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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者”（das Andere）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其问题域可溯源至古希腊。作为一种概念化的、理论形态的“他者”，从黑格尔的作为绝对理念自我运动诸中介的“他者”，到胡塞尔发生现象学视阈中的作为“自在的第一客体”的“他者”，海德格尔的“从周围世界来照面的”、与我共同分有世界的“他者”，再到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视野中的文本的“他者性”，萨特的作为“自我”先决条件的“他者”，列维纳斯的面向“他者”的伦理学，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统摄下的“他者”，利奥塔的通向对立与异质的“他者”等等，充分体现出对“他者”的阐释路径是多向度的，包括从辩证法、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到后现代主义。相比之下，韩炳哲对“他者”的阐释既汲取了传统的理论资源，同时又赋予“他者”以新的时代特征。在韩炳哲看来，“他者”不是一种被精致理论化的产物，而是通向多维的现实困境。借助“他者”范畴，韩炳哲重新阐释了辩证法的思想任务。笔者认为，韩炳哲关于“他者的消失”与“暴力辩证法”的阐释，开启了一种很有洞见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路径，在其中，无论是“他者”，还是“辩证法”，不仅在理论上被重新概念化了，更被导入一种新的批判实践，从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的思想资源，呈现出一种具有社会病理学维度的新的“批判力”。 

　　一、作为“本真客体”的“他者”与“暴力辩证法” 

　　“他者”的批判向度首先体现在作为“本真客体”的“他者”与“暴力辩证法”。韩炳哲视野中的“他者”首先具有一种客体（Objekt）的向度，他区分了 “本真的对象化”与“非本真的对象化”。在“本真的对象化”中，客体是与主体对立的“他者”，客体指涉一种否定性，是具有反主体向度的异质物。这就意味着作为“本真客体”的“他者”是作为“对抗物”而存在的，它具有不能被主体统摄的“全然他性”。在这里，“本真客体”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前客体”，是“‘相对’的‘在场物’”（das Anwesende）。何谓“相对”？韩炳哲认为，“本真客体”只能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被给予的，它不是在主体的表象中呈现的某种“在场之物”，客体的“他性”在其中被压制了，客体不是自在的对象，而是一种“唯意识”的对象，它被主体所“侵袭”，并被主体构建出来。而“相对”开启的是一种本真的主客体关系，在这种主客体关系中，与主体相遇的是一个“全然他者”，后者具有“谜题”属性。作为主体的“否定物”始终处于与主体对抗的张力中，它带着客体之为客体的诸种“他性”，这里的“他性”代表一种无法被主体消解的否定性——这才是客体之为客体的内在规定性。 

　　首先，“本真客体”的当代境遇突出地体现为“本真客体”及其内含的否定向度的消失。具体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客体经验是一种异化的客体经验，在这种异化的客体经验中，作为“全然他者”的“客体”本质上沦为“消费的客体”即商品，它不是作为主体的抵抗物和限定物而存在，而是被资本宰制之物，是一种在形式上处处和时时满足主体欲求的被驯服之物。“作为消费的客体，商品完全缺乏obicere的否定性。它不会指责我、控诉我，也不会与我针锋相对。与此恰恰相反，它依偎过来讨好我，诱我喜欢上它。”“对立和相对的缺席正是当今社会的认知特征。”因此，商品在资本时代虽然具有客体的形式，但在本质上呈现出一种反客体的向度，在这个意义上，商品不能作为韩炳哲视野中的“本真客体”。“本真客体”的消失导致的一个深刻悖论在于：“对象”丧失了“全然他性”，不仅意味着客体的危机，同时意味着主体的危机，因为缺失了“对立”和“相对”，就意味着主体迷失了真正抵达自我的路径，会被自我的无限膨胀所侵蚀——这是“本真客体”的消失最不容忽视的社会—历史效应。 

　　其次，数字技术加速了“本真客体”的消失。数字技术确立了一种新的主客体秩序，作为消费主义和数字技术的结合体，“数字客体”的崛起开启了客体的“去实体化”进程，也在不断消除“本真客体”的“谜题”属性。数字空间的崛起昭示着地理空间距离的消失，当世间万物汹涌而来，在我面前一览无余时，也就意味着人类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最后的安全屏障的空间。数字技术事实上构建了边沁所说的“全景式监狱”，一种无死角的“透明社会”，而我们都是这个“监狱”中被全方位审视的对象物，“没有所谓的‘监狱之外’，整个地球都是监狱。没有围墙将里外分隔开来。把自己营造为自由空间的谷歌和社交网络，实则也是全景式的”。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正在被数字技术全方位、立体式地穿透和重构，“本真客体”的空间不断被数字技术所驱逐。不仅如此，在各种数码图像技术中，客体可以按照主体的需要被随意裁剪。在这个过程中，客体不断丧失本己的质的规定性，包括本己的时间性。“普遍的去时间化导致如下这一点：诸多时间上的构成着意义的阶段：终了、开端以及转折，都消失掉了。”数字技术推动的普遍“加速”也导致了对真实对象的解构，在我们面前，万物飞快流逝，没有留下任何意义。在持续的“去物化”和“去时间化”进程中，一方面，所有的“物”都获得了一种虚拟的身份，丧失了作为抵抗物的重量，世界空前地呈现“去客体化”特征；另一方面，客体本身也由于时间的消散而无法聚合为一种整体的有机图景。上述两个方面都使客体沦为异化的“平滑的客体”，不断丧失作为一种“本真客体”的否定性。 

　　最后，“本真客体”的消失导致深度的“自我异化”。“自我异化”是新自由主义催生的一种区别于传统异化的新异化形态，这种异化是主体将“自身”作为“客体”加以改造，将反抗的矛头指向了“自我”。“如今的病态时代标志不是压制，而是抑郁。具有毁灭性的压力并非来自他人，而是来自内心。”这一新的异化形态的隐蔽性在于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显性的异化，“而是披上了自由、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外衣”，是以看似非异化的方式完成的对“自我”的压制和毁灭。在这里，“本真客体”是不在场的，“人们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供人剥削，还幻想着是在自我实现。使生产率与效率达到最大化的不是对自由的压制，而是对自由的充分利用”。这种新的异化的压制性力量不是来自主体之外，而是来自主体自身，其关涉的不是一种外在剥夺，而是一种自我剥夺。“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中，剥削不再是以异化和去现实化的方式进行，而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Sich-Verwirklichung）。”这里的“自我”具有双重角色：它既是剥削的主体，又是剥削的客体。作为“剥削的客体”，“自我”是一个待改造的“功能客体”。韩炳哲强调，比起传统的异化，这种异化在力度上更大，在形式上也更加隐蔽，当数字资本主义形式上的自由与平等消解了外在压迫的强制性时，何以反抗就成为一个问题，当外在反抗变得无所适从时，这种反抗就转向一种内在的自我攻击，这便是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自我异化的深层机理。 

　　二、作为“同者”对立物的“他者”与“暴力辩证法” 

　　“他者”的第二重批判向度体现在作为“同者”对立物的“他者”与“暴力辩证法”。韩炳哲区分了“同者”(der Gleiche)与“同一者”，“同一者”总是与“他者”相对立而存在，而“同者则缺少能限定它、塑造它的辩证的对立面”。韩炳哲指出，在本真的辩证法中，“聚合”与“区分”是内在统一的，如果说“同一者”意味着“聚合”，那么“他者”的角色在于“区分”。两者相互依存，没有“他者”，“同一者”就沦为一种抽象的“同一性”，“他者”在这里之所以不可或缺，恰恰在于它使“同一者”得以确证；同样，没有“同一者”，“他者”便导向一种外在的否定性。韩炳哲所说的“同者”本质上就是“他者”的缺失导致的去差别化的绝对同一性，正是由于缺失辩证法意义上的对立，才使“同者”无法产生内在的自我差异。“他者的否定性给同一者以轮廓和尺度。没有了这一否定性，同质化便会滋长。”“同者”的蔓延是对本真辩证法的反叛，呈现一种“暴力辩证法”的向度。在此基础上，韩炳哲批判了数字技术导致的“同者”的蔓延和“他者”的消失。 

　　首先，数字化及其代表的计算理性必然滋生“同者”的至上性。在各种数字技术的统治下，“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一切都被量化，从而具有可交换性和可比较性。从社会生产到日常生活、从社会组织到个体都被置于一个巨大的“数字集中营”中，数字技术在其中不仅作为交往的媒介，而且现实地塑造着交往的形态，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和体验一种前数字化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多重意义的异质性服从于一种普遍的可计算性，“数字化的东西使一切都变成可数的、可比较的。这就使‘同者’得以延续”。“可比较”把不同的东西变为相同的东西，它所导致的“同者”的蔓延是一个驱逐“全然他者”的过程，是排斥诸种异质性的过程，无论这种异质性呈现为一种特定的“意义”“文化属性”还是“生活方式”，由此必然带来价值理性的式微和意义空间的衰落。韩炳哲强调，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同者”的蔓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渗透到从全球化到我们的身体空间等诸多领域，并带来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效应，“同者”的蔓延及其症候也成为理解我们的时代经验的重要向度。 

　　其次，“同者”的蔓延使数字交往及建构其上的共识变得孱弱。从形式上看，数字技术扩大了我们的交往边界，但“它造就的不是关系，而仅仅是连接而已”。数字空间里充斥着对“他者”的想象，但我们很难在数字空间中遭遇真正的“他者”，被我们视为“他者”的对象物本质上都只是不同形态的“同者”，我们所做的本质上是不断的自我重复，我们的本真经验在其中并没有扩大。在数字技术建构的同质化空间中，“他者”的否定向度消逝了，在“同者”的狂欢中，主体的解放与“他者”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数字技术不仅建构了“同者”的权力，还使这种权力不断扩张，并催生出“同者”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韩炳哲对数字交往及建构其上的共识持悲观态度，因为这种共识本质上是“同者”的共识，它建立在“点赞”的基础上，“倾听”在其中是缺失的。“倾听”不仅是一种感知行为，它通向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新的经验体系。而数字交往本质上是反“倾听”的，数字空间是一个听力尽失的空间，这一空间中的主体本质上是原子化的“孤独个体”。因为人们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倾听共同体”，而真正的“倾听共同体”是建构本真的公共空间的前提。数字技术建构了一个本质上使“他者”无法存续的场阈，“人类的‘差异性’日益为资本主义‘人造空间’的贪婪扩张所吞噬，一种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哲学人类学必须高度关注如何保留人类差异性的问题”。 

　　最后，“同者”的蔓延带来一种认识论困境。这一困境突出地体现在“同者”的蔓延正在瓦解我们的经验体系，因为“经验”本身首先意味着与“他者”的相遇，“经验”呈现的是具有否定向度的“事件性”，而这种“事件性”正在不断地被数字技术所重构。在数字空间中，“全然他者”是被遮蔽的，我们所做的本质上只是不断地自我循环。当信息和数字以各种形态侵袭社会生活诸领域时，我们也日益成为被各种信息和数字裹挟的存在物。由于“可计算性”意味着“同者”的重复，所以建立在“可计算性”基础上的信息无法产生真正的知识。在数字空间中，思考是被抑制的，各种大数据和数字模型使我们的认知能力越来越退化，虽然海量的信息席卷而来，但真正的洞见很难获得。如果说“本真的认识”关联着一种新的意识活动，那么这种意识活动是通向“全然他者”的。我们现实地遭遇来自“他者”的抵抗，我们在改变“他者”的同时，“他者”也完成了对我们的塑造，正是这种双向改变的过程帮助我们透过事物的差异化表象，最终抵达事物的本质。“同者”的蔓延使这种意识状态变得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难以获得“本真的经验”，这是“同者”的蔓延带来的最值得关注的认识论效应。 

　　三、作为“本真自我”关系物的“他者”与“暴力辩证法” 

　　 “他者”的第三重批判向度体现在作为“本真自我”关系物的“他者”与“暴力辩证法”。在韩炳哲的视野中，“本真自我”不是笛卡尔作为“对象”得以呈现的前提的“自我”，不是康德作为自然的“立法者”的先验主体，也不是胡塞尔经过现象学还原后的“先验自我”。“本真自我”充满辩证的张力。 

　　一方面，“本真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完成自我确证的。“本真自我”只有被纳入与“他者”的关系中才是可能的。在这里，“他者”与“本真自我”互为中介，如果将“本真自我”阐释为一种“肯定”，那么“他者”指涉的就是一种“否定”，这种“否定”是从“肯定”中产生出来的，换言之，作为“他者”的否定是一种内在的否定。如果没有“他者”及其呈现的反叛自我的向度，那么“本真自我”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韩炳哲的“他者”不是与自我断裂的“他者”，“他性”也不是与“主体性”断裂的“他性”，而是通达“主体性”的中介。当“本真自我”与“他者”相关时，就意味着“本真自我”并不是与一个他物相关，而是纯粹与自我相关。韩炳哲反复强调作为“本真自我”关系物的“他者”是通达“本真自我”的中介，正是借助于“他者”，我们才能真正抵达自身。如果我们探寻一种稳固的“自我”是何以可能的，就会发现这种“自我”如果囿于纯粹自我的视阈是无法实现的，只有跨越自我的边界，通过与“他者”建立关联才是可能的。韩炳哲分别引用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来阐释作为“本真自我”关系物的“他者”的意义向度。在黑格尔那里，“否定”内在于精神的本质中，“精神”的实现是一个在否定中不断抵达本质的过程，“精神性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在这里，“精神”的活动在分裂中保存和确证自身的内在规定性，“精神”恰恰要遭遇和直面“否定者”，一旦成为“肯定者”，“精神”就会丧失其本质。同样，在海德格尔那里，“畏”在面对“全然他者”的否定性时才会苏醒，“存在者的全然他性”即“无”是“畏”的前提，“畏所为而畏者，就是在世本身。在畏中，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沦了。‘世界’已不能呈现任何东西，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而死亡指向的正是这种“全然他性”。 

　　另一方面，“他者的消失”关联着自我生产的危机。“他者的消失”意味着同质化的自我的无限循环，并由此建构一种肯定的暴力。在韩炳哲看来，“他者”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当内在于“本真自我”的“他性”隐匿后，主体就会找不到自身的关系物，生命本身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暴力辩证法”的向度。韩炳哲尤其关注科技的发展对“本真自我”的双重效应。在自然场阈中，科技对自然的改造同时意味着“自然”的“祛魅”，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不再呈现神秘的“他性”，那个感性的自然、审美的自然、作为人类精神之“皈依处”的自然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被科技宰制的自然、被资本统治的自然，由此自然异化为一种抽象的“功能客体”。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社会场阈中，资本的全球流动和信息交互的即时性和便捷性在形式上瓦解了传统的交往壁垒，使数字空间孕育着巨大的交往潜力，但这只是数字技术产生的“幻象”。数字化网络的透明化和超交际对应的是“最低级别的社交”，在数字空间里，真正的交往是稀缺的，“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因此，无论在自然场阈中，还是在社会场阈中，作为“本真自我”关系物的“他者”都日益稀缺，由此导致一种迷漫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一种“纵向”的恐惧，是一种脱离了“他者”及“他性”的、消弭了否定性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本真自我”不仅意味着新的主体经验的开启，而且意味着对“他者”的拯救，意味着要弥合“本真自我”与“他者”的断裂，并重申二者本质上的内在关联。 

　　四、作为“本真爱欲”的“他者”与“暴力辩证法” 

　　“他者”的第四重批判向度体现在作为“本真爱欲”的“他者”与“暴力辩证法”。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本真爱欲”被资本权力所侵袭，被消费主义所宰制，即“本真爱欲”被贬抑，而“本真爱欲”的消失对应的是一种“病态自我”。 

　　“本真爱欲”的式微首先体现为视觉经验和听觉经验的异化。韩炳哲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视觉”空前地成为一种显性的话语，各种“视觉”经济崛起，人们的视觉经验被各种形态的消费主义所塑造，视觉经验日益退化为一种“狂看”和“呆视”。如果说与“本真自我”对应的视觉经验是“注视”，“注视”呈现的是一种新的存在论经验，它关联着一种“否定性”，由“注视”所连接起来的主体与客体既是一种认识关系，也是一种实践关系，那么无论是“狂看”还是“呆视”都是对“注视”的取消，二者本质上都是“反注视”的，都呈现为一种“肯定性的暴力”，最终导致感性的匮乏。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听觉。在当代，在各种数字化信息的轰鸣中，听觉已经成为一种日渐消逝的感知，每时每刻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而我们似乎又听不到任何声音，“喧闹的倦怠社会听力全无”。数字空间是消解倾听的，它本质上是“孤独个体”建构的一种共振空间。 

　　在探讨视觉经验和听觉经验的基础上，韩炳哲进一步走向“他者”的消失所导致的身体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身体”不再关联多维的存在论叙事，而是降低为一种纯粹的“物”或“肉身”。在当代，“身体”的差异正在退化为一种“肉身”的差异。“今天，肉体处于一种危机中，它不仅被分解成色情的身体部位，而且还被分解成数字化的电脑数据。”“身体”的“他性”在丧失，“‘量化自我’将肉体变成了一个监控大屏幕”，“身体”日渐沦为一个“同者”的空间。作为空间乌托邦向度的“身体”已经消失，“身体”越来越成为一种“赤裸身体”，一种被资本形塑的“物化的空间”。相应地，“身体”的语言越来越贫瘠，关于“身体”的想象越来越匮乏。当“身体”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社会—历史的身体”越来越让位于“自然—生理的身体”（事实上，这种“让位”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时，“身体”也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压制性的力量。人被“身体”所累，不仅被“身体”的外观所累，更被“身体”的语言和“身体”的策略所累。从当代影视作品中物化的身体叙事，到当代各种商业化的健身活动，都表征着原本具有多维差异性的感性“身体”正在成为一种“稀缺品”。 

　　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身体的异化，都指向“本真爱欲”的根本性困境——“病态自我”的生产。如果说“本真爱欲”指向“爱欲”与“自我”的内在关联，那么在“病态自我”中对“爱欲”的渴望被抑制了，这种被抑制的“自我”就是一种“病态自我”“抑郁自我”。具体来说，“自我”在其中不再作为某种“活动者”，它无法在本质上将自身外化于对象，资本和科技的“共谋”抑制了这一对象化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不再遭遇否定性，其结果是“纯粹自我”的全然胜利，“自我”成为一种由“绝对的肯定”建构的同质化空间，这种同质化在当代突出表现为不断蔓延的“自恋”和一个庞大的“自恋”的表征体系的生产。在这里，韩炳哲区分了“需求”与“渴望”：“需求”是指向“自我”的，“需求”关联着“同者”的爱欲，而“渴望”是指向“他者”的，“渴望”正是“本真爱欲”的根本指向。如果说“病态自我”联结的是“平滑的爱欲”“平滑的交往”“平滑的痛苦”和“平滑的需求”，那么“本真的自我”联结的则是“本真的爱欲”“本真的交往”“本真的痛苦”和“本真的渴望”。“爱欲是与美、与真理的表象紧密相连的。这将爱欲与喜欢（Gefalle）区别开来。海德格尔或许会说，被喜欢、点赞所主导的时代是抛弃了爱欲、失去了美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对“本真爱欲”的拯救是走出“病态自我”的重要路径。 

　　五、作为“反叛”资本逻辑的“他者”与“暴力辩证法” 

　　“他者”的第五重批判向度体现在作为反叛资本逻辑的“他者”与“暴力辩证法”。在资本逻辑及其建构的消费主义“律令”中，“他性”沦为一种“可消费的他性（die Andersheit）”，作为反叛资本逻辑的“他者”集中体现为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建构的绩效体系的反叛。 

　　第一，新自由主义及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蕴含一种“同质化的暴力”。韩炳哲指出，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同质化无限蔓延的进程，是“他者”及“他性”不断消失的进程。具体来说，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同质化的商品的空间、一个全球规模的“百货商店”，“全球化交际只允许相同的他者或其他的同者存在”。每一个个体都成为“常人”，“本真的存在”在“常人”的独裁中被遗忘了，被“常人”所同化。新自由主义及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创造了一种形式上的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指向“本真的存在”。在这种形式上的多样性中，“他性”是通过全球化的“通用交易”来确证的，所有不屈从于这一“通用交易”的特殊性都会被清除或被边缘化。“全球化的暴力也就是同质化的暴力，它摧毁他者、独特性以及不可比较之物的否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韩炳哲指出，恐怖主义的生成除了宗教因素外，也是“特殊性”对同质化暴力的反抗，即一种系统性的反抗一直内在于全球化进程中。韩炳哲强调，全球化本质上呈现的是“同者”与“同者”的相遇，而不是“同一者”与“他者”的相遇，这源于“同一者”与“他者”的相遇伴随着一种普遍的可比较性的困境，这与新自由主义及其绩效体系的本质要求相悖。在新自由主义承诺的消费主义盛宴中，人们对全球化的系统化暴力浑然不觉。重建“他者”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视阈中的“差异”的重新审视，意味着对同质性暴力的辨识及反抗。 

　　第二，新自由主义及其绩效体系消解了作为“他者”的时间。韩炳哲指出，新自由主义及其绩效体系对应着一整套特定的时间策略：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和个人生活场阈中，“加速”成为最显著的时间体验，无论是资本生产，还是资本流通，都空前地依赖这种“加速”；另一方面，具有多重意义向度的时间被单向度化，新自由主义重构了时间的“合法性”，使所有的时间都直接体现资本的生产逻辑，服从绩效的增长，并将不屈从这一时间目标的“异质的时间”边缘化，例如休闲的时间、节日的时间和庆典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在时间结构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他性”被抑制了，个体的生命时间被新自由主义的绩效时间所裹挟，时间成为一种剥削人的方式。人被深度物化，人像机器体系那样被对待，“生产”成为人的“生命时间”的主导形态。在此基础上，韩炳哲进一步指出，数字技术使新自由主义的时间策略不断强化。数字技术开启了一场“时间革命”，它不仅使我们对时间的关注聚焦于“当下”，更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结构，生产出一种“空间的并存性”。“数字化的无差别性消除了切近与疏远的所有表现形式。一切都是同等的近或同等的远。”在前数字技术时代，人们用时钟区分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而数字技术建构了一个“移动的劳动营”，它打破了时间和地理的限制，创造了随时随地工作的技术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屈从于资本的逻辑，生命的价值转化为商品的价值。对于“本真自我”来说，如此这般的时间是与“本真自我”不断疏离的时间，是一种外在的、异己的时间。重建“他者”意味着重建本真的、内生的时间，意味着开启一种新的时间策略。 

　　第三，新自由主义关于“真实自我”的营销策略加快了“他者”的消失。韩炳哲指出，“真实自我”披着经过新自由主义粉饰的自由和解放的外衣，但它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生产策略。“新自由主义就是‘讨我欢心’的资本主义。它本质上与19世纪那种依靠规训强制和令行禁止方式来运行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新自由主义的“真实自我”本质上是虚假的，这里的“真实”不同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真实自我”是充斥商品和消费关系的“真实”，真正的“他者”的经验在资本的统治中被遮蔽了。相应地，与“真实自我”对应的“真实他者”不是对“真实自我”的否定，而是“真实自我”的同质化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真实自我”是反“他者”的。韩炳哲区分了“差异”和“异质”，“真实自我”关涉“差异”而非“异质”。新自由主义视阈中的“差异”是统摄于资本框架内的一种多样性，它本质上是一种商品和消费的多样性，而“异质”是反比较的，它不能被新自由主义的同一性逻辑所统摄。当代关于“真实自我”的神话异常坚固，它承诺了一种关于“他者”的想象，个体在这一想象中心甘情愿地完成各种自我展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不断接受资本的规训。过度的自我关注导致的病理性后果是自恋性主体的生成，个体在无边的自我沉溺中再也无法辨识出“他者”，从而陷入一种更深的物化困境。 

　　六、韩炳哲“他者的消失”的理论启示与局限性 

　　综上所述，韩炳哲关于“他者的消失”的探讨与20世纪以来西方其他社会批判理论一样，呈现一种社会病理学的向度。在具体的致思路径上，韩炳哲建构了独特的概念体系，包括“绩效社会”“同者”“本真自我”“暴力辩证法”等。通过这些范畴，韩炳哲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他者的消失”的当代图景，在其中，“他者的消失”导致多重异化。区别于传统的异化形态，这种异化是一种“复数”的异化，一种向纵深发展的异化。在这个意义上，“他者的消失”呈现的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危机，更是一种文化危机。在韩炳哲的相关探讨中，这种危机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缓和了，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和欺骗的方式向纵深发展了。具体来说，韩炳哲的相关探讨给予我们以下重要理论启示： 

　　第一，立体地呈现了当代视阈中“他者”范畴的多维批判意蕴。在韩炳哲的论述中，“他者”范畴像一个“蓄水池”，它融合了从传统意识哲学、德国观念论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多种思想资源。韩炳哲通过对“他者的消失”与“暴力辩证法”的阐释，重申了“他者”范畴的知识论地位。“他者”不仅具有认识论向度，更具有本体论向度，作为一个复数的“他者”，“他者”通向“客体”“自我”与“爱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炳哲视野中的“他者的消失”不仅导致一种认识论的危机，更导致一种本体论的危机。在这一点上，韩炳哲的相关探讨与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具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过“他者”和“他性”概念，但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已经内含了“他者”的向度。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他者”内在于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中，“他者”代表客体的场域，既可以指涉自然，也可以指涉现实的社会关系。“他者”具有一种行动论指向，并现实地与主体的自我确证关联在一起。因此，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他者”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第二，重思和重申了当代视野下辩证法的思想任务。韩炳哲多向度地阐释了“他者的消失”导致的“暴力辩证法”，在这里，“暴力辩证法”呈现的是对本真的辩证法的一种反叛，这种“反叛”集中体现为对本真的辩证法内含的否定的取消，无论这种否定是以“本真客体”的面貌呈现，还是以“本真自我”抑或“本真爱欲”的面貌呈现。“暴力辩证法”呈现的不仅是辩证法的危机，更关联着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多重异化。通过对“暴力辩证法”的阐释，辩证法获得了一种鲜活的时代形态，它既像一个时代的“观察员”，又像一个时代的“诊疗师”，穿梭于数字资本主义诸领域，既包括社会生产领域，也包括日常生活领域，从全球化、数字交往到身体规训。在这个过程中，辩证法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历史效应，不仅能动地反映现实，而且能动地批判现实，并在一种“应然”的意义上能动地重构“现实”。由此，辩证法不仅成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及其绩效体系的重要路径，而且成为我们理解时代经验的突破口。对于韩炳哲而言，对“暴力辩证法”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本真辩证法的思想任务的重思，是走出当代多重异化的现实路径的重建。这是韩炳哲批判“暴力辩证法”的最为根本的理论和实践旨趣，也是韩炳哲关于“他者的消失”与“暴力辩证法”的最值得关注和肯定的理论贡献。 

　　第三，从感性的向度深化了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感性的危机切入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是韩炳哲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特征。韩炳哲视野中的“他者”通向“本真爱欲”，因而“他者的消失”同时意味着感性的贬抑。韩炳哲以“另辟蹊径”的方式呈现了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多重危机，这种“另辟蹊径”集中体现为他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一种宏观的总体性批判，而是一种以感性为内核的微观视角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数字资本主义的诸种感性面向被打开，作为宏大叙事的社会—历史批判与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批判有机融合在一起。何谓数字资本主义？它不是一个超感性之物，恰恰相反，它就是我们在听、在看、在触摸、在抵抗之物，不是数字资本主义在我们之外，而是我们就身处数字资本主义之中。韩炳哲以他特有的对时代特征的敏锐观察和散文化的写作方式，全方位地呈现了数字资本主义之恶，这使他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与20世纪以来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社会批判理论表现出某种理论上的“亲缘性”。以感性的视角切入资本批判，虽然不是韩炳哲的原创，但他显然丰富了这一批判的内涵，提高了这一批判的层次，使这一批判更富有张力。 

　　尽管如此，韩炳哲关于“他者的消失”与“暴力辩证法”的阐释也有其理论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他者的消失”根源的阐释略显孱弱。韩炳哲将“他者的消失”归因于数字资本之恶，但对数字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呈现显然不足。在韩炳哲的探讨中，“劳动”这一关键范畴只是散见于他关于其他范畴的探讨中，“劳动”及其与资本的对立从未获得一种基础性地位，这就使他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因为如果不进展到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新形态及其与资本对抗的新形态，不深入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困境中去，“他者的消失”的根源就很难真正被澄清。在这个意义上，虽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韩炳哲重要的思想资源，但韩炳哲的批判始终没有抵达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历史深度。 

　　第二，对于数字技术的积极效应关注不够。在韩炳哲的阐释中，数字技术在当代呈现出与资本“共谋”的关系，成为资本统治下的诸种新的异化的现实载体，构成了数字技术的“原罪”。作为一个技术悲观论者，韩炳哲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当代数字技术的自我纠错和自我升级能力，包括数字技术本身就是通向当代人的现实解放的重要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空前的数字技术时代已经全面展开，与其在技术悲观主义的城堡前踯躅不前，不如在把握数字技术的双重效应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积极效应，克服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这才是对数字资本的真正辩证的态度。 

　　第三，理论原创性不足，整体阐释流于碎片化。韩炳哲关于“他者的消失”的相关探讨，不仅汲取了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资源，而且与20世纪以来西方诸多的批判话语，包括西美尔、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弗洛姆等都存在或显性或隐性的理论关联。韩炳哲的理论虽然融合了上述不同理论资源，但体现出的理论原创性不够，欠缺真正的原创性概念或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韩炳哲“他者的消失”的批判力。散文化的写作既成就了他的风格，也成为制约他的理论深入发展的瓶颈，由于欠缺深层的结构分析以及对内在运行机制的整体把握，导致他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形式上流于一种审美现代性的怀旧，但这显然不是韩炳哲的理论初衷。（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