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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存在近一个世纪之久。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时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改良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也区别于列宁主义的道路。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另辟蹊径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时必然会对恩格斯哲学进行评价。历时态地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发生了两次转变。

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沉重灾难，在客观上也使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更清晰地暴露出来，由此进一步促进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反思。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西方一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了希望，使他们看到了摆脱剥削和压迫的可能。但是在随后的1918年到1923年间，德国、匈牙利等国家相继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促使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苏维埃俄国即后来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同时，不得不反思革命失败的根源。由于此时的俄国完全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并且列宁主义哲学也被当作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主导着思想领域。这就促使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认识到列宁—斯大林主义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盲目照搬到欧洲其他国家。这种反思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体现，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另一条路径，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第一次评价。

辩证法方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恩格斯将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即反对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卢卡奇指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辩证法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卢卡奇认为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并机械地将历史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只能是主客体的辩证法，只能由人来实践，而自然界是不可能存在辩证法的。脱离人的自然界类似于康德的物自体领域，无法进行认识和把握。柯尔施指出：“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的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柯尔施在这里没有对恩格斯进行直接评价，但是一样反对把辩证法应用到自然界，而认为只有“存在”与“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葛兰西指出：“自然科学用以解释人类历史的因果原理，实际上是一种武断的假设，如果不说是事实上回到旧思想体系的解释上去的话。”葛兰西认为自然辩证法是一种武断的假设，不能应用于人类历史因果的解释之中。葛兰西也在其《狱中札记》中批评到，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在试图证明某些宇宙法则。

本体论方面。葛兰西并不同意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物质，而是从实践的角度去研究。葛兰西强调：“对于恩格斯所说‘世界的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漫长和费力的发展所证明’的说法，应当加以分析和使之更加精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点的超越唯物与唯心的实践一元论哲学，而恩格斯是一种粗俗的、封闭的唯物主义。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分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指出：“对他们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同样，他们恰恰不是反对特殊的哲学体系——他们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克服和取代哲学”，“哲学自身没有由于只是废除它的名称而被废除”。柯尔施认为恩格斯反对的始终是资产阶级哲学，并没有要废除哲学，其真正思想是既要继承哲学又要超越哲学。而且他和黑格尔一样都是要克服“个别科学和凌驾于其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他要在哲学内保持一块有限领域的独立性。

认识论方面。柯尔施一直反对反映论，他认为认识不是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如果把认识仅仅描述成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就破坏了存在与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的实践概念存在一些问题：“恩格斯认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而把实验和工业看作是证明这一点的典型事例⋯⋯恩格斯的论点在理论上是不完全的，因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实践的领域（在不改变其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在发展过程中已变得比单纯的劳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并以更多的过程为中介。”卢卡奇认为，实践的概念应该更加广泛，而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窄化了，把实践概念局限在实验和工业领域。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普遍不认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此，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有大段论述。柯尔施在其作品中的表述比较隐晦，很少直接批评恩格斯，批评的对象都是以列宁为首的继承者。而葛兰西也称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在证明一种宇宙法则。但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判并不是全面否定，而是部分否定。他们也都肯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卢卡奇和柯尔施在其作品中也多次引用恩格斯的话来论证其观点的正确性。葛兰西一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称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另一方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评价恩格斯哲学时始终以马克思为基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之所以要求“回到马克思”，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恩格斯哲学的所有错误在于误解了马克思，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解释。但是他们也都承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不能分开的，其理论是一体的。卢卡奇认为，除辩证法之外的理论，恩格斯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差无几。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也都是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合称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理解恩格斯哲学始终也只能以马克思为基点，从马克思出发，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去谈论恩格斯。但是，由于他们不认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就制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作出如此评价的主要原因。第一，个人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高峰期。卢卡奇于1918年投身革命，1919年革命失败后移居维也纳。柯尔施于1923年参加德国汉堡起义失败。葛兰西更是在领导意大利共产党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被逮捕。现实革命的屡屡失败使他们更愿意在哲学理论上寻找实践道路的理论基础。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称为“书斋里的革命”，这与他们早期革命的失败遭遇不无关系。因此，也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理论轻实践的特征。第二，个人的哲学文化背景。个人所受的哲学文化熏陶对其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卢卡奇早年接触过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的一些思想，而且在文学上也受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影响。柯尔施不必多说，他本身就是德国人，身上带着德国古典哲学的韵味，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他看来更像是英美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葛兰西则早年受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柯罗齐的影响至深。第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拯救社会的。苏联的胜利已经印证了这一点。而一战后的革命却失败了，那只能是后续的继承者出现了“问题”。而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更是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因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不会持全然否定的态度。第四，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反映在哲学上，也是他们对改变历史的期望，希望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正文的第一句话就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点在于改变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卢卡奇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因而，对于降低人的主动性的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就自然会持否定态度。

20世纪中叶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可解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导致以德、日、意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此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越来越多，同时，对人自身的生存也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反思。在学理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发表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捧之为瑰宝。他们认为发现了一个人道、人性、人学的马克思，与青年之后的“人学空场”马克思形成了鲜明对比。即青年马克思被发现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制造出两个马克思。由此，在西方国家引发一阵又一阵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包括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和存在主义学者，梅洛-庞蒂和萨特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把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最高潮。随着人本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辩证法的问题上。梅洛-庞蒂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方法论上的辩证法，并没有本体论的意义。“辩证法就是这种连续的直觉，就是对实际历史的连贯的读解”，“只有在第二位的和派生的意义上才有自然的辩证法”，“每一门科学都产生了它自己的辩证法，恩格斯并没有赋予哲学一种权利，让它把各种科学的成果都安排在一种初始的辩证法中”。因此，他认为恩格斯意欲构造一种庞大的、包罗万象的自然辩证法是错误的。萨特在《马克思主义与革命》一文中通过分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问题以及物理学上的液化汽化问题之后指出：“恩格斯宣称为科学方法的东西，只不过是他思维的简单而纯粹的运动：从科学的世界来到朴素实在的世界，再回到科学的世界和纯粹感觉的世界。”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进一步强调：“至于自然辩证法，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一种由形而上学假设的客体。”萨特对恩格斯辩证法的评价就显得十分尖锐，完全不同意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梦想”罢了。

本体论的问题上。梅洛-庞蒂引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句话“哲学‘即是多余的，又是不可能的’”，是想说明在恩格斯那里没有哲学，更谈不上恩格斯的哲学体系。即使有，也只是一些不成熟的哲学思想。萨特在给加罗蒂的一封信中说：“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以一种历史的内在辩证法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你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这种自以为发现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梦想的话。”很明显，萨特对肇始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极其反对的，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

认识论的问题上。梅洛-庞蒂指出：“通过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嫁接起来⋯⋯用一种不透明的、被规定为第一性的‘第二自然’，来代替体现在‘物’中的、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历史。在理论层面，这就是以全部‘理解’的力量来封闭历史，正如在行动层面，则是以一种技术性的活动来代替全部实践。”表面上看，梅洛-庞蒂在这里所指的是列宁的认识论，但是实际上却是对恩格斯认识论的一种评价。因为他反对恩格斯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嫁接起来”而形成的认识论。萨特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认为物理化学定律展示了一种辩证理性，或者可自由的不这么认为。总之，在无机的自然事实领域内，所作出的都是科学以外的肯定。”萨特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即使科学是辩证的，我们也不一定能认识到，我们认识的只能是自己思维的辩证性。由此，萨特在否定恩格斯的辩证法的同时，也否定了恩格斯的认识论。

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的主要特征。第一，对恩格斯哲学批判的基调没有改变，同样集中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上。但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从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批判，过渡到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整体批判。他们普遍认为，恩格斯没有哲学，自然辩证法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一种极其错误的哲学形态。第二，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看似相似，但其中的逻辑却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个转变是由他们对恩格斯哲学评价的“基准”不同而带来的。他们抛弃了早期以马克思为基准点来审视恩格斯哲学的视角，转而从存在主义或其他哲学流派的视角来审视恩格斯哲学。这就导致了恩格斯哲学同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思想间的碰撞。如萨特就是始终站在一个存在主义的视角来评价恩格斯哲学。总的来说，20世纪中叶的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时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才会形成巨大反差。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20世纪中期的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重点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批判功能，往往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者的恩格斯只是作了一种错误的诠释，其哲学也必然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一种社会历史学的立场上承认。他们借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则完全“没有必要”。第二，哲学文化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哲学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最为著名的是语言哲学的转向和“现象学运动”。这两股哲学思潮改变了以往的哲学进路，而且主张超越近代的唯物与唯心的“二分哲学”。因此，现代哲学家在反观近代哲学的时候就会“居高临下”。也正是因此，他们在评价恩格斯哲学的时候，往往会“全然否定”恩格斯哲学，认为那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梦想”。第三，20世纪中期的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谈及恩格斯必有马克思”的做法，进而把视角转向作为独立个体的恩格斯个人。因此，对他们来说，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也就“仅仅”是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无须关联到马克思。即使全盘否定了恩格斯哲学，仍然不影响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正确性。第四，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如此，始终少不了他们对“人”的重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危机感和幻灭感又一次加深。“人”又重新出现，成为了时代主题。而在他们看来，恩格斯哲学忽视了人，恰恰是一种“人学的空场”。基于这样的预设立场，他们否定恩格斯哲学也就在所难免。

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

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联。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揭露其“暴行”，把所有的政策失误都归于他。这种对待斯大林的非科学的态度，使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产生怀疑。而西方各国以人本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就越来越多。20世纪60年代，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顶峰。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下兴起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他们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一思潮试图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其实质是对恩格斯哲学路向的某种程度的回归。”

辩证法方面。阿尔都塞指出：“虽然恩格斯有惊人的天才，但他的思想还是无法与列宁相比。通常他只是把这些并列在一起，而不是把它们放在统一的关系中去思考。”阿尔都塞没有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进行责难，但是他认为恩格斯虽然是一个天才，但还是缺少“联系的”哲学思想，也没有摆脱那种实证的方法。科莱蒂在《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中指出：“然而对恩格斯来说——独断论这个词天生地（完全地）与形而上学连接在一起的——这段论述以一种歪曲的意义呈现了出来：导致形而上学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科学。因此，为了剔除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就必须要反对无矛盾的科学思维。”“然而，对于恩格斯来说，科学非矛盾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而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逻辑则是新‘科学’的逻辑。”科莱蒂认为恩格斯把辩证法和无矛盾原则弄反了。作为科学标准的无矛盾原则被恩格斯当成了形而上学，作为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被恩格斯理解为科学的方法。因此他认为恩格斯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本体论方面。阿尔都塞在《列宁与哲学》中指出：“他从未真正摆脱《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证主义主题。因为尽管他提倡对哲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但对他来说，哲学必须消失，因为哲学不过是‘工匠的实验室’，过去科学所必需的哲学范畴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形成的。这些时代已经过去了。哲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阿尔都塞指责恩格斯没有摆脱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恩格斯来说只不过是“工匠的实验室”，最终是要超越哲学的。随后，阿尔都塞又指出了恩格斯关于哲学的研究对象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哲学的对象是纯粹的思想，那么恩格斯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者”。科莱蒂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同柏格森的哲学一样，虽然目的、形式、纲领完全不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核心，就是对理智与不矛盾原则的批判。

认识论方面。阿尔都塞说：“恩格斯的确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史上的一个事件的形成条件之一：准确地说，就是理论革命。我们看到，只有建立起认识史上出现的理论事件或事实的概念，才能够建立认识史。”阿尔都塞肯定了恩格斯在认识史上所作的贡献。但同时，阿尔都塞又指责恩格斯在认识对象概念上的含混不清，他经验主义地把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混为一谈。科莱蒂仔细考察了黑格尔和恩格斯的哲学。他认为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因一个深刻的矛盾而分裂和断开；它的‘方法’和‘系统’永远是相互冲突的”。而恩格斯恰恰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个矛盾，即思维与存在同一说。因此恩格斯的认识论也只能是矛盾的。

总的来说，第一，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也有诸多微词，但相比于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否定还是有所转变。这也算是对恩格斯哲学的一种回归。尤其是阿尔都塞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其中不乏很多对恩格斯天才的夸赞。第二，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大多是从恩格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着眼。在他们看来，恩格斯的研究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两个领域。恩格斯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都少不了科学的痕迹。第三，虽然同样是对恩格斯哲学的不同声音，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却存在着尖锐对立。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认为恩格斯割裂了黑格尔同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的联系，使得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实证化。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批判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错误的“物质辩证法”，使得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失去科学性。

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如此评价的原因。第一，对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否定。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有着莫大的关联。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以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思潮而出现。这种反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思想也反映在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上。表面上他们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否定恩格斯哲学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但是实质上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第二，“弃恩保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诸多不同，但是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因此，在遇到理论问题时，他们就会修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缘（恩格斯哲学）而免于核心（马克思哲学）被修改。正如逻辑实用主义者蒯因所言：“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认为是真的，如果我们在对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第三，科学的发展以及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考察。科学的巨大发展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所有的学科都必须经过科学的检验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哲学的处境就显得尴尬，脱胎于哲学的科学反过来成为哲学的标杆。而恩格斯作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双重身份，同样影响了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第四，对形而上学的否定。恩格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也是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必须摒弃其中的形而上学的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评价的“理论之困”与“理论浮夸”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进而转向社会主义寻求出路。但是他们在积极寻求出路的时候又遭遇接连失败。面对这样的失败，他们开始对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由此形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恩格斯哲学时主要是基于对恩格斯文本的阐述，同时与马克思进行局部的差异对比分析。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恩格斯错误地把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得出自然辩证法。其次，恩格斯缩小并弱化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就导致“人”在恩格斯哲学中地位的下降，同时，“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无限创造性得不到保障。这也为后来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打开了一扇大门。再次，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全然否定恩格斯哲学。同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始终离不开马克思，始终是以马克思为基点的。最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没有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文献有限。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总体上不关注文献考订法。这也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办法真正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开的原因之一。

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科学和工业技术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大多数人的幸福。“特别是在二战后⋯⋯以‘消费主义’为主要标志的人的存在方式大行其道，乃至从西方逐步流行而为世界其他地区所接受。但反过来，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以各种形式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种存在方式是人所需要和应有的存在方式吗？人处在这种存在方式下真的非常幸福吗？人能否继续按照这种存在方式继续生活下去？这种存在方式会把人带到哪里？我们是否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人究竟如何美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必然性与现实性何在？”他们越来越关注人本身、人的生存状态。这种战后的反思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推向高潮。首先，他们研究恩格斯哲学不仅局限于对文本的思想阐述，还把恩格斯哲学思想放在一个哲学系统中进行分析。他们评价恩格斯哲学时着重关注恩格斯哲学体系的整体性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其次，他们全然否定恩格斯哲学，认为恩格斯哲学体系是一种形而上学，或者在恩格斯那里是根本没有哲学的。当然这与现代哲学要求超越近代的唯物与唯心的“二分哲学”也有一定关系。最后，他们以一个解剖者的视角，把恩格斯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来。虽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20世纪50年代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提出了恩格斯哲学中“人”的问题，但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的角度来提出的，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存在”的角度提出的。

20世纪60年代，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而产生。首先，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价值维度，更具有科学维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时，也算是对恩格斯哲学的一种回归。正如王雨辰强调：“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本质是既要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又要反对决定论、目的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力图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职能的关系。”阿尔都塞在研究恩格斯哲学时常常对文本进行“症候式阅读”。其次，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对恩格斯哲学持批评态度，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认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其中不乏对恩格斯创造性的肯定。最后，他们对恩格斯哲学的评价都是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入手。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样对恩格斯哲学进行了批判，但是其内在逻辑却存在很大不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恩格斯割裂了黑格尔同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的联系，使得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实证化。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错误的辩证法，使得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恩格斯的批判更多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异彩”的理论，即预设恩格斯的思想是自己理论的对立面，通过否定对方的方式来肯定自己。比如，为了展示自己的“人本主义”，预设了恩格斯的“自然”是脱离了人的实践的，并片面强调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这带有夸大色彩。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基础上的，这两者构成了统一的现实，需要统一的科学解释。马克思将社会和自然都纳入辩证法体系中，即使他认为自然辩证法发展得“不如”社会辩证法充分和完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自然辩证法。另外，对于恩格斯来说，我们对于自然的理解是辩证的，通过人的实践才成为可能的，包括科学技术所引入的实验方法。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正契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恩格斯通过“自然—社会”之间的联系构建了自然的辩证概念，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导致了自然的再生法则和可持续发展法则的破坏，从而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而这些恰恰是来源于人为地割裂自然现实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关系。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对恩格斯哲学评价的历史演变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变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化。这三大流派中，反对恩格斯哲学的代表人物表面上站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但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与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始终没有摆脱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倾向。因此，他们批判恩格斯哲学的理论完全适合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评价：“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反观对恩格斯哲学展开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理论上的“浮夸”，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因其“实践”的严重不足。批判恩格斯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生动实践，难以摆脱小资产阶级立场，缺乏对唯物史观的透彻理解，从而在理论上肆意浮夸、编造和进行理论恫吓，最终必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成为历史的尘埃。如此，通过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恩格斯哲学的态度，我们反而能够进一步挖掘出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理论深度、丰富内涵和顽强生命力。（注释略）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11月上