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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普列汉诺夫十月革命前后的著作和列宁晚年的理论创新，不难发现二人的差异：普列汉诺夫不是革命家，而是不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理论家、宣传家；列宁既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家、宣传家，更是能够及时抓住并充分利用社会脉动推进革命的实践家。列宁超常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奠定了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不朽地位。回顾二人最后的意见分歧，对于提升共产党员的理论修养和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917年2月23日至3月2日，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列宁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四月提纲》共十条，核心主张是第二条：“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几乎与列宁同时回国的普列汉诺夫，同样以老迈的身躯与兴奋的心情参与到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中，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公开发表了总计38万余字的著述。只不过其社会政治活动与理论创作的主题是反对列宁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与十月革命，直到1918年5月去世。 针对列宁的《四月提纲》，普列汉诺夫写下了著名的《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否定了列宁的主要观点。他首先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论断作为理论依据：“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并在这个基础上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意味着，远非在任何时候都能由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例如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接着直截了当地说，在一国的生产方式还促进该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阻碍它的发展以前，它决不会退出该国的历史舞台。”显然，普列汉诺夫的后一句话来源于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还没有达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倘使号召我刚才列举的那些人去推翻资本主义是荒谬的，那么号召他们夺取政权是同样荒谬的”。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再次引用了恩格斯的论述：“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于在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

　　1917年10月，列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普列汉诺夫写下《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申明自己对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他在回顾自己为俄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一生之后提出：“最近几天的事变之所以使我痛心，不是因为我不希望俄国工人阶级取得胜利，而恰恰是因为我要竭尽全部心力促其实现。”他再次以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与此同时，他还从俄国的阶级构成以及他对专政的理解的角度，否定十月革命：“在我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然而只有当它占多数时，它才能成功地实行专政。”俄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可以得到农民阶级的支持。“然而，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他们并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将来当农民得到地主的土地以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将不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农民是工人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事业中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在这种条件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是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几十个人的专政”。普列汉诺夫的结论是：第一，“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第二，“如果说我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想要完成‘社会革命’，那么我国的经济本身就会使它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最后，“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坚决果断地反对由一个阶级或者——比这更糟糕的是——由一个党夺取政权的政策，后果将更加悲惨”。

　　普列汉诺夫反对工农民主专政与十月革命的理论依据，反映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观和所谓的“过早夺取政权”观的理解。对于前者，普列汉诺夫反复强调：“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他们所能组织的只是饥饿。”对于后者，普列汉诺夫多次引用了恩格斯的论述。在1850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以1525年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例指出：“对于一个激进派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恩格斯从一般原理层面分析了德国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包括掌握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革命物质条件的成熟程度以及革命的适当时机等，其重点并不在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过早掌握政权”，而在于颂扬德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与革命“韧性和毅力”，在革命低潮时期鼓励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农民战争同我们今天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如果农民战争中的暴烈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仅仅在局部地区……才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可见，普列汉诺夫的引用是片面的，不但割裂了恩格斯的总体观点，还与恩格斯的论述主旨背道而驰。借助这些歪曲性的引用来批判列宁的革命主张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乃至是“假革命”“反革命”，更是一种不讲道理的政治偏执。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秉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的列宁始终认为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对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也不例外。普列汉诺夫则认为,战争的一方即英国、法国等“欧洲的民主国家”是“整个文明世界在卓有成效的政治进步事业中的教师”，另一方即德国等则是“半专制制度的支柱并且同真正代表着社会停滞和政治野蛮势力的土耳其结成盟国的中央王朝”。他认为俄国是战争的受害者，强烈反对列宁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政权的革命策略，主张各阶级联合起来、齐心协力抗击德国侵略。 他对工人阶级说，二月革命产生的“不是某一个社会阶级的政府”，但这并不会使他这个“早就坚持无产阶级观点的人感到不安”。恰恰相反，“当代俄国无产阶级最幸运的地方就在于：现在，在保卫新制度的斗争中，它的阶级利益和所有想要永远消灭旧制度残余的那些居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俄国无产阶级应当“领导居民中间所有那些由于恢复旧制度而会使利益遭到破坏的阶级和阶层”，应当把“使自己同它们联合起来的观点”而非“各行其是的观点”“提到首要地位”。他向“觉悟工人”呼吁，不要向资产阶级提出“显然是这个阶级的经济本性所不能接受的那些条件”；如果“提出很高的要求”，“实现这些要求，就会使得把企业继续办下去成为没有目的（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的，那末企业就会关闭，工人就领不到工资，国内就会出现饥饿”。他竭力从理论上证明，在特定条件下，“雇佣工人的利益同企业主的利益一致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两种利益互相一致、双方又都了解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就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合作”。他深信，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决定俄国发展的关键力量，乃至成为“局势的主人”。正因为如此，他希望无产阶级“能够理解它要扮演的那个值得羡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角色的伟大和任务的极端艰巨”，希望它“不犯那些要付出重大代价并且会特别严重地损害它本身的错误”，希望它“容易对付过高的奢望”。

　　他对农民阶级说，想把“一切国有的、寺院的、教会的和私有的土地都变成人民的财产，不付任何赎金而平均分配给劳动者使用”的愿望是不对的：“在私有的土地中，当然地主的土地最多。可是目前不少农民也有私人地产。这些财产的数量多半都很小。难道你们要不付赎金而夺取这些私有者的土地吗？在我看来，这既不公正，也不合算……你们就有使他们成为我国新制度的敌人的危险。”对于大地产所有者来说，“一旦人们不付赎金而征收了他的土地，他就成了赤贫者……要是他没有钱，他就必然会成为穷人。其他极大多数的土地私有者也将如此……俄国制造赤贫……是违反你们的利益的，同样也违反整个国家的利益。因此，应该付给土地私有者一定的报酬。当然数目不大：俄国太穷了，无法向大地产所有者支付几百万，何况那些地产是他们的祖先们由于一些和人民的福利没有任何关系的劳务而获得的”。得到土地是俄国农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俄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他知道这些主张必然遭到农民的反对，但却顽固地认为是“正确的”，因而呼吁作为“胜利者”的农民“宽宏大量”，要用“一颗狮子的心而不是一颗豺狼的心”去对待自己的世代仇敌。

　　他教导资产阶级，如果俄国战败，“德国资产阶级会因此获得很多利益，而俄国资产阶级则会丧失很多东西”。“我国工商业阶级通过自己的领导人的口大声宣布自己要同民主派进行斗争”，因“民主派犯了许多错误”而使得它“有理由发牢骚”，但它并非没有错误，其中“工人的许多错误，其根源都在于企业主的不正当的和毫无道理的行动”。“我国工商业阶级已经发展到可以要求它具有自觉精神的那个阶段”，这种精神的“最根本的和首要的特征”，“就是善于用批评的眼光对待自己本身的行为”。俄国资产阶级必须认识到，由于“专制制度不健全的环境”，“我国工商业者养成了种种习惯，不仅很不会满足更广大的居民阶层的需要，甚至也很不会满足正确理解的工商业的利益”。它们更要认识到，虽然无产阶级开始走向成熟并且能够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但俄国还没有发展到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因此它“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大声地、坚决地宣布自己准备接受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他呼吁资产阶级制定出“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改革纲领”，因为这“两大阶级达成自觉的、全面考虑的、有计划的和诚恳的协议”，是俄国的“得救之道”，“拒绝理解这个道理”的则是“空想主义者”。

　　他批评社会革命党人、大部分孟什维克是不彻底的民主派，在策略上是“半马克思主义者和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半列宁分子”。“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和列宁相反，证明了目前这次革命必然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作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们同列宁一起采取了使工人群众越来越倾向于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时期这种思想的行动。”所谓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不考虑事变的客观逻辑”，它“以极端轻蔑的态度对待那些继马克思之后重复下面这个论点的社会主义者：当社会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轨道的时候，它就既不能跳过这一发展的自然阶段，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些阶段”。普列汉诺夫认为自己是真正理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俄国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阶段，那“就必须或多或少充分地实现社会主义者称之为自己的最低纲领的那个东西”，“这个纲领也正是预定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步实现的”。既然“俄国工人阶级还远没有成熟到在政治上可以进行统治，所以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本来是绝对必要的”。然而，“我国有些民主派一方面公开承认俄国现在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则用一切力量使资产阶级的影响实际上失去作用，这些民主派是不彻底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制度、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我国工商业阶级的代表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要求人们不束缚它的手脚。”“通过革命民主派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之间全面考虑的协议而拟定的、广泛的社会改革的制度，乃是同俄国无产阶级中传播空想主义口号进行斗争的最好手段。”

　　总之，普列汉诺夫去世前最后一年关于阶级问题的主要观点是，无产阶级人数还很少，不要过早夺权，要和资产阶级联合，巩固二月革命所取得的政治自由；俄国还处在资本主义革命阶段，资本主义还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夺取政权对无产阶级的发展不利，对整个俄国不利；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错误的，工农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更是错误的，应该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执掌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发起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我们还要经历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那么就应当记住，这个过程是两面性的，其中无产阶级将要在这一面进行活动，而资产阶级将要在那一面进行活动。如果无产阶级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也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两个阶级就应该bona fide（善意地；真诚地。——译者注）寻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达成协议的途径。”各个社会阶级“为了国家和革命事业的利益，必须联合”。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然而，十月革命及其准备过程中产生的理论与政治纷争，不仅存在于俄国内外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和理论领袖之间，同样存在于布尔什维克内部。且不说考茨基等被列宁视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代表，就连罗莎·卢森堡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领袖，在肯定十月革命的总前提下也对革命后的诸多具体策略提出过不少异议。不能彻底理解十月革命当时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现象。正如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反对十月革命，“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因此，充分阐明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是摆在列宁面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的理论基石。1923年1月，列宁在《论我国革命》等著作中给出了简明扼要的回答。

　　列宁首先批评道：“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这里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言，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流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可以把普列汉诺夫纳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行列，它们不理解俄国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根源是不理解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列宁多次以马克思曾设想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例子来说明革命辩证法的实际运用。1856年4月1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指出德国因资本投机空前盛行，必然导致“前所未闻”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的“崩溃，“激烈紧张，广泛普遍，一切有产的和统治的社会阶层都牵涉进去”。4月16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明确提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在德国的社会结构中，农民人数远较英国、法国多。他们既受有所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又受因资本主义发展不够而残存的封建势力的剥削。鉴于德国农民所具有的光荣革命传统，马克思不拘泥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才能取得成功的一般原理，辩证地提出了德国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列宁高度重视马克思这一思想，将其作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当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列宁随后指出了“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不懂革命辩证法的实际体现：“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看不到也不敢想象会有别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战争，必然会给社会和革命带来空前的变化：一方面，战争对资本主义的破坏是空前的，即使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几年也“还没有能调整好‘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而“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却一直认为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个极限”，是“不可逾越的极限”，不能突破；另一方面，“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的具体实际使得俄国革命具有了区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的特殊性，但这并不违背“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社会主义社会当然应以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客观经济前提，但这只是一般真理，“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并非评价俄国革命的“有决定性意义的论点”，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民在复杂的革命形势下、“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存在通过“奋起斗争”“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的机会，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的现实条件，存在“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的可能性。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并没有因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改变。“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晚年关于革命与发展道路的论述，是实际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确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达到一定水平的途径却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拘泥于任何特定模式。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革命的因素，其主观能动性与生产力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普列汉诺夫一再强调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强调“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强调社会主义对于俄国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并以此抨击列宁的社会主义“同现代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点”，说明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列宁所说的人民群众“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通过“奋起斗争”“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的机会，从来没有考虑过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可能性，而且把生产力状况视为社会变革的绝对前提，这本身就是违背辩证法要求的。“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变革为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是普列汉诺夫等人所不明白的。

　　在革命发生急剧转折的历史关头，在国内外极为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不再是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是像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成了一个既劝导无产阶级又劝导资产阶级且呼吁双方让步的、貌似不偏不倚的“先知”，当然他的思想观点并没有被任何一个拥有实际力量的阶级或阶层所接受，也没有对实际的历史进程产生任何影响。他频繁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某些问题的论述却不加引申与解释，想论证却又无法论证其主张的正确性。这是一个悲剧，历史抛弃了他。

　　普列汉诺夫晚年的悲剧有深刻的方法论根源。他反复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反复回忆恩格斯同他谈话时“你们要尽最大的力量避免教条主义”的告诫，认为自己一向主张的革命战略的特点就在于“始终鄙视教条主义”。在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时，他认为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手段。任何手段“并不是它自己本身重要，而只有在它合乎目的的范围内才是重要的。只要它不再合目的了，它就一定会被另一种手段所排斥和代替”。如果颠倒了上述原理，“替那个名叫教条主义的上帝服务，对我们说来乃是特别巨大的罪过”。他指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本质上“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纯粹教条式的理解的基础上的”，“缺少辩证法的确是他们的主要特点”：“人们都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之外，都是鬼话’的公式进行推论。他们没有能力研究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对他们来说，思想的细微差别是不存在的，他们拼命地砍，有时甚至砍断他们本来想要坐在上面的那根树枝”。普列汉诺夫抓住了理论辩证法的核心，即概念的转化，但却不理解恩格斯对“让事物必须符合”概念及以“概念来衡量事物”的思维方式的批评，不理解列宁关于从“经验”与“历史—经济”过程而非从“‘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义”出发把握“事情的本质”的论述。他看不到概念转化的实践根基，不能正确理解实践的辩证法。在他那里，辩证法不再是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指南，反而成为革命的思想障碍。

　　普列汉诺夫强调从实际出发没有错，强调理解和运用辩证法也没有错，甚至从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阶段的角度看，他呼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妥协、联合，从抽象意义上讲也没有错误。他的错误在于口头上强调实际而在行动策略上不理解甚至违背实际，不能正确地用他提倡的辩证的、科学的方法去理解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具体实际，去理解国内外战争交织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去理解这种实际和矛盾背景下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尤其是不能想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特定条件下的巨大作用。有学者指出，普列汉诺夫“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唯物主义）”尤其“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但其中并无革命主体能动性的任何位置，不能“为布尔什维克推进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一方面，他强调一切以时间和地点等条件为转移，“科学社会主义不承认可以绝对地解决实际问题。喜欢作绝对的解决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另一方面，他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观点，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前提、自然发展阶段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等，变成不可动摇的绝对教条。一方面，他无视战争年代阶级利益的剧烈冲突，坚信自己站在“祖国”存亡的立场上，苦口婆心地呼吁各阶级相互体谅、相互让步，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样的呼喊“普遍的爱”的人；另一方面，他并非完全不相信强大的物质力量，还呼吁“民主派的多数派”对“窃据着布尔什维克称号的少数派”（“列宁派”）“在革命民主派队伍里”制造“内讧”、“发动内战”的行为进行镇压，因为“凡是开始用武器进行批评的地方，批评的武器就会变得软弱无力”。一方面，他承认无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领导角色与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要求无产阶级主动放弃最能体现领导权的国家政权，反对建立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方法论上的偏差，普列汉诺夫陷入重重自我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在近代思想史上，黑格尔的自相矛盾非常典型：他所构造的体系结束于某种绝对真理，但他的方法（辩证法）却不承认任何绝对的东西。普列汉诺夫的遭遇与黑格尔相似：他在理智上反对教条主义、强调辩证法，却在行动上紧紧抱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观点不放，践行教条主义、非辩证法。因为自相矛盾，他满眼看到的都是他人的“矛盾”：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怎么能够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呢？既然革命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怎么能够没有资产阶级呢？“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是“惊人的逻辑上的不合理的现象”，体现了“策略体系的一系列矛盾”。在他看来，“逻辑的要求”是“不可能有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资本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他还强调，“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雇佣工人构成多数时才是可能的合乎意愿的”，以此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将“多数人专政”与“少数人专政”对立起来，表现出他对多数人与少数人、群众与领袖之间关系辩证法的陌生。列宁指出：“‘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道理如此明显，普列汉诺夫却把“工人阶级专政”与“几十个人的专政”对立起来，不是很荒谬吗？即便工人阶级占据了人口大多数，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由无产阶级所有成员来实现的，“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个先锋队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列宁阐发并实践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在批评考茨基等人时顺带点到了普列汉诺夫：“他们自己学习过并向别人传授过马克思的辩证法……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者说，他们在实践中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会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普列汉诺夫取得了丰硕成就，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的不足在于对辩证法的理解不深刻，或者说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只强调革命的客体向度即经济力量，而忽略了革命的主体向度；只强调事物发展的一般性，而忽略了事物发展的特殊性。停留在概念层面的辩证法，不与复杂的现实生活与历史条件或者说实践辩证法相结合，当然难以发挥革命的行动指南与思想武器作用。就此而言，曾经被列宁批评为不懂得辩证法的布哈林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是中肯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本本上的辩证法家”，要害在于在这种辩证法中“没有一点正在发展的现实生活”。

　　直到去世，普列汉诺夫还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理论修养深厚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批评“列宁从来不是一个以逻辑见长的人”，批评包括列宁在内的其他论敌“往往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修养十分落后”。这种指责实际上正是对他本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精准评判。可以说，在十月革命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同时，“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共同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作者），俄国马克思主义杰出的创始人，完成了自己的悲剧性的发展”。这真是值得所有革命者深思的历史反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正确理解不断变化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推进的方法论保证，也是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意见分歧给后人留下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