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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经济时代，现实世界被持续地数字化并在数字空间中得以仿真，以数据为基本要素呈现出来的数字世界既是现实世界的镜像，又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当数据成为一种权力，帝国主义也从现实空间渗透进数字空间，数字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美国的数字霸权成为数字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国家体系的霸权指的是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它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国家体系之中。华勒斯坦认为，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国家体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霸权周期，产生了三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中期的荷兰、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中期的美国。每个霸权国家在其称霸期都反对限制贸易，奉行全球自由主义，以促进不平等交换的顺利进行。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会扩大富裕国家和那些缺乏数字技术、数字资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之间的鸿沟。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七成。美国数字经济规模稳居全球第一，2021年达到15.3万亿美元，在数字企业全球竞争力、数字技术研发实力上遥遥领先。就全球范围来看，美国的数字霸权造成了南北数字鸿沟的扩大，意味着全球发展不平等的加剧。

一、美国数字霸权的产生基础：数字资本与数字寡头

　　美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政府部门和非营利部门资助，数字世界的基础知识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主导的研究和开发推动的。美国是全球最早布局数字化转型的国家。早在1998年，美国商务部就发布了数字经济的专题报告，指出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会产生新的数字经济形态。美国数字垄断资本是美国数字霸权产生的基础，美国数字寡头进行的“数字圈地运动”是数字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新模式。

　　1．数字资本兼具趋于集中和向外扩张的特性

　　从狭义上来看，数字资本指的是研究和开发数字技术的公司所投入的资本，是旨在通过提供数字产品而获利的资本样态。数字资本的垄断性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数字资本运行中的数据驱动机制，二是由数据驱动机制所带来的网络效应。从数据驱动机制来看，数据是数字技术系统的核心。数字技术使得对用户的大规模实时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成为可能，这些数据被用来改进产品质量和完善个性化定制方案，这又进一步提升了数字系统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于是在收集数据和使用数据上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从而成为加强数字资本“赢者通吃”效应的驱动力。由于其数字化特性，平台可以通过数字接口连接各个平台端，从而以较低的成本甚至无偿利用更多的数据和外部资源来开发其相关的数据驱动性产品，以进一步完善自身的产品；从网络效应来看，数字技术能够促进不同用户之间的匹配，便利交易从而创造价值。通过降低匹配、交易和创新的各种成本，平台实现了迅速的扩张。加强各产业间的数据联合可以增强数据的网络效应，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网络效应是加速数字平台扩张的重要推动力。计算机网络先驱以太网络（Ethernet）协定的设计者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提出，网络的价值大致与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用户越多，价值就越大，这被称作“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s Law）。越多人使用某种软件、网络、标准或游戏等，其价值就越高，也就越能吸引更多的用户。因此，平台的开发者可以用低价甚至免费的方式来吸引用户，一旦使用者的数量达到了临界点，网络效应以几何级数增长以后，开发者就可以对用户提高收费。这和传统经济的报酬递减法则相反。数字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其单位成本与产品规模成反比，复制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数字产品是一种体验性产品，掌握不熟悉的新系统和软件会增加用户改用其他数字产品的转换成本，而且还存在不同公司产品生态之间的不兼容问题，例如苹果公司的一些产品就只能在iOS上使用，而不能在安卓（Android）系统上使用。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增加了其品牌价值，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

　　数字资本的这些特点使其兼具趋于集中和向外扩张的自然本性，推动了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全球化和美国数字资本的国际垄断。从2006年到2020年，数字属性、数据资产和平台商业模式使得美国大型数字技术公司如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和脸书的市值迅速增长，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公司。考虑到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和用户转换成本等因素，一旦某家数字技术公司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它就很难被取代。截至2021年年底，全球排名前五的数字平台企业全部是美国企业，约占据全球市场价值总额的70%，并拥有31家超百亿美元的数据平台，价值规模高达11.4万亿元美元，全球数字平台“极化”的非对称格局还在进一步加剧。

　　这些数字技术公司大多从某个单一的中介业务起家，比如谷歌一开始仅仅是一家搜索引擎公司。随着规模的扩大，这些数字技术公司开始进入相关或相邻的业务领域（例如脸书收购Instagram），甚至是乍一看完全不相关的行业（如谷歌收购Waymo），着手构建其完备的平台生态。数字技术把直接的地方性商业行为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从而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步伐。在数字化初期，美国的大型数字资本集团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推行全球扩张战略。以亚马逊电商平台为例，其最初的业务范围较为集中，专注于网络图书售卖，但是一旦实现了全球图书市场的扩张，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亚马逊具有了向其他业务领域扩张的能力，于是开始持续不断地扩充产品覆盖面以获得更多盈利点。除了横向扩张业务领域外，兼收并购也是大型数字资本集团维持市场主导地位的手段。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22日共有308笔并购交易，价值284亿美元。按并购数量计算，全球排名前五的都是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微软、脸书、亚马逊。数字技术的出现也使得商品市场的规模不再受到地理区位的限制，从而获得空间上的无限扩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亚马逊在全球零售活动中拥有40%左右的份额，脸书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社交媒体市场，谷歌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

　　2．数字生态与数字寡头的形成

　　在数字资本全球扩张格局下出现了资本积累新模式，那就是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数字寡头进行的“数字圈地运动”。少数掌握着先进数字技术的科技巨头和垄断资本，竞相打造数字经济生态圈，竭力扩张数据领地，实现对数据资源的剥夺性占有。据世界银行统计，6家美国公司（谷歌、网飞、脸书、微软、苹果、亚马逊）占有着全球互联网数据流量约43%的份额。“数字圈地运动”通过构建以三大支柱即软件、硬件和网络连接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数字生态系统来展开。以操作系统软件的发展为例，操作系统本质上是软硬件资源的分配者，是承上启下的核心部件。操作系统的任务是在互相竞争的程序之间有序地控制对处理器、存储器以及其他I/O接口设备的分配。作为计算机系统的灵魂，操作系统是产业生态的核心，也是信息时代安全的基石，操作系统生态受制于人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安全问题，更是信息产业的发展权问题。从操作系统的发展史来看，尽管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操作系统，但时至今日，市场上Windows和Mac OS几乎瓜分了整个桌面操作系统的份额。2020年微软、苹果、谷歌三家企业占据全球操作系统98.8%的市场份额，而Windows系统覆盖了80.5%的市场份额。

　　“文泰来”联盟（即Wintel联盟，指Windows-Intel架构）是微软与英特尔的商业联盟，指由微软 Windows操作系统与英特尔CPU所组成的个人计算机，该联盟成功地取代了IBM公司在个人计算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在硬件上，“文泰来”联盟通过捆绑销售，牢牢把握住对产业下游生产商的控制权；而英特尔作为芯片IDM厂商，获得了市场话语权。此外，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榜单上使用英特尔CPU的超算也高达360台，占比72%。在软件上，微软在专业级应用软件及游戏方面推出不同层次的产品来与奥比多（Adobe）、思爱普（SAP）、甲骨文（Oracle）、赛仕（SAS）等公司竞争，如Dynamic、SQL Server、Skype等；在开发者生态上，由于Windows平台渗透率高，因此凝聚了大批的开发者。至此，微软在软件市场中形成对应用软件开发商的绝对优势，英特尔则成为整个半导体产业中技术实力最强的企业。“文泰来”联盟将微软的Windows系统与Intel的CPU深度绑定，在此基础上建构软硬件兼容技术壁垒，逼迫其他厂商必须依附其上，如果想另起炉灶，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成为非主流产品。这些数字寡头凭借其在数字生态中的主导地位积累了大量利润。这些技术使他们能够控制信息流动，控制全世界人们的社交活动，还发挥其他大量受其数字技术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军事功能。

二、美国数字霸权的集中表现：对其他国家数据和数字空间的控制

　　作为“数字圈地运动”的结果，美国开始了对其他国家数据和数字空间的控制。英国在较早的帝国主义时代为了其利益对海洋加以控制。在数字时代，数据就是一种权力。如同早前英国控制了海洋一样，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了数据，数据作为一种控制国际环境的手段将会被有选择地封锁或散布。那么，美国的数字寡头如何对其他国家的数据和数字空间进行控制？

　　1．不平等交换的数字化

　　美国控制其他国家数据数字空间的第一种方法是借助于经授权被用来把原始数据译为有用形式的软件来进行控制。在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中心国从外围国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和市场准入，将经过加工后的制成品以高昂的价格返销给外围国。在数字时代，这种不平等交换以新的形式展开。美国借助于数字网络系统来收集外围国的各种数据信息，然后将这些收集来的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并以更昂贵的价格返销给外围国。

　　微软或美国其他软件公司以及顾问咨询公司常常被允许以这种方式来收集其他国家有关商业甚至军事行动的数据，对数据信息进行“加工”以后再以“建议”的形式卖回给这些国家。由美国所主导的这类咨询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其主要业务是为所在地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这些公司逐步将政策研究、国防军工、能源资源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也纳入“咨询”的范畴，以“咨询”作为掩护，“咨询”公司实际上是某些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或其代理人，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所在国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实则是刺探和窃取相关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还可能涉及一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其中有些甚至是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的国家秘密和情报。微软通过准许其软件将原始数据整合成一种可用的形式，再将这些被加工过的信息以更加昂贵的价格返销到其他个人和单位。虽然返销给外围国的产品以“建议”或软件等非物质产品而不是物质产品的形式出现，但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在世界市场中，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在数字服务出口规模排名前十的国家中的6个欧美国家（美国、英国、爱尔兰、德国、法国、荷兰）共占据全球48.9%的数字服务出口份额。掌握着数字贸易主导权的国家同时也掌握着数字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截至2020年年底，数字服务贸易排名前十的国家签署了约70%的数字经贸协定，数字经贸规则壁垒逐步形成。美国凭借着领先的数字经贸水平，制定并推行有利于其进行不平等交换的数字经贸规则，进一步强化其霸权地位。

　　例如，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的简称，指企业资源计划）软件是企业经营管理必不可少的核心系统，管理和运行着企业的核心数据。在部署ERP之前，企业需要邀请ERP厂商对企业管理流程等内容进行咨询并按ERP标准流程开展改造，ERP厂商将借此机会获取大量企业的原始数据，并通过分析企业数据不断优化其ERP产品，依托海量企业数据打造出更为成熟、性能优越的产品从而返销给企业。在我国的高端ERP市场中，欧美企业思爱普和甲骨文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分别是33%和20%，分别处于行业第一和第二的位置，从而掌握了我国大量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据。又如，于2003年成立的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旗下创投机构In-Q-Tel的支持，是情报和执法应用程序挖掘大量数据集的首选公司，拥有流畅的软件界面和派驻客户总部定制程序的程序员，可以将混乱的信息沼泽变成直观的地图、直方图和链接图。其“前沿部署工程师”用几天时间来抓取、标记和整合客户数据的每一块碎片，就可以阐明恐怖主义、灾难应对和人口贩运等截然不同的问题。帕兰提尔技术公司主要包含Gotham、Foundry、Apollo和AIP四大平台，已成为美国政府不可或缺的大数据分析公司。2021年帕兰提尔技术公司年度报告显示，每个政府客户的年平均收入从2020年的680万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000万美元。在地缘政治威胁不断增长的背景下，Gotham、Foundry和Apollo将携手合作，在所有作战领域中提供包括物流、战备、行动、规划和情报方面的人工智能指挥决策。2021年，其在美国的商业收入超过2亿美元，非美商业收入增长16%。帕兰提尔技术公司在欧洲完成了包括与默克集团（Merck KGaA）合作在内的大量交易；在韩国与全球最大的造船商韩国现代重工集团（Hyundai Heavy Industries）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日本实现与小松（Komastu）和富士通（Fujitsu）的合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建立在不平等交换基础上的不平等体系，中心地区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这种国家实力导致了不平等交换，即强大的中心国家能够占有整个世界经济的剩余。“‘世界经济体系’是巨大的由各种政治结构分割的一体化生产的不平等的链条，其基本逻辑是积累的剩余价值被不平等地加以分配，以支持那些在市场体系中能够获得各种暂时垄断的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逻辑。”

　　2．控制通往数字空间的通道

　　美国控制外围国的数据和数字空间的第二种方法并不需要直接去获取数据，而只需要控制通往数字空间的通道就可以了。数字空间的通道类似于工业帝国主义时代英国所制定的海事法和海洋法等，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美国也在主导着有关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和数字空间的各种规则的制定，它由利用网络来专门从事买卖端口、信息和建议的“符号分析家”们来主导。美国的广告商们正在提供着各种内含“美国梦”的网络口号，美国的市场营销者们正在借助大数据分析着全球顾客的消费偏好，美国的工程师们也正在为全球性的商业网络提供建议。操作系统是通往数字空间的通道中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微软的Windows、谷歌的Android、苹果的iOS等，都是在国际上常用的、具有代表性的操作系统。全球的产业生态里面有三驾马车：桌面操作系统是微软，移动终端谷歌的Android是巨头，服务器端属于RedHat。用户使用这些操作系统，用户的数据就会被这些系统的所属企业采集，所以中国政府要求苹果公司将其用户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美国则不满于各国的数据本地化政策措施，一方面对外主张数据流动自由主义，极力推进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另一方面却以出口管制、外资审查等形式严格限制部分数据出境。另外一种常见的通往数字空间的通道是路由器、网关、交换机等网络设备，这些设备一般都部署在运营商的机房中。用户上网、通信时产生的数据必然会经过这些设备，用户数据就有可能被采集和留存。

　　例如，AWS（Amazon Web Services的简称，即亚马逊云平台）已经成为世界各地许多行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元素，似乎顺理成章地为该平台开发特定行业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一个先例。随着亚太地区云服务市场需求的扩大，目前AWS、微软、谷歌等云服务商均有1/3以上的可用区部署在亚太地区，AWS更是在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地建设了40余个可用区。凭借其基础设施技术，AWS获得了进入大部分商业活动领域的数字通道，掌握了大量的相关数据，并监控着各个领域的业务活动。同时，AWS云服务也是目前Web3应用部署中最常见的选择。2018年，苹果公司为医疗数据相关APP生态的开发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健康记录接口”（Health Record API）。2020年，苹果联合谷歌为各自的移动端操作系统开发了一种新冠病毒追踪技术。这样一来，这两个移动端操作系统的所有用户的相关医疗数据都能够被捕捉到。美国的主要技术平台公司如GAFAM（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微软）等还通过构建数字生态来设置数字障碍，阻碍竞争性产品与其的竞争兼容性。例如，苹果利用其在平台连接器或基础设施方面的技术（尤其是API和SDK），开发了一个与其硬件兼容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凭借其设备和基础平台（iOS和App Store）的用户群，苹果公司可以获取到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成为其重要的资产。又如，谷歌公司提供的免费服务——搜索引擎、Gmail、YouTube、Android操作系统、Chrome浏览器、谷歌地图等服务，可以帮助谷歌公司收集到大量的用户信息，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精准投放广告从而为自身谋利。

　　3．以“数字技术援助”的方式实行数字技术殖民

　　第三种方法是美国通过对外围国进行“数字技术援助”的方式来实行数字殖民。在传统殖民主义之下，殖民者通过暴力建立殖民地，控制海上航线，修建铁路等服务于军事权力和经济掠夺的基础设施，对用于经济和军事的重型机械进行垄断，敛取物资将其运回中心国家用于生产，将廉价产品运回外围国以破坏当地市场，从而使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产生依赖，造成不平等的全球分工。弗兰克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程中，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交换关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各国的不平等发展以更隐蔽的方式加剧了，宗主国也以更隐蔽的方式对卫星国进行控制和剥削。宗主国凭借着独有的技术优势和雄厚的资本实力开启了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手段的对外侵略，打着“增加接触、加强整合、资本、技术和体制的扩散等等、只会导致这些地区的发展”的旗号开始大肆瓜分世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地发展起来，以便深入殖民附属国内部榨取价值，使各国进一步变成自己的附庸，也极大程度上改变了附属国的经济结构。在数字殖民的条件下，殖民不一定意味着主权的丧失和领土的被占领，而是主要表现为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依附。数字殖民的过程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向外围国及其企业提供数据基础设施服务，二是直接或间接（通过与初级服务商合作）获取外围国产业发展中的各类数据，三是提供数据驱动相关的见解，四是新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交易。

　　进行“数字技术援助”是美国争夺技术规则和标准的话语权的手段，通过推行美国标准的科学技术和建立科技联盟可以加强美国在全球数字技术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大西洋理事会在2021年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在39个技术标准组织中保持着主导地位，在11个组织中拥有超过50%的选票。2021年，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宽带委员会联合发布报告称，非洲如要消弭数字技术鸿沟，需在2030年前投入1000亿美元。世界互联网平均普及率为51%，而非洲西部和中部国家总体不超过30%。非洲国家在数字技术发展方面面临多重困难，包括互联网普及率低、网络质量差、运营费用高、投资风险高、缺乏竞争等。如果非洲国家允许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微软等美国大型数字科技企业的产品进入社会领域，美国将在非洲经济中获取巨大的权力并制造技术依赖，形成对非洲数据资源的开发主导权。美国正在实施这一计划，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智能手机互联网接入由脸书的Free Basics互联网服务主导。谷歌通过其“谷歌站”（Google Station）计划，试图披着仁慈的外衣在非洲互联网用户数量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提供谷歌站“免费”Wi-Fi服务，而其真正目标则是获取非洲未连接互联网的“下一个十亿用户”。

三、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巩固美国的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

　　美国数字寡头们控制着数字技术和知识产权，越来越多的掠夺行径出现在数字空间之中。数字垄断资本的力量在全球不断扩张，对全球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体现出空前的影响力。美国数字霸权是维系其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的重要支撑力量。数字寡头与美国政府组成了利益共同体，借助于数字技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进一步向全球输出，以维持其在全球的文化霸权。美国利用其数字技术上的优势通过国家机器有选择地干预市场，为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最大利润提供垄断政治条件，这就是数字霸权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职能。

　　1．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巩固美国的文化霸权

　　美国的符号和分析见解之所以能扩大世界市场、提高全球需求，原因在于其在世界范围内数字通信和媒介系统的巨大发展。数字系统对新闻等信息进行整合打包，使其以一种便捷的消费方式呈现出来，人们获取信息越来越容易，获取到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多。数字化改变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具体运行方式，将“拉出”数据和“推出”信息相结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马里克·格罗斯曼曾在“非洲信息技术”第二届年会上指出：“我们已不得不使用这些技术来讲述美国的故事、增进美国的利益，并进而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美国利用数字平台和社交软件等数字通信和媒介系统把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方案灌输到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中。葛兰西曾指出，文化霸权是通过大众同意而进行统治的方式。文化霸权中已经包含了经济要素。经济上的依附会转变为在通讯和传播领域的从属地位，转变为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依附。所谓“网络帝国主义”或“监控帝国主义”不过是数字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以数字霸权为特征的数字帝国主义是其产生的根源。

　　数字技术的发展所营造的数字空间会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精神空间。数字平台的免费使用是为了收集更多的用户数据，数字平台会根据这些数据向用户推送相关信息，从而通过控制用户了解到的信息来控制用户的想法。搜索引擎、社交软件、视频网站等数字平台的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其消费使用数字平台的过程也是其留下痕迹、生产数据的过程。这些“产消者”生产数据的过程属于非雇佣劳动，也是一种无酬劳动，这些数据通常被平台开发商无偿使用以获取利润。而且，数字平台所提供的免费搜索引擎或邮箱服务不过是精巧的监控工具。以美国流媒体音乐服务商潘多拉（Pandora）开发的音乐软件为例，它可将用户偏好转化为歌曲选择算法。该软件拥有2亿用户，他们按下了350亿次喜欢和不喜欢的按钮，所有这些数据都被用来分析以销售更多产品。它不仅将人们对音乐的渴望变为对更多商品的渴望，同时它也通过算法将不同用户品味所反映出的政治信仰、社会问题、宗教信仰等进行分析，并基于此以自身的政治广告定位系统对政治竞选活动施加影响。数据是“监控帝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大型数字技术跨国公司将“监控帝国主义”的触角伸向了全球南方，通过数据推断南方国家网民的个体及群体性特征，实现“拉出”数据，从而分析其宗教信仰或政治立场等。然后，这些经过分析的数据被数字平台用于精准地向用户“推出”信息，向用户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方案，以操控各种组织和个体，从而谋取经济和国家权力方面的利益。美国表面上宣扬信息自由和网络透明，实际上却在不遗余力地开发和部署各种网络通信监控技术，肆意践踏其他国家公民的数据隐私权。

　　当我们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一个词语或者短句，谷歌的回应将分为四个步骤：分析、选择、排序和展示。比如输入“最好的狗粮”，首先系统会对“狗粮”“最好的”这些语词作出分析，分析过程中还会参考之前收集到的关于你的住址、养狗喜好、收入水平、消费偏好等诸多信息。然后，系统会利用爬虫软件根据索引选择一些相关的网页。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排序。至于排序的标准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按照谷歌的获利程度来对网页进行排序。最后，所有的相关网页按照顺序显示出来。如此一来，谷歌这类搜索引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如果我们在搜索框中输入的是“如何理解美国对华为的制裁”“犹太人是不是罪恶的”或者“英国应该留在欧盟吗”，那么谷歌会如何对相关网页排序呢？谷歌、脸书和油管等美国数字平台或社交软件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交流软件，它们还是美国文化输出战略实施的重要渠道，将经济民主、个人自由、个人主义、私有财产、消费主义等纳入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意识形态话语，这些话语遮蔽了数字垄断资本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遮蔽了数字帝国主义在全球的剥夺性积累。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在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输出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国拥有全球访问量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最大的视频网站——油管、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推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全球访问量最多的10个网站中，脸书、谷歌、油管是全球每个用户每天花费的平均时长最高的三个网站，分别达到17.42分钟、13.12分钟、13.04分钟，远高于剩余7个网站的平均时长7.01分钟。这些美国的大型数字技术公司还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监控外国领土上的新闻、言论和社团，这是侵犯全球南方国家人权的行为。

　　2．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巩固美国的政治霸权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强调“美国优先”，大幅减少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弱化与欧盟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各种打压，以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霸权。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在于其技术霸权。数字霸权是维系美国技术霸权的有力支撑，更是美国技术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5月成立“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得名于对苏联冷战时期的“日光浴计划”，全面引入敌国、盟国、威慑等冷战概念。拜登政府继续沿用该思路，在全球渲染“新冷战思维”，同时启动数字生态战、数字创新战和数字治理战。数字生态战旨在建立美国主导的数字生态，从硬件、软件和网络连接等方面全面打压其他国家；数字创新战旨在从供应链到研发链全面阻断其他国家数字创新的源头，滥用国内法打压中国等国家的数字科技进步；数字治理战旨在从数字技术标准和规则的制定等方面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国际政治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海湾战争和北约入侵科索沃时，美国的电子信息战使伊拉克、南联盟几乎所有网络通信系统陷入瘫痪，人们看到了一场信息战的威力，也对微软的垄断局面感到担忧。2021年2月，脸书为了回应澳大利亚拟推出的媒体议价法案，拒绝为新闻内容付费，通过禁止澳大利亚用户在其平台浏览和分享新闻内容，使得偌大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息孤岛”。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军工企业的股价大幅上涨。可以说，世界上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美国武器，哪里就有美国军工企业的影子。只要战争不止，巨额利益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军工企业。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战争以新型数字武器装备为核心，其复杂程度远超传统军事战争。除了新型数字武器装备之外，美国还试图利用其软实力来主宰国际舆论。例如，油管在乌克兰境内封锁“今日俄罗斯”等账号，推特删除了俄方有关俄乌冲突的表述，全方位向俄施压。特朗普对社交媒体政治作用的利用也几乎做到了极致，甚至被戏称为“推特治国”。他在任期内发布了推特近6万条，煽动支持者、聚拢政治能量，无形中为美国的社交媒体带来了巨大的流量。运用数字技术削弱他国监管影响，形塑平台主导力量，也是美国巩固霸权的一种手段。以打车平台优步为例，优步会利用其所在市场的制度弱点，识别并定位监管的漏洞和灰色地带，尽可能摆脱国家控制。这些平台的颠覆性战略在部分南方国家特别有效，这些国家的公共机构受到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为自由放任的平台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美国奉行双重标准，利用其数字技术的优势维护其政治霸权。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数据攫取，对其他国家的数字空间实施广泛的监控，同时又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对他国的数字服务和优势数字产品进行打压。这种将数字发展问题政治化的行径，违背了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精神，也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美国长期以“自由”和“民主”国家自居，近年来更是极力渲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然而，美国在世界各地到处制造战争和冲突的事实，早已揭开了美式“自由”和美式“民主”的霸权主义真相。美国长期打着所谓民主和人权旗号，企图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塑造其他国家和世界秩序，干涉他国内政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当今世界，美国的霸权无处不在，任何一件国际事务几乎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美国的身影。美国的霸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政治霸权，政治霸权是为美国整个霸权主义服务的。

四、美国数字霸权的本质

　　数字寡头将其技术优势转化成数字霸权，在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及其涉及的各个行业都取得了主导地位，数字资源的集中带来了财富占有上的极大不平等。数字垄断资本背后的资本逻辑是推动数字帝国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力，以大型跨国数字技术公司为代表的数字寡头成为数字帝国主义的中心，它们不断扩张其对全球数字空间的剥夺性占有，通过数据榨取、数字圈地、资本融合和数字输出试图构建起帝国主义的新形态。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及其对分析美国数字霸权的启示

　　竞争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议题之一。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资本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各个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马克思并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但是他关于资本主义动力学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现代工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历史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的转折点。现代工业是马克思所探讨过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这是他那个时代所达到的最高阶段。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马克思分析了资本集中，并且预见到垄断的发展是竞争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留给其后继者的任务就是指明垄断资本是现代工业之后的一个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创立的标志就是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问题的回答，他揭示了帝国主义垄断的本质，论证了帝国主义是生产集中与垄断导致的结果。为了直接抓住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列宁从社会生产发展的特点出发，以垄断为基点理解帝国主义，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理上，列宁抽取出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形态的具有本体意义的规定性，垄断作为最核心的理论中轴，支撑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只有充分地理解了列宁对垄断问题的分析，才能理解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的内涵。这启示我们对数字帝国主义及其具体表现美国数字霸权的分析，要以数字垄断资本的产生作为逻辑起点。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联合企业致力于夺取所有原材料的来源地，这使得它们成为其各自国家政府进行殖民地兼并的热切支持者。美国数字寡头对数字空间的控制和数字技术殖民活动，其目的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占有“原材料”的来源地。“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数字垄断资本所主导的数字输出和数字圈地便是数字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的表现形式。

　　不管是文化帝国主义、金融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还是数字帝国主义，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变种的本质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本质，贪婪和掠夺依然是各种“帝国主义”变种的本性。以美国的数字霸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数字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具有更强的垄断性、排他性、侵略性和扩张性。在美国数字寡头的主导下，美国通过不平等交换的数字化、控制通往数字空间的通道及以“数字技术援助”的方式实行数字技术殖民等形式，对其他国家的数据和数字空间进行控制，并利用其数字技术优势巩固美国在全球的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以及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才能认清美国数字霸权的本质。

　　2．数字垄断资本与“数权世界”的资本逻辑

　　数字资本是伴随着数据生产力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资本的最新样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已经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对数据资源的争夺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焦点。对于数字资本来说，实现价值增殖的重要依托就是数据。以数据驱动为典型特点的数字经济，已在全球范围内将数据凝练为关键性战略资源，而这种战略性资源本质上就是数权。数权的核心就是数据的价值。数据成为生产要素首先是因其蕴含的价值所在，但更在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支持。因此，各国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数据体量上，还体现在参与数据价值链能力的层面。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21年1月，全球4714个共同定位的数据中心中，近80%的数据中心位于发达国家。截至2020年年底，全球597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中，美国就占据了39%。美国农业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Farmobile公司推出了业界第一个“数据商店”平台，所有对农业数据有需求的第三方企业都能在该平台上购买相关数据。随着农民在田间工作，Farmobile自动建立数据的电子现场记录，包括种植日期、商品品种、种群、收获日期、总产量、平均产量和平均水分等。每年两次，在种植和收获季节结束时，数据经过认证并放置在数据存储中，供设备制造商、农艺师、保险公司和其他相关方购买。数据可以每季度多次出售给不同的买家。只有对海量的个体“小数据”进行挖掘、汇集、跟踪、分析、融合，才会形成具有商业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大数据”。从数据中获取经济价值的方法不是只有将数据出售给其他公司才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企业还可以通过改善客户体验、降低成本、寻找新客户等方式，从使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数据中获利。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而垄断的出现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基础。“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数字资本正是通过对技术与平台的垄断而实现了对数据的占有，这也正是数字垄断资本的逻辑起点。数字平台巧妙利用各种手段实现了无偿利用与占有，通常情况就是在服务协议或隐私条款中或直接或暗藏着剥夺这些原始数据的内容。这些原始数据原本属于个人所有或公共所有，却被数字资本转变为私人占有，从而完成了对全球平台“产消者”的隐蔽剥削。据统计，超过一半的低收入国家对个人数据的跨境传输没有任何限制，这也意味着低收入国家更容易沦为数字殖民地。“文泰来”联盟就是寡头垄断在数字时代的具体表现。数字寡头们对其技术的持续研发和产品的不断优化构成了行业较高的进入壁垒，并筑起了高高的生态壁垒，再加上市场集中度高，潜在的和新进入的企业难以撼动原有市场格局，数字寡头成为数字信息产业的霸主。数字技术的发展创造出新的“稀缺的”以及利润率高的产品，减少了对活劳动的需求，以往社会劳动的成果以数字垄断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类的一般智力表现为数字垄断资本的力量。

　　3．数字帝国主义的积累机制

　　卢森堡认为，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过程遇到国内市场的限制时，非资本主义地区就会被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纳入其中，从而使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得以继续。因此，积累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内部关系，它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之间的交易”。如果说金融垄断资本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积累过程中的核心要素，那么数字垄断资本就是当代数字帝国主义积累过程中的核心要素，跨国数字寡头公司通过筑起数字生态壁垒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逐渐在全球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数据榨取、数字圈地、资本融合和数字输出是数字帝国主义的积累机制。

　　首先，数字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式以实现最大程度的数据榨取。平台将其服务定位为将闲置资源转化为最大生产性资产并释放现有空间潜在价值的一种方式。例如，爱彼迎将闲置的卧室变成了产生租金的生产性资产，而优步将空置的汽车座椅变成了产生票价的生产性资产。数字平台对作为“产消者”的全球平台用户进行了“数据榨取”。进行“数据榨取”的关键技术是软件许可，它使得软件提供者拥有了来自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越来越多的实物的数据所有权。

　　其次，数字寡头通过构建数字生态来实现“数字圈地”。为了攫取和占有海量数据，数字寡头利用数字技术通过控制软件、控制硬件和控制网络连接等方式构建数字生态圈，以确保自己在数字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数字圈地来收集人类生产生活的数据信息，以实现对数据的剥夺性占有从而积累利润。数字寡头通过控制数字空间的通道来实现数字圈地，排斥其他竞争者对数据及数字空间进行占有。借助于数字化的软件、硬件和网络连接系统，数字寡头甚至不需要拥有土地或实物资产就可以建立新的剩余价值获取机制。

　　然后，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数字垄断资本不仅取得了独立的形态，而且逐渐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传统资本形态渗透。数字技术的超强渗透力可以使原本看似无关的行业连接在一起，通过数字平台打通上下游，使各行业之间实现高效便利的协作，第一、二、三产业间的去边界化趋势更加明显，产业之间开始在数字技术的整合下交织发展。例如，当资本样态的新老代表如酒店和平台（如爱彼迎）直接接触时，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资本的融合，即投资地产的房地产资本和投资数字平台的数字资本结合在一起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数字资本家开始与金融资本家、产业资本家一起向生产领域投入资本并瓜分利润，很多平台甚至绕过金融机构开发独立的金融工具。与此同时，数据的货币化和数字货币也正在美国稳步推进。数据货币化是采取行动从组织的数据中产生可衡量的经济利益。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等公司已经将他们的数据货币化，并用它来推动万亿美元业务的增长。美国国会于2020年3月通过了新冠疫情纾困刺激法案，该法案第一次提出关于美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即数字美元的发展计划。加密货币的扩张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以捍卫货币主权的动机。数字寡头将联合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力争凭借其技术优势成为所有资本样态中的主导者。全球资本运作链逐渐被数字垄断资本整合，数字寡头凭借其垄断地位在剩余价值分割中占据优势地位。

　　最后，数字寡头通过数字输出实现对全球数字空间的控制式占有。数字寡头通过其掌控的数字平台可以进行便利的实物商品和数字商品输出，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的、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全球交易，南北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以数字化的方式进一步加深。2021年发达经济体数字服务出口在世界中的占比达到77.8%，服务贸易达到72.8%，货物贸易达55.6%。数字寡头凭借其数字资源参与全球产业链，利用其知识产权和数据所有权控制全球生产方式。数字输出的触角逐渐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并渗入文化和政治领域，试图构建起一种新的全球社会秩序。就像传统帝国主义提出的“自由”“民主”等口号一样，数字帝国主义宣扬的是“万物互联”“个性化定制”等口号，无非是掩饰其剥夺性积累的口号。数字技术优势使数字寡头能够控制受数字技术影响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和军事活动。

　　4．数字霸权是帝国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

　　市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事力量所引起的人为短缺或复杂生产过程的暂时短缺所造成的。中心国把较不“短缺”的货物销售给较“短缺”的外围国，利润从外围国流向中心国。这种不平等交换是一个隐蔽的过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隐蔽性。在这种经济运动的地理结构中，商品价格和利润似乎总是通过非人为的经济力量来主导的。数字技术变革创造出新的“稀缺”以及具有更高利润率的数字产品，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把远离中心的地区整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成本。

　　中心国的资本积累为其霸权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机器，其重要职能就在于维持外围国相对软弱的状态。这样，中心国就能向外围国施加压力，迫使这些国家降低其在商品链等级中的地位。商品链和利润流向的地理方位呈现出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向中心移动的态势。在这一过程开始时，商品链的地理差别还比较小，地域专业化程度也相对有限。但是，这些差别会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发展而强化和固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暴力介入了商品链中的价格决定。当然，在每一次单独的交易中，没有必要借助中心国庞大的暴力机器来确保不平等交换的顺利进行。无论是在工业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还是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只要中心-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受到重大挑战，帝国主义国家的暴力机器就会开始发挥作用。美国的数字垄断资本凭借其数字技术优势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控制。美国的大型数字技术公司通过软硬件设备和网络连接系统、通过数据占有和数字平台建立其数字生态系统并展开“数字圈地运动”。虽然它们并未通过暴力征服来建立殖民地，但它们研发数字技术的目的仍然和工业帝国主义时代的霸权国家一样，是为了获取利润和进行掠夺，只不过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技术形式来实现这一目的。

　　数字霸权作为技术霸权的一种具体形式，是帝国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是数字时代资本权力和帝国权力的体现。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兴起改变了全球权力的表现形式，不变的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美国在数字科技和投资领域占据压倒性地位和绝对优势，数字霸权成为帝国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无论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实现对全球剩余价值的掠夺性占有始终是其不变的目的，而技术进步为这一目的的实现提供不断更新的先进工具。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扩大。全球数字鸿沟使南北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劳动者的购买力并未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发生显著变化，数字垄断资本对数字劳工的剥削也更加隐蔽化。作为帝国主义新的表现形式的数字帝国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试图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其自身基本矛盾的“新方案”，但终究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五、结语：加快构建全球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

　　数据是典型的只有不断使用才能衍生出更多、更大价值的“再生资源”。数据的反复利用不会导致自身资源的消耗或价值的贬损，反而有利于数据的迭代升级与即时更新，所以被最大限度、高频次地使用，才是数据资源的本质要求，而构建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最佳途径。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数字空间，对一国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世界各国应积极推动完善数字空间国际规则，打造数字生态合作形态，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加快构建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网络安全不应有双重标准，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要“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要将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包容性，大力推进数字生态合作，让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就曾经指出：“网络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安全，要立足基本国情保安全，避免不计成本追求绝对安全，那样不仅会背上沉重负担，甚至可能顾此失彼。”2020年9月，中国发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世界各国遵循秉持多边主义、兼顾安全发展、坚守公平正义三大原则，加快构建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加强世界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与共同发展，平衡处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保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强调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数据安全问题，积极维护全球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链的开放、安全、稳定，反对破坏他国关键基础设施、窃取重要数据或针对他国进行大规模监控、侵害个人信息。与现实的物理世界中的原则相同，数字空间中各国一律平等。任何国家对数据的剥夺性占有、任何形式的数据垄断、数字技术殖民、任何无序的数字平台竞争，都应遭到反对和抵制。

　　（作者简介：胡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