为，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以及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国取得胜利。在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右翼势力持续崛起，建立和加强各国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凸显，只有工农两大阶级加强团结，才能抵抗新自由主义的冲击。(20)

　　第二，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卡拉特分析了列宁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先锋队、集权和民主集中制等概念。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由具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积极分子组成的，它不仅支持工人阶级，而且支持社会中所有被压迫的阶层。为了创建一个在集中的政治领导下实现政治统一的政党，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核心不仅在于党的组织结构，还在于党的基本作用。对于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及其统治阶级的秩序并最终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它必须是一个能够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及组织斗争的机构。这样的机构是通过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建立起来的，能够在一切合法、半合法和非法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这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卡拉特认为，20世纪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列宁的组织理论和民主集中制实践的有效性，对于以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党来说，民主集中制是最适合的组织原则。(21)而在瑞士左翼青年领袖弗朗西斯科·赫尔布林(Francesco Helbling)看来，列宁主义的政党结构和组织模式不仅对于追求政治目标至关重要，而且是当前对抗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与其他政党不同，列宁主义政党更像是一个有机体，能够根据历史阶段的需要调整和发展，并采取最有效的路线。(22)

　　第三，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民族自决权的理论。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总书记西塔拉姆·亚秋里(Sitaram Yechury)指出，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和支持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并历史性地将俄国国内的人民运动与世界反帝斗争结合起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基础上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由此，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既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的世界反帝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把所有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同全球反帝斗争结合起来奠定了理论基础。(23)在美国学者乔纳·亨克尔(Jonah Henkle)看来，列宁建议粉碎试图分裂工人阶级的种族和民族沙文主义，并不是要粗暴地消除民族、宗教和种族差异，而是要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国际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24)帕斯托尔则指出，列宁把民族自决权理解为与被压迫民族所属的国家分离的权利，认为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承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来寻求民主地解决民族问题。(25)

　　第四，列宁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至1920年代中前期，俄共(布)、共产国际以及苏俄(联)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基础，将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与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斗争相结合，积极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此，乌克兰共产党人联盟提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进程辩证法的核心，其最深刻的矛盾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任务与国家任务之间的矛盾。列宁突破了传统的“共同胜利论”,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一国胜利论”,并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从“国际性”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特征出发，利用本国胜利最大限度地推动了世界革命的发展，争取在全球范围内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然而，随着欧洲革命浪潮退去、欧洲均势格局形成以及俄共(布)领导层的调整，苏联的革命策略也从“世界革命论”转变为“一国社会主义论”。(26)

　　第五，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初步探索。

　　意大利学者安德烈·卡托内(Andrea Catone)从“过渡”概念的释义出发介绍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指出列宁将过渡视为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发生的多阶段过程，并以俄国问题为个案剖析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通过与尼古拉·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的过渡概念进行比较，卡托内分析了1921—1923年苏俄(联)过渡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他看来，对于苏联转型何时以及为何停滞的问题，很难给出统一的答案，因为这需要仔细研究苏联近70年的历史。列宁将过渡视为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发生的多阶段过程。(27)克劳斯则分析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在他看来，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向就是逐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他所总结的具体的历史经验在我们完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仍然具有现实意义。(28)

　　第六，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

　　巴西历史学家瓦莱里奥·阿卡里(Valerio Arcary)以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做出的四次策略性转变为例，着重阐述了列宁的战略明确性与策略灵活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将其转变为直接适用于分析的有效方法论工具，以便为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反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提供参考。(29)拉美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纳扎雷诺·戈代罗(Nazareno Godeiro)盛赞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认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贡献体现在国际工人运动反对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不断斗争中，体现在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他看来，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施的所有策略都是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服务的，例如，鼓励经济斗争、发动游击战、争取改革、参加议会和选举、结成各种联盟等。(30)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者，列宁对时代课题的把握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性。因此，重新审视列宁主义在21世纪的现实意义成为国外学者热议的话题。

　　第一，在对历史规律的持续探索中寻求人类解放是列宁主义的最高追求。

　　博隆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必须公正地对待列宁这位伟大的革命理论家和实践者，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恢复列宁的理论遗产，并将其与时代变迁辩证地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世界革命，结束资本的独裁和帝国主义的暴行。(31)墨西哥学者海梅·奥尔特加(Jaime Ortega)认为，列宁主义是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面对革命新形势、新条件的催化剂，也是拉丁美洲革命得以进行的有益参考。这并非因为拉丁美洲与20世纪初的俄罗斯相似或列宁主义思想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列宁主义向我们展示了思考政治的力量。(32)

　　第二，在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中向人民赋权是列宁主义的现实关怀。

　　在保罗·勒布朗克(Paul Le Blanc)看来，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现在的大多数国家都缺乏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为此，他呼吁重建全球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33)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亦指出，21世纪的马列主义意味着回到社会主义国家、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世界反帝统一战线，意味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为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奋斗。(34)

　　第三，在对时代课题的科学解答中争取公平正义是列宁主义的政治追求。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卢卡·坎吉米(Luca Cangemi)从东方与西方之间关系的视角探讨全球正义问题。他认为，俄国革命和列宁的思想点燃了东方，并在次大陆的激进人士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东方”至少具有东方穆斯林和印度、远东和中国、全球东方三层政治含义。当前，“全球东方”的范围除了延伸到非洲和拉丁美洲，还包括在地理上不是东方、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却属于东方的国家，东方已经成为殖民问题和反帝的代名词，而当前关于“全球南方”的讨论也与此相关。(35)朱塞佩·阿玛塔(Giuseppe Amata)强调，决不能将关于列宁的讨论留给操纵事实、使其符合“集体西方”当前的地缘政治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左翼理论家必须通过经验的比较和讨论以及描绘革命阶级领导人民走向社会解放、实现共同目标的愿景来展现全人类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力量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共同的目标，例如，维护和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要求小国与大国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裁军和基于互惠的经济关系等问题上享有平等待遇。(36)

　　综观当前国外列宁研究的总体进展，无论是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理论溯源，还是对其帝国主义论的当代价值的重新激活，抑或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的现实审视，都充分证明了列宁的政治理论地位不容质疑，其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而且对包括毛泽东、胡志明、铁托、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在内的全世界革命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形势，不少左翼政党和进步人士发出了“回到列宁”的呼吁。这不仅表明了列宁主义与当今时代的相关性，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必将焕发蓬勃生机。当然，对于国外学者在纪念研讨活动中提出的观点，我们应在分析鉴别中作出科学判断、明确表明立场。

　　第一，对国外学界关涉列宁的评价问题要有坚定的立场。

　　在列宁生活的年代，俄共(布)党内及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曾对列宁主义、俄国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等根本性问题进行过严重分歧与激烈讨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转而主导并促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但后者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却日渐走向僵化，种种弊端也在二战后愈发凸显，成为日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历史根源。当前，在“去苏化”浪潮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不断以各种论调“妖魔化”列宁，试图“彻底埋葬”列宁、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然而，正是得益于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人类社会才能见证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对此，我们应该遵循唯物史观，将这一切置于20世纪特定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全面、历史、辩证地分析，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对国外学界纪念列宁背后的政治历史逻辑要有清醒的认识。

　　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对列宁抱有兴趣、怀有情愫的政党、组织和学者大致来自三类群体。一是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派别，它们大多是在列宁的感召下受十月革命影响和共产国际援助得以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仍在政治、理论和组织上坚持列宁主义，因而被称为“列宁式政党”或“列宁主义政党”。它们更多关注列宁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错误社会思潮的批判，信奉暴力革命理论，肯定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暴力、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农民问题、妇女问题、民族问题、帝国主义战争等方面发展和丰富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在西方及拉美激进左翼中颇为活跃的托派政党、组织和团体。它们往往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以列宁主义精神和俄国革命遗产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自以为更加接近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本源，试图通过颂扬列宁、贬抑斯大林而“架起”从列宁到托洛茨基的“桥梁”,以此维系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及各自政治理论的存在。三是一些对社会主义事业抱有憧憬、同时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立场的独立左翼学者、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高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为主要阵地。从泛左翼的谱系来看，这三类群体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与作为革命和解放象征的列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致力于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性揭示来探寻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

　　第三，对国外学界引发争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有科学的判断。

　　《帝国主义论》问世后的百余年间，人类社会经历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的“短暂的20世纪”与“极端的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一步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引发国际左翼理论界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代主题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阶段的持续探讨。从“帝国主义”这一极具复杂性的社会历史概念中，更是衍生出诸如“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超级帝国主义”“霸权帝国主义”“晚期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不同的研究命题与解释范式。相较于传统意义上对美西方的激烈批判，一些左翼学者和组织还将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世界体系的变动与新旧帝国主义的更替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争夺霸权的对抗联系起来。希腊共产党(KKE)等更是直言“有必要在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遵循列宁的指示”,认为“今天列宁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阐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重要”(37)。对此，我们既要深刻汲取列宁及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发展走向，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38)。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2024 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